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里，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20世纪初胡适的《先秦名学史》、40年代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名辩思潮的批判》以及赵纪彬的《先秦逻辑史稿》，都不同程度地在逻辑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上开辟新径。温公颐在《先秦名学史》书序中对于胡适参鉴西方逻辑学的比较方法、突出墨家名家学说的侧重和解释原典的独特见解都予以高度评价。汪奠基认为，“郭沫若《名辩思潮的批判》给我们开辟了一条研究‘名家’学说的新道路。”[※注]

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逻辑思想史学界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排除一些中国逻辑思想虚无主义者的质疑，树立中国逻辑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应有地位。尽管从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进行整理发掘，但毕竟势单力薄，怀疑“中国有逻辑思想”的论断常常充斥着学界，这些反对的论调或以诡辩的逻辑错误为由，否定先秦名辩思想家的逻辑理论的价值；或以西方逻辑作为逻辑学的普遍形式和范本，取消中国逻辑学的独特个性，甚至否定中国逻辑学的存在，不同程度地干扰了逻辑思想研究工作的开展。针对这些不同的声音，当时的逻辑史研究学者一面进行了学理上的有力回击，一面对中国古代逻辑学方面的丰富遗产进行全面清理，并重新规定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60、70年代，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工作受到大的背景和风气的影响，和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思潮的冲击和干扰，走过一段弯路，但总体上不能抹杀这一开拓时期所奠定的基础和成就。除《墨经》、公孙龙和韩非等专题的研究外，系统的研究成果有：周文英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和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基本上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最高成就。并且，汪著率先给出中国逻辑史的定义，对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内容、范围和任务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指出既要认识到中国逻辑史长期以来和哲学史、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现实，具有与伦理规范、政治逻辑和语言文字有着密切历史关系的特点，又要结合逻辑思维规则发生的历史土壤，在哲学思想、认识论乃至自然科学的史料中总结中国逻辑发展的规律、规则和系统，而不是将逻辑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盲目对立起来。这些论断直到现在仍然对中国逻辑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可以说，这30年的发展充分肯定了中国逻辑思想史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基本奠定了其在学界的合理地位。1980年，学界成立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同年12月中国逻辑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中国逻辑史的建立阶段初步完成。但由于这一时期许多工作刚刚起步，对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内容、性质和方法等问题并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界定和认同，以西方逻辑学的范式框架研究中国逻辑学的范围的情况还比较普遍，逻辑学史基本上还划定在中国哲学史旗下，逻辑学命题和政治学、语义学命题也常常混为一谈，名、辩学和逻辑学之间关系也不甚清楚，这些中国逻辑学建立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成为学者们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这一时期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主要特点为：以西方的形式逻辑体系的概念和问题为模板，框架中国逻辑学的结构；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实际上依托认识论的研究而进行，以杜国庠的《为什么逻辑离不开认识论》（《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一文为典型代表。

不少学者开始反思和总结30年发展中的问题，第一次比较集中的讨论是在中国逻辑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后收入论文集《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其中专门讨论中国逻辑史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等的文章就有12篇之多，此外，崔清田的《有关中国逻辑史研究对象等问题的不同观点简介》对30年来的相关研究讨论做了详细的分疏工作。这次承前启后的会议不仅总结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已有成果，也为80年代以后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此后的10年（1980—1990年）中，不断有中国逻辑思想史的学术史著作问世，如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学会编写的《中国逻辑史》（5卷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1991年版）、温公颐的《先秦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培育的《先秦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孙中原的《中国逻辑史》（先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杨芾荪主编的《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温公颐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都对中国逻辑学史的任务和范围作了更进一步的规定，巩固了前30年来取得的成就。《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逻辑》条正式将中国逻辑学列为世界三大逻辑学传统之一，与古希腊逻辑和印度逻辑并列。

90年代开始到20世纪末，逻辑史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研究方法上逐渐摆脱意识形态和认识论的框架，中西比较方法的运用也更为成熟，研究的问题更加深入，视角更加多元，中国逻辑学的研究向纵深发展。这一时期在前人已有的成果基础上结合现代数理逻辑、辩证逻辑和自然逻辑等研究成果，更有突破，既不乏通史式的宏论，又能侧重于细小问题的探究和阐发。可以说，无论在中国逻辑史的纵向研究还是基础逻辑学、应用逻辑学各支学科的横向支持上，逻辑学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研究中国逻辑学的学人辈出，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综合方面的主要有：张晓芒的《先秦辩学法则史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周云之的《名辩学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崔清田的《名学与辩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董志铁的《名辩艺术与思维逻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张忠义的《中国逻辑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和李耽的《先秦形名之家考察》（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逻辑学队伍中，主张名辩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逐渐有独立发展的态势。

