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二 禅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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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哲学研究200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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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宗派佛学是中国佛教哲学的顶峰，但相对于佛教史的研究，对佛教宗派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较为消沉。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至现在，以禅宗、天台宗为代表的佛教宗派研究极为兴盛，出现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其中不乏具有较高思想意义与学术价值的学术精品。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佛学研究的主要成绩体现在宗派研究上。其以为，智顗通过《法华经》“会三归一”之说，对南北朝地域差异性佛学予以了综合，建立了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这“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的出现”，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以后的宗派佛学都必须正视智顗的理论体系，故智顗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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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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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 佛学 吕澂 佛教 中国佛教 禅宗思想 学界 佛教宗派 思维方式 教派 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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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禅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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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宗派佛学研究的兴起与“佛教中国化”的议题有关。随着中国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成为80年代学界思考的核心问题。但困惑的是，一方面，传统文化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遭到很大破坏，亟待恢复，另一方面，现代化建设要求与之匹配的新的价值观，而这需要建设，并非拿来即得。这样，传统文化在理论上似乎处于尴尬角色。为摆脱此窘境，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转化也就成为当时学界的普遍理论致思。就佛学研究而言，相对于吕澂、汤用彤等的“纯”佛学研究，80年代以来的佛学研究者乃是将中国佛学视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佛学有其价值。佛学的这种价值不是其作为宗教的价值，而是其作为传统文化的价值，这体现在中国佛学所包含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上。如此，中国佛学虽然是有着“佛学”这一宗教的身份，但“中国文化”的“文化”身份更加凸显出来。基于这样一种思路，研究中国佛学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故对佛学的“中国化”问题的思考成为学界主导，宗派佛学的重要性就此突出。作为最中国化色彩的佛教宗派，禅宗首先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在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禅宗研究一开始兴起于文史界，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的一种，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推出伊始，即以其清新流畅的风格而颇受欢迎。不过，虽然文史学者在叙述手法上有其优势，但真正对禅宗这一宗派做系统、实证研究的还是来自于哲学界、宗教学界。作为王志远主编的“宗教文化丛书”的一种，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是学界最早推出的一部系统的、全面的禅宗思想史，该书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描绘中国禅宗思想的封建时代形成、发展、变质和衰落的基本线索，探索这一全过程的历史规律和内在原因”，尤其是对学者较少关注的宋以后禅宗思想的演变予以了重点介绍与分析。作者对禅宗的态度是理性的分析，一方面肯定了唐五代禅宗的思想解放意义，另一方面也对宋以后禅宗的意识形态化予以了批评，以为“它的直观内省思维方式和‘成佛作祖’宗教理想容易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巩固和加强统治的工具”。正是基于对禅宗思维方式的反思，作者对禅宗思想的肯定是“部分”的，这为其后来转向更具思辨色彩的天台宗佛学研究埋下了伏笔。现在看来，潘氏之著是有其相当的思想与学术价值的，但本书的出版发行渠道似乎限制了其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紧随《中国禅宗思想历程》出版的是杜继文、魏道儒合著的《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在当时即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也仍然是禅宗研究方面的重要参考文献。《中国禅宗通史》（下简称《通史》）的出版虽稍后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但其对禅宗思想的反思更为系统、彻底，同时也更具有宏大的视野。《通史》作者思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下，在现代西方禅宗热的情形下，作为传统思想的禅宗的意义，这决定了其同潘著一样，关注的核心也是“禅宗思维方式”。《通史》指出，禅宗不崇拜任何偶像，不信仰任何外在之神与天国，唯一信仰的是“自心”，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如何理解禅宗这样一种思维呢？《通史》还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思考，以为此乃是社会形态的产物，尤其是其很特别地将之与流民——失去土地的流动农民联系起来。流民制造了游僧，“北方的游僧即是禅宗先驱者的社会基础”，后来游僧南下，逐渐分化为农禅、官禅，南宗的胜利即标志着农禅的胜利。在作者看来，禅宗自由、独立的气质与批判品格都是基于农禅形态而生的。至于两宋禅宗，则有着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元代之后禅宗的衰弱的社会根源在于农民、士大夫阶层失去人身自由。显然，《通史》将禅宗的发展与某一社会阶层联系起来的做法是大家手笔，有很大的解释力，相对于学界普遍的的口号式表白，《通史》真正将神学问题落实为人学问题。基于此，《通史》在考察禅宗思想时，否定了胡适先生的“神会革命”说，通过调停《金刚》与《楞伽》的空、有之争，强调《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论实为禅宗的理论基础，禅宗的诸派均由《起信论》的构造体系演绎出来。至于禅宗的思维方式，在其哲学的理性思考之外，还有非理性，这也牵涉到禅宗对神异的态度。《通史》对禅宗精神取向的总体理解是：内省式的深邃与清谈的消沉。故对禅宗的价值定位是：禅宗是非理性主义的，是中国主静文化的代表，不无其积极意义，但“禅宗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文化，主静也成不了文化的主流”。显然，这样的断语代表了作者对禅宗思维方式的评价。
这一时期重要的禅宗研究著作还有：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洪修平、孙亦平《惠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邢东风《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在对禅宗思维方式的反思之热消退之后，实证性的禅宗史研究成为学界主导。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与《宋元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系列“断代史”的形式将禅宗史的实证性研究深入推进。作者禅宗研究的一个基本立场是，禅宗的兴起是佛教中国化深入的表现，禅宗实乃佛教玄学，这样的理解主要基于禅宗人士对禅法之旨的表述。而具体的研究框架的设置则体现在对禅宗地理分布及其外护与禅宗发展关系的考察上。在考察唐五代禅宗时，作者以为，“禅宗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得到藩镇节度使、中央委派的流动性的观察使、州刺史为首的地方军政官员的支持，五代时得到某些割据王国的优遇”。故其对禅宗地理分布的研究不是独立的，而是指向禅宗的“政治”性——作为供养阶层的“外护”。如果说《通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突出的是禅宗人士自身的“阶层”分析，那么《唐五代禅宗史》强调的乃是“外护”的地理分布。这样一种外缘性的处理乃是符合作者的意旨，即将禅宗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需要说明的是，作者通晓日文，对日本佛学颇有研究，故能较大程度上吸收日本学界的成果，使得其研究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禅宗研究理论方法进行探讨。龚隽的《禅史发微——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三联书店2006年版）注重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框架，力图给出一套新的禅思想史的叙述，虽其所论不限于作为宗派的禅宗，但对禅宗研究很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其《中国禅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也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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