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科发展概况

中国经济史是一门历史学与经济学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其时间段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所有文明史。本学科以中国近代经济史、古代经济史为研究对象，突出贯通和专题性探讨，在研究方法上既重视历史学科的资料整理与考证，也强调经济学理论框架在研究中的运用，同时借鉴其他研究方法，遵循“史无定法”的原则。近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多角度、全方位、宽领域的特点突出，正在将该学科的研究引向深入。

2010—2012年度国外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呈现长时段、专题性和数量化的特征。内容方面，各时期的物价水平、生活水准、工人工资、家庭结构等依旧是研究的主旋律;时间方面，明清以后是主要的考察时段;研究方法，对比研究是主要的手段，即中西对比以及对西方经济史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批判探讨。中国曾拥有辉煌的古代，却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而又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崛起，这其中的原因即是当代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也是经济史需要探讨的重点之一，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将继续，因此上述问题仍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学界所关注的主要内容。国内经济史学科研究方面，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为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特别是诸如保定商会档案的公布于世，给我国中小商会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注]

2010—2012年度，中国经济史研究相对来说进展比较快，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一些成果有较大的进展。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研究目光从关注上层精英到面向芸芸众生，对历史上基层社会状况给予更多关注。特别是关注底层社会组织的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推动了其研究的深入。二是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的课题受到重视，如环境史、灾害史及其社会赈灾史的研究越来越多，且有不少观点新颖的成果问世。三是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为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也为一些领域弥补薄弱环节乃至填补空白，提供了可能。四是一些年轻学者安心经济史研究，其中一些有理科背景的青年学者积极从事计量经济史研究，使得经济史学界与国际学者的对话与合作越来越普遍。五是经济史研究生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的数量有所增加，其中一些经济史研究重镇的情况更是比较出色，其学位论文不论选题、论述和研究角度，均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是，2010—2012年度经济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学术研究不规范的情况比较严重;二是研究碎片化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纠正;三是宏观研究或贯通研究的成果比较少。

国外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跌宕起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时而繁荣时而低落，就研究地域来说美国和日本的力量较强、欧洲各国次之，但近些年都出现不同程度衰落气象，尤其以日本比较明显。已有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论断，这些理论或观点对中国国内学者的研究产生一定影响，或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研究方法，如计量经济史研究方法、新经济学研究方法、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引入到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中，大大拓宽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使得这一研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中国经济史学科新进展

1.传统农业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1)租佃关系及农民生活

近几年关于农村地权与租佃关系的研究成果斐然。张明等利用土改时期皖南祁门、屯溪、绩溪及当涂四县(市)登记的《土改前各阶层占有使用土地统计表》及歙县档案馆所藏《歙县地籍清册》等档案资料，从微观角度对民国时期皖南永佃户占当地农户比重，永佃土地占当地耕地比重及分布，永佃土地权属状况及皖南永佃租率进行实证研究。以具体的统计数字证明永佃制在民国时期皖南是普遍存在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永佃制的性质进行了讨论。张明认为民国时期，族田地权分化更加普遍，宗族主要掌握族田的田底权，田面权则主要被佃农分割，徽州祠堂只能作为一个普通土地拥有者参与土地租佃和交易。[※注]王志龙根据土改调查的大量统计资料，认为近代绩溪族田的分布呈现普遍、高水平不均衡的态势，这也基本反映了整个徽州的状况。宗族分布的差异以及族田来源渠道的不同，是造成族田分布不均衡的直接原因。王志龙还对近代苏南族田分布进行研究，认为总体呈现从西部的祠田独占区向中部的义田为主区、东部的祠田为主区递减的态势。[※注]赖晨认为清末民国闽赣边区的地租率不是通常认为的50％—80％，而是36％左右。[※注]汪崇筼据徽州地区相关租簿记载，提出晚清至民初黟县佃户只在少数年份能完成租约所规定的硬租额，或因不能执行定额制而改为分成制收租，其实际收租量明显低于原定的硬租额;通过对租簿中一些数据的整理，所求得的最终平均值为:硬租率63. 75％，实租—原租率53. 81％，实租—硬租率78. 86％[※注]

李金铮量化分析了20世纪上半期冀中定县的农家生活状况，认为在此时期农家收入有所增加，但因占有或耕种土地面积的不同，又有一定的阶层之别，只是这种差别不是特别悬殊而已。农家收支水平也有些微改善，但入不敷出的农户仍占一定比例，显示了总体平衡和部分不平衡的实态，所谓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或不断恶化的观点皆值得进一步推敲。[※注]

( 2)农业、生态及政府救灾

农业问题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中国农业的发展依然受到关注。Shuo CHEN and James Kai－sing KUNG ( 2012)[※注]考察了新品种(玉米)引进对中国1776—1910年间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玉米扩散时期可以解释人口增长的14％，但是玉米种植和经济增长之间有负相关关系。Pattinson，David ( 2012)[※注]的研究却极其新颖，他研究了一个非常见的家庭饲养动物——蜜蜂，七八千年以来蜜蜂在中国的发展传播以及生产，并研究了蜜蜂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比如殖民地等)。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传统的农业生产在创造社会历史文明的同时也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演变。随着环境史研究的兴起，研究者对传统农业生产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农业发展的历史，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实证研究方面成果丰富。王星光的《〈夏小正〉与夏代生态环境研究》[※注](上、下)一书利用先秦农书以及其他传世典籍中所载植物、动物分析夏代、商代的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基本面貌，同时从考古学及环境考古学方面获取重要信息，进行夏、商两代气候演变的轨迹及生态环境特征的估测。在《略论生态环境对先秦水井的影响》(同上书)一文中王星光指出:水井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李金玉的《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注]认为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广泛使用，牛耕的普及和施肥技术的推广以及社会需求，大大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但农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的破坏。王子今的《物泽天华与生态变迁——秦汉时期的生态环境考察》[※注]主要以气候条件为考察点，认为秦汉时期总体的生态环境状况与现今不同，各个地域间的生态环境状况有所差异，前后四百余年间的生态环境状况也有变化。王建革的《自然与人文:华北平原生态环境史研究》[※注]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传统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进行深入研究既关注水、土壤、植被、聚落等环境要素，又重视人与环境的关系史。他认为华北平原的生态剧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完成，农业生态系统，特别是种植业生态系统占主导地位。至明清时期，较大环境变化集中在水环境与水利方面，其他方面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生物学、土壤学、农业景观学等相对微观的分析与研究显得日益重要。

颜晓红的《清代浙江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生态变迁》[※注]指出:清代浙江山区涌入大量外地人口，他们开山种地、做工经商，从事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等多种经营活动，这种经济开发活动呈现出多样性和商品化的特征，但这种开发也导致了当地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惠富平、李琦珂的《历史时期长江流域农业生态变迁述论》[※注]则认为:历史时期长江流域气候、水土和森林植被等生态经济要素的变迁与人类活动尤其是以稻作生产为中心的农业活动密切相关。一方面生态环境制约着稻作农业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宋元以来，南方地区以围湖造田、丘陵山地开垦为主的大规模农业开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诸要素的负面作用逐步加大，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和水旱灾害频发，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危害。近现代长江流域经济开发进一步扩张，河湖淤废、森林破坏有增无减，而且水土环境的化学污染越来越严重。

抄劄是北宋中期至南宋在救荒和社会救助活动中普遍实行的一种排查核实登录制度。李华瑞的《抄劄救荒与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注]认为从其“抄劄姓名，审核给历，直计口食”的过程而言，实为一种比较科学的赈灾户口调查登记制度。抄劄制度调查登记对象不仅包括遭遇大灾、特大灾害如水灾、疾疫、地震后失去基本生活资料，不分有无产业，需要救助的男女老幼全部人口，而且包括水灾、疾疫、地震、旱蝗等灾情延续过程中，生活、生存受到影响，需要赈济、赈贷、赈粜的男女老幼全部人口。由此可见，宋代在丁簿、五等丁产簿、税账、保甲簿等户口统计系统之外，还有一个登记全部人口的赈灾户口统计系统。

青年学者毛阳光通过对唐代文献资料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唐代国家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以应对自然灾害，而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官吏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灾害救济中去，在大多数情况下，蠲免和赈灾等救灾措施都能够得到较好贯彻，因而唐代灾害救济取得了较好的实效。而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灾害救济的确又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局势以及官吏个人因素等外部条件的局限和制约。[※注]

