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49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民国年代。当民国年代过去之后，为民国修史，在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悠久的中国历史研究传统中，自为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在1949年以前已有学者对民国史有初步研究，但是，民国史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门学科，其建立则是在1949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后国家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政策及其带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使民国史学科得以真正建立、发展和繁荣。可以说，中华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诸学科中建立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取得成就较为显著的新兴学科。本书期望以有限的篇幅，为民国史学科的缘起和发展勾勒出大致的线索，并对研究中的趋向及在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作简略的评论与展望，俾便研究者的参考，并或可为这本民国史学科的综述和评论之导论。[※注]

一 民国史研究的缘起

中华民国时期，处在中国近代前所未有之风云变幻时代。还在民国年间，已有学人开始搜集整理有关民国史料，并有初步的研究。[※注]但就总体而言，1949年以前，国内战乱连年，缺乏研究的环境与资料积累，而且身处民国之中，一般学者格于当朝人不作当朝史的中国史学传统，也还没有将民国史作为学科研究的意识。[※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国史研究开始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野。1956年，国家社会科学12年规划将民国史列为重点项目。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民国史研究计划又被重新提起。但是，因为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干扰，民国史上的诸多事件与人物已有政治“定评”，民国史研究的空间甚为狭窄，缺乏学术研究发展的自由讨论空间。同时，受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影响，1919年以前的民国史被划入中国近代史，1919年以后的民国史被划入中国现代史，人为被割裂成两段。[※注]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又局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民国史只能作为陪衬。因此，当时有关民国史的不多研究主要局限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成为政治“大批判”的工具和附庸。唯有在近代经济史领域，有一批学者做了相当出色的开创性工作，他们主持下的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系统整理与出版，是当时近代史研究中较有成绩的方面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有关民国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至今仍在研究中被广为利用。[※注]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学术研究形成了更严重的伤害。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过去之后，1971年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再度将民国史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计划，为民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1972年成立民国史研究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民国史研究”命名的研究单位。随后，该组开始进行民国史的资料整理与初步研究，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虽然这一时期的民国史研究仍然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成果有限，但是，民国史研究的先驱者们对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研究对象、编纂方法，乃至名词术语的确定、历史资料的考辨等，确立了大体的原则，并为后来者所基本沿用。他们的筚路蓝缕之功，至今仍嘉惠士林，令后来者受益良多。

以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开端，思想解放运动蔚为潮流，改革开放成为国策，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也带来了学术研究的空前繁荣。受惠于这样的大环境，1978年，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组改称民国史研究室，由该室编辑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于当年出版，这是1949年以后“民国”的表述首次成为书名，[※注]标志着民国史学科的真正起步。1981年，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编写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卷出版，成为民国史学科建立的奠基之作。从此，有关民国史研究的著作和史料大量出版，学术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学术交流活动日渐频繁，民国史研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

一个学科建立并成熟的标志，就是有可以代表这个学科研究水平的高质量研究著作的出版。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于成立初始即决定编写一套包括研究著作、人物传和大事记在内的系统的《中华民国史》，这套著作的出版实际成为民国史学科建立的标志，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民国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历40年之功，由李新担任总编的《中华民国史》12卷16册（全面论述民国时期的历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8卷（收录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各方面代表性人物近千人的传略）、《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卷（逐日记述民国时期的大事、要事），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项工程构成了民国史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并为民国史学科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民国专史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较为重要的著作有：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来新夏《北洋军阀史》，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谢本书《护国运动史》，莫世祥《护法运动史》，黄修荣《国民革命史》，刘继增、毛磊、袁继成《武汉国民政府史》，王宗华、刘曼容《国民军史》，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彦奇、张同新《中国国民党史纲》，刘健清《中国国民党史》，谢本书、冯祖贻主《西南军阀史》、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莫济杰等《新桂系史》，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袁继成《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张静如、刘志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变迁》，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李宗一《袁世凯传》，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等等。

有关民国史研究的论文更多，难有确切统计数字，散见于各学术期刊。但目前较有影响、学术价值与研究质量较高的论文，主要发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期刊，由于这些刊物长期形成的学术地位，这种现象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各大学学报和省级社科刊物发稿量较大，可称民国史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但因种种原因，质量参差不齐。