中国逻辑史学界是一个善于不断反思和总结的学术团体。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史学界的重要学者都写过反思和总结的综述、述评文章，到21世纪初，百年来关于断代学术发展或专题的回顾和总结的文章就多达数十篇，这对21世纪中国逻辑史的发展方向和未来都是一种动态的贡献。21世纪伊始至今，中国逻辑学的研究新老问题迭出，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但在中国逻辑史学界，学者们的应对和解决都更加成熟稳健，老问题也不断得到新的解答。比如，对于中国逻辑学的范围宽窄的老问题，已经由统一思想到百花齐放，既包容那些要求“纯粹逻辑”存在的思路，也欢迎逻辑结合文化的视点加以研究。其间主要综合性的成果有：温公颐、崔清田的《中国逻辑史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周文英的《周文英学术著作自选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周云之的《中国逻辑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崔清田的《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先秦，但唐代因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兴盛也是中国逻辑学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以下按具体的专题分述之。

一 《墨经》研究

现在被视为后期墨家作品的《墨经》代表了先秦时期中国逻辑学水平的最高成就，因此也最受研究者关注。50年代中期，沈有鼎在《光明日报》上连载的《墨经的逻辑学》[※注]，考证精审，辨名析理，是《墨经》逻辑研究的经典之作。其他如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任继愈的《墨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思想史料分析》（中华书局1961年版）、罗根泽《与张默生先生讨论名墨书》（《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以及这一时期出版的逻辑史、哲学史和思想通史的相关章节中，也有讨论。总体数量上乏善可陈，且内容不少为介绍性的。从70年代末开始，情况发生了转变。80、90年代，《墨经》的逻辑学研究水平大大提高，硕果倍出，并带动《墨经》的整体研究向前推进。[※注]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墨子后学逻辑思想的体系认识逐渐成熟。50年代前，伍非百（《墨辩解故》，中国大学晨光社1923年版）根据《墨经》文本顺序列出一个“《辩经》目录”，分“释故”、“正名”、“明辩”三编建立《墨经》的思想体系，但受到条目移易过多和粗略烦琐的质疑，随后杨宽《墨经哲学》（正中书局1946年版）又分十五类归类《墨经》的内容，配合少量移易条目，划定墨子后学的逻辑体系。50年代后，詹剑锋的《墨家的形式逻辑》与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分经为八章、二十章，也受到牵强附会的批评。[※注]相比伍非百的三编，其他更像是《墨经》知识论的体系。这种划分符合原文，与文本叙述、编制逻辑能大体一致，但也牵制了《墨经》逻辑思想前后的互相阐发和解释，相比之下，属于初步的整理工作。詹剑锋《墨经的形式逻辑》，虽在考证方面学者颇有微词，但其基于《墨子》全书，已经初步总结出《墨经》的一套逻辑系统。周云之、刘培育的《先秦逻辑史》已明确以《墨经》中“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为纲领来统率《墨经》的逻辑思想，并逐渐得到学者的认可，温公颐《中国逻辑史教程》、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周云之《中国逻辑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6册，人民出版社1982—1989年版）和庄春波《墨学与思维方式的发展》（中国书店1997年版）等都沿用这一框架，它既区别于西方形式逻辑的概念，又具有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普遍性，比较符合《墨经》逻辑的实际。

同时，也有学者借用“名辩之学”的划分，将墨学归为辩学，如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同样按名辩学划分的还有崔清田主编的《名学与辩学》，其按照辩学的内涵、特征、原则和体系来建构《墨经》的逻辑体系，虽然其中着重强调了文献历史语境的加深对逻辑思想的理解的意义，但具体分析中仍不可避免地借鉴了西方的形式逻辑的意涵和语汇。

其次，《墨经》四篇具有大量古代自然科学的文字记录，具有“隐微难懂，言此意彼”的特点，且经、说错简讹误繁多，字义模糊，严重影响到对其逻辑思想的研究，因而，随着《墨经》、《墨子》文字训诂和版本校订方面的著作不断问世，对《墨经》中逻辑概念的释析和讨论越来越多，对逻辑体系整体的理解也大为提高。沈有鼎的《论〈墨经〉四篇的编制》、《〈墨子经上、下〉旁行本始于何时？》两篇论文（《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谭戒甫的《墨经分类译注》（1957年稿成，中华书局1981年版），周云之的《墨经校勘、注释、今译及其研究——墨经逻辑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姜宝昌的《墨经训释》（齐鲁书社1993年版）等对于《墨经》的训释都有重要创获。不少学者还就《墨经》中的类、故、理、止、辟、侔、援、推、名、实、意、端等概念及其逻辑范畴的演进进行深入的探讨，进而讨论其所在命题的意涵和对于《墨经》体系的意义。