张文论述了宋代乡村社会保障模式的三层结构: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宋代社会保障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无论是用于备荒的仓储，还是济贫的机构，大多位于城市，进而造成宋代救济资源的分布重城市而轻乡村的倾向。宋代乡村社会保障模式呈现出一个三层结构的同心圆:第一层是亲属保障圈，即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的民间自我保障系统;第二层是邻里保障圈，即建立在地缘认同基础上的社会保障系统;第三层是政府保障圈，即建立在政府职责基础上的政府保障系统。宋代所创设的这一乡村社会保障模式影响深远，此后的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时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一传统[※注]。

( 3)农村金融、救济及合作运动。农村金融、救济及合作运动是近年来经济史研究的活跃领域。20世纪30年代初，泾惠渠在陕西大旱饥馑期间修成。后来的陕西地方文献多将其归功于李仪祉等人努力。康欣平提出，泾惠渠是华洋义赈会与陕西省政府合作完成的现代化水利工程。华洋义赈会在引泾水利工程测量，以及在泾惠渠修筑的经费、组织、技术等方面，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注]易棉阳解读民国时期国家农贷中的农贷悖论:政府试图通过国家金融机构举办农贷，来解决困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枯竭问题，而在实践运作中往往南辕北辙，这是一种悖论性现象。体现于三个方面:为解决农村金融枯竭而生，但金融资源的真正枯竭者却难以得到农贷资金;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广大贫农从农业发展中的得利甚少;遏制了旧式高利贷却制造了新式高利贷。究其原因，既有国家的因素亦有小农的因素。[※注]康金莉发表多篇论文，深入探讨民国时期乡村合作与合作金融等问题。[※注]

龚关探究合作金库的辅设问题，指出20世纪30代中期至40年代，国民政府试图以建立合作金库的方式构建独立的合作金融系统，以摒除农村合作金融复杂混乱的状态，但独立的合作金融系统最终没有建立起来，其背后蕴藏着国家、社会、市场间的多重复杂矛盾。[※注]

2.工业研究

( 1)工业化

20世纪10年代是近代中国工业开始形成的时期，然而由于资料尤其是统计资料的匮乏或者缺乏收集和整理等原因，至今还没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关权通过对这个时期唯一的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统计资料《农商统计表》进行整理和修正，估算了这个时期工业生产的状况并作了初步的分析。[※注]1937年上海市政府为庆祝其成立十周年举行了一场纪念工业展览会，从机器工业、手工业和工业安全等三个角度展示了上海工业化取得的成就。严鹏撰文运用展览综合体的概念，论述此次工业展览的筹办过程，以及它是如何多角度地宣传其目标的。作为战前上海工业成就的最后一次展示，该次工业展显示了上海工业化的实力，以及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进步。[※注]周延江、阎治才提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无论是靠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来实现工业化，还是靠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实现工业化，或是靠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实现工业化，都是不可能的。[※注]

( 2)具体行业发展状况

林刚对已有的1936年中国棉纺业、缫丝业和面粉工业产量数据提出质疑并重新进行了估算。[※注]鸦片战争后，江浙地区丝织业的发展虽时有起伏，但大体呈现发展态势，并一直维持着传统生产形态未变。其间虽时有以近代科技改造丝织业的提议和设想，但时迄清末并未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王翔撰文指出，辛亥革命期间江浙丝织业遭受严重冲击，迫使其合群抱团，奋力抗争，一面推动“服用国货”维护丝织业的市场地位和销售份额;一面开始“建厂购机”拉开传统丝织业近代转型的帷幕。[※注]

薛毅指出，孙越崎是20世纪中国煤炭工业重大事件的经历者和见证人。他先后在国内和美国著名大学学习采矿业，毕业后先后创办和领导了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地区的重要煤矿，在民国时期担任过国家最高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1948年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召开全国重要工矿企业负责人秘密会议，确定了“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煤炭系统工作，担任过国家最高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炭工业部顾问，在推广输煤管道技术、改革煤炭管理体制、呼吁加强煤炭立法等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注]

( 3)企业研究

王玉茹等对近代中国的股份制企业进行了回溯，认为中国近代企业面临非正式环境约束，使近代企业不可能出现普遍的纵向一体化阶段，从而也决定了近代企业无法发展成为欧洲国家近代化的关键性因素。[※注]

陈炜等指出缘于人际关系所产生的信任，在近代广西城镇工商企业与商贸往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到民族地区城镇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范围与方向。[※注]民国时期以东亚精神、民生精神等为代表的企业精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企业管理开始尝试进入以柔性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管理阶段。林立强以“东亚精神”为个案讨论了民国时期基督教对企业精神的影响。[※注]王颖认为近代联号企业的总公司并非企业集团意义上的控股公司，不具备控股公司的职能，联号企业成员间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作为其他联结关系的框架和前提。王颖还指出近代家族联号企业作为中间性组织的一种，其组织结构在一体化进程中又有着分体化倾向。[※注]吴静指出近代上海民营企业的对外技术选择呈现出从盲目依赖到理性自主，从单一化到多样化，从间接引进到直接引进的特征。[※注]

李志英探讨民国时期范旭东企业集团的环境意识与实践，认为起初其环境意识是循着中国传统的循环经济的环境思想路径展开的，注重废物利用，并体现在其副产物的生产上。其环境意识总体表现为对效益的追求和对人的生命安全的关怀，注重工厂的生产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具有显著的古今中西环境观交汇的特征。[※注]

3.商贸经济研究

贸易经济(含对外贸易)以及利用商业账簿研究经济史，是近年来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 1)国内贸易

咸丰年间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数量巨大，类型多样，内容丰富。账簿完整地记录了志成号历年进货、销售、开支、结算、银钱兑换等经营活动，较为细致地展示出徽商经营的具体形态。账簿还详细记载志成号历年上交厘金、地方规费的种类和数额，以及银钱兑价。马勇虎对其进行了介绍，并指出这批账簿揭示了商业经营与地方市场、地方社会的关系，也反映出咸丰朝持续多年的社会动乱严重地恶化了商业经营的环境。[※注]袁为鹏、马德斌详细介绍了1798—1850年间位于直隶宁津县大柳镇的统泰升商号的历史背景与经营状况，商号账簿的保存数量及年代分布，账簿的记账方式，账本结构与分类情形。并强调了商业账簿史料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注]彭凯翔从火神会账本中的货币与价格史料出发，结合其他直接、间接史料，对近代北京的货币行用状况与价格结构变化进行探讨。指出与京钱相对应的有各种名目的实货币、虚实货币共同构成了近代北京的货币体系。随着该体系的蜕变、瓦解，北京经历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并通过火神会账本中的以及其他现有的物价工价数据，对通货膨胀中的相对价格变化有了更准确的认识。[※注]卢忠民以近代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及其联号五金商铺账簿为中心，探讨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通过对账簿作用与真实性，账簿分类、记账方法与账务处理，账簿史料价值(股份合伙与人力股制度、京津联号经营管理模式、职工生活与消费水平)等方面的考察，认为民间商业账簿对经济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巨大。[※注]卢忠民还利用账簿研究近代北京商铺的铺底与铺底权，提出在北京商铺的租赁、倒卖过程中，先有铺底，后有铺底权，铺底权依着于铺底而存在，与老北京商人的关系极为密切。他就铺底与铺底权的概念、分类、铺底用钱占商铺总投资的比例、其积极作用及负面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梳理。[※注]一般认为，商人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很难生存，但北京现代商业史却提供了另外的事实:市民和移民社会身份的断裂，反而使商户的行业成为城市社会的主要个体身份标志，行业技艺和现代专业知识传承成为城市社会分层的新基础，促成了城市商业经济现代化的发轫。董晓萍等考察了北京老字号成文厚的个案，并揭示了其商业的行业化取向。[※注]

近代甘南藏区集镇商贸的变迁，毛光远提出其经历了清末民初外国洋行垄断性贸易、抗战前国内商帮对商贸推动和抗战时期政府主导下贸易勃兴三个主要阶段。集镇商贸呈现出诸多新变化，如商会组织产生与发展、商贸重心的扩散及小型集镇兴起、国家加强对商贸控制等，甘南藏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商品经济得到了不同程度发展。[※注]李晓英研究甘宁青地区羊毛贸易，认为由于三级市场、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构成的市场结构的多层次性和功能的发挥，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的羊毛生产和外销得以顺利地进行。李晓英还认为近代中国羊毛出口量总体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这其中又多次出现起伏;在以美国为主体的海外需求量的影响下，社会内部的诸多因素也直接制约了近代甘宁青羊毛贸易的正常发展。[※注]王曙明探讨近代宁夏的羊皮毛贸易，提出其发展大致历经民间生活所需的物物交换、洋行垄断贸易到地方商栈掌控，最后到官商联盟的购销与加工、地方政府倡办的购产销一体化等几个发展阶段。[※注]