二 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1978年以前，民国史研究尚未真正展开，加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干扰，研究领域“禁区”重重，研究者心有所忌，有限的研究也被套上政治的框框，成为政治的传声筒，甚至“民国”这个词都很难不带贬意地出现在历史书中。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真正开启了民国史研究自由讨论的空间。在学术研究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形势下，民国史研究突破以往旧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就在于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研究民国史。民国史上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现在有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以前已经有研究并有“定评”的问题也不断有新的研究并提出新的看法。

1978年至20世纪末的民国史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1989年为第一阶段，表现在民国史学科建立，并突破研究领域的限制，提出新的观点与看法，在宏观领域取得较大进展。1990—1999年为第二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更注重于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在微观领域将研究推向深入。[※注]

民国史研究最先在辛亥革命方面取得突破。辛亥革命是导致民国诞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民国的开端，但是1949年以后史学界对其研究不多，评价也一直不高。1981年，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为契机，史学界推出一批专著和论文，论证了辛亥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质，充分评价了同盟会和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推翻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方面的历史功绩。对于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各个地区、各个阶级和阶层、各个政治派别、团体与代表人物在这次革命中的表现，做了相当具体深入的研究。[※注]这次讨论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明确肯定资产阶级革命在当时中国的进步意义，“资产阶级政权优于封建政权，具有一种崭新的面貌”。[※注]这样的评价，在以往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是难以出现的。

继辛亥革命的研究取得突破之后，民国史研究随着历史时段的延伸而不断深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这一进展的主线，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民国时期的历史地位与进步作用不断得到肯定与深化。在关于护国运动的研究中，认为“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明确肯定以往遭到砭斥的梁启超和进步党人在护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注]一般而论，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温和派的代表，主张立宪而不主张革命，因而以往对他们的批判较之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更为严厉。因此，在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功绩之后，对资产阶级温和派历史贡献的肯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民国成立后，中央和各地政权很快又落入了北洋军阀以及各地方军阀手中。对这一段历史的评价，过去着重于批判军阀投靠帝国主义，误国残民，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在这方面，1978年以后的研究体现了一定的继承性，但更多地注意用历史事实论证其过程。[※注]另外，研究者们也认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有利害冲突与矛盾的一面，内容变化复杂，因时因地而异，不能简单地将军阀类比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签约，不仅是民众反对的结果，也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导致的“分裂型政治”有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北洋政权的阶级属性这一主题有所讨论。有论者认为，北洋军阀官僚资本是私人资本，并认为北洋军阀“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资产阶级性质”。[※注]既然北洋政府具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一面，它的各项政策就有对当时经济发展有促进的一面。有论者认为，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法令，而正是这种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导致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而引起社会革命，最终导致了北洋军阀的衰亡。[※注]在关于北洋时期群众运动的研究中，有论者对国民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国民党积极参加并推动了五四运动，他们在运动前宣传鼓吹，在运动中制定策略与方法，推动其发展；五四运动的“政治性质和思想主题，以至于运动的预演、爆发和取胜，均同国民党人的政治言行有直接关系”；因此，“五四运动的真正推动和领导者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注]过去一向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党派置于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而新的研究结论有了变化，承袭了1978年以后对资产阶级在民国时期的历史作用给予积极评价的趋势。

