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北统一，从此中国进入以北洋军事政治势力主导统治的时代，延续到1928年。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一时段，习惯上谓之为北洋时期。总体而言，北洋时期的中国，新纪元已经开启，但旧传统仍在延续；既有西方因素的引入，也有本土资源的利用，可谓是新旧并存、中西互竞。这一特征也体现在北洋时期的政治、法律等政治制度与议会、政党等政治组织之中。约法、宪法、内阁制、总统制、政党政治等，纷纷亮相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对中国人而言，这些无不是新鲜东西。与此同时，独裁统治、派系斗争、军阀及军阀混战等其实中国古已有之的事物，也存在于北洋时期的中国。凡此种种，均显示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多元性、多样性与复杂性。

一 制度与组织

关于北洋时期政治制度问题，民国时期即有学者进行研究。例如，政治学者鲍明钤在1923年就著有《中国民治论》一书，[※注]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中国近代宪政历程及其诸多问题，探讨《临时约法》及其缺点，民国建立以来十余年宪政的教训，废督、制宪和救济危机等诸多问题；第二部分是从政治学、宪法学角度对内阁制与总统制，统一制与联邦制等民国初期政体方面的诸多问题进行理论上分析。如果说该书第一部分侧重于中国近代宪政的历史及经验教训等实践层面的话，那么，第二部分着力于第一部分的理论升华，力图对第一部分所提出的诸多严峻问题进行理论层次分析与解答。该书力求“不偏于理论及新试验之政制，而立于各国有长久历史的与中国近年来历史所表现的政治经验之上。”这点值得后人称道。钱端升等人所著的《民国政制史》，[※注]分为中央政府、省制、县制、市制四编，详细记述1911年至1936年民国政治制度的设置与沿革，资料翔实系统，既可以视为民国政治史研究中的一部资料集，也可以视为一部研究著作。毋庸置疑，该书对研究中华民国（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政治制度与组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一）政治、法律制度

1949年后，对北洋时期的政治制度及组织的研究，虽已着手进行，但进展较为缓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倒是在资料等基础性工作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例如，一项很重要却往往被人忽略的工具书编纂工作在此时就取得一定成果，虽数量较少，但一般而言质量较高。最为著名的是，刘寿林编纂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注]是较早一部检索北洋时期官制的工具书，久为研究北洋时期历史学者所喜用。以此书为基础，经万仁元、王玉文、孔庆泰等学者的长期努力，扩充成为《民国职官年表》，[※注]该书所列，包括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统治覆灭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要职官。为区别民国政府机构分属于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北洋时期：中央之部，起自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止于1928年6月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地方之部起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各省独立，止于各省脱离北洋军阀，建立国民党政权。下编，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之部始于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经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止于1949年10月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结束；地方之部的起止期限，则因各省（市）国民党政权成立和结束的时间不同而有所先后。除此之外，钱实甫编著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北洋政府职官年表》两书，[※注]均为研究北洋政府统治机构的资料性作品。前者记述了北洋政府中央和地方行政、军政、司法等机关的机构和制度，并附录了有关资料目录和名词索引等简注；后者记述了总统、内阁总理、各部长官，各省军事、民政长官，各地巡阅使，各特区长官，驻外使节的年表，并对北洋时期中央政府变革做了简要的梳理。毋庸置疑，此两书均是研究北洋政府的重要工具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推进，自然涉及北洋时期政治制度之研究。这一时期，学界涌现多部名为“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的论著，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三部：第一部，袁继成、李进修、吴德华主编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注]该书认为，在中华民国存在的30多年时间里，存在过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南方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形式和性质的政治制度。该书没有采用通常按时间顺序分阶段逐一叙述，而将这些政府按政权性质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书中三编：第一编，从南京临时政府到武汉国民政府，叙述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及其他阶级联合的政治制度；第二编，北洋军阀政府，叙述封建军阀的政治制度；第三编，南京国民政府，叙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各编又按时间顺序分章叙述。该书第二编记述北洋政府，大体以时间先后为序加以叙述，内容既包括中央政治制度，也包括地方行政制度、地方军政长官，还涉及蒙藏地区的行政制度等。

