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科发展概况

生态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始终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和变化着的自然资源的极限与环境污染的挑战相关联。2010—2012年生态经济学科的发展仍然沿着“问题揭示”和“理论解释”这两条脉络展开。

2010—2012年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特点是，跨学科性质显著，理论假设呈现多元性，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但学科理论体系仍待完善，方法的多样化和缺少一致性方法论的问题没有突破性进展。以最优化代表性消费者效用为基本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及模型，在生态经济学研究中很少应用；相反，政治经济学、生态学、地理学、物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和模型，如演化模型、地理信息系统（GIS）、热力学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等，在生态经济学的数量化研究中却居于主导地位。存在着生态系统的水平、结构和效率尚未纳入到国民经济的统计和核算体系中，生态指标尚未纳入到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模型中的问题，生态经济学科体系的完善仍需要主流经济学家的智慧和广大生态经济学研究者持之以恒的努力。重要进展为以下方面：（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付费理论在生态经济学科中的核心理论地位有所显现；（2）可持续发展仍是生态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范畴和实践领域；（3）经济增长与资源和环境变化关系仍是一个研究重点；（4）在生态系统和环境利用研究方面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交叉仍然明显，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重要内容；（5）生态经济学理论随着绿色经济的兴起而得以拓展，生态经济系统管理、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研究是热点；（6）生态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结合中，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对福利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得到重视。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生态系统服务研究

生态服务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起步晚但发展快。我国自90年代末就从80年代末的系统观测时期进入了全面价值评估时期（李文华，2009）。2008年10月“中美生态系统服务国际会议”的召开和“中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心”的成立，为提升我国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能力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建立了平台。杨兆平等（2011）对1999—2010年间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727篇生态服务研究论文的文献分析结果表明，发表生态服务文献10篇以上的期刊有15种，文献发表量占文献总量的47.73%。共有321篇文献针对具体的生态系统类型开展研究，其中关于森林生态系统的文献数量最多，为116篇。以流域为主要研究区的文献有67篇，以地理单元或区域为研究区的文献有168篇。探讨的主题包括中国生态服务内涵与分类、生态服务评估、人类活动和自然干扰对生态服务的影响、生态价值损失的研究、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耗、生态质量、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补偿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生态服务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生态服务的概念、分类、价值和计量方法。Daily、Costanza（1997）和MA（2005）等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和分类获得广泛应用，但是Brendan Fisher（2010）提出了一种新划分，即中间服务、最终服务和收益。我国学者主要参考MA或者Costanza的分类体系。侯兆元（2008）认为，我国在引入“生态服务”概念时有两个误区，即误用“生态服务”和“生态服务功能”、“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高敏（2011）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和“环境服务”也不能被交替使用。

国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多运用CVM方法，CVM与选择实验相结合，更多的是基于PES（环境服务付费）角度。科学杂志《生态经济》PES特刊认为，评估补偿费用的最好方法是计算净化或维持生态系统服务的成本，服务的价值太难确定且比前者高昂许多（2012）。PES的环境效果研究是一个重点。Rodrigo A.Arriagada[※注]等从农场水平上对哥斯达黎加的PES项目对森林覆盖率的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参与PES项目超过8年的农场森林覆盖率提高了11%—17%。Pamela D.McElwee[※注]对越南以PES形式开展的市场化森林保护项目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双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如果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当地社区不积极参与，PES项目不可能解决当地的毁林问题。

在《生态系统和其服务价值货币化的全球估计》一文中，de Groot 和Costanza等综述了五大洲的300多个案例，研究对象为海洋、珊瑚礁、海岸带、海岸带湿地、内陆湿地、河流和湖泊、热带雨林、温带森林、林地和草地10类生态系统，估算的服务内容为22项，分提供资源服务、调节服务、栖息地服务和文化服务四类，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有些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在现有研究中受到的关注较少，需要加强研究。这些生态系统包括沙漠系统，南、北极系统，耕地系统和城镇系统等，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提供基因资源、装饰资源、空气质量调节、水流调节、污染控制、生物控制，以及旅游和娱乐以外的文化服务。（2）研究者在其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尽可能提供充分信息，使其研究过程可以重复，以便有兴趣者对其研究成果本身进行研究。

