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乡村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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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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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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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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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社研究领域，由于国内外合作社在组织特征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国内外合作社研究在对象、进路、立场、价值判断等方面也表现为两种范式，但在分析工具上，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之后，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 ）也被引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国内外合作社研究在方法上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关于新农保制度的适应性研究，一些学者从新农保的保障水平、缴费档次设置、基金安全性等方面，论证了新农保制度与我国农村发展阶段和农民需求的相互适应性。针对这一状况，张冬敏[ ※注] 、刘卫[ ※注]提出，应提高新农保基金管理的统筹层次，即由现在的以县（市）为单位的管理向以省（市、自治区）级和国家统筹转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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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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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 新农保 治理 乡村治理 农民 制度 税费改革 基层治理 养老金 视角 个人账户养老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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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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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发展转型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社会冲突和矛盾也处于一个凸显期，这些问题都集中表现在乡村治理上。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也促使这一领域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
2010—2012年，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前沿性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治理主体性和治理社会化组织资源发育的研究。以往研究往往假设乡村治理的主体是政府，农民和公民在治理中的角色地位含混而模糊不清，但近年来的一些新研究转换了视角，弥补了这一缺陷。赵树凯（2011[※注]，2012[※注]）将对于基层政府组织和基层干部为主转变为农民的视角，并将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农民自身的变化、觉醒和变革纳入了乡村治理考察的视角中进行系统性分析。托尼·赛奇[※注]则基于实证调查，从公民的视角对中国的治理质量进行了评估分析。日本学者田原史起（2012）[※注]关注了中国农村精英，并以此为主线，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的中国村庄中社会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他发现，在中国农村同时有三个为地方治理提供资源的领域，即“公”、“共”和“私”的领域，三者代表不同的资源供给原则：“公”代表着政府的“再分配原则”，“共”是社区的“互惠原则”，“私”是市场的“交换原则”。田原将“共”独立出来，重点讨论中国基层治理中精英在“共”的领域以“共”的原则来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制。李国武、李璐（2011）[※注]通过实证方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中国民间组织在转型时期的发展状况。他们结合“需求—供给”和制度主义理论系统地刻画了中国民间组织在转型时期的发展的动力机制，指出民间组织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地区的社会需求结构和资源状况，还受到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
二是关于农民工迁移所带来的流动的公共性和社区治理问题。田毅鹏（2011[※注]，2012[※注]），田毅鹏、韩丹（2011）[※注]在其《“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乡村“过疏化”背景下城乡一体化的两难》和《城市化与“村落终结”》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在中国二元制度结构体系下，中国“村落终结”的进程往往与长时间的村庄衰落，尤其是“组织衰落”相伴随。他们提出了“村落终结”和伴随流动性而来的公共性构造转换等问题。他们指出，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农村、农民的再组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流动状态下城乡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需要通过“建构组织形态的流动公共性”来缓解和抑制原子化所带来的影响，实现社会的整合与发展。
三是关于对乡村治理机制内在冲突和矛盾的分析和研究。针对乡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赵树凯（2010）[※注]深刻地指出，乡镇政府在实际中的角色，既与本区域内的社会公共利益需求不一致，又与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理念要求和政策导向不一致，其在功能和行为上越来越类似于公司。探索基层政府问题，离不开对政府体制的检讨和反思。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农村发展需要建立新的治理范式，而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探索“多中心治理”的乡村治理范式。徐勇（2012）[※注]则对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走向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税费改革后存在着基层治理弱化的问题。他认为，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在与税费改革相配套的乡村治理结构改革中，应该以强村、精乡、简县为取向对农村利益关系进行再调整，使税费改革的好处真正为农民所享受。
四是关于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关系的研究，出现了较多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周雪光（2011）[※注]的《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周雪光（2012）[※注]《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周雪光指出，中国官僚制度的特定形式会将官僚制度本身的制度缺陷加剧放大，常常导致组织失败和危机。从国家治理过程中演变出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应对之。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受到了极大挑战，呼唤着新的组织治理模式。董磊明（2012）[※注]、徐勇（2012）[※注]、曹正汉（2011）[※注]、渠敬东（2012）[※注]、于建嵘（2010）[※注]等，分别探讨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系、机制等相关问题。周雪光等（2012）[※注]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一书，探讨了国家建设过程特征特点对于基层治理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
五是关于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稳定机制的研究。目前，群体性事件及其引发的政府维稳成为当前基层治理研究与实践的重点问题，近年来围绕这一问题也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较有影响力的有：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2010）[※注]、应星（2011）[※注]、曹正汉（2011）[※注]、肖唐镖（2011）[※注]。这些研究分别从理论和经验研究层面对于中国乡村治理中的抗争政治与社会稳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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