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前沿研究报告世界经济政治与亚太地区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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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问题前沿研究报告世界经济政治与亚太地区20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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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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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来，国际投资学科的前沿研究进展总体上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对跨国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研究并举，但同时有所侧重。第三，在外汇储备投资研究方面，主要进展包括：一是储备充足性评估方法。各国货币当局出现“害怕外汇储备损失”的情绪，主要通过汇率贬值而不是售出外汇储备的方式来吸收外汇市场的压力。本章将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外汇储备投资、主权财富基金、海外经济利益保护、国家风险与国际投资法等六个方面来概述国际投资学科的前沿研究进展。建议通过鼓励投资者在投资争端出现后首先穷尽东道国行政或司法救济的方法,来寻求投资者保护与国家主权间的平衡，促进投资条约仲裁的长远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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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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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财富基金 外汇储备 投资 海外经济 投资协定 国际投资法 国际投资 国家风险 东道国 利益 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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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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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和不完全合约在模型中的应用，以及公司层面数据库在经验研究中的使用。2010—2012年，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为什么将价值增值活动配置到国外（即区位选择问题）”和“为什么在国外控制价值增值活动（即内部化问题）”这两大主要问题的理解上均取得了进展。Antràs和Foley（2011）在嵌入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和不完全合约的模型中指出，贸易协定和降低关税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一结论在企业层面数据的经验分析中得到了验证。[※注]Basco（2012）指出，企业的区位选择要综合考虑生产成本和金融制度引起的合约扭曲成本，新产品的生产一般选择在扭曲程度低的区位，而标准化产品则可以配置到扭曲程度高但生产成本低的区位。这一结论发展了直接投资理论中的产品周期理论[※注]。Oldenski（2012）指出，信息交流是影响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需要更多地与消费者进行直接交流的生产过程倾向于配置到目标市场所在地，而需要更多地在企业内部进行交流的生产过程倾向于配置在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注]Alfaro等（2010）指出，在不完全合约下，外包需要考虑协调生产决策的利益，控制生产过程需要考虑经理人的私人利益，而产品价格对于这两个利益的折中有重大影响，产品价格越高，企业越不愿意进行外包。这一逻辑的一个自然推论是，由于关税提高了产品价格，因而高关税会使外国企业在本国配置价值增值活动时更愿意进行直接投资而不是外包。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降低关税会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因而与Antràs和Foley（2011）的结论并不矛盾。[※注]更为重要的是，Antràs（2011）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模型来理解跨国公司关于“外包还是自己生产”的决策。这一决策取决于价值链不同阶段的特点。当产品的买方需求弹性相对于投入品的替代弹性更高时，在上游阶段更倾向于外包，而在下游阶段更倾向于通过直接投资自己控制生产过程。[※注]
最近三年，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从制度环境视角分析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二是从贸易成本和组织成本视角探讨国际投资模式选择；三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四是从时间和空间上考察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所处阶段。
为什么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就出现了大规模对外投资？除资源与产业等因素外，制度因素在文献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Brada等（2012）发现，东道国腐败水平与跨国公司在该国的投资概率之间存在负线性相关，母国腐败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换句话说，母国的低水平和高水平腐败都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注]Tan与Meyer（2010）指出，由于制度环境具有异质性，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可能需要不同于母国制度环境下的促进企业成长的资源，而这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注]Stucchi（2012）认为，资源、制度及产业特征共同影响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在发达国家吸收与利用技术的能力以及营销优势。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应该实施最符合上述条件的跨国并购。[※注]郑展鹏与刘海云（2012）的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与政府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了促进作用，而知识产权保护则发挥了抑制作用。[※注]Kolstad与Wiig（2012）发现，从东道国制度环境视角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或者进入到制度环境相对健全的大市场（例如OECD国家），或者流向具有丰富自然资源但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例如一些非OECD国家）。[※注]李凝与胡日东（2011）指出，转型期的制度约束与制度缺失是中国对外投资存量高度集中于避税天堂及政治风险较高国家的原因，企业通过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来规避制度约束或进行制度逃离，而中国企业在非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营能力则支持了它们对高政治风险的国家的投资。[※注]
市场进入成本、贸易成本、销售成本、政治风险等因素将会影响国际投资模式的选择。Fatica（2010）指出，当市场进入成本足够高时，跨境并购将是最优的进入模式；但在面临中等程度的进入成本时，跨国公司更倾向于绿地投资。[※注]Qiu（2010）发现，贸易成本、工厂建造成本与分销成本共同决定了企业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及合作战略，在分销成本高而工厂建造成本低（高）的情况下，公司将选择跨境联盟（并购）。[※注]Kesternich与Schnitzer（2010）的研究表明，随着政治风险的上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合资企业的股份趋于下降，而兼并收购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后者主要取决于政治风险的类型。[※注]
对外直接投资会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以及对外贸易产生显著影响。Neto等（2008）基于1996年至2006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与跨国并购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与绿地投资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前者导致后者）[※注]。 Herzer（2011）对1980年至2005年33个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长期关系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具有稳健的长期正相关，且两者互为因果。[※注]蔡冬青与刘厚俊（2012）指出，中国对外投资东道国高效的公共治理、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完善的技术市场体制均对中国的技术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注]沙文兵（2012）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注]李梅与柳士昌（2012）进一步指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技术吸收能力较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注]张春萍（2012）的研究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但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即对资源丰裕类国家、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四个群体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依次递减。[※注]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阶段通常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中国略有不同。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地位具有系统的相关性，即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将依次经历几乎为零、净流入不断增大、净流入日趋减少、净流出逐渐增加、净流入和净流出趋于平衡五个阶段。Ragoussis（2011）指出，在不同阶段，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更高阶段，国家间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头寸向下一阶段转换的概率将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所处阶段的升高而增大。[※注]朱华（2012）认为，中国在2008年已进入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三阶段，也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先于而不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此外，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双重性及其优惠政策弱化了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及政治风险等常规因素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约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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