我国生态服务价值研究进展表现在：（1）学者多采用生态和技术手段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尺度趋向具体，并呈现从静态向动态时空变化的趋向，GIS技术应用日益普遍。（2）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涉及土地利用、洪水、不同管理主体等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其中，基于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成为研究热点。很多研究指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导致了近年服务价值的快速下降。也有从自然环境寻求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因素，如降水量、日照和土壤N含量等。（3）生态系统合理消耗是国内外资源生态领域刚刚兴起的研究方向。“生态系统服务的梯度消耗和环境效应研究”已被中国科学院列为2011—2013年的知识创新重要方向项目。（4）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关键之一。戴君虎等人[※注]提出要以人类的支付意愿为基本原则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并将各项服务的具体价值分配到不同尺度的利益相关者。张翼飞等[※注]提出应用CVM方法及结果时须考虑我国经济转型阶段的社会结构、制度安排等造成CVM支付意愿和真实需求之间的偏离。（5）功能性状、生态斑块、生态服务竞争与协同、生态服务价值损失、生态质量和生态安全等也是这几年的研究角度：肖玉等[※注]提出了基于功能性状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框架。许文雯等运用多种分析技术筛选识别出南京市主城区7个重要的节点斑块，李鹏等[※注]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竞争与协同的基本内涵、主要类型、空间与时间尺度效应以及两种方法的特点与适应范围，芦蔚叶等[※注]从保障粮食安全角度构建了评估不同类型生态服务价值损失的模型，索安宁等[※注]则以曹妃甸围填海工程为例，构建了围填海工程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的货币化评估模型与方法。生态质量也是一个研究点。徐理等[※注]从土地生态风险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两方面构建了土地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方法。陶静娴等[※注]基于空间分析技术、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与环境经济学方法考察了城市居住空间生态质量。这些评价技术可以为改善城市居住空间生态环境的城市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二）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研究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包括：环境可持续性评价的框架和方法，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和生态足迹方法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Robert Joumard[※注]提出环境可持续性评价的一个新框架，其主要的进展是在环境可持续性评价中，通过来源和目标之间的关系分析因果链概念，全面考虑了环境的影响和效果，将识别出的49种因果链和环境影响归为8组和27个综合类型。

闫绪娴等[※注]运用投影寻踪和聚类方法，定量分析了我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9年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孙莉英等[※注]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2339个县（市）1990—2005年间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分级，并对其等级结构及其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进行动态研究。陈润羊（2011年）[※注]采取统计分析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甘肃省天水市、辽宁省锦州市、浙江省温州市、江西省赣州市和江西省抚州市等典型区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套逐层递归的新农村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生产发展、生活保障、环境友好和社会文明4个子系统、18项指标构成。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建立评价模型，并对典型类型进行了实证研究。

段华平等[※注]针对农村环境污染发生的广域性、分散性和随机性等特征，采用清单分析法，核算农村环境污染物COD、TN、TP排放量和排放浓度。以环境污染敏感性评价和污染类型划分为研究基础，探讨农村环境污染控制区划方法。并在江苏省进行应用研究，将江苏省农村环境污染控制区共划分为3个一级区和13个二级区，对不同级区实施分区管理和分类控制。郝英群等[※注]以江苏省泰州市河横村为实例，选择饮用水源地环境质量、村庄河流（水库）等地表水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监测、土壤环境质量、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等构建农村环境质量指数（REQI），用以表征和评价农村环境质量。高鹏等[※注]根据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四个评价维度及22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子，将加权总因子转换为可持续发展绩效，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聚类对我国31个省域数据进行聚类分析。

刘海等[※注]综合考虑强调人为活动影响的生态足迹与强调自然资源影响的生态服务价值两种方法的优势，提出基于土地利用信息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以江西省为例，以生态足迹与生态服务价值计算结果为基础数据，构建基于土地利用信息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评价江西省三个时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杨海真等[※注]针对传统的生态足迹模型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中存在的不足，将其分为消费性生态足迹和生产性生态足迹，修正后的生态足迹模型及采用的发展能力测算方法可有效地评价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以苏州为案例，分析了其可持续发展水平。虞祎等[※注]基于水足迹的基本方法，测算2003—2009年全国农区主要省（区）的畜牧业水资源承载力。同时构建了畜牧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标，分析农区主要省（区）畜牧业持续发展的潜力。