第二部，徐矛所著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注]该书作者认为，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可分为六个时期：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1912年1月至1913年10月）；二是北洋政府的政治制度（1913年10月至1928年6月）；三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军事专政下的政治制度（1917年8月至1922年6月）；四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下的政治制度（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五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1927年4月至1948年5月）；六是国民党的“宪政”制度（1948年5月至1949年9月），各阶段又有部分交叉，是因为民国时期存在独特的“南北分治”现象。全书共十二章，其中第四章为北洋政府的政治制度，论述了北洋政府时期的议政机构（如约法会议、参政院、国会等），根本大法，行政与司法制度，以及四个特殊形式的军阀政府（临时执政府、安国军政府、护宪军政府、建国军政制置府）。此外，在该书第十一章还涉及北洋时期的地方制度。

第三部，林炯如等编著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注]该书概述了1912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的基本政治制度，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民国创立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8）；下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上篇中，第一章即叙述民族资产阶级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从第二章至第十一章叙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叙述（北京临时政府时期政治制度，袁世凯的独裁制度，皖系段祺瑞政府，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临时执政府、北京军政府），也穿插叙述中央与地方制度之别。

上述三部论著，都是整体性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论著，北洋时期的政治制度均为其组成部分。毋庸讳言，囿于当时学术环境，三部论著中运用阶级话语均较为明显。

与其他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论著稍有不同，王永祥著《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注]以1898年的戊戌年为上限，下限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该书作者看来，戊戌年以前的中国政治制度，基本是沿袭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戊戌变法开始，传统的政治制度根基已经动摇，引进西方代议制，实行宪政，民主政治成为时代潮流。无疑，以戊戌变法为起点，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开始了一场渐进式的变革，并最终导致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化。由此着眼，该书的上限选定颇具新意。在该书中，论及北洋政府时期的诸多政治制度。按照作者理解，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政治组织、政治规范、权力关系和政治行为模式，相对而言，书中对政治组织、政治规范论述较多，而权力关系与政治行为模式着墨不多。

谢俊美所著《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一书，[※注]从清代政治制度入手，探讨了鸦片战争直到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该书研究重点是晚清时期，但对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如政党制与政党政治、联邦制与联省自治等也有所论述。翁有为在《北洋政府政制的变乱及有关问题》一文中，[※注]指陈北洋政治制度的种种乱象，并提醒学者可以从诸如以下几方面推进讨论：派系与政制的稳定问题；军阀与“法统”问题；制度的“力”和“度”的问题；法和人的关系问题；制度的引进和国情的适应问题。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注]该书共十册，第二册至第五册为“志”部分，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社会四卷。该书的政治制度卷包括职官志、政治制度志、议会选举志、政党志、法律志等，其中，对北洋时期的相关政治制度有较详细的论述。

一般而言，研治政治制度的学者关注上层制度较多，而对下层制度关注较少。魏光奇的《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注]则关注处于政治制度下层的县制。中国古代的地方初级政区，自秦汉至唐宋称“县”；元代有些设于省、路、府之下的“州”没有属县，也属于地方初级政区。明清承袭元制，在少数地方设“州”和“直隶州”，与“县”同为地方初级政区，并称州县。清代，除州、县之外，在边远地区设“厅”和“直隶厅”，而极少数作为二级地方政区的“府”除管辖州、县外也有直辖区境。因此，清代的地方初级政区就有府、厅、州、县等四种形式。中华民国建立后，把有直辖区境的府、直隶厅、直隶州和其他散州、散厅一律改为“县”，地方初级政区再次统一为“县”。可见，中国的初级地方政区形式，基本是以“县”为主要形式。魏著书名所言的“官治”与“自治”，是20世纪上半期在“县制”问题领域中悉用的话语，前者指由国家自上而下任命官员运作的国家行政；后者指由地方社会自下而上推选本地人士运作的地方自治。作者认为，这两种基本模式的相互排斥与结合，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县制改革和演变的主轴。魏著第三章论述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制，作者从两方面论述，一方面，北洋政府时期的“官治”县政：县公署组织的制度设计、实际运行中的县公署组织、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县佐制度；另一方面，以“四局”为主体的“自治”县政：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推行与取消、“四局”县政系统的形成、“四局”系统的“自治”性质、第二次地方自治中的议参两会。作者认为清末北洋时期的县制基本处于“在传统与近代之间”的过渡形态，并认为财政制度的落后是制约中国县乡制度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因素。