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权，向来是民国史研究中较为敏感的领域，1978年以前对其几乎没有什么研究。1978年以后，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首先在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权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进展。以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为契机，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国民党对日政策由“攘外安内”到联共抗日的转变，对其在抗战前为抗战所做的军事、经济准备工作，如整编军队、构筑国防工事、发展军事工业、制定抗日战略、进行国防经济建设，对抗战中国民党军队负担的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正面战场的历次重要战役，均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注]与此同时，研究者对于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关税自主、法币改革，以及抗战时期经济政策的作用等问题，也都予以一定的积极评价。[※注]关于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作用及其与敌后战场的关系，以往研究突出了敌后战场，而忽略了正面战场，此时有论者认为，无论是相持阶段之前还是之后，“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存在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之分”；两个战场有摩擦的一面，但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一直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注]可喜的是，关于抗战历史的研究，是中国大陆学者和中国台湾学者在民国史研究领域最早开展交流与互有回应的论题之一。如关于抗战的战略，台湾学者认为，国民党政府自抗战一开始就制定了持久战战略，并主动发动淞沪战役，诱使日军改变进攻方向，为抗战胜利奠定了一定基础。中国大陆学者则多认为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在抗战中逐渐形成的，而且这个战略仍有重要缺陷，即其不彻底性和动摇性，而且“始终是不完全的”，“实际上只是指狭义的军事作战行动战略”；至于发动淞沪战役的战略意图，目前并无史料依据支持如上所述的设想，同时这一战役也未起到转换全局的作用。[※注]尽管双方的观点未尽相同，但这样的交流与回应对于民国史研究而言则是有重要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虽然相对敏感且基础薄弱，但是研究者并不回避矛盾，而是勇于开拓，在一些宏观问题上取得了明显进展。蒋介石是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领袖人物，过去被冠以“独夫民贼”“人民公敌”之衔。此时有论者认为，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处理抗日与反共的关系时，抗日都是主要的方向，因为中日民族矛盾没有解决；只要抗日，就属于人民的范围，因此当时的蒋介石集团也包括在人民之内。[※注]有论者对抗战前后的蒋介石做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认为蒋战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联共抗日，顺应了历史潮流；抗战初期，蒋与中共合作，指挥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军，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但其片面抗战、消极防守战略，也使国家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抗战中期，蒋没有放弃抗战，没有完全中断国共合作，但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制造反共摩擦，消极被动，保存实力，限制和降低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作用；抗战胜利后，蒋违背历史潮流，坚持个人独裁统治，最终彻底失败。[※注]对抗战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有论者根据历史事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关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有论者认为，蒋与汪的叛国投敌“毫无关系”，他们“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更不可能有一致的行动”；将曲线救国“作为国民党当局的指示方针”不符合历史事实；国民党对汉奸政权一概打倒，汉奸财产一律没收，汉奸主要头目多被处决，至于对汉奸将领的委任，“只是出于反共和抢占沦陷区目的的一时利用”。[※注]

关于官僚资本的研究与讨论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重要进展。官僚资本是民国年间就开始使用的概念，1949年以后，为研究者们所沿用，而且其适用对象有扩大的趋势，即凡军阀、官僚以及国家、机关投资创办的企业一概称为官僚资本主义。此时有论者提出，官僚资本是已为群众接受的通俗名称，可以作为特定范畴使用，但它的实质，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说，就是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又有论者认为，官僚资本是个政治概念，不应用于表明企业性质；官僚私人投资与国家投资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军阀官僚投资的资本也属于民族资本中的私人资本。[※注]同时有论者明确提出，既然官僚资本是个政治概念，我们就有责任使用科学的经济概念；军阀官僚原始积累的来源并不能决定他们所办企业的性质。“从政治方面看，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掌握党、政、军、财经大权的四大家族，然而从经济方面看，那一时期却并没有四大垄断资本家族”。[※注]在民国经济史研究中，以更科学的国家资本概念代替不尽科学的官僚资本概念多半成为史学界的共识，但因为官僚资本概念在民国时期即被广泛使用，因此在民国政治史研究中，运用这一概念仍有其必要性。

总体而言，1978—1989年的民国史研究已经初步改变了过去研究不多、“禁区”不少的局面，展现出一派繁荣发展、百家争鸣的兴旺景象，并且在若干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不足之处是，研究尚不够深入，因此一些讨论缺乏应有的学术深度，而仅仅表现了拨乱反正的政治意义。

1990—1999年，可以视为民国史学科建立后，研究进入新的阶段。随着前一阶段研究的进展，不少研究者感到，仅仅是突破某些研究领域的限制，对一些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只是浅层意义上的进展，而且有些新的看法不过是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应时而生，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而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突破与创新，应该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民国史研究者更注意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