再次，《墨经》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多样，产生了不少的成果：朱志凯的《墨经中的逻辑学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周昌忠的《先秦名辩学及其科学思想》（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任继愈的《墨子与墨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徐希燕的《墨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谭家健的《墨子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杨俊光的《墨子新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孙中原的《墨学通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邢兆良的《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孙中原《墨子及其后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等。单篇论文中讨论《墨经》的类比，《墨经》对周延的认识问题，对形式逻辑定律思想的表述，其“三物”的基础，“同异交得”的逻辑规律，以及“杀盗非杀人”的命题，都激起学者们很大的兴趣。比较分析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墨经》的研究，《墨经》中的逻辑概念不仅可以与名家学派的逻辑概念相比较，还可以与其他诸子的思想相对照，与不同文化形态中的因明学、西方逻辑的同类概念相比较，所同所异凸显了墨学逻辑学说的普遍意义和独特性质。此外，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等方法的适当运用也对墨学逻辑学的发展大有裨益，只是应当注意其适用的范围，避免削足适履、弄巧成拙。对墨子后学和当时的名家辩论，以及他们对谬论和诡辩的批判的研究，也促进了人们对《墨经》产生背景的进一步认识。

最后，学者们也在不断反思《墨经》逻辑研究自身，墨辩逻辑的基础、研究方法、发展进程、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在反思中提高，也就是所谓“墨学学”正在兴起。[※注]另外，一些墨学家或墨学史家，如汪中、孙诒让、郭沫若、梁启超、胡适、章太炎、沈有鼎、栾调甫等人也作为研究对象被纳入逻辑史的范围之内。蔡尚思主编的《十家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将墨学大家们的论墨文章编辑在一起，是研究墨学和墨学学的重要资料之一。

二 惠施、公孙龙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惠施、公孙龙的研究都不太兴盛。关于惠施的研究，90年代以前的论文不过十数篇，直到1991年，才有一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杨俊光《惠学锥指》问世。公孙龙的研究稍胜一筹，也不过几十篇，专著也不甚多，主要有谭戒甫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庞朴的《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屈志清的《公孙龙子新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栾星的《公孙龙子长笺》（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杨俊光的《公孙龙子蠡测》（齐鲁书社1986年版），胡曲园、陈进坤的《公孙龙子论疏》（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杨俊光的《惠施公孙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周云之的《公孙龙子正名学说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等。

惠施、公孙龙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除校释考证外，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逻辑学和哲学认识论问题上。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前，它们还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诡辩是否属于逻辑史的研究对象”。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写道：“白马、坚白的辩难，虽有所囿而不能服人之心，但是单从逻辑概念的具体性质上来说，这些分析在当时还是直接属于逻辑范围的研究，绝不是全属反逻辑的诡辩。”[※注]这说明了虽然他肯定公孙龙学说逻辑史研究的史料意义，但对于诡辩是否是逻辑问题还是持怀疑态度的。杜国庠在《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想》一文中认为：“公孙龙的逻辑思想，虽因他的观念论哲学而发生了重大的缺陷，但其采取逻辑的态度及其正名实的法则所包含的真理，对于先秦名辩，颇多贡献。”[※注]高明光认为，公孙龙的学说不能逃脱诡辩的归宿，但不失辩证的因素。[※注]杨俊光明确肯定说：“‘诡辩’不是一个‘哲学’的概念，而是一个逻辑学的概念。……‘诡辩’是一种反逻辑的‘逻辑’。”[※注]（《略论公孙龙的逻辑思想》，载《中国逻辑史研究》，第190页）正如李存山所说，惠施、公孙龙在逻辑史上的地位已经逐步地得到承认。[※注]

公孙龙的研究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沈有鼎提出“两个公孙龙”假说和真假《公孙龙子》的问题。现在学界基本承认庞朴的看法，认为除《迹府》外，其余五篇均为公孙龙的作品，因此，这五篇常常都被作为公孙龙逻辑思想的史料。在逻辑学方面，“白马非马”的命题是研究公孙龙经久不衰的热点问题，惠施的“历物十事”也被一解再解，公孙龙的“离坚白”和惠施的“合同异”常常作为名学的两面被联系在一起。在方法上，辩证逻辑在诡辩的分析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外，在研究先秦名家逻辑学说的前后勾连时，惠施、公孙龙的逻辑对儒道名学的吸收和拓展也得到了肯定。[※注]