北洋时期地方政治制度处于新旧变革之中，巡阅使就是如此，古名新意相杂糅。刘迪香在《热察绥巡阅使与民国前期特区军政体制探析》一文中，[※注]对巡阅使制度和省议会制度做了个案剖析。该文考察了热察绥巡阅使的设废及其军政职能，认为其设置既是军阀政治顶峰时期的表征之一，也是直系军阀实现其军事寡头政治的典型途径与方法，但在民国初年俄国策动外蒙自治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独特的军政合一体制对强化热察绥边区内蒙古民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北洋时期地方制度颇为混乱、复杂，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官员的选任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洋时期多半为文官制度。其实，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开始研究文官制度，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1948），就对近代官僚政治产生的社会根源、经济基础、主要特点及其未来趋向做了剖析。1949年之后，钱实甫在《北洋时期的政治制度》一书第十五章的官吏制度中，对北洋时期的官吏制度按照行政官、外交领事馆、司法官、其他官吏、武官五个类别作了简要叙述。林代昭的《中国近现代人事制度》，[※注]刘梅生的《中国近代文官制度》，[※注]均有专门述及北洋政府的文官制度的章节。武乾在《论北洋政府的文官制度》一文中，[※注]认为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以品位分类制与职位分类制相结合的文官分类法及四级文官等级品位制，是对中国传统官吏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姬丽萍所撰的《北京政府时期文官考试与任用制度评析》一文中，[※注]重点探讨北洋时期的文官制度与实践。姬文从文官体制的组织与体系、考试与甄别、分发与任用三个方面切入，通过对北洋政府时期文官制度的基本内涵、功能与作用的探讨，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务员管理制度初成时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北洋政府的文官选拔与任用制度，脱胎于孙中山的文官管理思想，成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文官（公务员）制度形成的伊始，对其后南京政府时期公务员管理体系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俊清著《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一书，[※注]重点论述民初十余年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该书从现代文官制度的逻辑构成，按照录用制度、任用与甄别制度、等级与俸禄制度、纪律与惩戒制度、保障制度、考核制度、交流制度、回避制度、管理结构等内容，分类叙述现代文官制度从法规建设到实际运作的具体情形。该书还从现代化进程中制度移植、政治权威与文官制度、过渡型社会的特点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现代文官制度早期生长发育的生态条件和基本特点。作者认为，任何类型的官制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其内容、原则、实施状况及其特点必然受到当时各种特定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鲁卫东在《制度设计与实践的背离——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官考试初探》一文中，[※注]通过对北洋时期文官考试的参加人数、录取比率以及任用等问题的探索，指出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严重背离，考试出身人员取而不用，通过地缘、学缘、血缘等非制度化的私人关系做官则比比皆是。

对官员的监察，也是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孙学敏在《略论北洋军阀政府监察制度的反动本质》一文中，[※注]认为作为北洋军阀政府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监察制度，前后多变，情况复杂，每一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但从根本上说，是以维护封建军阀、买办势力的统治为中心，监察权归根结底是最高统治者所拥有，虽有三权分立、民主共和之名，但监察权都不在人民手中，监察制度根本无任何效能可言，最终成为军阀统治的工具。但是，王晓天在《论清末民初的监察制度的嬗变》一文中，[※注]给予监察制度较为持平的评价。该文观察到清末民初时期出现了分工明确、职责分明的现代国家监督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国家立法机关的监察、国家司法机关的监察、国家行政机关的监察。刘永在《论民国初年的监察制度机制与效能》一文中，[※注]认为民国初年革命者主要是吸收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原则，初步建立了议会监察体制的雏形。袁世凯掌控民国政权后，破坏了议会监察制度，重新建立了一套具有专制性质的监察体系。总的来看，由于社会混乱、政治不稳定和袁世凯集权制度的建立，使民国初年的监察制度运行效能低下，作用甚微。

