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公共政策研究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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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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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主义 高速发展时期 经济学思想 管理政策 萧条时期 西方国家 环境保护 学科 宏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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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公共政策研究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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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属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布坎南( 1919—2013)和公共治理理论的主要贡献者E.奥斯特罗姆( 1933—2012)。我们选取这两位学者的理由是:其一,二者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二,二者开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具有广泛的影响;其三,二者均于近期去世,可谓整个学界的重大损失。下面分别介绍二者的主要学术贡献。
( 1)詹姆斯·M.布坎南
詹姆斯·M.布坎南( James M. Buchanan) 1919年生于美国田纳西州,1948年于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Ph. D)。布坎南曾先后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田纳西大学、弗吉尼亚工学院和乔治·梅森大学。布坎南被公认为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1969年和塔洛克在弗吉尼亚工学院创建“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并于同年创办《公共选择》期刊,从而推动了“公共选择学派”的迅猛发展。1976年,布坎南被评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4—1986年,布坎南被推举为朝圣山学会主席。1986年,布坎南因“对经济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制度基础的发展”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3年1月病逝于美国。
布坎南的主要著作有:《公共债务的公共原则:辩护与重申》,《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与戈登·塔洛克合著),《民主财政论》,《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成本与选择:经济理论探究》,《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赤字中的民主: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与Richard E. Wagner合著),《征税的权力:财政立宪的分析基础》(与Geoffrey Brennan合著),《宪政经济学》(与Geoffrey Brennan合著),等等。此外,并有20卷的《布坎南著作选集》问世;另有大量的学术论文、演讲稿、评论性文章。其中,《同意的计算》、《民主财政论》,《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被视为布坎南的主要代表作。
布坎南本人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与主流经济学有很大不同。要言之,主流经济学以“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定义,进而导向“最优化”的规范含义,公共品因其自身特性而无法经由市场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诉诸“社会福利函数”来实现“最优”。而布坎南则主张,经济的核心是“交易”而非“配置”,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自愿交易过程及其结果才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人们会在交易中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如为确保私人品正常交易,须制定私人产权制度,进行公共品交易,须制定集体决策规则,等等,各种规则便是布坎南所谓的“宪政”。因此,布坎南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是“宪政范式”,而非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就公共品而言,布坎南强调其决策过程的“公共性”,而非公共品本身的“公共性”(非排他和非竞争)。所谓决策过程的公共性,就意味着集体决策,这是公共品与私人品最根本的区别,私人品决策是个体决策。布坎南认为,集体决策本质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选择决策规则,二是在决策规则之下进行具体决策,前者为“立宪”决策,后者为“立宪后”决策。在各种集体决策规则之中,“一致同意规则”具有特殊的地位,在该规则下的自愿交易总是帕累托改进的,但未必是帕累托最优。然而,出于决策效率的考虑,公共品决策往往诉诸“不足一致同意规则”,如简单多数规则。在该规则下,由于存在“互投赞成票”,往往能达致帕累托最优的结果,但其过程不是帕累托改进的。更重要的是,在简单多数规则下,与一致同意规则相比,往往导致公共品的“过度”供给。现实中,公共品决策不仅涉及需求方面即公共品数量决策,同时涉及供给方面即税费分担安排。与私人品不同,公共品的供给手段本身具有“公共性”,即每个人在公共品总成本中承担的相对份额将影响其对公共品的需求,而不仅仅是每个人为公共品所支付的价格(税收)绝对值。主流经济学的做法是将公共品的需求和供给割裂开来分别考虑,而同时考虑公共品数量(需求)和税费分担安排(供给)的公共品理论才是完整的。在公共品决策中同时考虑供需两方面因素,将导致唯一的威克塞尔解。然而,出于决策效率的考虑,人们往往选择相对固化的税收制度和预算支出制度,这进一步导致公共品的“过度”供给。这就是布坎南公共品理论的简要概括。笔者认为,主要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公共品理论,是对主流公共品理论的重大矫正,忽视这一传统的公共品理论是不完整的。
( 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1933年出生于美国,1965年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随后长期执教于印第安纳大学,曾任该校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席教授、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联合主任、公共事务和环境事务兼职教授等职务,还兼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研究教授。E.奥斯特罗姆在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行政学、公共政策、发展研究等多领域均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于1991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于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2012年6月,E.奥斯特罗姆病逝于美国。
E.奥斯特罗姆的主要著作有:《社群组织与警察服务的提供》,《美国大城市地区的警察服务》,《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美国地方政府》,《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等等。其中,《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被视为奥斯特罗姆的主要代表作。
E.奥斯特罗姆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公共池塘资源”( Common Pool ReSOURCEs,CPRs),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分类”,这是一类既有公共品性质也有私人品性质的特殊资源,如地下水资源,公共渔场等。E.奥斯特罗姆对公共池塘资源的定义是:“公共池塘资源这个术语指的是一个自然的或人造的资源系统,这个系统之大,使得排斥因使用资源而获益的潜在受益者的成本很高(但并不是不可能排除)。”[※注]不过,E.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方法却不是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而比较接近布坎南的“交易范式”或“宪政范式”。作为一名政治学家而非经济学家,E.奥斯特罗姆虽然大量借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但却并不热衷于精巧的模型构建,也未致力于建立抽象和宏大的理论体系,而是进行了大量的实地研究,或许这些正是理论经济学家所欠缺的。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自发合作,无疑具有公共品的某些性质,特别是涉及布坎南强调的集体决策过程。E.奥斯特罗姆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为:公共治理的成效取决于具体的“制度情境”。所谓制度情境,是指包括群体规模、交流机制、个体异质性、惩罚和规则等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复杂的制度——组织结构。实地研究结果表明,公共资源自发治理的结果并不像“囚徒困境”预言的那样悲惨,而简单地诉诸资源公有化或私有化的思路也并非一定有效。此外,实验经济学家在实验室中和实地进行的大量“公共品实验”,也验证了E.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各种制度变量对预期结果的影响。
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主要贡献者的“公共治理”理论,从理论上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开辟了新的思路,使我们能够跳出“政府”—“市场”的二分法,找到公共物品提供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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