（三）经济增长与资源和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

2010—2012年的生态经济学研究中，在检验“资源诅咒”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国外文献中，关注点是：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资源丰富地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国外的重点是，环境可持续性与市场经济效果的关系，技术与环境的关系，环境与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之间的联系等；而国内研究围绕着经济增长与耕地数量变化、森林资源变化、草地资源变化、湿地资源变化之间关系以及与环境质量变化的关系，利用来自不同渠道、不同尺度的数据，进行了国际、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实证检验。

凯瑟琳·R.E.希姆斯（Katharine R.E.Sims）[※注]利用泰国保护区的证据研究了保护与发展关系，结合贫困分布研究中社会经济影响的数据和森林覆盖率的卫星数据，研究了泰国一个实施严格保护地区对地方的影响，模型估计表明，尽管对农业用地严格约束，但是保护区增加了平均消费，降低了贫困率。社会经济收益可以通过保护区内以及周边地区旅游业收入的增加来解释。然而，在距离主要城市适当时，净收益达到最大化。这进一步证明，要最小化保护—开发的权衡，成本—收益的空间模式非常重要。皮特·艾彻豪茨（Piet Eichholtz）等[※注]研究环境可持续建筑实践对市场经济效果的影响，通过约一万个样本数据，研究了合同租金、有效租金以及出售价格与一系列建筑物客观舒适性特征之间的联系，后者与房屋的坐落地特征保持一致。发现，与同类建筑物相比（办公楼的质量与位置均一致），拥有绿色评级的建筑物，租金约高出3%。有效租金的差额更大，超过7%。而绿色建筑的出售价格更高出普通建筑的16%。在小城市、住房成本低的地区以及大城市的低价区，绿色建筑租金与价格增加的百分比更高。在经过绿色认证的建筑中，研究发现市场价值的波动与建筑物的能源效率系统相关。有深入证据表明，房屋市场价值的上升，更多地受益于“绿色”效果，而不是无形的标签效应。进一步的文献包括：Gunther Capelle-Blancard等《股票市场如何响应化学灾难》，Karen Fisher-Vanden等《技术、发展和环境》，Oshua Okeyo Anyangah《合理环境技术的资助投资：FDI与外债资金》。

唐倩等（2011年）[※注]通过对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趋势进行实证研究，指出：经济发展与耕地非农化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耕地非农化的数量将先升后降，呈现明显的倒U形。钟太洋等[※注]利用环境领域的脱钩概念进行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的脱钩分析，在IPAT（环境冲击、人口、资产、技术）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包含建设用地和GDP等变量在内的核算方程。这些研究进展，丰富了生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但没有得到一致性的结论，即实证检验的结论是存在着资源的倒U形曲线和不存在两种情况。目前的基本判断是：经济增长与资源变化之间存在的倒U形关系是一种现象，而非一般规律，尚须给出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和经济学解释。

李君等[※注]通过对中国农业源主要污染物COD和氨氮产生量与同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进行研究，揭示中国农业源污染所处阶段和未来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源主要污染物COD和氨氮产生量仍将继续增加，但拐点存在的可能性已经出现。在达到拐点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源COD和氨氮产生量将呈下降趋势。各省之间的产业结构、人口特征、农业生产特点等实际情况差异较大，由此造成农业源主要污染物产生量的区域差异性特征。

陈诗一[※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的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是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

（四）森林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经济研究

2010—2012年期间，在森林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经济研究领域，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主要包括3个方面：森林生态经济系统与气候变化相互作用机制、森林可持续利用政策设计以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森林生态系统以及与其密切联系的社会经济系统日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与此同时，森林生态系统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评估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经济系统的影响和适应措施评价的方法体系，揭示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经济系统的影响途径和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谢晨等（2010）[※注]以国际林联（IUFRO）《人与森林适应气候变化全球评估报告》等文献为基础，系统梳理了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Sonwa等[※注]（2012）则以刚果河流域的喀麦隆为例，分析了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这两篇文献得出的共同结论是：降低和消除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

现有文献非常关注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李怒云（2010）[※注]回顾总结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进程，介绍了主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林业行动，并提出中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建议。孔凡斌（2010）[※注]则主要强调林业碳汇的作用，重点阐述了林业碳汇政策的变化趋势。普遍认为，通过造林再造林、减少毁林等林业项目发展碳汇是最经济实用、最可行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杨绍辉（2010）从碳汇计量方法、林业碳汇项目、碳交易等方面对林业碳汇国内外研究进行了综述；邱建生等（2010）[※注]、王琳飞等（2010）[※注]主要对中国林业碳汇项目发展进行了回顾、梳理与总结。与此同时，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效益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柯水发等（2010）[※注]的研究结果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造林行动能够创造出大量的绿色就业岗位。Jindal等（2012）[※注]通过评价莫桑比克林业碳汇项目对当地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了林业碳汇市场对减缓贫困的作用。