从1912年南京《临时约法》颁布以后，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们一直致力于制定一部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从1913年10月拟定宪法草案——“天坛宪草”——开始，到1923年10月《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正式通过，其间几经周折，变故重重。其实，这也是北洋时期中国共和宪政步履艰难的缩影。毋庸置疑，对宪法与法律制度的研究是北洋政治制度史中一项重要内容。实际上，关于宪法、制宪、法制等的研究在民国时期已经颇具规模。吴宗慈所著《中华民国宪法史》一书[※注]，久为学界所称道。作者从1913年即开始着手收集制宪过程的各种电文、手令、记录、档案等资料，历时艰辛，十载成书，全书百余万字，分为前、后两编，详细记录了北洋时期制宪的艰难历程。时至今日，该书依然是研治北洋宪法史的必备资料。谢振民编著，张知本校订的《中华民国立法史》，[※注]也记载了北洋时期宪法及制宪过程。民国时期以“宪法史”“制宪史”为名的论著还有不少，例如，汪煌辉的《中国宪法史》（世界书局1931年版）；岑德彰编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料》（新中国建设学会1933年版）；潘大逵的《中国宪法史纲要》（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版）；潘树藩的《中华民国宪法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吴经熊、黄公觉合著的《中国制宪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王世杰、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平心的《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海进化书局1947年版）；等等。

1949年以后，对北洋法制史的研究往往是作为政治制度附属部分被人们提及，谈不上深入研究，进展很缓慢。20世纪80年代，民国法制史研究逐渐有成果问世。张国福著《中华民国法制简史》，[※注]该书虽显简单，但不失民国法制通史基本特征。其后，余明侠主编的《中华民国法制史》，[※注]篇幅较大，全书近五十万字，是民国法制通史专书。这两部著作都有专门章节论述北洋政府时期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后者，论及北洋政府的立法情况、宪法、刑事立法、民商立法、行政法规、司法制度等诸多方面。余著认为，北洋时期法律制度基本特点是：继承了清末新订法律的基本内容，但有所增减；采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立法原则；法律体系、法律内容及法律实施方面的新旧交替性。因此，该书指出，“北洋政府的法律就其性质而言，是一部带有浓厚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法律。在北洋军阀集团的长期经营下，集中了反动、虚伪、混乱于一身，成为维护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但是由于北洋政权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以及其政权的不稳定的特点，使得北洋政府在制订修改法律的过程中注意采用近代资产阶级法律的体系或内容，或多或少地对原来充满封建色彩的法律作了部分修订，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法律具有一些新的特色。”显而易见，这部民国法律史论著带有20世纪80年代其他民国史论著同样具有的时代烙印。张晋藩总主编、朱勇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第九卷）中，[※注]第17章至第21章论述北洋时期的法制，涉及北洋政府的宪法、国会、刑法、民法、司法制度等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开始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自然也波及法制史研究领域。吴永明所著《理念、制度与实践：中国司法现代化变革研究（1912—1928）》一书，[※注]从现代化角度考察北洋时期中国司法的变革，涉及司法观念、组织机构、司法人员、程序革新等多方面。无疑，该书更多的是观察司法现代化“变”的一面。

在原先通论性质的法制史研究基础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专题性质论著逐渐增多。宪法方面，如蒋碧昆编著的《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注]张国福所著的《民国宪法史》，[※注]等等。张著是我国较早一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观点研究民国宪法的书，作者用丰富史料阐明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时期、广州及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定宪法及宪法性文件的原因、经过，剖析它们的内容、特点和阶级本质，该书还重点论述了孙中山五权宪法。此后，殷啸虎的《近代中国宪政史》，[※注]王人博的《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注]均是侧重从宪法、宪政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北洋时期均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卞修全所著的《近代中国宪法文本的历史解读》，[※注]分别介绍了清末、民国初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四个不同阶段的宪法文本，分析各个文本的特点、影响与不足。夏新华等著《近代中国宪法与宪政研究》，[※注]选取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即宪法与宪政问题，以此为切入点，着力于宪法与宪政制度的演变，试图揭示出中国近代宪政发展演进的基本脉络和历史规律。作者试图从近代宪政实践延及当代宪政建设，以史为鉴，体现历史研究的现实价值，为当今中国之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与启迪。此外，在一些中国宪法通史论著，如张晋藩的《中国宪法史》中[※注]，也涉及北洋时期的宪法、宪政问题。

