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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反思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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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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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s 国际货币体系 资本账户 Olivier Policy Wake Crisis 经济政策 经济学家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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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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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视金融和信用的作用
此次危机让经济学家们认识到，传统经济学研究轻视了金融和信用的重要性。斯蒂格利茨( 2012)指出，主流宏观经济理论有重要缺陷:过度假设并依赖市场有效性导致模型缺乏可靠的微观基础;信用没有得到重视。正常情况下货币与信贷高度相关，模型中二者可相互替代，但危机时，信用与货币不再一致[※注]，用货币代替信用的研究是不可取的。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犯舍本逐末的错误，大量精力被用于研究价格变化对消费者剩余影响这类细枝末节的问题，对金融不稳定这样的重大课题视而不见。古德哈特( Goodhart，2011)指出主流宏观经济模型的主要缺陷是没有将金融摩擦特别是违约纳入分析。而圣保罗( St. Paul，2011)的观点更加尖锐:当前经济学模型在设计、条件和参数的设定方面深受作者观念和立场的影响，使用这些模型将自动得到作者想要的结果，例如支持财政刺激的人其模型得到的乘数会偏大，反对财政刺激的人其模型得到的乘数会偏小。
Jordà等( 2012)发现金融因素在经济周期中起重要作用。伴随金融危机的衰退比没有金融危机的衰退要严重得多;信贷累积对宏观经济变量有广泛的影响，包括产出、投资、贷款、利率和通胀，危机前信贷扩张越多，危机程度越深; Perri和Quadrini ( 2011)研究了金融影响的国际同步性( international synchronization)，也得出了相似结论。
Gourinchas和Obstfeld ( 2012)发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国内信贷膨胀和实际汇率升值是危机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指标。Schularick和Taylor ( 2012)比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货币、贷款、银行资产等数据，认为持续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放松打破了信贷和货币原有的紧密联系，信贷过度繁荣将导致金融不稳定，因而信贷中包含了有关未来金融危机的重要信息。赖恩哈特和罗戈夫( 2011)使用70个国家的历史数据研究发现信贷繁荣往往是银行危机的先兆，而银行危机又往往先于或伴随着主权债务危机。债务积累太多会影响金融稳定性，因为债务会增加杠杆率，受利率波动影响，需要按期滚动，易形成信用—资产价格周期，受到负面冲击时会出现恐慌性抛售( fire sale)，去杠杆化时又易形成债务—紧缩螺旋，因此债务周期会加深危机破坏性( Turner，2012)。
从危机后国内外期刊上大量涌现的带金融加速器的DSGE模型可以看出，学术界已更加重视金融在经济学分析中的作用。但是很遗憾，从RBC(实际经济周期)到MBC (货币经济周期)再到FBC (金融经济周期)，目前的进步恐怕还远远不够，因为现实更具有复杂性。
( 2)重视现实复杂性
Caballero ( 2010a)指出宏观经济学有核心与外围( core and periphery)之分。核心是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表现为DSGE模型，这类模型所涉及的一般均衡思想、微观基础、动态最优化、理性预期、可量化操作等一系列迷人特征使其在经济学研究中大行其道;外围则涉及投机性、杠杆周期、资产抛售( fire sale)、安全投资转移( flight to quality)、挤兑、保证金—抵押担保螺旋( margin－and collateral－constraint spirals)，等等，尽管外围研究涉及诸多重要现实特征，但存在相互割裂的缺陷，难以给出有关宏观经济的整体的综合性结论，更别提量化结论了，因此始终不在“主流”之列。Caballero ( 2010a)讽刺当前经济学核心普遍存在着“吹牛综合征”，不但高估自己对现实的理解，更高估其所使用的DSGE模型的准确性。当一个模型在做前提假设时摈弃掉大量现实特征、模型设计时只包括“重要”变量、变量关系只涉及有限的几个关联渠道，这些模型“精确推导”出的结论对现实的解释有几分精确?使用DSGE模型得到的那些变量间微妙的脉冲响应又能反映多少现实中的深刻内容?根据这些结论来对现实政策进行微调，又怎能避免或消除危机?有观点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外围理论会逐渐被吸收进DSGE模型中，但是这种貌似靠近现实的做法其实在另一个方向上更加脱离现实——这需要假设现实中的代表性个体有能力来解决包含越来越多因素和摩擦的随机一般均衡问题。Caballero ( 2010a)提出要拥抱现实复杂性，关注现实人既会制定策略又会恐慌的特征，这才是导致现实联系具有不可预见性的关键因素[※注]。
在中国，最近几年使用(或滥用) DSGE模型已然成为时尚。但中国当前仍处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转型阶段:资本市场尚未实现市场化，最重要的存贷款利率依然受到管制，信贷流向也受到扭曲;供给方面，以钢铁业为代表的诸多重要产业产能过剩;需求方面，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而非统计数据中的居民消费)严重向住宅倾斜，奢侈品进口繁荣，但其他商品的国内消费率不高，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国内需求未走在长期均衡路径上;考虑到对外开放，我们一方面需要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生产，另一方面又需要商品出超来消费中国产品。按照厉以宁的观点，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经济[※注]。这种“非均衡”经济在达到均衡时带着强烈的扭曲和干预特征——做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时不能无视这一点。我们认为，在研究中国时使用DSGE要比研究发达经济体难度更大，应更加谨慎，但现实却是“翻开期刊，随处可见”。抛弃对中国整体经济的深入理解和完整逻辑，大肆使用DSGE只能是在制造另一场破坏性学术时装秀，是在走弯路，是学术闹剧。但愿研究者们在使用(或套用) DSGE时，能先读中国经济，并读一读Caballero ( 2010a)。
( 3)重视系统冲击风险。次贷危机之后，系统冲击风险( systemic risk[※注])被高度关注
Barro and Ursua ( 2012)发现纳入罕见宏观经济灾难( Rare Macroeconomic Disasters)发生概率的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罕见宏观经济灾难发生概率对资本资产定价、资本回报率、股价波动率、经济的杠杆率以及经济周期有明显影响。仅着眼微观经济冲击而不考虑宏观经济系统冲击风险会导致风险溢价过低，大量购买这类伪“安全资产”将积累系统冲击风险，使资产负债表愈加脆弱( Caballero，2012)。汉森( 2012)研究了对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测量。2012年《美国经济评论》第3期刊登了美国经济学会2012年年会的论文集，其中的一个专题就是测量系统性风险( Measuring Systemic Risk)，专题包括Geanakoplos等( 2012)、Acharya 等( 2012)和Abbe等( 2012)，三篇文章分别从住房市场、资本不足以及监管和隐私保护三个方面对系统性风险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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