森林保护区和社区管理是两种非常普遍的森林保护方式。Luciana等[※注]（2012）通过对公开出版案例的统合分析（Meta-analysis[※注]）发现：社区管理是比森林保护区更好的森林保护方式。Elizabeth等（2010）[※注]却发现，社区参与式管理由于进入限制提高了对森林的保护，但是对远处的森林和社区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影响。而且，社区管理发挥作用也是有条件的，尤其是在面对林业政策调整时，更有弹性的地方治理才是社区管理自然资源能力的决定因素（Barsimantov and Antezana[※注]，2012）。刘璨和吕金芝（2010）[※注]则发现，中国森林资源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且已经超越了森林资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中国森林可持续利用的良性机制已经初步建立。

目前，对于生态效益的研究依然处于方法的不断创新之中，还没有形成公认的科学方法。李芬等（2010）[※注]运用生态区位商的方法将海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一级主导生态系统服务、二级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和潜在生态系统服务三类。在此基础上，运用恩格尔系数与皮尔生长曲线模型相结合的补偿系数法计算生态补偿系数。袁畅彦和聂华[※注]（2011）从影响森林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因素的角度，对传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方法进行修正。王光华等[※注]（2012）提出生态经济级差地租的概念，将其作为计算森林生态经济效益的依据。

（五）草原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经济研究

2010—2012年期间，围绕草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理论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回顾以往的研究文献，我国草原大面积过牧是造成草原退化的重要原因的定论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达林太和郑易生[※注]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并对内蒙古不同草原生态类型经济区的理论载畜量和实际载畜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内蒙古70%以上的草原面积的典型牧区并没有超载过牧，只有半农半牧区存在超载过牧的问题，因此提出了“超载过牧”并不是草原普遍存在的事实。显然他们的研究结论具有颠覆性。同样，王云霞[※注]等人利用草原监测数据，对内蒙古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草地资源的退化现状比较分析，结果也显示，处于不同区域空间及不同生产结构下的草地资源，对其利用以及其退化程度上其实存在很大差异：与典型草原牧区相比，半农半牧区的草场退化最为严重。

我国有关草原牧区的重大战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草畜平衡制度、定居舍饲、休牧禁牧轮牧、退牧还草、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等。侯向阳[※注]认为这些政策和措施是以减少天然草原载畜量为目标的。段庆伟等[※注]提出现行的草原管理政策和措施摒弃了草原游牧管理方式，是以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发展为导向，是农区政策和农区生产方式入侵牧区的集合体而非牧区发展本身导向的政策，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善草原生态恶化趋势。针对草原产权制度问题上，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赖玉珮、李文军[※注]认为草原承包到户所追求的对个体产权的边界明晰，带来了人、草、畜系统的破碎化经营，阻碍了牲畜的移动，降低了草地生产力，并对牧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他们提出草场流转是干旱半干旱地区重要的草场经营方式，是关系牧区牧民生计与生态环境的新命题，并通过案例研究进行实证检验。余露等[※注]则认为，从理论上来说，牧区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能实现资源重新配置，可以缓解草畜矛盾，尤其能解决牧区生产分散性、粗放化问题，但他们基于宁夏盐池县111个农牧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后提出，在目前禁牧的政策大背景下，公开化、契约化的草场流转难以发生。杨理[※注]则以草原是共享性公共资源为出发点，提出简单承包草原后使用者的各种“创新”行为会导致产权更加模糊不清。他认为对于共享性的草原，草原不能整体承包，而应该只将生产功能之一的放牧权承包到户，建立起责权利相对明晰的“不退化无偿获得放牧权、退化有偿获得放牧权”的草原土地产权初始配置，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市场激励管理模式——可交易放牧权。