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方面，也有成果问世。例如李春雷的《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研究》，[※注]在对中国传统刑事诉讼制度回溯与反思的基础上，该书对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背景、路径及理念进行了探析。在中国近代，无罪推定、程序法定等新型法律原则开始输入，并在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得到一定发展。检察及律师制度亦开始引进，中国近代化审判制度的雏形显现。北洋时期大理院创制的判决和司法释例，不仅成为实现外来法律资源本土化的便捷途径，也成为各级司法机关非常重要的裁判根据。该书作者还分析了北洋时期《刑事诉讼条例》的颁布与实施情况。与此同时，刑事执行制度也开始趋向文明并与传统的行刑制度相区别。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具有连续性、进步性、协调中西等特性，但刑事诉讼制度只有在与政治、经济制度及法律文化同步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更大发展与进步。

在民商经济法方面，虞和平在《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一文中，[※注]通过对1912年至1921年间北洋政府所颁布的40多项经济法律法规的分析，观察到北洋政府所施行的经济法制建设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所颁布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比较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其次，中西结合，广采众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再次，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说明，北洋军阀具有较多的资产阶级性质。北洋政府这些经济法规发挥了较为良好的社会作用：政府经济管理法制化和经济化；企业和企业家法人化；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融资渠道的社会化和国有化。作者认为，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饶东辉的《民国北京政府的劳动立法初探》一文，[※注]从立法角度来考察北京（北洋）政府的劳动法规，认为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1914年3月北京政府公布《矿业条例》，到1923年3月颁布《暂行工厂通则》以前，是北京政府进行劳动立法的酝酿阶段；二是从1923年3月北京政府公布《暂行工厂通则》，到1926年4月段祺瑞政府垮台，是北京政府劳动立法的初创阶段；三是从1927年6月安国军政府成立，到1928年6月安国军政府覆灭，是北京政府劳动立法的修订阶段。

近十多年来，法律史研究已经不满足于通论性质探究，而开始尝试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研究，并取得不俗的成果。这方面，司法独立问题，学界关注较多，成果亦较多。李峻在《论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独立》一文中，[※注]认为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独立表现在：制定了一套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法律典章；选拔了一批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司法人才；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公审会廨；严惩贪官，初步显示了独立司法的威严，但也指陈其未能有效实施的表现：行政干预司法；军阀干预司法；等等。在作者看来，出现如此状况，原因是缺乏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缺乏具有近代民主与法律意识的司法独立的基础力量，缺乏近代司法人才，等等。韩秀桃的《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注]是一部研究司法独立在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专书。该书采用历史叙事手法，运用法律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从讨论中国传统司法特性及其在近代的危机入手，探讨晚清社会对于司法独立的思想认识和司法改革实践中的诸多障碍，以此为起点考察民国（包括北洋）时期围绕司法独立所进行的理论架构和制度设计。作者认为，司法独立作为西方法治一种价值理念在近代中国变成一种工具理念。李超在《清末民初的审判独立研究》一书中，[※注]从更为具体的审判独立角度考察清末与北洋时期的司法变革，旨在探索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落差和矛盾。

关于北洋时期法律职业者的研究，十余年来成果颇丰。徐家力在《中华民国律师制度史》一书[※注]中，简要叙述了中华民国（包括北洋）时期的律师制度的建立及其曲折的发展历程。关于律师职业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处境如何，很多学者从地方史角度加以讨论，尤其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陈同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一书中，[※注]探讨了近代上海外籍律师制度移植、演变的历史，叙述其执业背景、法律依据、社会作用及对华人律师的影响，对于外籍律师在上海出现的早期历史、洋人之间的法律纠纷，有具体的考订与论述。上海本土律师是该书论述重点，对于其出现的时代背景、与洋律师之关联、律师制度之建立、任职资格、职业特点、在不同类型案件中的表现、律师公会的产生与沿革、会员与公会、公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均有较多描述。此外，作者对上海律师社会生活着墨颇多，包括其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经济收入、活动网络、社会评价等。民国时期的北京律师方面，邱志红在《朝阳大学法律教育初探——兼论民国时期北京律师的养成》《民国时期北京律师群体探析——以北京律师公会档案为中心的研究》论文中，[※注]通过对北京律师公会原始档案的爬梳，对民国时期北京律师业的发展和群体结构进行实证考析，力图对北京律师的群体特征进行整体性揭示，进而展现律师作为一个新兴社会群体在近代中国兴起、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细节。作者认为，北京律师公会的成立是律师群体正式形成的显著标志。