三 荀子研究

荀子的正名学说作为先秦儒家正名学说的总结和集大成者，有着明显的政治伦理的倾向。尽管如此，并不能掩盖荀子《正名》篇集中讨论名实问题对于逻辑学发展的贡献，正如杜国庠所说：“荀子的见解，一方面继承了孔子正名主义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明显地表现出他对于逻辑方面的兴趣。”[※注]总体来说，对于荀子正名的逻辑学研究，近30年来讨论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荀子正名思想的逻辑体系，二是对荀子正名逻辑的地位的评价问题。各家对荀子正名的逻辑思想都能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总体评价分歧不大，这也意味着对荀子的逻辑思想研究较少突破。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中尚未明确表示荀子的正名理论已经自成逻辑体系。1988年，周云之已经充分肯定了荀子有关正名的三个基本理论“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结构”。[※注]随着研究的深入，基本形成两派看法：一种认为，荀子逻辑思想是以名为中心，以名、辞、辩说诸种思维形式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它不仅说明名、辞、辩说的原则、形式和作用，而且还阐明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温公颐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教程》）；还有一种，区分名学和辩学，分别阐述其思想体系，认为其正名学说主要包括“所为有名”、“所缘而以同异”和“制名之枢要”三者，表达制名的缘由、根据和原则；荀子辩说吸取了墨家“类、故、理”的范畴，明确辩说的道德标准和方法，批评“三惑”的学术偏见和逻辑错误（如周云之主编《中国逻辑史》）。这两种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但对荀子正名逻辑的具体阐发上没有根本的不同，只是前者比较一贯，后者更为清晰。

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荀子的正名思想的不足和局限。作为逻辑学说，其“制名之枢要”方面真正发展了先秦的逻辑学说，是荀子创造性的发现，但不能据此判定荀子的逻辑思想的贡献超过了墨子后学，更不能认为荀子是先秦正名逻辑思想的集大成者。[※注]这一中肯的评定基本奠定了评价荀子正名学说的主调。此外，有学者认为，荀子正名学说在名辩思潮中实现了从政治范畴向逻辑学和认识论范畴的重要转向。[※注]但由于荀子正名学说本身的特质，21世纪以来，对于荀子正名学说逻辑路向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偏重于其伦理政治和语言哲学的方面。

四 因明学研究

因明学自唐代在中国大兴，但由于因明学自身精微难学及其他种种原因，至明代已几乎终绝。到20世纪初，一批学者推动弘扬，不遗余力，才有了一段短暂的复兴。改革开放以前，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如吕澂的《佛家逻辑——法称的因明说》，虞愚的《印度逻辑推理与推论式的发展》，但总体上仍然处于低谷。80年代以后，因明学被列为绝学得以重点恢复，由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努力，因明学才有了重振的趋势。[※注]应该说，这个时期是因明逻辑学的重要发展时期。除典籍注疏、义理阐发、因明发展史、国外著作译介等，在因明逻辑方面，大陆地区陆续出版了三种因明逻辑方面的论文集：刘培育、周云之、董志铁编的《因明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刘培育、崔青田、孙中原编的《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刘培育编的《因明研究：佛家逻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这三部论文集是近30年来研究因明逻辑的大体成就的重要代表。《中国逻辑史》（唐宋卷）和《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也都属于因明学的研究成果。此外，石村的《因明述要》（中华书局1981年版）、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版）、《佛家逻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郑伟宏的《佛家逻辑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沈剑英主编的《中国佛教逻辑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周文英的《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志强的《佛家逻辑比较研究》（香港新风出版社2002年版）和张忠义的《因明蠡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都是这一时期涌现的新作。

到目前为止，因明学在中国的研究大体包括古因明、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的逻辑体系，因明学与中国名辩学的比较研究，因明学与逻辑学（尤其是形式逻辑）的比较研究，藏汉因明的比较研究和因明学史研究等几个方面。长期以来，以西方的逻辑概念和架构来解析因明学已经成为因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由此，也引申诸如陈那三支式是演绎推理还是仅仅是类比推理等问题的争论。因明学史研究方面，对于因明学的喻、过、同异品等概念，“因三相”、“九句因”等问题，定义理论和关系理论等都在探讨之中。因明学的研究对于语言和思维的训练和素养都具有较高的要求，多重局限使得我国的因明学发展步履维艰，在资料的运用和方法的创新上尚有很大的空间，但随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因明学研究必将“不再寂寞”。[※注]

当然，中国逻辑史不仅仅包含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现代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早已经延伸到孔子以前和当代，这在已经问世的几部中国逻辑学通史著作中都有所体现。但就先秦而言，今文《尚书》的逻辑学研究也被纳入中国逻辑史的范围之中，而孔、孟、老、庄、韩、孙等诸子的逻辑学方面的思想也被广泛探讨，其他如两晋时期的连珠体，乃至天文、宗教、医学、农书中的逻辑学资源不一而足，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