政府重视草原牧区生态功能目标的思路逐步清晰，并逐步实施了大规模的退牧还草、禁牧休牧和草原生态奖补机制等工程。对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实施绩效的分析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重要依据。周丽华等[※注]基于对农牧户问卷调查结果对盐池县禁牧政策对草地沙漠化过程的影响程度进行研究，强调作为草地保护建设的微观主体，牧民参与的意愿和响应在草地保护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龚大鑫等[※注]着重对牧户对项目实施的行为响应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要确保退牧还草工程变成牧户的自觉行动并能长期坚持，需要考虑牧户的需求和动机，考虑其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并需要将生态工程与促进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田晓艳[※注]则对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对牧民生产生活以及草原生态变化进行研究，结论表明退牧还草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草原生态环境，促进了牧民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的转变，改善了牧民的收入结构，提高了收入水平。

对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定量的测度和评价方法在不断创新之中，但出发点都是为了表达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是否处于自然系统的生态承载力范围内。很多学者尝试采用生态足迹法对草原生态承载力进行度量，随着方法的不断发展，研究范围也从国家和省、市等大区域尺度，逐渐扩展到县、镇级区域及更微观的尺度。杨艳、牛建明等[※注]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81—2008年的统计资料为依据，应用生态足迹法对近30年锡林郭勒草原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和研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海全胜等[※注]应用生态足迹法，以苏木（乡）为尺度对内蒙古正蓝旗草地可持续利用问题进行分析。

（六）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经济研究

2011年以来，有关水资源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如下六个方面。

1.有关水资源与其他资源匹配方面的研究

E.E.Maeda等（2011）对肯尼亚东部山区因农业扩展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灌溉用水需求的潜在变化进行了研究。张吉辉等（2012）对我国水资源分布、配置与经济发展要素匹配关系的时间演变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水资源分布与人口、GDP的匹配关系处于波动均衡状态，而与土地面积之间处于极不匹配状态；水资源配置与GDP、人口、土地面积分别表现为比较匹配、不匹配和极不匹配关系，且不匹配程度有缓慢加剧的趋势。张晓涛等（2012）采取区域基尼系数方法，对黄河流域地级行政区层面上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水资源与耕地资源、水资源与农业劳动力资源彼此之间的匹配状况进行了分析。

2.有关水资源评价方面的研究

高媛媛等（2012）采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及基于因子分析的聚类分析法，对泉州市各县（区、市）2008年水资源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与分析。翟远征等（2011）在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总用水量，农业、工业、生活和环境用水量及用水结构演变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总用水量和用水结构演变的驱动因子。曹琦等（2012）利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概念框架（DPSIR），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出发，构建了流域水资源安全评价DPSIR框架，并以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甘州区为例，建立了资源系统变化的驱动因素、压力、影响以及人类活动的数学模型，定量分析水资源系统人口—经济—水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刘佳骏等（2011）认为，水资源已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经济与水资源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建立了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模型。陈东景（2012）运用对数平均D氏指数方法建立了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2003—2009年间我国工农业水资源使用强度变动的区域因素贡献，并进行了比较。

近几年来，水资源利用的生态压力方面的评价也引入了水足迹概念，并开展了一些区域性的实证研究。戚瑞等（2011）根据水足迹理论构建了区域水足迹结构模型，提出了区域水资源的利用现状和可持续性评价的方法，并以大连市为例对其水资源利用情况进行了评价。王文国等（2012）根据水资源生态足迹的基本原理和计算模型，对四川省2001—2009年水资源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分析。虞祎等（2012）基于水足迹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测算了2003—2009年全国农区主要省（区）的畜牧业水资源承载力。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区域水资源利用的压力。马海良等（2012）利用2003—2009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选取基于投入导向的DEA模型，测算出各省全要素水资源利用效率，通过Malmquist指数测算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张志霞等（2012）认为，不同发展水平缺水地区的水资源边际生产价值大小是不一样的，并将水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结合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建立了水资源生产函数模型，以此辨识区域与行业间的用水特征及效率差异。来晨霏等（2012）认为，农业用水效率低下及水资源在工农业两部门间的结构性短缺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中面临的主要资源问题之一，并基于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对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水资源流转过程进行系统性的经济学阐述，得出了水资源在工农业两部门中的流转是从无限供给状态到体现稀缺性的过程。许朗等（2012）通过实地调查，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从农户的微观层面对农业生产的灌溉用水效率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用Tobit模型对影响灌溉用水效率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3.有关水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

水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研究水资源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刘晓霞（2011）在研究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关系时发现，第一和第三产业用水量与产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用水量对第三产业产值的影响远大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用水量与产值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潘丹等（2012）通过构建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利用1998—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与分析了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