有的学者则着重于研究港口与城市、腹地之间的关系，或者城市与城市之间空间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关系的影响。[※注]丁贤勇指出传统的弧形曲线式商路被直线取代，自然形成的树形分叉式商路被横切贯通。商业城镇从沿大江大河分布演变为沿铁路公路线分布，使中心城市腹地和市场外部边界扩大。改变了原材料和工业品产销间的时空距离。扩大了商人活动的半径，影响到不同城镇商人商权的扩充收缩以及地缘性商人团体的兴衰更迭。[※注]北洋三口对外开放以后，华北地区的主体经济要素，发生了空间上的位移，以北京和省府县城为经济中心城市，以驿道和运河为主要交通途径的传统国内政治经济网络，向以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为经济中心城市，以铁路、公路、海运、电信为主要交通途径的现代国际市场经济体系转化。樊如森指出这一整合造成了华北新的区域经济差异，提升了华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注]近代中国市场物流体系仍以交通运输业为主体，而交通运输方式在近代经历了较大的变革，至抗战前现代交通方式，基本上取代了传统的南船北马。其中铁路对国内市场影响较大，陈争平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铁路运输对于中国北方市场的影响比对南方市场更大。[※注]

王哲以海关数据为依据，考察了晚清至民国期间埠际贸易的网络体系。他指出埠际贸易的空间分布在百年尺度上变化极其剧烈。长江南北有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南方埠际贸易网络更为复杂。埠际贸易仅仅具备中等的空间集中程度，枢纽城市的贸易权重在研究时段内渐趋走低，中小城市港口直航渐成趋势，这种发展态势在抗战爆发之后略有反转。王哲等还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分析了《中国旧海关史料》等海关出版物中的国际贸易和埠际贸易数据，考察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注]戴鞍钢认为晚清时期，与上海开埠及江南地区近代经济和交通运输等业的发展同步，绍兴与上海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他还分析了1843年上海开埠后，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彼此间城乡经济的联系和互动。[※注]

( 2)对外贸易

我国历史上南海贸易历史的发掘，是学术界近年来比较关注的话题之一。黄纯艳讨论了宋代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她认为，宋代完成了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陆路向东南海路的转移，在经济重心南移和宋朝政府鼓励海外贸易政策的推动下，宋代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推动了亚洲海上贸易的发展，促使了有稳定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稳定贸易力量、稳定的市场区域的南海贸易体系最终形成，从而使亚洲政治经济格局及其运行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注]考古资料的发现及其整理研究，是深化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西沙群岛海域发现了明代初期沉船遗留的铜镜、铜锭等金属制品，湖北梁庄王墓出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铭文金锭，菲律宾等国发现明代的外销瓷器物，反映了明代前期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货币流通、商品交换，特别是郑和下西洋的境况，以及沿海地区私商贸易暗流、外销瓷生产等情形，见证了中国华南地区和东南亚悠久的海洋贸易传统和密切的文化交流历史，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探讨。[※注]

乾隆—道光年间的北洋贸易促进了上海的崛起，许檀指出: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江海关，定制为: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大关，北洋沙船收泊刘河口，并由此形成南、北洋贸易的分隔局面。乾隆中叶开始的北洋贸易的一系列变化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一，东北豆货输出开禁使北洋贸易得以大规模发展;其二，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其三，运河航运能力不足，越来越多的内地商货改由海道北上。各地商帮云集上海，沙船业、钱业、饼豆业、棉布业等行业大有发展。在乾隆后期至开埠之前的数十年间，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南北洋贸易、长江与沿海贸易的中转枢纽。嘉庆、道光年间上海即已确立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地位。[※注]

环北部湾内河港埠对外贸易，侯宣杰基于清末龙州、梧州、南宁海关档案予以研究，认为在国际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下，环北部湾贸易交往格局发生深刻的嬗变。内河港埠对外贸易在总量快速增长之余，也形成巨额的贸易逆差和悬殊的埠际差距。[※注]梁瑞敏研究近代天津洋行的毛皮原料贸易，指出几十年里洋行掠走的毛皮数量惊人，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皮革业和毛纺织业的发展。[※注]

清代西藏先后与南亚的巴勒布、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发生阶段性的贸易关系，陈志刚提出这种贸易关系所形成的贸易格局及其后的变化，呈现出清政府所辖西南边疆的地域人群与南亚地区长期交往的历史图景。西藏与南亚贸易的主导权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实际效果。[※注]拉达克( Ladakh)位于今印控克什米尔的最东隅，是连接南亚、中亚、中国西北和西南的天然交通要道，在历史上是这些地区间进行贸易交往的重要中转站。朱卫依据来自英国印度事务部的贸易档案资料，对1919—1929年拉达克与中国新疆和西藏的贸易情况加以介绍和分析，指出其在贸易额、主要贸易品种类和数量等方面呈现的特点。[※注]

近代中国海关制度的变迁，熊金武尝试从制度职能定位与制度安排变迁的视角加以解构和解释:任用外籍人员的中国海关制度变迁是清政府稳健式增量改革的成果，是一种以强制性开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体现于西方列强对地方政府的胁迫和不平等条约，造成海关制度变迁的殖民特征，使得新式海关制度长期履行异化的海关职能，代表着嵌入式内部规则的外国商人成为海关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中国政府在重新确定海关职能后，也积极改革海关，具有主导权。只有当中国政府完全认知现代海关职能并夺回海关制度制定权力之后，近代复杂的海关制度变迁才算告一段落。[※注]丁英顺探讨赫德与晚清复进口税，提出赫德亲身参与该税制的酝酿、设计、确定和扩展，由此深得清政府欢心和信任，赫德也借此不断扩大海关的权限，巩固外籍税务司制度。[※注]

( 3)技术变革与商业贸易。近代的路矿关系，范矿生从津浦铁路与中兴煤矿的关系予以考察:煤矿多分布在较为偏远的地区，煤炭能否运销出去成为各煤矿经营的关键要素。铁路修建之前，各煤矿的运输大多依赖人力、牛车或水运等方式，路途遥远，效率低下，运费高昂，且运量有限，所费时日颇多。铁路修建之后，大大便利了煤炭的运输，而且由于铁路本身是煤炭消费大户，使得路、矿关系日益密切。在此基础上，路矿之间还会衍生出其他多层次关系。路、矿双方之间利益错综复杂，相互让利而又彼此收利，是一种长期合作的互利互惠关系。[※注]张学见研究胶济铁路及其沿线煤炭产销( 1920—1937)，认为沿线淄博煤矿利用便捷的运输条件，其生产能力、对外运输量均得以提高，是近代山东经济逐渐融入国际化的表现。[※注]

倪玉平讨论了漕运对于清代运输工具的变迁的重要推动作用。[※注]杨立红等介绍了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的汽车运输业。[※注]李倩探讨了近代西北地区的皮筏运输业。[※注]游海华等论述了熊式辉主赣时期江西公路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注]近代浙江陆上交通建设在张静江任省政府主席时大有发展，谭备战研究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张静江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他从推动浙江现代化经济建设出发对浙江的各项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其中尤以陆上交通建设的成就最为突出:杭江铁路的兴建、全省公路网的修筑，均促进了近代浙江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后人对其评价甚高。[※注]

4.中国经济转型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在唐宋以降发生了重大变革，自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长文《概况的唐宋时代观》[※注]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国外学者在中国传统社会变革期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转型问题之内涵的认识。下面将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关于唐宋以来中国传统经济转型研究作一简述，将着重关注“唐宋变革”、“明清转型”和“大分流”等方面。

( 1)“唐宋变革”

唐宋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唐中期以来，特别是宋代呈现出与唐前期迥然不同的态势，从政治生活、经济关系到社会结构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这些变化给后世以很大影响，这一变化被学界称为“唐宋变革”。唐宋变革论最早为20世纪初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他于1910年在《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宏观的时代分期，东汉中叶以前是“上古”，经东汉末年到西晋的一段过渡期，到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再经唐末到五代的另一段过渡期，到宋元明清时期为“近世”。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称:“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注]