民国史个案研究的进展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应该提到与档案资料相结合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新的、过去不为人知的有关民国事件与人物的档案公布，同时，藏于海外的民国史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与民国史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的档案资料亦有大量公布，这些都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这些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取得的进展包括：北伐时期若干问题的研究，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的研究，以及主要利用海外所藏档案史料，对民国史事件与人物的研究。[※注]

有关抗日战争的个案研究也有相当进展。如关于“不抵抗主义”，有论者认为，“不抵抗主义”是东北地方当局所采用的说法，蒋介石当时并无不抵抗的直接命令，但蒋和南京政府默认了东北地方当局的“不抵抗”；张学良对“不抵抗”负有相当责任。也有论者综合运用中日双方史料，对于卢沟桥事变作了相当具体的历史过程的构建，认为该事变完全是日本的预谋，日本学者提出的谁先打“第一枪”的争辩毫无意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正确的，作出了应战部署，推动了全国抗战。[※注]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游击战，过去从无研究，此时有论者从其最初的决策、实施的过程、特点及其在敌后各战区的发展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给予积极评价。[※注]关于正面战场一些以往已有定论的问题，此时也有论者予以重新评价。如1944年的正面战场，过去强调的是失地千里，但有论者提出，国民党实行的是“东守西攻”战略，东线失败并不关系全局，而西线滇缅战场的胜利解除了中国两面受敌的威胁，开辟了重要的交通线，因此1944年的整个正面战场是得大于失。关于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问题，有论者提出，1945年4月的湘西战役是正面战场反攻的开始，从此正面战场屡胜日军，收复了不少国土；由于中国是弱国的特殊环境，中国的反攻不同于别国，力不从心，时间短促，但仍值得肯定。[※注]在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中，这些年里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如关于国民党政权建立初期的财经政策、关于三青团、关于重庆谈判问题、关于战后东北问题、关于中美商约的研究，等等。[※注]

在北洋军阀及其政权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于北洋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有了较多的共识，这主要源于对北洋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研究者们多认为北洋时期的经济政策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有论者认为，北洋政权制定的经济政策，除了极少数因财政困难和不平等条约的制约未能贯彻外，其他基本上都得到了具体落实。也有论者通过档案研究，认为民国初年的经济法制建设，门类齐全、内容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体现了资产阶级利益，是历史的进步。[※注]还有论者认为，由于北洋时期中央政权名存实亡，自清朝后期开始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向被中断，中央政府缺乏权威，无力控制经济活动，使经济得以循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注]在关于北洋时期政治外交的研究方面，有论者对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予以一定肯定，[※注]关于北洋政权后期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有论者以详尽的统计数字，从家庭人口的生活水平，论证北洋时期普通人民的贫困化，从而证明社会变革的必要。[※注]以往研究不多的民国时期社会、文教方面的课题也正在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许多学术期刊在刊发上的支持。[※注]

这一时期的民国史研究，由于个案研究的进展，选题更为广泛与多样，在叙述与评价方面，更注重具体与细致的分析，以往那种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研究方法与结论此时已经较少见到，这种状况本身也说明了民国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不足之处是，一些研究成果只是就事论事，缺乏在此基础上提升到理论高度的追求，尤其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

三 民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进入21世纪以来，民国史研究不断有新的进展，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在民国史综合研究方面，除了前述由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著作36册的出版之外，还有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朱汉国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出版。张海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有5卷研究的也是民国时期的历史。上述这些著作，虽然都是通论性论著，但基本上仍以政治史为论述的中心，有关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内容仍待加强。

在民国史综合研究方面，还应该注意到学术讨论会的意义。近些年来，每年都有若干次研究民国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2002年召开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和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办、2004至2007年召开的1910—194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由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2000年和2006年召开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等。这些会议的参加者来自海内外各研究单位，研究领域较为宽泛，研究成果具有前沿性，研究者可以从中观察目前海内外民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与研究动向及发展趋势。充分反映了民国史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的特色。