4.有关虚拟水及其贸易方面的研究

Jeffrey J.Reimer（2012）认为，虚拟水贸易越来越被认为是解决淡水资源的一个有效途径，并提出了将虚拟水概念置于牢固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新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已有文献建立在虚拟水经济学上的一些错误概念。马超等（2012）从自然、经济、社会、生态、技术和政策六个维度系统分析了以农产品为主要载体的虚拟水贸易实施的影响因素。袁正等（2012）认为，水生态占用计算应当包括食物生产过程中所能提供的各项生态服务功能水体总量，食物运输过程中的水资源消耗，再加工过程的水资源利用量以及浪费或废弃食品的自然消纳所需要的水资源量四个部分。Zh.Y.Zhang等（2012）在区域间的投入—产出框架下分析了北京市水足迹。李方一等（2012）认为，虚拟水贸易是实现水资源区域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区域间贸易模型和各地产业用水系数，构建了虚拟水贸易模型，并以山西省为例模拟了区域间的虚拟水贸易格局。

5.有关生态补偿机制方面的研究

G.Grolleau等（2012）采用交易成本框架，并与两个水质的付款计划的详细案例相结合，对增加或者降低交易成本的因素进行了诊断，母体是改善政策选择以及政策设计和实施。在慕尼黑和纽约两个城市案例中，与农民达成了改变带来水质影响的土地管理方式的协议，设计了一个流域计划，以补偿农民为保持水质提供的服务。赵雪雁等（2012）认为，生态补偿是非常有效的解决世界生态问题的政策工具集，农户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孟浩等（2012）也认为，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调动水源地生态保护的经济手段。靳乐山等（2012）研究了鱼洞河上下游之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问题，他们认为理论上需要知道上游治理污染和维护生态环境的费用，以及下游对上游提供的生态环境服务的支付意愿。只有下游的支付意愿大于上游的费用，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才有理论可能性。

6.有关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

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也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种有效方式。J.Lennox等（2012）分析了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的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参与对解决Canterbury的水资源管理带来的问题及纠纷非常有益而且异常必要。刘建国等（2012）在水资源管理研究中引入了“制度”因素，将制度分析与环境资源管理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对制度分析与发展（IAD）研究框架进行修正得到水制度分析与发展（WIAD）研究框架；然后将WIAD框架应用于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的甘州区、临泽县和高台县，对水制度绩效进行评价和影响因素分析。对流域水资源管理而言，何艳梅（2012）认为，基于国际河流流域的整体性，为使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获得最佳和可持续的效益，流域开发应贯彻全局思路，创立流域一体化管理模式。一些新的概念也逐渐引入到水资源管理领域，成为研究的一个关注点。贺晓英等（2012）认为，“水资源域”概念能够对水和物质随时间和空间二者相互变化的动态分布加以解释，综合考虑了不同尺度的时空即时变化对水资源及物质传播的影响。

从上述的文献梳理中发现，近两年有关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研究还是较多地关注水资源量的方面，而对于水质方面的关注还不够，即使有关水质的研究，也主要从技术层面展开，在宏观政策层面有所不足。

（七）生态经济学理论进展

2010—2012年生态经济学理论进展表现为，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概念讨论、方法论的完善和生态经济的度量和生态系统服务与福利不平等的研究方面。

Stanislav E.Shmelve[※注]的观点是，生态经济学重要的方法和观点体现出跨学科的特点，就方法论而言：其交叉学科特征是将生态经济学、环境变化、可持续发展、环境管理、哲学、政治和经济学放到一个规划（项目）之中；目的是提供一揽子总体新方法论工具，包括：环境的投入—产出分析，多元决策工具，最优化，地理信息系统，生命周期评价，物质流分析；将这些工具应用到当今世界最紧迫的问题：可持续性评价，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全球资源的利用和可持续的废弃物管理，公司可持续和其他相关议题。John Gowdy等[※注]的长期全球气候变暖经济学的概念框架，David J.Lewis[※注]等分析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变化的经济学框架等。

刘思华主编《生态文明与绿色低碳经济发展论丛》（共十册）[※注]，是中国生态经济学领域中规模宏大的理论丛书，从交叉学科的视角反映出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进展。

杨文进等[※注]认为，生态经济学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特有的方法、范畴和内容等，学科体系还是不同学科和不同内容的拼凑；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的生态经济学以多重性假设为逻辑起点，所以不可能建立起严谨和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因此，要建立自己独特且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生态经济学必须放弃那种试图从多角度解释世界的企图，建立一种单一视角的方法论，从经济学特有的视角去看待生态经济活动。