除了律师外，同样作为法律职业者的司法官，其相关研究成果近年也相继涌现。郭志祥在《民初法官素养论略》一文中，[※注]考察了北洋时期法官的素养问题。毕连芳的《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注]从理论渊源、考选机制（考试与培训）、选任机制（任用与升转）、激励机制（考核与奖惩）、保障机制（物质待遇与职权保障）等方面较为全面论述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官制度。该书认为，北洋时期的司法官制度设置目的是造就高素质的新式司法人才、改良司法，实践中颇有成效，但也存在诸多缺憾，所有这些均受制于当时动荡的政治环境、恶劣的经济状况。

除了司法官方面，对司法机构、组织及个案的考察，也是法律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方面。关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大理院，学界关注较多，如张生的《民国初期的大理院：最高司法机关兼行民事立法职能》与《民初大理院审判独立的制度与实践》，[※注]聂鑫的《民国司法院：近代最高司法机关的新范式》，[※注]均关注到北洋时期这一重要的司法机构。俞江在《司法储才馆初考》一文中，[※注]则考察了不为学界所注意的北洋司法储才馆。杨天宏的《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注]李启成的《治外法权与中国司法近代化之关系——调查法权委员会个案研究》，[※注]则以法权会议（委员会）为视角，观察治外法权与北洋司法变化的关系，这是一个连接北洋内政与外交的上佳考察点。张淑娟在《宪法危机与1919年南北和谈》一文中，[※注]考察了1919年南方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在上海举行和谈之事，认为宪法问题是此次南北和谈的难点。该文认为，《临时约法》自1912年颁布后，竟然维持10年之久，被南、北各方奉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但政治的运转实际早已超出和偏离了《临时约法》的制约，结果南北双方均为宪法危机所困扰，和谈亦以失败而告终。

（二）议会、政党与派系

关于北洋时期的议会、政党制度及其实践问题，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关注了。

林长民的《参议院一年史》[※注]可视为当事人对国会的即时观察与记录；谷钟秀在《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4年版）一书中也论及议会活动与政党情况；日本佐藤三郎编辑的《民国之精华》[※注]，第一部分即有简明的“中华民国议会史”（日文）；谢彬的《民国政党史》[※注]，虽然篇幅不大，但收集的党派资料较为全面丰富，记载了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政治舞台上的各种主要政治团体，如中国同盟会、统一党、民社、共和建设讨论会、统一共和党、中国社会党、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进步党、公民党、民宪党、大中党、宪政商榷会、宪法研究会、民友社、安福俱乐部、新旧交通系、政学会、研究系，等等，并简要分析政党派系的演变与分化组合，是了解北洋时期政党、时局变化的一部较好论著。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注]对民国的议会与政党也多有论述；顾敦鍒的《中国议会史》[※注]较为系统地记述了北洋时期的历届国会，很值得后来研究者参考；杨幼炯的《近代中国立法史》[※注]和《中国政党史》两部专书，记述了清末之后30多年，特别是北洋时期的法制与政党变迁等内容。大体而言，民国时期关于议会、政党政治的记述与阐发已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内容相对较为简略，尚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的学者对民国议会与政党问题均进行研究。台湾方面，李守孔的《民初的国会》，[※注]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政党》，[※注]均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论著。大陆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真正起步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夏良才的《试论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党》[※注]、曾业英的《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注]查方奎的《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间的梁启超与进步党》等[※注]，对民国初年的社会党、进步党及政党人物做了初步探索。