尽管欧美学者对日本“唐宋变革”论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但对于中国古代史许多问题持不同见解的西方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比较一致，即公认自晚唐至宋末，中国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平，城市革命相继发生于北宋的洛阳、开封和南宋长江三角洲一带，南宋时期上层阶级的中国人大概享有当时全球范围最高水平的生活。宋代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心，还由于印刷术的传播使宋代农村社会的详细情况和数字资料大大多于以往的朝代，可以对宋进行以前的朝代不可能做的分析研究。中国的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宋朝的显著发展使英国的伊懋可和美国的郝若贝称宋代为经济革命时期。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国历史的模式》[※注]详细研究了13世纪中国农业达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农作物的品种及引进和改良、灌溉体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认为宋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农业革命，南方成为全国的粮仓，大运河犹如一条商业通道，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农业生产率，并由此在交通运输、金融、信贷、城市化与市场系统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革命性变革。

燃料也是这一变革中重点考察的对象。这样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学者罗伯特·哈特威尔1962年在《北宋时期中国铁煤工业的革命》[※注]中认为，11世纪中国已经发生了“煤铁革命”，并指出“城巿化、工业和军事战略等需求在11世纪前半期在华北造成了长期的燃料短缺”，“更严重得多的情况是华北各城市出现的燃料危机”。他所指的燃料危机就是薪炭等生物质燃料的危机。

斯波义信[※注]对唐宋变革对商业的作用作出了解释，他说唐宋时期的经济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水路系统进一步扩大，为各地农村及城市经济的扩张提供了基础，区域劳动分工得以建立，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贸易量和贸易额。这一时期的商人设计出新的商业惯例、制度安排和合伙方式来拓展其贸易活动。另一个商业上的突破则是长江流域市场的扩大。政府所制定的有关市场组织与程序的规则开始松动，商业状况逐渐依赖于更高水平的私人交易与商业交换，交易场所的形成更趋自由，商业贸易进一步深入农村地区。

美国学术界越来越受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进一步摒弃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面逐渐形成比较全面的新解说，其特点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式近代的一个转折，同时更加注重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

更加重视长时段的研究，如郝若贝关于社会史、刘子健关于文化史的研究，包弼德关于思想史、柏文丽关于家族、妇女史的研究等。这些学者都喜欢用“中世”而不是“宋史”来指称他们研究领域的时限。

郝若贝、韩明诗、贾志扬等研究发现，以前的研究强调宋代重视文治，扩大科举制，给富人与其他社会上层一个适当的途径，以取得那些与旧贵族传统相联系的功名，并以此作为使他们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合法化，但事实上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性的扩大程度并没有那么大。

( 2)“明清转型”和“大分流”

除“唐宋变革”论以外，另一个影响较广的学说是“明清转型”，即中国传统社会在明清时期发生重大社会经济转型，目前西方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同时“大分流”也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尤其以加州学派为代表。

国外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农业发展与衰退的争论尤为激烈。增长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农业发展不但没有停滞而且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表现为农业工人工资增长、农业产量增长快于人口、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增长论观点持有者如罗斯基在《战前中国经济增长》提出战前农业增长率应该为1. 2％—1. 5％，并认为农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之多。[※注]

谈中国传统经济转型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中西差异，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与西欧发展道路的对比，这一研究可以简称为“大分流”研究。目前围绕大分流已经取得很多研究成果。

Prasannan Parthasarathi ( 2011)以英国和印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兼论日本、中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从纺织和煤炭工业、科学技术与政府的角色等多个方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进行了新的解读，证明了在17—18世纪时欧洲和亚洲的发达地区之间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二者有各自精密复杂的经济体系，并且都处于经济增长期，此后欧亚走上不同的道路，是因为两地区面临的竞争和生态压力不同，继而产生了各种相异的国家政策和经济结果。[※注]

Ma ( 2004)认为在东亚，传统文化与制度资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社会网络与社团及非正式的制度资源，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供诚信，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够在正式的法律规则确定与制度化之前，就可以产生。在一个重大的政治与经济的转型时刻，变通与不墨守成规的传统反而有利于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一传统也对改革时期同时出现的各种制度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注]

斯坦福大学青木昌彦教授的Institution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在中日比较的视野下探讨了东亚经济发展“小分流”的制度成因。剑桥大学约瑟夫·麦克德莫特( Joseph McDermott)教授的What Weber，Freedman，and Pomeranz Did Not Know about the Ances-tral Hall，讨论了徽州地区的宗祠和族谱，着重分析了中国传统宗族组织的金融功能，并比较了中日不同的金融组织形式对近代金融制度转型的影响。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杰克·戈德斯通( Jack Goldstone)教授以CulturalFound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Europe vs Asia为题，探讨了东西经济大分流的文化制约因素。杰克·戈德斯通教授指出了对大分流的经济解释的局限性，转而强调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科学文化基础。[※注]

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通过确定和支持日常行为的伦理促进了商业成功。新教伦理转化的世俗行为准则:勤奋、诚实、严肃、节约金钱和时间，都对商业和资本积累起到了促进作用。韦伯认为加尔文教义对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是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而在中国，传统的农耕世界作为社会构成，选出了它的主体文化形态，儒教被选择为独尊于世的官方学说，对中国专制政权结构，起到极大的维系作用。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儒教的传统主义占据了支配地位，加之士对经济生产经营的兴趣缺乏，使得社会经济无法朝向资本主义之途演进。[※注]

( 3)传统经济转型的动力及影响

Bai和Kung ( 2011)[※注]提出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来的经济变迁，特别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条件决定的，确切地说当降水少时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次数就多、反之则少，而雪灾则会大幅提升游牧民族侵扰发生的概率，明清时期恰好处于一个冷期，所以与北方民族的冲突加剧。但气候变化的影响有可能会被美洲作物的引进而降低，美洲作物正是在明朝中期以后传入中国的( Fan，2010)[※注]，但目前这一观点还存在争议。Jia ( 2012)[※注]通过基于近五百年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水旱灾害会大幅增加农民起义的发生率。同时，该研究还发现在抗灾性能良好的甘薯引入中国后，气候对农民起义发生率的影响大为降低了。这一发现验证了气候波动主要是通过影响粮食的丰歉对社会治乱产生影响的猜想。Chen和Kung ( 2012)[※注]则发现，玉米的种植大约可以解释从1500—1900年间中国总人口增长的23％。不过，玉米引植对于同期城市化的影响是负面的。

Adam Tooze，Martin Ivanov ( 2011)分析了18—20世纪中国的北京、广东、苏州、上海的工资和价格，并将欧洲、日本和印度的几个主要城市的正式工资、生活花费和生活标准进行比较。发现，就建筑工人的真实工资而言，18世纪亚洲的几个国家较为近似，但远较西北欧为落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中国真实工资基本是停滞的，随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缓慢增长，但近二百年来仅有少量积累。相对日本和欧洲的工业化而言，20世纪早期中国收入的差距主要源于长时期的停滞所致。[※注]

Philip C. C. Huang ( 2011)从经济和法律史的视角论述了当代中国家庭。一些社会学理论和现在较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化理论均假设，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基于小农生产的中国家庭将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个体工业工人和三代同堂的核心家庭。然而，事实上即使现在中国的GDP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假设也没有出现，而是表现出小农家庭的强大持续力，同时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受到威胁。中国的法律系统包含一个非常巨大的非正式系统，在这里家庭的运转超过个人主义。在非正式的家庭和正式的个人主义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场，两种力量在其中进行不断地较量和融合。中国家庭的经济行为和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之间有较大矛盾。它也具有不同的家庭组成结构和投资倾向、儿童教育和婚姻等。这就是为什么从现代西方观点考察中国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注]

Laurel Bossen，Wang Xurui，Melissa J. Brown和Hill Gates ( 2011)通过陕西省两个县的访谈得出20世纪早期中国妇女的缠足现象，由于纺织业发展的需要而受到削弱甚至消失，这一结论大不同以往对中国妇女缠足的理解。[※注]

Jean－Laurent Rosenthal和R. Bin Wong ( 2011)在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的基础上，从经济变迁的政治基础讨论了中国和欧洲大分流前后的变化。批评了传统对大分流的解释，否定传统认为欧洲的发展得益于其欧洲大陆是分散的多个国家的解释。他们分别从家庭结构、商贸规则、信用体系和政府代理四个方面阐述了他们的观点。[※注]