Kenneth J.Arrow等[※注]开发出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用于评价经济增长是否与可持续的福利改善相匹配，本研究专注于福利而不是以往的收入。通过适当地、综合地度量福利来定义可持续性，包括：可再生性、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健康改善和技术变化，并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到美国、中国、巴西、印度和委内瑞拉进行验证。

Ethan D.Schoolman[※注]利用美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了中国环境危害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通过分析江苏省污染产生和排放情况，发现农村流动人口比例高的乡镇更容易受到空气和水污染。

三　学科建设状况

（一）主持生态经济学方面的研究项目

生态室的研究工作始终围绕着生态经济学科建设和重大现实生态经济问题两条主线展开。生态经济学科注重研究中国现实中的重大生态经济问题，特别是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最近十年来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自然资源要素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两个方面，完成了一系列相关课题。

2010—2012年这3年中，学科建设人员作为主持人，承担和完成了国家部委委托，国家社科基金，院重大、院重点资助等课题和项目20余项；学科组成人员围绕着生态经济理论与方法、自然资源与生态经济管理和评价、生态经济产业发展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方面形成的学术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主持和完成项目如下。

第一，承担和完成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委托的课题有：（1）2010年完成国家发改委委托课题“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2）2010年完成农业部支持的课题“渔业公共管理研究”；（3）2011年完成环境保护部委托课题“绿色农业经济转型研究”；（4）2012年承担和完成国家林业局课题“东北国有林区改革和经济转型”课题。

第二，承担和完成我院课题和社科基金课题有：（1）2011年完成院重大课题“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机制研究”；（2）2011年完成院重大课题“经济增长中的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3）2011年完成院重点课题“黄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4）2011年完成社科基金课题“鼓励水资源集约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研究”；（5）2012年完成院青年课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课题；（6）2012年承担院重点课题“我国水利科技支撑体系研究”；（7）2012年承担院重点课题“我国农村水土保持可持续发展研究”；（8）2012年完成院重点课题“我国水利科技支撑体系研究”；（9）2012年完成院青年课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公平效应研究”。

第三，承担和完成我院重点调研课题和国情调研课题有：（1）2011年完成院国情调研课题“农业水价改革调研”；（2）2012年承担完成院国情调研交办课题“我国水利科技人才状况调研”；（3）2012年承担并完成了院领导交办的课题“丹凤县竹林关镇生态宜居旅游总体策划”。

第四，承担和完成我院和农发所承担的与生态经济学相关的科研工作，包括：（1）2010—2012年我室人员承担了各年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简称农村绿皮书）中的生态经济专题报告和总报告的撰写；（2）承担《生态经济学》教材编写工作；（3）承担《中国环境安全》和《中国生态安全》编写工作；（4）参与编写的《农业生态经济学（第二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5）翻译和出版专著《水资源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政策、规划、设计和实施》。

第五，参与生态经济相关领域的专家咨询工作，包括：（1）2011—2012年参与和完成李周所长主持的“烟台生态文明示范区策划”工作；（2）2011年参与和完成澳大利亚研究咨询“煤炭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到澳大利亚调研2次；（3）2011—2012年参与和完成了李周所长主持的“均衡寿光课题”。

（二）开展的学术活动

以生态经济重点学科为经费支撑，以加强研究室人员能力建设为目标，我室与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合作举办了两期培训研讨班，分别是：（1）2010年8月8—9日，在农发所会议室举办了“生态经济学理论暑期研讨班（第一期）”，聘请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徐晋涛教授讲授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型”，为生态经济学科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和分析工具；（2）2011年7月4—8日，在技经所会议室举办“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及相关软件的使用方法”培训班，邀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环境科学和林业学院张连军教授讲课，约50人参加。

同时，2010年11月和2012年8月，设在我室的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秘书处，分别组织在杭州召开“近十年中国生态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研讨会和在乌鲁木齐召开“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生态经济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会。借助本学科人员承担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秘书处的工作之利，鼓励本学科建设全体人员参会，推动了学科建设中的交流、分享和学习。生态室研究人员参加了上述两次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