曾业英、徐辉琪合撰的《民初政党概述》系列论文，[※注]对北洋时期的政党状况做一鸟瞰，在大陆的这一领域研究中开风气之先。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关于民国时期的代议制度、政党政治研究逐步升温，学界越来越多关注这一领域。张亦工在《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一文中，[※注]对第一届国会进行考察，并有较深入的分析。宝成关在《民初国会述论》一文中，[※注]认为无论北京参议院，还是第一届国会，都不是袁世凯独裁统治的点缀品和遮羞布，其基本是按照孙中山让位前设计的防范袁世凯的方案塑造的，是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到二次革命前革命党借以制约袁世凯的主要阵地。李育民的《进步党述论》一文，[※注]初步讨论了作为民国初年政党政治一支重要力量的进步党的基本情况，认为进步党继承了清末立宪派以和平手段改造政府的传统，为维护民主进行斗争，联合袁世凯是进步党政治路线的重要环节，但联袁是为乘势发展本党实力，最终实现共和政体。进步党不是袁氏的御用党，而是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党。程为坤在《民初共和党的形成、组织及其派系》一文中，[※注]对民初共和党的形成原因、组织机构、内部派系、各地分支及其他诸多问题，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与论述，认为共和党的组成受袁世凯操纵，但该党并非前清立宪派的单纯延续，而是旧立宪派、失意革命党人、官僚政客的混合体。徐辉琪在《论第一届国会选举》一文中，[※注]从立法、竞选到结果等方面初步考察了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中华民国第一国会的选举及其相关问题，认为这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效法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选举，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反映了中国人要求民主的愿望，体现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但选举本身也明显暴露了诸多弊病，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选票的胜利不等于真正的胜利，企图希望走议会政治道路是不实际的。李学通的《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注]简要叙述了北洋政府（含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临时参议院、第一届国会、国会非常会议、安福国会、第一届国会恢复等情况，作者认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议会史证明了民主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悲惨命运。胡绳武的《梁启超与民初政治》一文，[※注]聚焦于梁启超身上，由此考察梁氏与民初政界的关联与互动。李书源在《民初民主党述略》一文中，[※注]认为民主党的形成，固然与旧立宪派人同袁世凯结盟有关，也是当时政党政治观念深入人心的一种反映，因此，在临时参议院已有国民党、共和党竞争的形势下，六政团合组民主党以充当国会中第三党。曾业英的《民国初年的民主党》《梁启超与民主党》两文[※注]，也对民主党做了较细致的考察。曾业英还在《关于民宪党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注]对长期不为人所注意的民宪党进行考辨，澄清以下问题：一是民宪党虽经发起，但并未正式成立；二是民宪党不是国民、进步两党谋提携的产物，而是两党部分党员各与本党决裂的产物；三是民宪党不是“无形解体”，而是自行宣布停办的。李书源在《民初政党史辨误二则》一文中，[※注]对1912年前后的共和俱进会与1916年前后国民党议员的政团组织分合情况，进行考辨，澄清了一些以讹传讹的史实错误。徐辉琪的《略论孙中山与民初政党政治》，[※注]对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关系做了辨析，认为孙中山对于民初政党政治总体上始终赞成，行动上往往不很热心，这是孙中山强烈的民主共和信念与当时错综复杂客观形势交织的反映。作者指出，对这一问题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简单认为孙中山一直抱积极态度，或表现冷淡、不热心，都不符合实际。此外，学界还开始了对北洋时期小党派和地方党派的研究，如陈长河在《梁士诒与公民党》一文中，[※注]对公民党做了较详细的考察与论述。

