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所日本文化学科发展水平及在国内外日本文化研究领域的地位和作用

日本研究所按照中央对中国社科院工作的“三个定位”的总体要求，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本着“自主创新、协调发展，建立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科研所”的总目标，充分发挥所内多学科研究的优势，提出“重构日本研究的中国语境，创新日本研究的学科范式”的现实任务，对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五个研究室规划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和具体的研究任务。其中，根据今后一段时期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国家战略安全的需要，日本文化研究将侧重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通过对日本思想、典型艺术文化的深度解析来探求日本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探求日本人特别是当代日本人的世界观、亚洲观等对外认识的特点，以期为更准确地分析日本人在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的战略选择，提供学理性支撑，使我们的日本研究更加“接地气”。总体来讲，2010—2012年日本研究所的日本文化学科发展水平在国内外学界是居于前列的，在国内日本文化研究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日本文化学科发展水平来看，无论是在对2010—2012年国内外日本文化学科最新理论的完善和例证方面，日本文化研究室的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注]还是在对2010—2012年国内外日本文化学科的热点问题的把握方面，日本文化研究室的学者也能够紧跟国内外学术界发展潮流，并在日本文化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我们主办了三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从日本民族宗教的深层和中日比较视野来探讨日本文化的特性，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另外，在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以及发表的论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如崔世广在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首届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讨会”上的基调讲演中，阐述了日本文化的周期性演变的观点；在《中日相互认识的现状、特征与课题》的论文中，提出了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相互认识经过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变化的观点。张建立在《日本人亲美疏华的原因浅析》中，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探讨了其根深蒂固的根源；在《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既淡定又恐慌》中，准确分析了日本人性格的两面性。唐永亮则在《试析日本神道中的时空观念》的论文中，对日本神道的时空观做了深入剖析。

其次，日本研究所的日本文化学科在国内日本文化研究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和探索，文化研究室在资深学者崔世广研究员的带领下，提出了一套富有特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即强调“形成论”、“形态论”、“方法论”的有机结合与统一。日本文化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但这种变化又呈现了某种阶段性，每个阶段既有相对独立的形态，又与其他阶段保持着内在联系，只有将“形成论”与“形态论”的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日本文化的本质。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还必须不断谋求研究方法的创新，将新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形成论”与“形态论”的研究之中去。“形成论”、“形态论”、“方法论”相统一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可以极大地避免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使研究体系和研究成果的全面创新成为可能。（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16日社科院专刊）

而且，为了提高整体研究能力，开阔大家的学术视野，文化研究室大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国际层面的学术交流，主要通过赴日访学和举办国际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方式来进行，2010—2012年间，在学术活动方面，日本文化研究室主办了三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即“神道与日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1月13日）、“九一八事变80年——思考中日关系中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9月18日）、“中国与日本——其自画像与他画像”（2012年11月18日），收到很好的学术与社会效果。通过国内外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我们在获得学术营养的同时，也发出了“中国的声音”。这三个学术研讨会的发表论文也将结集出版。国内的学术交流，除了举办和参加各类大小型的学术研讨会之外，日本文化研究室于2011年7月成立了“日本文化读书会”，通过不定期的举办“日本文化读书会”活动，为全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一个高水准的学术交流平台，受到学者们的一致称赞。