（三）主要学术成果和贡献

2010—2012年主要学术成果为以下方面。第一，课题的研究报告陆续出版，包括《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机制研究》、《经济增长中的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已经获得我院创新工程出版资助，正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第二，于法稳等主编的两本论文集已经出版，分别是：2010年学术会议论文集《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2012年学术年会论文集《生态经济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三，于法稳、张海鹏等的专著《水资源集约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四，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农村观察》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

主要学术贡献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在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基于资源与环境的视角，从产业发展、农业资源压力和农村环境质量方面，在构建出度量可持续的指标的基础上，对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和潜力水平进行度量，提出了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为进一步评价农村可持续发展压力指数提供理论和方法工具。

第二，在经济增长与农业资源关系的研究方面，利用我国省级和国别面板数据，检验了经济增长率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关系，并完成了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案例分析，对解释经济增长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关系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

第三，在绿色农业发展研究中，在分析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环境问题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了我国农业发展中过量使用化肥的起因和现状，提出了现代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型的制度创新和政策保障。

第四，在农业水价改革研究方面，通过典型地区农业水价改革前后灌区农业用水量的变化比较，分析农业水价改革实践效果。同时，从实证的角度分析用水农户对农业水价的承受能力，评估水价变化对农户灌溉决策行为的影响程度，凸显农业水价改革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推进区域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保障措施。

第五，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学术贡献如下。（1）利用脱钩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以及粮食生产与灌溉用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所撰写的论文被人大复印材料全文转载；（2）利用区域基尼系数对黄河流域水资源与其他资源的匹配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利用DEA分析方法对黄河流域粮食生产的效率进行了全面分析，为实现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粮食安全提供了政策性建议。（3）利用虚拟水理论，对我国粮食的国际贸易中的水资源要求流动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深入剖析了粮食国际贸易对区域水资源压力的影响；从国际贸易层面为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政策性建议；（4）对我国4个省29个县市就农田水利建设状况、基层水利人才队伍状况进行了调研，弄清了农田水利建设以及水利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所撰写的政策建议得到回良玉副总理批示。

第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课题形成了一篇研究报告和三篇论文，主要就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分类和价值计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主要贡献表现在强调生态系统服务是个增量和流量的概念，可以成为绿色核算的基础之一，并以案例形式对基于该概念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核算。渔业课题形成了一篇研究报告和一篇文章。主要就渔业公共管理项目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并由此提出中国渔业公共管理建议。这一领域的研究在中国目前是比较欠缺的。

（四）学科队伍建设

2010—2012年，本所生态经济学科研人员9人，其中研究员3人，副研究员5人，助理研究员1人。拥有博士8人，具有生态学、水土保持、环境地学、农业经济管理、生态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学科背景。

本学科科研人员均有出国进修或访问的经历，其中：先后有7名科研人员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意大利环境资源部联合举办的为期两周的生态经济培训班；有5人进修时间超过半年；2010—2012年，2名科研人员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马里兰大学进修和访问学者一年。总体上讲，科研人员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具有跨学科的专业背景，有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较丰富的知识积累，通晓英文，了解当代生态经济研究的学术前沿和发展趋势。

2010—2012年，研究团队中就有1名副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1名副研究员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室的1名研究人员获得我院博士学位。共招收博士后2名，博士生4名，硕士生5名。团队成员都有明确的个人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并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四　学科发展前景

针对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中丰富的生态经济实践，特别是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和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提升到国家战略布局的高度，对生态经济学科是现实需求不断增加，成为学科建设的新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和学科体系的完善仍显苍白，知识的不完全性和处理复杂系统的高难度，要求全体生态经济学科建设的研究人员加倍努力，勇担时代的重任；同时，也需要时间允许我们加深理解，逐步发展和完善生态经济学科。

具体讲，2—3年的重点是：探索农业资源压力和农业环境质量的度量指标体系构建和测量方法的探索，发现和提炼出一批有生态经济理论内涵和可复制性生态经济案例；5—8年的重点是，探索将生态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和生产函数中，使生态因素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变量，通过建立和完善“生态系统服务”的“存量”的汇总和“流量”核算体系，使“可持续性的度量”纳入到宏观经济统计体系中。

展望未来，生态经济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跨学科体系建设，应以创新工程和重大课题为依托，在更大的范围、更有智慧的学者在交叉学科各自领域的不断拓展领域中有效地进行团队合作；作为基础性的理论研究，需要长时间的支持，更需要研究人员的科学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构建起具有活力的组织和激励机制。

（农村发展研究所　生态与环境经济学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