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历经20多年的隔绝和7年的曲折谈判，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建交绝不仅是个形式，对于两国关系来说，正常化的交往较以前而言，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国关系的制度化，以确保中美关系不至于因为各种危机、分歧或突发事件而破裂或像福特时期的中断。对于中美两国关系来说，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邓小平访美。

卡特刚上台时，认为美国已有两位总统访问过中国，因此是时候由中国领导人回访美国了，于是他在接见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时就极力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访美，黄镇回答说：“只要华盛顿还有台湾的大使，这件事就没有可能。”中国坚持不懈地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接受中国的条件，与台湾当局断交、撤军和废约，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也为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扫清了政治障碍。为巩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成果，并增进两国人民和政府间的互相了解和信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接受了卡特总统的邀请。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邓小平选择了吉日良辰出访美国。他赴美访问起程这天，正好是1979年1月28日，即中国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访问美国，是中美建交后的第一个重大双边外交活动，也是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美国方面把邓小平副总理当做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给予了破格而热情的接待，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等亲往机场迎接，卡特总统在白宫的正式欢迎仪式上为邓小平鸣放政府首脑待遇的19响礼炮。

在检阅了仪仗队后，卡特致辞说：“副总理先生，昨天是农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也是团聚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和解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注]

邓小平在答谢词中也以开阔的视野强调了中美关系的积极方面，他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的国家发展友好的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和平，无疑将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不仅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而且战争因素在显著增长。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做出应有的贡献。”[※注]

卡特的破格接待还包括与邓小平进行了两天的双边会谈和为他举办欢迎国宴，在国宴上，卡特首先祝酒，他说：“在争取自由的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一个只有两百年独立历史的年轻国家，但是，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仍然有效的最古老的成文宪法。有四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还是很年轻的。我们能够互相学到很多东西。……你们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现代化的工作，美国人民祝愿你们的努力获得成功，并且盼望同你们进行合作。”[※注]

邓小平在致谢时表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注]

在此次访问期间，邓小平同卡特总统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尤其是台湾问题交换了看法，向美国最高领导人当面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态度，也表达了对中美友好往来与合作的期望。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说，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不能承担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因为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还指出，美国可以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出贡献，而不要做不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不要让台湾当局感到，有人在继续向他们出售武器，他们就可以有恃无恐。他坚决反对向台湾出售武器，希望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绝对谨慎。

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个双方接近与合作的战略问题上，邓小平十分坦诚地向卡特表示中国认为美国在遏制苏联方面做得很不够，主张中美之间密切合作反对霸权。他还希望，美国能扎扎实实地援助第三世界尤其是巴基斯坦，以免苏联钻空子。对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邓小平说，我们不反对美苏签订这种协议，但我们认为它管不住苏联，约束不住苏联的扩张政策，重要的是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也就是，中、美、日、西欧以及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破坏苏联的战略计划。卡特同意邓小平的看法，他说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到非洲，许多地区的形势不稳，苏联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这些都是国际形势中的不利因素。

邓小平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对苏联霸权主义联盟的担忧和中美共同反对霸权的期望，并明确地表示中国要有限度地教训为虎作伥的越南，以此来打击其盟友苏联和分解苏联对中国的三面包围。自越南侵占柬埔寨，驱逐华侨，还觊觎中国南部领土，并在中越边境频繁挑衅中国军民之后，中国显然不能不有所行动了。因此在教训越南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得到了美国政府善意的理解和支持。卡特希望能孤立苏联和越南，但他担心中国作为大国，针对越南这个小国的军事行动会使越南赢得国际同情和支持。对此邓小平表现出了坚决的态度，为此美国政府表示将同时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和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并同时要求中国从越南、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批评中国和要求中国撤军都只是一种姿态，绝不会通过制裁等方式实质性地反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这样既可以洗脱美国支持中国出兵越南的干系，又通过敲打越南制衡苏联，还能牵制苏联从北面军事支援越南的行动，因此，中美在此问题上取得了默契。

中美两国领导人经过两天的会谈，于1979年2月1日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指出：“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主义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霸权”一词在当时是中国指责苏联推行扩张政策的代名词，在中日谈判《和平友好条约》过程中，日本对中方在公报中写上“霸权”一词的要求十分为难，为此还使得中日两国友好条约谈判一度停滞不前。美国同意在公报中使用这个高度敏感的词，说明了美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与中国是有共同点的。

访问期间，邓小平还同美国国会议员、州长、市长以及经济、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的平易近人和魅力使无数美国友人为之折服，他访美的众多小故事至今流传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时，一些议员曾就台湾问题提出一些挑衅性问题，他总是态度明确地强调：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政策是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我们永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邓小平还遵守8个月前和布热津斯基在北京首次会面时的约定，抵美后不久就来到布热津斯基家中赴宴。席间，布热津斯基曾半开玩笑地问邓小平说，卡特总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国会遇到麻烦，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邓小平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有，在台湾就有不少反对者。”[※注]他的机智让布热津斯基惊叹不已。