朱荫贵探讨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之关系。中国长期存在商品和市场，但快速发展演变成市场经济，却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已经基本成型。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是政治上的突变。但从其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来看，例如推动近代中国经济法律法规建立并形成体系，推动机器制造业迅速成长，推动铁路轮船为代表的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和电讯邮政等的发展以及以银行、保险、交易所等新式金融结算体系的建立等方面来看，辛亥革命奠定了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框架，并使之初步成型。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辛亥革命在经济领域中同样实现了“突变”，也为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大门本奠定了基础[※注]。

5.清代榷关研究

清代榷关是规范商品流通、增加国赋的经济部门，因此是清代经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关清代榷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就其研究内容来看，比较集中于榷关设置及其分类、榷关与财政、榷关与关税制度、榷关与商品流通、榷关与城市发展以及晚清榷关的改革与衰落等方面。清代榷关是政府在重要水陆交通要津设置对船只、货物强制性征收商税的专门机构，更是规范商品流通、增加国赋的经济部门，因此是清代经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民国年间，有关中国“关税”问题的焦点集中于近代海关，仅是在研究成果中会述及清代前期的榷关。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出现，关于榷关的研究呈现方兴未艾的势头，就其研究内容来看，比较集中于榷关设置及其分类、榷关与财政、榷关与关税制度、榷关与商品流通、榷关与城市发展以及晚清榷关的改革与衰落等方面。

( 1)榷关设置及其分类

榷关始创于明代，清代是对明代钞关之继承和发展。祁美琴认为清初对明代钞关进行整合，通过合并、划拨、裁革商关等手段，至乾隆年间，清代户部管理的榷关已达到34处。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统计，可以肯定的是，清代榷关增建最多的时期是在顺治和康熙年间，因此，迟至康熙年间已经基本达到后来榷关的规模了。按地理位置将榷关划分为沿河、沿海、内陆关三种，或依据商品流通情况划分为运河、长江、沿海、内陆四种榷关。

( 2)榷关与清代财政

财政税收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清廷以地丁、盐课、关税为岁入之大端，以兵饷、河工为岁出之大端”，由此可见榷关收入已成为影响清代财政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后，清代财政赋税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廖声丰在指出清代常关税收逐渐成为国家赖以维持的重要财源的同时，强调了其对于中央与地方机构办公经费的重要性。[※注]通过对全国不同区域榷关实征关税额进行考证之后，倪玉平再次指出嘉庆、道光时期，除因鸦片战争而导致关税收入稍有下降外，其余时间仍然保持了银五百余万两的水平，相较于乾隆时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因此，他强调不能通过嘉、道时期关税量的变化来论证“道光萧条”[※注]。清代财政分属户部与内务府两大机构管理，二者分别掌管军国度支与内廷供应，有其各自的职掌与权限。作为榷关税收的额税部分，大部分要交予户部，以维持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而其盈余的很大一部分则要被用来支撑皇室财政的正常运转。因此，清代榷关研究势必会与内务府有密切关联。何本方探究了内务府司员竭力垄断榷关差缺，榷关为皇室提供内帑的特殊关系。榷关对清代财政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还体现在晚清财政体制中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微妙变化之上。晚清咸同之际，由于筹饷权的下放，地方财政渐具形态，作为中央财政重要来源的关税收入，也被纳入以地方军务为中心的财政单元之中。对于此，陈勇特别指出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不同地区的税关在追逐关税资源过程中，在税源分割、税款支配方面产生了种种纠葛。这种带有地方本位意味的各地税关之间的利益对立，凸显出新的历史情境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松动的迹象。[※注]

( 3)榷关与清代关税制度

榷关设立于水陆要冲，掌国货之节，而榷关制度又体现了清王朝的商业政策，剖析它们的演变和作用，对于说明清前期商品经济的兴衰是有意义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的开放以及台湾有关档案的出版，学术界对于榷关制度的探讨逐渐增多，且已出版的清代榷关研究著作多以税关制度为研究对象。此外，诸多学者专门就榷关的官员委派、税率税则、榷关管理、免征措施等方面予以了关注。在税则税率方面，日本学者香坂昌纪认为清代商人承担的税赋越来越重。

( 4)榷关与清代商品流通

我国关税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明以前历代设关的主要目的却只是为了盘查过往行人，控制重要物资流通，维护专制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宋代以来城市商业的繁荣，关税征收额的增长从侧面客观反映出各地货物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也逐渐凸显出“关市之征”与商贸活动的紧密联系。有清一代，我国商品流通的范围较明代又有明显扩大，基于明代钞关发展起来的用于征收长途商品流通税的清代榷关，逐步成为仅次于地丁钱粮、盐业的国家税课中商业税的主体，从客观上反映了全国范围内长距离商品流通的繁荣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如是，以榷关为研究视角，对清代商业贸易状况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关注也日渐提高。从宏观角度来看，范毅军通过考察运河、长江、沿海等主要流通渠道沿线榷关的商品流通走向及其数量，论证清前期已经形成了全国的统一市场。廖声丰则明确指出，常关口岸是城市商品流通的重要载体，客观上对市场的发育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促进了常关税收的增加。[※注]在个案研究层面，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山海关、龙江关、西新关、九江关、芜湖关、凤阳关、赣关、天津关、淮安关、北新关、浒墅关等榷关的税收与商品流通量、大宗商品流向及交通路线等内容，相继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廖声丰依据关税档案对清代前期芜湖关、凤阳关、北新关、粤海关、江海关以及清代赣关与鸦片战争前淮安关、天津关的税收及商品流通进行了相关探讨。[※注]此外，台湾学者林子雅认为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经济关系上，浒墅关与苏州都具有紧密的联系，从而以浒墅关税收变化探究其与苏州经济地位之关系。[※注]这些研究成果的明显特点是较为清晰地梳理了我国沿海、运河沿线、长江沿线诸关的商品贸易流通及其区域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于以往少有提及的清代北部边疆榷关及其商品流通也逐渐展开相应的深入探讨。

( 5)榷关与城市发展

对传统时期的城市而言，榷关的存在为其发展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动力。城市与榷关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包括经济活动的联系，还包括城市观念上的变化。北新关是明清时期位于杭州城北部的税关，其设置与南宋以来杭州城北地区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北新关的长期存在也为杭州城市打上了自己的烙印。钱丰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进而强调考察古代人对榷关与城市空间关系的认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时期的城市空间的概念。[※注]

( 6)晚清榷关的改革与衰落

清代前期，榷关税收仅次于田赋、盐税，在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榷关税收急剧下降。对于晚清榷关衰落的原因，部分学者从财政体系、外部环境以及榷关自身存在之痼疾等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任智勇以江南四榷关为例，对清末关厘之争的过程进行探讨，分析厘局得以扩张的原因，并指出虽然历史上厘金的恶名更为昭著，但厘金相比于榷税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商税。[※注]廖声丰则指出清代常关从表面上表现在税收不断下降，但从深层次看，其税收实际上仍在增长，只不过这种增长是曲折地反映在厘金和子口税的增长上。因此，清末常关税收实际上仍在变态地发展。[※注]而近代交通格局的变化、交通工具的变迁、海关税和子口税对常关税的掠夺、战争的影响等各种因素则是导致近代常关衰落的主要原因。[※注]

时至今日，有关清代榷关的研究成果数量不断增加，呈现出从宏观叙述逐渐向微观个案研究转化的趋势，其研究内容也涉及榷关与明清国家、经济社会、关税制度以及商品流通等多个方面。

6.货币制度及金融机构

戴建兵的《中国近代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 1890—1935)》[※注]一文，从货币本位理论考察中国近代货币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货币银行学学理上的本位含义，其构成实质是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白银是由外部供给的，而国际白银市场被西方操纵，外商银行控制中国国内白银以及相应的银两制度。中国近代货币体系深受外国势力影响，是中国近代特定政治、经济的产物，给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朱荫贵指出，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相当疏离。其原因何在?中国近代企业在发展进程中，资金筹集渠道有什么特点?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演变又具有什么独特的性质?这些问题都提示我们应该去认真研究中国近代的资本市场。[※注]

朱荫贵评价钱庄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指出钱庄是传统中国金融机构的典型和代表之一。近代新式工业企业诞生后，钱庄在资本市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洋务运动时期在资本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清末华商银行业出现，直至南京政府银行业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力量时，钱庄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为适应近代资本市场的需求，钱庄在经营习惯和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变和调适。[※注]