另外，在培养一支素质过硬、科研能力较强的科研团队方面，日本文化研究室也付出了不少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科研队伍素质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日本研究所日本文化学科在国内学术界拥有较大影响、占有着较高位置的保证。2012年5月7—8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第六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专家委员会评审会在北京圆山大酒店举行。本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参评作品共有24部研究专著、12篇研究论文。与会的各位日本学界的权威专家进行了两天的认真评审，经过作品审阅、分组推荐、专家投票等阶段，评定出了本届获奖作品，文化室副研究员唐永亮《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日本近代小国外交思想的源流》荣获专著类一等奖。目前，“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是中国境内唯一以中国中青年学者为特定对象、以建立中国日本学研究体系为特定方向、专项支持中国日本学研究的学术奖励基金。该基金设立15年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评审颁奖活动，奖励了57部日本学研究优秀作品（不含本届），对激励年轻一代学者以科学的态度全面深入地了解日本，从学术角度观察、研究日本，对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加深接触、实现更为坦诚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唐永亮的学术论文《试析日本神道中的时空观念》获2012年12月第四届《日本学刊》优秀论文隅谷奖三等奖。文化室副研究员张建立的学术论文《从游戏规则看日中两国国民性差异——以日本将棋与中国象棋为例》获2010年12月第二届《日本学刊》优秀论文隅谷奖二等奖、《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现状与课题》获2012年12月第四届《日本学刊》优秀论文隅谷奖一等奖，张建立根据其对日本国民性长期研究积累撰写的信息要报，于2012年9月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优秀对策信息情况报告类三等奖。

总之，可以说2010—2012年日本文化学科在日本研究所党委的领导下以及文化室全体同志的努力下，能够紧跟国内外日本文化学科发展的潮流，围绕日本文化的基本问题与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较好地履行了本学科的职责，使学科建设获得稳步发展。

（二）日本文化研究室学者主持的研究项目与主要学术成果

2010—2012年间，日本文化研究室学者主持的研究项目有：

崔世广承担的院重大课题“21世纪初期日本的文化战略”顺利结项，成果已经纳入出版计划；张建立主持的“院基础研究学者资助项目”、日本所重点课题“世袭与日本文化”、参与的国家海洋局交办课题“日本窃占我钓鱼岛后其物权转移过程研究”，均已顺利结项；唐永亮主持的日本所重点课题“战后日本国民意识的变迁研究”和所基础研究课题“日本国民意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参与的宁波市政府委托研究项目“宁波市海洋文化战略研究”，均已经结项。赵刚主持的日本所重点课题“传统思想对日本近代政治制度的影响——围绕国家神道的形成与近代日本社会的基础构成”，也已结项。

2010—2012年间，日本文化研究室学者发表的主要学术成果有：

崔世广的《中日相互认识的现状、特征与课题》（《日本学刊》2011年第6期）、《中国人为什么讨厌日本人》（《投资者报》2012年第38期）、《从福岛核电站事故看日本人的核意识》（《日本蓝皮书（2012）》，2012 年5月）、《神道与日本文化的性格》（载《神道与日本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建立的《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与课题》（《日本学刊》2011年第1期）、《日本人亲美疏华的原因浅析——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日本学刊》2011年第4期）、《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既淡定又恐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8日第16版）、《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日本学刊》2012年第2期）、《TPP与日本国民性》（《中华读书报》2012年1月18日13版专版）、《天灾人祸中的日本国民性解读》（《日本蓝皮书（2012）》，2012年5月）、《浅析神道对茶道的影响》（载《神道与日本文化》）、译著《蒙福人生的欢喜》（千玄室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范作申的《由社会热点问题解析“国民心态”》（载《日本发展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唐永亮的《试析日本神道中的时空观念》（《日本学刊》2011年第3期）、《日本国民意识调查的历史、现状与意义》（《日本学刊》2012年第1期）、《日源外来词的前世今生》（《世界知识》2012年第3期）、《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人对政府、皇室的印象及其成因分析》（载《日本蓝皮书（2012）》）、《中日国民意识调查：历史与现状的比较分析》［《2010—2011国情调研（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赵刚《日本社会基础构成与神道宗教的传承》（《日本学》第17辑2012年4月）等。

另外，还出版了《神道与日本文化》（崔世广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江兆民》（唐永亮著，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等著作，《艺道与日本国民性》（张建立著）、《文化、文学与中日关系》（崔世广主编）、《中国与日本：自画像与他画像》（崔世广、张建立主编）已经送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久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