美国民众印象最深刻的则是邓小平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戴上宽边牛仔帽的一幕。表演开始前，两名骑白马的女士把邓小平和副总理方毅请到观众的面前，向他们各赠了一顶边檐翘起的白色牛仔帽，他们当即就很高兴地戴上了。接着，邓小平应邀坐进一辆19世纪的马车，绕竞技场跑了两圈。对于美国人来说，邓小平欣然戴上牛仔帽观看美式牛仔表演这一入乡随俗的举动，表达了他对美国文化的尊重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之情。

邓小平还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的装配厂、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波音飞机公司装配厂等。美国强大而先进的生产力更加坚定了邓小平让中国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开展经济建设和实施改革开放的决心。

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及其访问团成员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广泛的会谈，并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囊括农业、能源、文化、空间、卫生、环境、科学、工程等领域及其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邓小平和卡特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统科学顾问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互派和互设总领馆的协议。中美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同意就签订贸易、航空、海运等协定进行商谈。这些协定是中美之间30年来签订的第一批政府间的协定，它们的签订为中美两国全方位的交往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合作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通过这些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中美两国往后的关系不断加深。

邓小平的访美，使得中美关系超过了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形成了一种在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这两大方面展开友好合作的新的格局。

邓小平访美归国两星期之后，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对由苏联支持的越南在中越边境的频繁挑衅开始了17天的反击，中国军队的反击势不可当，为打击苏联霸权主义，同时也为了支援柬埔寨的抗越斗争，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境内。美国政府随即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和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并要求双方都撤军。另外，又致函苏联，要求苏联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使形势更加严重的步骤，尤其是军事部署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卡特还采纳布热津斯基的建议特地附上一句“美国也准备保持同样的克制”，言下之意，即如果苏联不保持克制，美国也会采取相应步骤。苏联在中美建交之前就不断地向中苏边境增兵，甚至有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计划，现在苏联自然不愿坐视不理。但美国的牵制使得苏联束手无策，坐看它的盟友越南受到中国的军事打击而失信于天下。

不过，当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越边境的战争时，万斯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在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曾商定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萨尔和商务部长克雷普斯在2月底访华。万斯认为这个时候布卢门萨尔如果还前往中国，会让人认为美国支持中国的军事行动，这将不利于美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以前美国也曾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取消过内阁级官员的访苏。因此，万斯要求卡特取消布卢门萨尔的中国之行。但卡特自下定决心与中国建交时开始，他的外交政策就已偏向布热津斯基的主张。布热津斯基在此问题上提出，中越之间的战争不应影响美国与中苏两国的关系，而如果取消布卢门萨尔的访问，势必将对刚刚正常化的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此时，从英国传来其工业大臣将如期访问中国的消息，卡特由此顶住万斯的反对意见，坚持让布卢门萨尔按约访问中国。中美之间脆弱的关系由此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随后的一年里，包括美国商务部长、总统贸易谈判代表、副总统、国防部长等一批美国高官都到访了中国，中国也派出多位要员访问了美国。而政治关系方面，中美双方还于1979年3月正式设立了驻对方国家的大使馆，为两国日常的交往提供了平台。

中美双方频繁的互访在各个方面推动了刚刚正常化的两国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往来。在之后的两年里，关于偿还双方被冻结的资产问题、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以及关于双方军事合作和交流的问题成为两国之间比较突出的问题。

关于双方冻结资产的问题，早在尼克松任内末期就谈过，但当时中国在中美关系上的主要精力放在建交上面，对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退步深为不满，并对美国绕过台湾问题大谈不重要的问题而拖延时间十分不悦，所以在此问题上也非常不积极。中美建交之后，该问题被重新提上日程。在中美友好、共同抗苏的环境下，该问题很快就得到了妥善解决，排除了中美两国经济和商业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而这一成功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因为中美两国接近和建交的战略基础都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一基础会随着美苏缓和以及后来苏联的崩溃而弱化。在中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实施改革开放之后，顺利解决中美之间的经济与商业往来的障碍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合作基础。