近代的证券交易所最早出现于清末，林榕杰提出，就证券监管方面而言，民国时期是以政府对交易所进行监管以及通过交易所实施监管为主要环节。近代证券监管体制属政府型监管体制，但政府中未设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而是由主管商业的部门以及财政部来负责。对近代证券交易所存续、发展影响较大的因素包括战争、通货膨胀、政府应对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还有地区经济的发展程度及其兴衰变化等。近代证券交易所在“健全证券市场”、吸纳游资以及促进工商实业发展上起过一定作用，但也有局限性。[※注]何旭艳分析近代信托业的投机现象，认为近代中国尚不具备信托业兴起和健康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游资泛滥下的投机需求催生了信托业的兴起，投机带来的超额利润维系着信托业生存。投机阻碍了信托业回归本业之路，绝大部分信托机构在彰显投机特性的同时摒弃了信托本业，没能发挥财产管理和长期资金融通功能，致使“成也投机，败也投机”[※注]。

康金莉在《北四行研究( 1915—1937)》[※注]中全面研究了1915—1937年间北四行在联合经营、发行钞票、投资政府债券、工商业放款与投资及内部组织架构等方面发展演变的全过程。

7.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

经济政策的研究本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如有学者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进行了梳理和评价，也有大量论文对专项经济政策进行了探讨，如法币政策、关税自主政策，虽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但尚未从制度变迁层面上加以分析。

彭南生以近代江南地区的碑刻资料为分析基础，讨论了晚清江南地区地方官署对民间经济活动的管理，他认为管理活动中新旧共存的过渡特色，导致了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落差。[※注]中国传统的民间借贷在中央苏区革命中几乎停止，民间债权被彻底废除。国民政府在战争尘埃落定之后承认并恢复了苏区革命以前的债权。赣闽边区的社会经济，随着债权的废除与恢复而激荡沉浮，伤筋动骨。游海华认为这说明保护债权与保护物权一样，应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守则。[※注]隋亮认为晚清初步形成了商业法律体系，促进了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注]邹亚莎讨论了清末民国民法对永佃制的继承和改造。[※注]曹伊清通过颇具特色的清末南京地区房地产契证制度，研究了清代房地产契证与房地产法律规制的实际作用。[※注]杨凤等比较了清末《公司律》与民初《公司条例》。[※注]常健发现在公司法律传统缺失的条件下，仅仅是公司法律文本的完善是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功效的。[※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实施外汇政策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宋佩玉评价其演变及后果，指出其将战时外汇管制政策转变为战后初期的开放外汇和黄金市场，然而这一政策随着内战的爆发而最终失败。随后国民政府军事由盛转衰，正常的经济活动因恶性通货膨胀难以维持，外汇市场不得不再次施行管制。[※注]

甲午战争赔款数额问题，中日学者之间一向存在较大分歧。蒋立文对中日两国现存的相关档案文献和主要论著进行分析考释，对已有的几种学术观点及依据予以深入讨论，指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实际支出的军费总数不超过1. 25亿日元，而清政府的实际支付，陆续折换成日元，总计3. 5836亿日元。日本从中国强行掠夺的资金是当时日本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三倍。[※注]学术界通常认为海防经费原拨数额为银400万两，陈先松对此持怀疑态度。通过对粤海等关四成洋税数额及扣拨款情况的仔细梳理，他认为海防经费的原拨数额实际上只有银350多万两。[※注]

任智勇试图分析厘局得以扩张的原因:厘金相比于榷税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商税。[※注]周育民根据清代档案和历史文献，对晚清鸦片厘金的起源和各省税率的沿革作了系统论述。周育民还对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再估计，在民国时期罗玉东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整理的新数据、新材料，提出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新估计，认为光绪五年以后，清代厘金岁入已常年在2000万两以上，光绪二十九年以后突破3000万两。[※注]林力通过对1843—1948年税则的研究，认为近代天津海关关税政策的变化过程是近代中国不同时期国内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多重博弈均衡的过程。[※注]

高亚军认为，光绪朝的财政节流措施一为裁兵节饷，二为裁减局所及冗员、冗费，三为核扣廉俸，四为停不急工程，五为减成、减平放款。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节流措施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未能真正起到节流的作用。[※注]刘增合探讨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指出大规模清查的结果显示，各省隐匿之款绝大部分上报，财政总量大大超过以往。清查财政的行动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持续效果却受到各种制度改革缺陷的影响，近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尚须经受各种考验。[※注]苏全有针对清末财政问题研究，批评了学界存在的两种趋向，之一是强调其中的现代性;之二是认为清末财政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注]

刘爱新就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发表己见，认为在使用制度变迁理论时也需要根据中国近代具体的情况进行合理的修正，实行理论的本土化，方能更好地发挥理论的功能。[※注]

8.档案资料的整理

陈振汉、熊正文、萧国亮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顺治—嘉庆朝)[※注]，系大型经济史资料汇编，其编辑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可谓与共和国同龄。该书550万字，分为农业卷、商业手工业卷、国家财政卷。嘉庆后的四朝650万字的资料，正在出版中。姜锡东等主编《保定商会档案》( 20册)[※注]，收录了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前的档案资料，系天津商会档案、苏州商会档案出版之后的又一部大型商会档案资料，特别是研究中小商会的重要史料。

刘秋根、张冰水主编的《保定房契档案汇编(清代民国编)》[※注](河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全书共10册，空间集中于保定城区，数量6000多份。全书按照交易时间顺序编排，分为清代( 1册)、北京国民政府时期( 1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 1册)、抗日战争时期( 3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 4册)五个分卷，该书开创了我国房契档案汇编的先河，编辑出版如此数量巨大的房契档案汇编在国内少。该书所收录的近六千多份房契文书全部来自保定老城区，反映的房地产交易上自雍正年间，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跨时二百余年，如此大量的契约集中于一个中小城市城区，在国内还是十分罕见的。而且与一般民间收藏不同，该书所收录契约文书皆来自于保定市档案局管存档案。这些契约文书由当年保定财政局移交而来(民国时期房屋契约管理由财政局负责)，从契约上所载文字图案来看，它们是因各种原因(如分割、合并房产、继承改名等)由财政局收缴注销的各类房产契约文书。其系统性、真实性是个人收藏所无法比拟的。

9.经济史理论研究

经济史理论方面，陈争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包括“一通”、“二合”、“三侧重”。“一通”就是“通古今之变”;“二合”就是熔社会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于一炉;“三侧重”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侧重实证分析，短期考察与中长期考察相结合，侧重中长期考察，突变因素与渐变因素相结合，侧重渐变因素。[※注]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注]，系专题性研究论集，其中方法论的贡献尤其巨大。

(二)最新理论观点与方法重大理论创新与热点问题

近年来，“封建”的名实问题因冯天瑜《“封建”考论》专著问世而成学界热门论题。学术界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阐释，大多认定各地区的历史发展走过基本相同的道路、遵循大体一致的发展模式，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作为普遍规律运用于中国及中国各地区的历史分析中。这实际上是早期进化论的“单线进化论”或“直线进化论”。另外，则以“朝代更替”为核心线索，认为中国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变动均与王朝更替紧密联系在一起。鲁西奇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批判，认为各地区历史发展具有丰富的区域性内涵，不仅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早晚、快慢之分，道路有顺直与曲折之不同，发展水平有高低之异，不同区域所走过的道路会有根本性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着中原道路、南方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与沙漠—绿洲道路等五条基本的区域性发展道路，其社会经济形态、国家形态及其形成演变过程、族群与文化特质诸方面均表现出根本性差别。中国历史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根源于各地区生存环境的差别、生存于其间的各种人群的不同，以及不同人群对其所处环境及其变化的“适应”与“应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与方式。[※注]

