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思潮产生都可以从特定的社会存在中找到根源。社会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可以一般地解析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社会思潮产生的经济条件是一定社会阶段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的性质以及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状况。生产力水平是最为根本的决定性条件。但它的决定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中介，间接、曲折地得以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的调整过程对社会思潮产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社会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往往是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进行调整的时期。比如，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受阻，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中国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这一时期，各种思潮也纷纷涌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通过对生产关系做适当调整，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社会思潮也非常活跃。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当一个社会存在多种所有制时，社会思潮的表现就十分活跃。政治、文化条件也对思潮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

这些条件表现在不同的社会思潮的产生上，又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对民族主义社会思潮来说，产生的主要社会条件表现在带有经济、政治双重色彩的国内社会生活实践的变化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中华民族百多年来在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所形成的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条件。

1.民族主义的历史记忆

一般说来，“民族主义”是西方语境内具有所谓“现代性”意义的产物，被学术界认为是19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近代之前的古老的中华民族历史上虽然没有所谓西方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完全不具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在各民族的聚合过程中，在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局面的过程中，历史的、神话的、宗教的、语言的、文学艺术的、政治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经济的联系，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厚心理积淀。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民族观念，古已有之。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遭遇、深重的屈辱与挫折，使中国人有一种积淀于心理深层的情结，一种被人们称之为‘强国梦’的情结，希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舒解百年来的民族压抑，并对祖辈与后世有一个交代。”[※注]近代以来，中国遭逢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巨变，外忧内患，强烈地催生了人们的主权意识。可以说，中国人的近代国家意识正是伴随着国家独立与主权意识的高扬而逐渐形成的。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先觉者已经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自主与主权的问题。

清末维新派和我国在外留学生最早将“民族主义”一词引入中国。梁启超在文章中对“民族主义”作了引用。在清末，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爱国志士，都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并把民族主义与解决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在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和政界有着相当的影响。主权意识的增强，推动了拒俄、抗法、抵制美货、保矿、保路等运动的高涨；民权意识的增强，促进了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展开。这些运动汇合在一起，终于推翻了丧权辱国的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中华民国”的诞生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当时所面临的命运，内外交困，民族危机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整合了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以推翻“三座大山”为中华民族根本解困方案，成功地解决了中华民族独立的问题。

一百年来中国的一切变革进步，汇聚成了民族复兴的运动，演绎着争取民族国家富强独立的百年主题。许多人都认同这样一个判断，“不论在文化取向上如何不同，或走向了哪一极，如‘五·四’后不论是取西方价值体系或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在民族国家的主权或发展这一点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分歧，始终是共同的目标”[※注]。民族的文化记忆本身是民族意识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维持和发展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础。近代历史中，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屡战屡败，最后到了民族灭亡的边缘。然而即使是在中华民族最为危机的关头，中国人民并没有丧失民族的自信，没有绝望、没有放弃。当中华民族在多年的“文革”结束后，调整了国家大政方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激情满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民族崛起的脚步震动了世界，国际上一些势力遏制、诋毁中国发展的步伐也在加速。这样，中华民族久藏心底的历史民族国家意识的历史记忆自然而然地被引发，通过诸多事件得以表达。由于这些事件既有包括民众的爱国行为，也含有一些人的理论呐喊，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交响。

2.国内社会生活实践的新变化

在不断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中，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能动地从存在世界中发展自身的认知水平，进而形成一个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并将利用这种经验的体系去“改变世界”。社会生活实践的不断变化，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经验体系也在发生着变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发生也无法脱离其产生的时代规定性。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生长的又一个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这一时期，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处于不断的交汇、冲突、震荡之中，新旧交叉、中外碰撞，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既充满生机又复杂混乱的面貌，构成了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幅色彩斑斓的时代全景画。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推动了社会生活领域的深刻变革。各种观念体系在中国大地上蓬勃涌动，在新的角度上反映发生在社会生活领域内的深刻变革，反思中国人走过的这一不平凡的世纪，反思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方方面面，并以新的目光衡量这个全新的世界。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潮以重估和批判的角度在言说中国、讨论世界。它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些具体的现实的存在：通过经济上的改革，中国开始向着富强的道路迈进，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也遇到了一些具体困难；面对世界，机会和挑战并存，随着时间的推移，挑战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突出。面对外来压力，需要整合内部矛盾和冲突，而内部冲突主要表现在利益的分化上。利益分化导致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政治要求。由于中国处于严重的外部压力之下，国内不同的利益和政治思想在维护国家、民族共同利益的时候，产生了要求达成基本的一致，而一致性则是一切类型民族主义的题中之意。