而中国是否享有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则成为随后20年中美之间能否顺利发展经贸关系的关键。早在卡特上台初期，中国与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签订贸易协定就使得美国工商界十分眼馋和着急。卡特政府一度也希望中国能与美国发展经济关系，但中国以优先照顾建交国家为由向美国施压。中美建交之后，尤其是在中国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之后，中美经贸问题得以显现，但双方没有最惠国待遇的状况制约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发展。冷战开始之后，美国以苏联在移民问题上不开放为由而拒绝给社会主义国家最惠国待遇，并在随后运用于新中国。中美建交期间提及此问题时，邓小平曾开玩笑地说愿向美国输送1000万中国人，表明了中国开放自由的移民政策。但美国国务院以中、苏要“一碗水端平”为由拒绝单独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除非中苏两国都享有此待遇。但苏联在非洲和波斯湾等地大肆扩张，以及它仍然坚持不符合美国意愿的移民政策，使得美国参议院不可能批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要求。依照美国国务院对中、苏政策要对等的原则，中国也会因此受拖累，这对中国显然是不公平的。副总统蒙代尔、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布朗认为中国比苏联弱，所以万斯机械的对等原则事实上是有利于苏联的政策。卡特在听取了他们的争论之后，选择了支持布热津斯基，他决定结束这种机械的平衡政策，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由于最惠国待遇需要参议院的批准，国务院随即要求在美苏关系稳定下来之前暂缓向参议院提交议案，以免影响参议院对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批准。卡特再次决定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不应该从属于美苏关系的发展，经过蒙代尔等人的努力，卡特终于在蒙代尔访华前夕同意将此问题提交国会，并宣布中国为“友好国家”，从而使中国得以免除了限制共产党国家的某些约束。美国参议院1980年1月批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之后，结合邓小平访美期间签订的两国贸易协议，中美经贸关系的长足发展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为中美关系在机制上增添了经济这一利益基础，也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另外在双方军事合作与交流的问题上，由于面临共同抗击苏联扩张的问题，所以此问题在建交前就开始了良好的合作。福特政府时期默认甚至暗地鼓励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售武器，布热津斯基访华时，也曾带着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与中方会谈，并向中国提供了苏军在中苏边境的兵力部署等情报。中美建交之后，尤其是在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此问题得到更好的发展。卡特政府不仅派国防部长布朗访华，还解禁了近30种军事装备。布朗的访华是美国国防部长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卡特政府在与中国军事合作与交流问题上的积极态度使得布朗的访问非常具有实质意义，影响深远。布朗访华不久，美国商务部把对中国的出口控制从对华沙集团的“Y”类放宽到针对新国家集团的“P”类，几百项非杀伤性武器获准出口中国，促进了中美两国战略关系的发展。1983年6月，美国又宣布将中国从出口管制分类的“P”组列入“V”组内，是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类。

中美两国关系在建交之后的迅猛发展还体现在教育、科技等领域。根据中美两国政府签订的相关协议，中国开始向美国大量的派出留学生，向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的知识，借助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和开放的教育制度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优秀的人力资源。同美国的交往，使长期闭塞的中国人打开眼界，接触到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了解另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知识界引起的震动是极为强烈的。中美关系的大力发展也大大改变了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曾经被多数美国人视为威胁和敌人的中国由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积极交流而修正了自身的形象。1980年中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2/3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因此，中美在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也为两国的友好关系培植了不断强大的民意基础。

但中美两国的交好也并非一帆风顺，台湾问题就始终困扰着两国关系。自从美国把向台湾出售武器作为确保台湾安全的基本手段，并用《与台湾关系法》的形式确定之后，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在过去30多年一直都是两国关系的重大障碍。

中美达成建交协议时，美国同意在1979年不与台湾签订新的武器出售协议。但在一年的期限结束前，台湾当局又向美国提交了包括18个项目的武器求购单，其中包括先进的战斗机。为了不危及刚刚建交还非常脆弱的与中国关系，卡特政府回避了台湾的大部分要求，只同意了台湾求购单上的6种。对台湾当局为了提高其已经老化了的军事装备而要求的几种先进的设备，卡特政府或予以拒绝或予以推迟。1980年1月，也就是在停止与台湾当局新的军售协议一年后不久，国防部就将这一揽子对台军售提交给了国会。中美建交谈判未了的斗争自此拉开序幕。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导致中国决策层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下决心与美国拉开距离，并在与美国合作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等问题上注意防范美国，以免在战略上被美国利用。邓小平还根据中美关系以及中国自身的处境等，确立了“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中国的这一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外加经济等方面的积极往来，为中美关系摆脱反对第三方的单薄而脆弱的战略基础开创了新的局面，使中美关系经受住了后来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的严重冲击。毕竟，苏联的威胁只是暂时的，它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在于促进了两国的接近，中美关系长期而健康的发展，需要中国独立自主。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中美关系以联合抗苏为基础、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以政治关系正常化为实质内容，过程可谓十分艰辛。尽管以对付苏联扩张为共同利益，却经常受到美苏缓和以及美国国内政局的影响，甚至一度停滞不前。直到1978年卡特政府在“缓和”政策明显失败，美国感受到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和威胁的情况下，中美两国才顺利实现关系正常化。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基本实现了以领导者个人友谊和重大战略共识为基础向制度化沟通管道为平台的转型，使得两国的政治关系不随领导人的更换而变化，由此稳定了下来。在尼克松访华时，两国之间几乎没有经济、民间往来，只有十分偶然的官方交流。而在建交之后，发生接触的领域密布政治、经济、商务、文教、卫生、科技、防务等诸方面，整体关系呈立体交错形态，因此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使两国关系的基础不断拓宽。但两国之间过去最核心的台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尽管此后随着中美两国战略利益的棋盘不断扩大，台湾问题的分量相对缩小，但这一未了的斗争仍在继续，需要中美双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家以大智慧和大胆魄妥善处理双方的战略利益，相互尊重主权，为排除中美两国友好往来的障碍而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