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注]在江南与西欧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三个世纪以前出现了“大分流”，而今天则又出现了“大合流”。要把这个“大分流”和“大合流”联系起来，关键是说明什么是近代经济。江南本身从长期发展中建立起来的基础，使得江南比其他地区具有一种特别的优势，从而为以近代工业化为特征的近代经济发展作了更好的准备，从而也获得更大的成功。这也解释了江南与西欧经济在19世纪初期以后的“大分流”以及近来的“大合流”。从此而言，我们可以确信“大分流”史观对于江南经济史研究确实非常重要，同时江南经济史研究对于“大分流”史观也至为关键。在中国所有地区中，江南为近代经济成长所作的准备最为充分。这种柏金斯所说的“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 prior－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with complex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在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到来之前已经进行了很久，形成了坚实的传统，以后长期的战乱乃至1949年以后一系列激进的“左”的政策，虽然严重破坏了这个传统，但是也未能全部摧毁之。而在江南，这个传统最为深厚，成为1979年以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的经济起飞的主要基础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 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外国在华投资这一领域一直以来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早在上世纪国内学者刘大钧、高平叔、丁雨山、吴承明先生、宓汝成先生、陈争平先生等就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美国学者雷麦( C. F. Remer)、邓伯格( Robert Dernberger)等以及日本东亚研究所等，均对其作出了积极贡献。梁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论著主要探讨了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推动效益与挤压效益，对近代乃至今天外商直接投资对中资企业“挤出效应”的认识，颇多裨益。其研究的时间段和标志主要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外国投资进入我国的开始;其后的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在华投资的进一步深入;辛丑条约后，外国在华投资在我国的波及面和影响力加深，更多地涉及民生和重工业方面;民国直至抗战前，这一趋势一直有所发展。除了从时间顺序角度进行研究，作者使用按行业分类研究的方法。这一方法使得在不同时段，如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华投资多以进出口服务业为主，资金总量很少，近代工业所占比重极低。甲午战争后则制造业和采矿业成为投资重点，也就是将中国变成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的意味更重。直到抗战前的民国时期，第二产业投资剧增，而采矿业等行业的比重下降。这一角度对展现外国在华投资所涉及的不同领域和特点比较清晰，便于抓住研究的主要方面。而且每一阶段外国在华投资所涉及和注重发展的行业不同，也反映出外国在华投资逐步发展的一个纵向过程。

关于“大分流”的讨论。2012年7月在南非举行的世界经济史大会( WEHC2012)[※注]和2012年在日本举行的亚洲经济史大会( AHEC2012)[※注]，其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大分流”，即中国和欧洲在1800年前后出现大的分化，欧洲发展出近代工业化、国民收入显著增长，而中国则远远被落在后面，于此相对1800年以前中国一度领先世界，由此引发人们思考，因此这一议题一直是经济史学界的研究重点。目前提出的新观点有:将分化的时间提前，有学者提出远在1600年甚至更前便已经开始分化。第二不再将整个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而是用每一个国家或者是每一个小地区与中国或中国的地区(如江南)之间比较。在比较过程中，比较的对象更加细化，如人力资本、产煤量、农业工人工资、森林覆盖率等等。这些研究对理解长时段经济发展规律提供较大帮助。

经济史理论方法受到重视。吴承明、方行先生关于传统经济的通信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近三万字的通信中，内容涉及对商人支配生产的讨论、关于市镇理论、关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关于市场经济萌芽的中断等等。[※注]这些讨论，对于今后推动我国传统经济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同时也是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史回顾，具有不可忽略的文献学价值。

企业史研究方兴未艾。对企业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兰兮研究员领衔的团队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刘兰兮的《浅论上海协大祥绸布店的两次改组》利用新中国成立初年对资改造材料，以上海协大祥绸布商店的两次改组为例，透视了合伙制下产权关系的变化，探讨了合伙商业组织的制度演进。认为合伙企业具有共同出资、协议缔结并承担无限责任的特点，从而导致企业的不稳定性。[※注]

徐锋华探讨了近代民族企业的涉外纠纷与生存策略，1935年申新公司第七纺织厂被拍卖事件在上海引起轰动，牵涉到中、英、日三方和政府、司法、工商、银行、传媒等各部门。在国民政府和金融界拒绝实力援助的不利情形下，荣氏企业通过各方面的运作，成功地将一项法律上的经济纠纷演化成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政治事件，赢取了社会各界支持，体现了外资压迫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生存策略，荣氏企业得以暂时保全。[※注]

杜恂诚以统益纱厂为例考察近代职业经理人阶层产生前的委托代理问题。在相对发达的棉纺织工业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说明当时中国并未形成职业经理人市场，委托机构代理，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称，表现为权力很大，而责任机制则尚不健全。庚兴以代理人地位主导统益纱厂，最后对统益实现了收购重组。[※注]杨在军的《论家族制度与家族企业的互动关系》[※注]从婚姻与家族结构、家族管理制度、代际传承制度、家族功能、个人与家族关系五个方面，剖析家族制度演化的一般规律，并重新审视有关中外家族制度的传统观点，尤其对家族制度在现代东西方的地位进行了反思;从家族所有权和经营权出发，分析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历程、各个阶段主要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力图诠释家族企业演化基本规律;对家族制度与家族企业现代意义及其走向作出了展望。

杜恂诚、李晋指出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之误区，认为:学术界对中国古代、近代经济史上的“GDP”研究似有升温趋势，然而其中存在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有碍于更加真实地认识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和进行跨国家、跨社会的比较。主要的问题在于，认识和估算的思路进入了误区，偏离了“GDP”的规范定义。因此，不宜把“GDP”作为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或中国近代二元转型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时的主要普世价值评价标准，尤其不宜用偏离定义或模型有缺陷的估计或计量方法得出的“GDP”数字来进行比较。社会转型的评价标准是多维的，在很多时候，“GDP”并不能成为主要的评价标准。[※注]

(三)国内外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经济史代表人物，首先得提到先后谢世的吴承明、汪敬虞、从翰香、李文海等经济史学界前辈，任爽、武建国等中年经济史学家的逝世，是经济史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吴承明先生( 1917—2011)曾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后被推举为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201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经济研究所举办了“经济史理论与研究——纪念吴承明先生学术研讨会”，以此缅怀和继承学界前辈的治学风范，纪念和弘扬其学术成就[※注]。李文海先生先后主持编写了《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中国荒政书集成》等重要论著和资料集，对中国灾荒史和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起到重要引导作用。武建国教授在国有土地史方面的研究独树一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其作为恢复高考后的77级大学生，在读本科期间就在《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上发表了经济史方面的学术论文《试论均田制中永业田的性质》，成为一代学术领军人物之一。作为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是四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史》通史巨著的第3卷，该书承继前两卷的严谨作风和研究方法，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从历史条件、时代大环境上考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变迁及其规律，揭露1927—1937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世界经济危机和列强对华危机转嫁及经济侵略，探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衰退、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萌发与成长，阐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该书2012年入选“中国文库”并出版，2012年获第四届郭沫若历史学奖二等奖。

新近发现了一幅明代航海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2008年，两位国外学者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发现了一幅中国明代所绘的彩色航海地图，面积为1米×1米。香港学者钱江率先向国内介绍了这幅地图，认为是绘制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并将其命名为《明中叶航海图》[※注]。此后不断有人对此进行研究。龚缨晏通过考辨，将其定名为《明末彩绘东西洋航海图》，认为这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手绘航海地图，它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航海史、地图学史、中外关系史以及东南亚历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注]。

对于我国前近代经济总量或GDP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近年来关注的热点。刘逖的《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 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注]系国内第一部相关专著，出版后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鉴于人口数量的变化、国土面积的调整、政治军事的变动以及自然灾害等，均对GDP产生直接乃至巨大影响，该著对此进行了分析，通过人均GDP将其影响降低到最小值。刘逖力图回应麦迪森估值的批判，并对前近代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原因进行分析。这是该著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刘逖著作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判。看来，有关我国前近代经济总量或GDP研究，只是刚刚起步。

对于三国历史尤其吴国经济史的研究，因为史料匮乏，有许多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点，是情理之中的。1996年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多达10余万枚，被誉为世纪性学术大发现一点也不为过。经专家通力合作，整理出版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叁)四部。这无疑为三国历史尤其吴国历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契机，其价值如同金文、甲骨文对于西周历史、敦煌文书对于唐史同样重要。著名魏晋南北朝史、经济史专家蒋福亚教授的新作《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注]，在娴熟运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已经整理出版的上述四部吴简内容，将其置于我国中古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争鸣之中。

企业史研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青年学者杨在军博士的《论家族制度与家族企业的互动关系》一书，利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对家族企业的历史进行系统解读。具体而言，首先，剖析家族制度演化的一般规律。其次，回顾与分析西方家族企业演化史。再次，分析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历程。第四，诠释家族企业演化基本规律。第五，对家族制度与家族企业现代意义及其走向作出展望。此外，通过对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家族企业，找出我国家族企业演化的“中国特色”与一般性。

