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87516138991-001/COVER/9787516138991-001-Cover1副本.jpg)
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
来 源
：
|
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2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9 | ||
|
摘 要
：
|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理论基础无疑是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理论，是对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动态扩展，其一方面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动态分析，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化，即描述方法的完全数学模型化，可谓经济增长模型化的开创者。如哈罗德—多马模型，就有四个外生变量:储蓄率、资本—产出比、人口增长率不变以及不存在技术进步，通过这些外生变量的数学推导，证明经济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表明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具有“刀锋”性质。 | ||||||
|
关键词
：
|
储蓄率 资本 理论模型 经济学 刀锋 理论基础 人力资本 数学模型 自变量 固定比例 均衡状态 |
||||||
在线阅读
(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字体：大中小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理论基础无疑是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理论，是对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动态扩展，其一方面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动态分析，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化，即描述方法的完全数学模型化，可谓经济增长模型化的开创者。由于这种数学模型，是由条件假设与数学推理构建而成，因此就必然会出现内生与外生变量。如哈罗德—多马模型，就有四个外生变量:储蓄率、资本—产出比、人口增长率不变以及不存在技术进步，通过这些外生变量的数学推导，证明经济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表明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具有“刀锋”性质。这种数学模型化中内生与外生变量的区分，实际上也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内生化进程的出发点[※注]。
1956年，罗伯特·索洛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论文《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篇投稿》[※注]，同年斯旺也发表了类似内容的论文，创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索洛—斯旺模型。该模型一个重大特征就是资本—产出比率可变，资本和劳动可互相替代，资本—产出比成为内生变量，将哈罗德—多马模型推进了一步，迈出了将增长理论模型外生变量内生化的第一步[※注]。索洛认为，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互相替代而非固定比例，那么哈罗德—多马模型“刀锋式”的长期平衡增长就会消失。当然，消除不稳定的长期平衡增长，也非仅仅假定资本—产出比率可变就可达成，实际上索洛的另一根本性假设才是关键，即引入具有新古典性质的生产函数，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设整个经济时刻都处于劳动和资本供求均衡状态，经济运行具有新古典的调整过程，其中各种生产要素的实际报酬都将被调整到充分就业水平，也即整个经济时刻处于一般均衡状态，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储蓄永远等于投资，全面复兴萨伊定理，如此，才可消除哈罗德—多马模型中长期均衡增长的“刀锋”性质。从表面看，索洛—斯旺模型是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一个内生化推进，但也是对其凯恩斯理论基础的一种颠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复兴与推进，即将新古典经济学比较静态的均衡发展成长期动态的均衡。此后，索洛—斯旺模型成为几乎所有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准模型这一事实，也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起点是索洛—斯旺模型，其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
按照内生化进程，索洛—斯旺模型后，就是将储蓄率内生化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1965年卡斯和库普曼斯将拉姆齐1928年建立的以最优化消费行为决定储蓄率的分析框架引入到索洛式的总量经济模型中，通过预设索洛模型中所没有的个人效用函数，即消费者考虑的是家庭在未来无限期中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内生地决定了储蓄率。如果说，索洛—斯旺模型的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后来的增长模型确定了一个基准的话，那么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则确立了另一个准则，即一个完整的经济增长模型必须包括以最优化行为分析来决定每个时点上资源配置的比例。至此，通过以上两个模型及其所确立的准则，一个完整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才被认为可正式成型。不过，这个所谓完整仅指分析框架而言，就实际内生化进程，完整性是不存在的，因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确定的四个外生变量只有两个得以内生化。况且，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后，采用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演绎方法，这种模式也决定了经济增长模型永远不可能没有外生给定的前提条件和外生变量，因为每当出现新增长模型将原来模型中的某个外生变量内生化时，总要提出新的外生给定的前提和变量，从而将分析的前提基础进一步推向深处，以便在这些新的外生变量和给定前提下内生地决定那个原来被看作外生给定的变量[※注]。如索洛模型为了消除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与劳动的固定比例，就假设了柯布—道格拉斯那样具有新古典性质的总量生产函数样，强调劳动与资本可相互替代;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在将索洛模型中外生给定的储蓄率内生化时，就预设了索洛模型中没有的个人效用函数。
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完成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虽然发展出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但进入了一个理论发展的瓶颈期，原因在于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摆脱长期增长离不开收益递增，而其模型的稳定均衡却是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这样一个内在矛盾。此外，该模型中技术变化是完全外生给定的，而技术变化又显而易见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由于增长的动力只能外在于整个经济体系，故新古典增长模型也一直被批评为并未清晰表明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似乎在假定增长来解释增长。对于这种尴尬，虽然有学者试图突破，如阿罗( Kenneth Arrow)的干中学模型，宇泽( Hirofumi Uzawa)的人力资本驱动生产率改进模型，谢尔( Karl Shell)的发明创新活动模型，将技术、创新和知识的进步纳入增长模型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其在增长中的作用和传导机制仍未清晰体现出来，这一困境导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停滞了20年。直到1986年保罗·罗默( Paul Romer)建立了一个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完全竞争均衡模型，才突破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紧接着卢卡斯1988年又在最终产品生产函数自变量中加上人力资本，将人力资本引入内生变量，由此开创了所谓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期，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