国内政治社会化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形成诉诸大众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语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为政治社会化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的发展，使中国人越来越全面、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的面貌，破除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有意识制造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神话”。国内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提高了乡村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水平；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也为人们全面、客观了解农村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要求。大众传媒大范围地传播了政治知识，即时传播了政治事件；互联网实现了突破时间和地域的界限提供信息的可能，实现了远程交流和“陌生人”交流的可能。通过多种传媒，各方人士实现了直接沟通，使得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层思索在各层面得以展开。

中国与所有国家一样，社会成员对本国与本民族利益的关注是一种自然的合理的要求，而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世俗化，使现有的国家意识形态更能容纳民族主义利益的表达与诉求。这种情况反过来，也使民间的民族主义的诉求较之过去可以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来加以表达，从而减少了对于其他话语系统的借助。

3.不合理的国际利益格局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具有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意味，这倒不是人们有意模糊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而是与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分化演变有关。这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深刻原因。

15世纪以前，人类在各自民族和国家范围内发展，彼此间交往甚少。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纷纷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一方面加强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联系，把它们都卷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另一方面又通过殖民化使大多数民族边缘化，远离发展的中心，成为落后地区。

20世纪中叶，中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任务，从民族危机中解脱出来，中华民族重新找回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开始了民族复兴的新历程。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始终伴随西方“和平演变”凌厉的攻势，在与西方发达国家交流、合作、竞争、较量的过程中，利益分化加深，矛盾加剧。有学者指出，“与西方一样，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是现代的产物，确切地说，是现代性的产物。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在西方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自发自然地产生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冲突中被动地产生的”[※注]。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潜在的大国的迅速崛起，引起在世界资源分配格局中已经拥有丰厚既得利益的西方大国的疑虑不安。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强大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将会在争取与这种生活水平相对应的能源与其他经济资源方面，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与压力。这就使某些西方国家在这种政治利益思维的影响下，开始了对中国的遏制。在他们看来，冷战的结束，中国作为对苏联扩张主义政治势力的抑制与平衡因素，已经变得没有利用价值。这种把中国当作抑制对象而加以排斥的做法恰恰激活了中国人近代以来积淀的深厚民族主义情绪。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利益格局中的冲突更加明显。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上，西方社会的制度结构和价值观念曾经对中国社会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在那个时候，虽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与西方是敌对的，但具体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具体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并不频繁。在当时的情况下，西方之于我们，主要是作为一个令人羡慕而又非常遥远的模仿对象存在的。在那个时候，西方之于中国人就意味着发达的物质、充满活力和理性的精神、严谨而合理的制度安排、高级的技术和充裕的资金。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已经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去了；而西方也已经由过去现代化初级阶段上的一个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一个现实的竞争者。当人们满怀期望进入世界市场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市场远不如原来想象的那样理想，发现这当中还有一个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于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国家利益问题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

基辛格说，“世界在变小，但各国并没有更接近，自相矛盾的是，当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只有承认我们需要相互依存才能解决的时候，民族主义出现了”[※注]。民族主义的表现程度与民族所面对的生存条件的压力成正比。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而日益加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仍会存在并继续发展。

4.寻找政治正当性的冲动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体制转型，在这样的变动不居的时代，政治中心必须具有相当充沛的正当性资源，才能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稳定政治秩序，凝聚社会人心。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对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另外，改革与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不断地使政权的正当性产生增值。但这二者在发展的方向、对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力义务、对稀缺资源的分配、对精神生活与理想的追求方面，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制约与规定。“于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俗化的历史潮流，使原有的、与旧体制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中的平均主义的理念与阶级斗争理论，已经不再具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感召力与整合作用；另一方面，上述以边缘性的文化因素为基础的具有反对传统的主流文化性质的爱国主义，由于缺乏‘国性’那种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模式也显然缺乏足够的民族凝聚力。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政治中心，面临着如何避免意识形态因缺乏必要的补充而‘空洞化’和贫乏化的困扰，正因为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新的权威合法性资源，以实现对转型中的社会人心的凝聚与整合，是当今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注]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就是要找到一个更为深刻的“同一性”或认同的基础。在中国近代史上，历来有三种理论或称理想试图成为这一认同的基础，一种便是以西方的以自由民主为代表的价值体系；另一种则是试图以传统文化，如梁漱溟提出的以“五伦”作为价值中心，另一种是内含民族主义主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条件下，前二者显然都未能形成全民族的价值认同。在目前这样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中，什么才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整合的力量呢？“许多人的看法是民族国家利益，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这恐怕是社会凝聚的一个基本要素。这也是民族主义之所以会在现在的中国产生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注]

面对政治正当性问题时，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试图承担起所谓救亡与启蒙两大任务。一方面，它在社会经济上要向西方看齐，接受现代西方文明的洗礼，转变观念，实现本土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在现实政治中，它又坚定地站在批判西方的立场上，对来自西方世界的任何政治和文化侵略行径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抗拒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