三　学科建设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重点学科是2002年批准立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之一，由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承担。本学科预设的总体目标及学科发展定位是:“保持本室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重镇和排头兵的地位，将学科建设和发展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厚而扎实的基础阵地。”2010—1012年，本学科严格实施整体规划，在研究成果、队伍建设和人员对外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承担的课题

2010—2012年多项课题顺利结项，主要有:刘兰兮主持、研究室大部分同志参加的院重大课题“近代企业史”;史志宏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济总量估值研究”获得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课题并完成结项;吴太昌主持、魏明孔等参与的院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获得“优秀”，并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该研究成果被专家誉为长时段、大背景下对中国传统经济进行全面系统探讨的重要成果，特别在国家资本层面上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性。魏明孔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历史上西北民族贸易与民族地区经济开发”(获得良好等级) ;林刚主持的院重大课题“农户家庭经济”。另外还有七项国情调研项目结项。刘兰兮主持的院重大调研项目“无锡、保定农户经济调查”也结项等。

目前经济史研究室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四项:一是由刘克祥领衔，刘兰兮、徐建生、徐卫国等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招标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 1937—1949)”;二是由史志宏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代国民生产总值估值”;三是由魏明孔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隋代经济史研究”;四是由袁为鹏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商业账簿研究”等。

由魏明孔主持的国家委托项目“中华大典·工业典”计4000万字，进展顺利。

(二)主要学术成果

1.论著

由吴太昌主持，魏明孔等参与共同署名的著作《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 57. 2万字) 2012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长时段对我国封建社会国营经济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近代社会国家资本的形成和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有经济(企业)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探讨，并总结了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规律。该书对于了解国情，理解国家经济制度的选择，颇有价值。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1927—1937)》，2012年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陈振中的专著《先秦青铜工具研究》获得提名奖。

樊果的《陌生的“守夜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经济职能研究》[※注]，重点利用上海档案馆所藏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第一手资料，运用公共经济学理论工具进行分析。具体而言，作者从两方面研究工部局经济职能，一是研究工部局的稳定和分配职能，二是研究工部局在应对外部性和自然垄断等方面所行使的配置职能。工部局在行使经济职能中体现出有限干预、有效监管两大特点。在对公共租界的管理中，工部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租界内经济资源的集中提供了安全保障，为资源有效配置提供了运作环境。

魏明孔、黄英伟著《西北干旱地区水资源现状与利用——以甘肃省皋兰县西岔镇为调研案例》，[※注]( 24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调查报告主要对西岔镇水资源的现状、水资源的利用作了全面调查，并对这里水资源的进一步发掘提出了具体建议。解剖西岔，为全面了解西部大开发以来干旱地区社会经济的演进提供了一个视角。

2012年出版了魏明孔的专著《历史上西北民族贸易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开发》[※注]，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

苏金花主持2008年社科院国情调研之乡镇调研项目“湖南省绥宁县武阳镇调研”，与林刚合作完成《中部边远山区的发展之路》[※注]调研报告，并正式出版。

由本室完成三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史》分别收入“中国文库”和“人民文库”，于2012年1月、4月出版。

2010—2012年度研究室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刘兰兮主持的院重大课题“近代企业史”已经结项，即将出版。这是一部有关我国近代企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学术界对此很有期待。该研究对于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演变、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并从理论上作出总结性的探讨。同时，该研究对于近代以前的“企业”如合伙经营等也进行了梳理。

( 2)论文

作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的挂靠单位，学会与兄弟单位通力合作，创刊并编辑出版了学会会刊《中国经济史论丛》，会长刘兰兮任主编，学会秘书长魏明孔任副主编。

王大任的论文《市场、权力与资源流失——近代东北农村发展模式的再探讨》[※注]，以近代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为中心，系统论述了农村发展状况。

苏金花的《唐五代敦煌的粮食作物结构及其变化》，[※注]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资料，对唐代及其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粮食作物的结构变化进行了论述，使读者对该时期敦煌地区的生态环境有所了解。

魏明孔的《唐代吐蕃时期商品经济述论》，利用《吐蕃简牍综录》等考古出土文献，通过对吐蕃时期本土地区以及占领下的河湟河西等地区商贸活动的初步考察，归纳总结出吐蕃以马匹及其畜牧加工品输出为主的特色贸易[※注]。

黄英伟的《工分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一文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 2012年第3期)上，对集体化时期的工分制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进行了制度经济学分析，给人以启迪。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年会的主办单位，本室六位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并提交了论文，收到较好的效果。在南非举办的国际经济史学会上，本室袁为鹏研究员作了主题发言，黄英伟博士后的论文以海报形式出现。2012年8月本室承办了由经济所、院科研局主办的“经济史理论与研究——纪念吴承明先生学术研讨会”。

樊果的《近代上海公共租界中的电费调整及监管分析: 1930—1942》[※注]，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另外，经济史研究室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在发表的研究成果中，诸如:樊果的《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水费加价始末及分析》，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开拓性。苏金花的《唐五代敦煌地区的粮食作物结构及其变化》、《唐代敦煌绿洲农业的种植技术》，对于中古时候的农业经济、生态环境的研究，颇有启迪。王大任的《近代东北地区雇工经营农场的再探讨》、《近代东北地区农业机械化经营的退却及其原因》等，对于近代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探讨，另辟蹊径。徐建生的《中国的关税自主何以一波三折》，立足近代，关注现实，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黄英伟的《工分制下的农户劳动》，是对于新中国集体化体制下的工分制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对于理性探讨工分制具有推动作用。袁为鹏的《清末汉阳铁厂之“招商承办”再探讨》，进一步深化了对洋务运动中“招商承办”的研究。另外。对于经济史资料也有所突破。魏明孔的《近代澳门经济发展特征述论——“澳门宪报”与澳门经济研究之一》，利用《澳门宪报》资料并结合其他史料，对近代澳门经济的特点进行了梳理。纪辛的《方显廷文集·方显廷学术年谱》，对于全面了解方显廷先生的学术颇有裨益。

(三)人员的对外交流

2010—2012年度经济史研究室鼓励研究人员尤其年轻学者与国内外学者进行交流和合作，有的在国外知名大学访学，有的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英文刊物上发表经济史的论文。

由国际经济史学大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和香港科技大学与2011年8月29—30日在香港科技大学成功地联合举办了“2011年国际经济史论坛”，有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瑞典、葡萄牙、乌拉圭等国大学以及香港大学、科技大学、中文大学的3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2011年4月23—24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隆重举行了首届“上财经济史学论坛”暨经济史学系揭牌仪式。我所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首届“上财经济史学论坛”的主题——“中国经济增长与思想、制度变迁”展开了精彩而热烈的学术研讨。

2011年5月7日，由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的资料来源与理论方法研讨会”。学者就中国经济史研究中GDP研究路径的选择、如何重建历史数据、经济总量中的国际比较、近代中国货币、物价与GDP估算、购买力平价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1年10月15日，首届中华商业文明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刘兰兮、魏明孔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此次研讨会邀请到了晋商、徽商、浙商、闽商、苏商、京商、津商以及商业史、老字号等各领域的全国知名研究专家。各位专家分别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以“中华商业文明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为主题做了深入讨论，介绍了自己在商帮及商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心得。

(四)人员引进及现状

目前，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科现有研究人员12人，其中研究员8 人(其中3人为博士生导师)，副研究员3人，助理研究员1人。其中7人具有博士学位，5人具有硕士学位。目前，经济史研究室有国家资助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1名，项目博士后在站人员8人。经济史研究室将积极创造条件，引进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学者来充实研究队伍。

新来的科研人员，有专门的老专家进行指导。在人才培养方面，研究室主要组织和动员年轻学者参加重大课题，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近代经济史( 1937—1949)”、院重大课题“近代企业史”、院重大调研项目“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研”等，均有年轻人参加，真正做到老专家的传帮带，使年轻学者脱颖而出。

研究室80％人员进入院创新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室经济史学科科研实力。

四　学科发展前景

经济研究所经济史学科取得的主要成绩，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在国内外具有引领作用，发表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同时，在课题申请方面，尤其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上有所突破。在完成集体课题中，体现了兵团作战的优势，发挥了集体的智慧。同时，也顾及经济史研究的个体性比较强的特点，充分发挥个人兴趣并尊重个人的研究。

(经济研究所　魏明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