在民国史专题研究方面，近些年的研究重点更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研究领域而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史为传统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仍然较多。同时，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社会、文化、地域、城市史研究等，正在不断吸引研究者的关注。就研究倾向而言，学者们本着自由讨论的精神，对民国史的诸多问题，或提出新的观点，或修正原有看法，大大推进了对民国史的认识，而在方法论方面，亦呈多元发展的态势，其中基于实证的个案研究，仍为民国史研究的主体。就发表成果的形式而言，除了每年出版的诸多研究著作之外，研究论文的大量发表，亦为展示民国史研究成果的重要方面。以下仅就近些年来在民国政治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略予介绍。

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的研究，过往学界比较多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关注国共关系的形成、演变及其结果。最近以来的研究，注重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注意到影响国民革命发生、发展过程的诸多因素，尤其是北方的情况。罗志田认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关系是“南北之争”而非国共之争，以此出发，他对影响国民革命的诸因素，如地缘文化、社会认同等问题进行了再检讨。[※注]杨天宏对善后会议的研究，也有别于以往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军阀”视角，认为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就善后会议发生的争执，更主要的是在争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但由于国民党缺乏实力，未能迫使有奉系支持的段政府做出实质性让步，双方关系最终破裂。[※注]

对于国民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过往研究多从革命史的角度出发，冯筱才则以段祺瑞执政府为讨论对象研究五卅运动，认为运动的扩大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相关，群众运动未必是单纯的民意表达，忽略其背后的力量，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群众运动的复杂内涵。[※注]对于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以往研究较多的是中共领导或影响下的两湖农民运动，梁尚贤的研究则以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认为国民党曾经扶持广东农运，但又与地主士绅保持着密切关系，在后来的“清党”运动中，国民党放纵土豪劣绅对农会和农民的报复，并波及不少党内同志与革命青年，使国民党走上政治腐败之路，并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注]对于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以往研究多从孙中山和革命政府的角度观察，邱捷通过对清末民初广州商人团体产生和发展史的研究，认为此次事件是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缺乏有力证据，其发生与清末民初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商团发展的历史特点有直接关系。[※注]

国民党统治在民国时期的兴衰起落向为学界所关注。王奇生对国民党组织制度史的系列研究，独辟蹊径，着重从国民党治党史的角度，以历史学研究为本，结合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取向，深入考察了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构成、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等问题，条分缕析，创见迭出，引起学界的关注。他认为，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改组后，其组织的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存有较大差异，组织形态散漫如故，“清党”运动造成国民党党内人才的逆淘汰，唯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分掠地方资源；国民党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在地方实行党政分开，党权在地方政治运作中日趋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的权威和基础，国民党最终只能建立起弱势独裁的统治秩序。[※注]江沛等运用政治学理论研究国民党体制的源流、理念、实践、变异及其影响，认为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但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的纷争以及党政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国民党政治制度的顽症。[※注]

有关国共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近些年的研究，对国民革命和战后时期的国共关系有较多的拓展。

杨奎松考察了孙中山与中共关系的演变和国民党内“容共”还是“分共”的争论，认为孙中山接纳中共一方面是基于联俄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试图利用共产党在宣传和组织方面的才能改造国民党；“容共”还是“分共”，自始即成为国民党内矛盾冲突的中心话题。在此基础上，杨奎松进一步研究了国民党发动的“清党”运动，认为“清党”采取了暴力形式，并且借助于军队和地方旧势力，不仅使军队成为地方权力的受益者，并在很多地区重新恢复了旧有的统治关系，实际导致了国民党“党格”的分裂。[※注]邓野、汪朝光对抗战胜利前后国共关系的研究，诸如联合政府、国共谈判、政协会议、东北交涉等，揭示出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受制于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诸般面相，以及影响两党关系发展演变的各种因素，进而深化了人们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注]

有关蒋介石的研究，也为学者所关注。杨天石利用新近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及其相关人物和事件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注]黄道炫对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了新的诠释，认为“九一八”事变前的“攘外”基本限于口号宣传，“安内”则首先是针对反蒋的地方实力派；“九一八”事变后，“安内”是中心，妥协是“攘外”的主基调，但妥协又有限度；1934年以后，“安内”的重点转向国内建设，政策重心明显向“攘外”方向转移。[※注]

四 影响民国史研究的若干因素

1.研究资料的开放

历史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新进展，首先得益于历史资料的大规模开放及获取之相对便利，如中国内地各档案馆藏民国档案尤其是民国地方档案史料，中国台湾藏蒋介石档案和国民党档案，美国斯坦福、哥伦比亚、哈佛大学等藏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胡汉民等民国重要人物档案，俄罗斯藏共产国际档案等，都在最近若干年中逐步对研究者开放。[※注]上述之学界对国民革命、国共关系、蒋介石研究的进展，都受益于这些档案资料的开放。再如金以林、罗敏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派系、地域之争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台湾藏档案史料；[※注]陈红民对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档案；[※注]吴景平对民国财政金融史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财政金融档案。[※注]还应该注意的是，影印出版的民国报刊史料（以《申报》和《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的若干主要报刊均已影印出版）及已编辑出版的大量有关民国时期地方情况的档案文献史料（这些史料几乎涉及民国时期各地方、各时期、各行业、各人物的情况），对于研究者也是非常有用的史料。目前，对于治民国史的学者而言，根本的问题已不在于史料不足，而在于如何利用众多的史料从事研究，以及如何从浩如烟海般的史料中发现并解决问题。

2.研究领域的拓展

过往的民国史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史等传统领域，目前，在传统研究领域的研究继续的同时，新的研究领域被大大扩张，诸如社会史、文化史、地区史、城市史、制度史研究等明显增多，其原因有研究理念的变化（如由研究的“外向化”转为“内向化”，由研究的“向上看”转为“向下看”），研究资料的拓展（如地方史料、口述史料、图片史料、影像史料的运用等），大量新进研究人员和博硕士研究生对于论文的选题考虑，等等。如以往并不为学者重视的商民运动，朱英等有了较多研究；[※注]再如魏光奇对清末至北洋时期行政制度的研究，[※注]温锐对20世纪上半叶地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地方制度现代化转型功用的认识；[※注]王兆刚对20世纪30年代县自治的研究，[※注]曹成建对20世纪40年代地方自治的研究，引发人们从社会基层控制的角度思考国民政府统治崩解的原因；[※注]王先明等对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注]张伟对广西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注]汪汉忠对民国时期苏北地区催征吏的研究，[※注]李巨澜对民国时期县以下乡村基层政权的研究，[※注]为我们认识近代乡村社会的演进与转型，以及国家权力与乡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李里峰对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当时政府组织体制构成的特定方面。[※注]阎天灵对战前国民政府内蒙古政策的研究，[※注]反映出民国时期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复杂与特殊的方面。一些以往历史研究者很少介入的领域，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如王奇生对漫画与北伐关系的研究，李恭忠对中山陵建筑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注]汪朝光对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研究，等等。[※注]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助于使后人对民国历史的认识更趋全面而深入，也有助于后人对民国历史多重而复杂面相的了解。

3.研究趋向的转换

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是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然而，近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尤其是一些新进学者的研究，也较多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问题的提出、框架的构建与理论的分析。如杨念群关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研究，引入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关注现代医疗制度的建立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以及其他现代体制如警察系统、新型自治组织的关系，现代医疗制度对社会组织控制及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国家权力经由医疗程序和身体控制的途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注]冯筱才则以五四时期发生在上海的“日人置毒”谣言风潮为个案，尝试从社会心理层面探讨上海普通市民对五四运动的反应，认为“五四运动”在当时上海下层民众心中，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日人放毒谣言而引发的集体恐慌行动，而在那些极力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看来，这恰是“民气”的体现。[※注]民国史研究趋向的转换目前仍在持续发展之中，未来可能有更多新的成果出现，尤其是不少新进研究人员与研究生更注重于此。

五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尽管民国史研究目前非常活跃，研究成果众多，但因其开展时间较晚以及种种因素的作用，研究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以下略举一二论之。

1.缺少对话与讨论

目前的民国史研究，似乎更偏重于个案研究，选择前人较少触及的论题，使用过去未见运用的史料，其优处在于拓展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而其劣处在于各说各话，缺乏交集与讨论，故近年来鲜见对于民国史宏观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而且，对同一论题，除去一些应景式的研究外，一般情况下，学者不愿重复研究，尤其是新进学者更是如此。这也或多或少影响到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就笔者个人阅读所及，近年来同题讨论较多也较有意义的，是对1924年广州商团事件的研究。以往研究，主要是从广东政府和孙中山的角度观察，近年的研究，从广州商人团体的角度，探讨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事件的传统说法，迄今缺乏有力的证据，而共产国际则是事件中居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事件的发生与近代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商团发展的历史特点有直接关系。[※注]

由于过去学术批评的泛政治化倾向，影响到学者对学术批评的态度，加以学术批评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响，学者们对学术批评多持谨慎态度，严肃的学术批评和讨论较少见到。近年所见的学术批评有对民国时期浙江省自治运动的讨论。冯筱才对浙江省自治运动提出了与前人有别的看法，而沈晓敏则认为，浙江省自治运动的失败，恰好证明前人关于军阀扼杀自治、文人主张在军人武力前的无效、军阀缺乏实施省宪的诚意等论点符合历史实际，不宜轻易推翻，并对冯文中的史料运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注]

2.民国史研究的定位问题

民国史研究在中国学界一般被理解为对于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历史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专史研究，而非通常意义的通史研究。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未必都能纳入这样的研究框架之中，而且也不易得到充分的研究。近些年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变化。如黄道炫对国共内战时期第五次“围剿”及反“围剿”的研究，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侧重从社会史角度，对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作出新的解读。[※注]邓野对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傅作义政治转型的研究，认为傅作义的反正过程具有强烈的双重性，其两手准备的策略是为可能的再起留出余地，也是过渡时期特有的现象。[※注]由于民国史研究的特殊性及其研究深度的不足，目前将民国史研究完全纳入通史体系的框架，或许条件还不够成熟，未来一段时间内，民国史研究作为专史和通史研究将会并存。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的深入，民国史研究的定位及其研究体系和对象问题终将得到解决，并为民国史研究开拓更为广阔丰富的空间。

3.继续拓宽研究领域

虽然民国史的研究领域较前已大为拓宽，但目前仍有不少空白点，有些重要时段和问题，仍缺乏深入的研究。如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研究，已经出版了几本通论性著作，[※注]但除对当时的外交关系研究较多外，[※注]专题研究仍比较缺乏。北京政府时期的诸多事件和人物，还没有深入的研究，[※注]北京政府时期的诸多问题，也还缺乏合理的解读，如对北京政府时期议会制度的评价。再如，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多集中于抗日方面，而沦陷区的研究，尤其是沦陷区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在这方面，近年来虽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仍远远不够。[※注]关于国民党统治中国前十年的研究也还有不足。

六 民国史研究趋向前瞻

尽管自1972年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民国史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成长和进步，成果与创见迭出，但其与其他成熟的中国历史研究学科相比，毕竟开展时间还不长，研究成熟度还不够，仍有许多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与深入讨论的问题，如继续发掘与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开拓民国史研究的领域与范围，对民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加强与海外民国史研究者的交流，等等。以笔者所见，民国史研究可以预期的未来研究趋向是：

1.民国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等仍将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的研究薄弱环节将被不断弥补；社会史、文化史、制度史、区域史等新的研究领域，正在日渐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并将在未来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2.由于民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空白甚多，加之研究风气的转变，个案研究在民国史研究中仍将占据重要地位，而个案研究的进展，对于民国史研究未来之宏观定位与把握有着重要意义。

3.在注重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将注重对问题的讨论，注重以小见大，使个案研究兼有订正史实与探究问题之意义。

4.海内外民国史档案资料的日渐开放，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日渐频密，无论对民国史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将是较大的推动因素，并有助于研究者对民国历史的深入探讨。

5.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年都有历史专业的大量博硕士研究生选择民国史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这将持续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尤其是研究选题的拓展。

6.当下社会对历史研究的需求与认知的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民国史研究选题与取向的变化，而各种传媒将在其中起到相当的作用。

总之，作为一门新兴的且在不断发展中的历史学科门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并相信，民国史学科将在未来得到更大的发展，出现更多高质量的被学界认可的学术成果和具有较高学术声望的研究大家，并在全球化的学术交流进程中，成为真正具有中国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国际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