关于民初政党政治的评价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者居多，认为革命派政党演的是“闹剧”，立宪派政党演的是“滑稽剧”，袁世凯的御用政党演的是“丑剧”。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持肯定意见者逐渐增多，他们认为，民初政党政治对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打击袁世凯的反动复辟势力，传播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理论，推动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杨德山在《90年代“民初政党政治研究”述评》一文中，[※注]就指出上述研究状况，并认为，民初政党政治所表现出的多党林立、分合无常等特色，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原因外，还有中国人对政党功能认识上的误差；充当民初政党政治主角的不只是革命民主派的政党，还有立宪派的政党和买办官僚军阀的政党，这样才是完整意义的“民初政党”；民初政党政治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使中国民众初步了解了何为政党和政党政治等问题；民初政党政治失败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进入21世纪之后，对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研究更趋具体、客观，评价也更为公允。

与北洋时期议会、政党相关联的是政治派系问题。政治派系与政党有相似一面，但也颇为不同，派系往往不像政党那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也多半不严密，但它对中国政治的作用与影响却不容忽视。关于北洋政治派系问题，多年来，学界颇多关注。早在20世纪60年代，彭明的《“五四”前后的安福系》，[※注]就简要论述了北洋时期的重要政治派系安福系，特别是从1918年安福国会成立起，到1920年皖系失败、安福俱乐部被解散时止。作者认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安福系做尽了坏事”，主要有：一是按照日本主子和段祺瑞的意旨，极力破坏南北和谈；二是亲日媚日，破坏爱国运动；三是控制政权，极力扩大安福地盘；四是也谈社会主义，招摇撞骗。该文认为，安福系是皖系军阀为了控制国会而组织的一个政团，其是皖系军阀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果更多，刘桂五的《“交通系”论述》[※注]简要叙述了交通系的渊源，梁士诒与旧交通系、曹汝霖与新交通系的兴衰过程。李书源在《研究系述略》一文中[※注]，认为研究系是1916年国会重开后形成的政治派别，组织上是民国初年进步党的继续，政治上比进步党更为软弱，其不仅在国会上拥段，而且是皖系摧残国会的帮凶和策士，反映出资产阶级右翼及其政党的日益沦落。作者指出，研究系与封建军阀势力有别，因而后来又从拥段转为反段，并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反复是中国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典型体现。杨德山在《安福俱乐部与安福国会》一文中，[※注]简要考述了安福系的名称由来及其在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基本上也持否定性的评价。贾熟村在《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一书中，[※注]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以梁士诒、曹汝霖为首的“交通系”的形成、演变及其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一系列活动和作用，该书认为，交通系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治派系，也是一个金融财团，并对交通系集团的主要成员做了介绍。

政学系是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治派系，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和社会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政学系又分旧政学系和新政学系，旧政学系始于北洋时期，新政学系活跃于国民党统治时期。苏元的《政学系始末》一文，[※注]对北洋时期的政学系作了考察，论述了政学系的形成、活动及其归宿，并剖析了其性质及其对民初政治的影响。作者认为，政学系属国民党人右冀，“实际上已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相对立。它的出现是资产阶级无力领导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表征。”作为一个政治派系，政学系是怎样在旧中国这块政治土壤中产生的？其政治活动主要为哪些呢？孙彩霞所著《新旧政学系》对此做了探讨。[※注]该书认为，1916年国会重开后，国民党内一部分稳健派因在副总统选举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故另行组织“政学会”，时人称之政学系。政学会成立后，一方面反对段祺瑞的专权行为；另一方面因其成员身为段阁阁员，也拥护段的对德宣战方针。张勋复辟时，政学系很多成员劝说总统黎元洪勿“引狼入室”。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政学系不少成员积极响应孙中山号召，纷纷南下，召开非常会议，助成建立护法军政府。

如果说，上述论著侧重于政治党派的一些个案的话，那么，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也尝试借鉴西方政治学、制度变迁、现代化等理论工具，对民初政党政治的进行宏观考察与整体把握。在《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从政治发展角度的观察》一书中，[※注]政治学者彭怀恩试图借鉴西方政党政治理论，从现代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特点，基本持较为肯定的态度，认为“清末民初是中国尝试以政党来从事政治参与的萌芽阶段，失败的结果，不能减损其在中国政治发展上的意义。”朱汉国所著《中国政党制度史》一书，[※注]从制度移植、近代大变革的视野下来讨论中国近代的政党制度变迁，其中很多涉及北洋时期的政党制度及其困境。刘伟、饶东辉的《中国近代政体发展史》，[※注]从制度史变迁的宏观视野对民国议会的选举、组成、设置等进行研究，作者对议会政治活动的简明叙述和中肯评议常为后来研究者所引用。

刘景泉在《北京民国政府的议会政治》一书中，[※注]用现代化理论来探讨1911年至1923年间的民国议会政治史。作者认为，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中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清末立宪派结盟，排除革命党中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合作，达成实行议会政治的协议，这是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现实主义来源。该书指出，袁世凯在1913年解除革命党武装后，回到了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的政治原则上来，将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同盟关系转化为主从关系，中国政治从此进入资产阶级自由派独立与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较量的阶段。此时，中国政治上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居于意识形态优势而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居于实力地位优势的状况。这就是北洋军阀在混战的同时，存在着有资产阶级自由派参与的理想主义的议会政治协商过程，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政治协商过程又必然以实力较量为依归的原因。该书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两党或多党制议会政治在中国行不通。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不能不提及重要人物宋教仁。刘景泉、张静、汪向阳合著《宋教仁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注]主要探讨宋教仁与民初议会政治的关系。内容包括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源流、革命思想初萌、优秀的宣传鼓动家、出色的革命组织者和领导者、民初“共和”的代兴与流变、民初的多党制政治生态、为“宋教仁模式”献身等章节内容。该书认为，宋教仁崇尚西方资产阶段自由分权主义议会政治，不仅将其作为重要的政治纲领提出、阐释，而且身体力行，坚持不懈。毋庸讳言，上述论著的分析探讨，带着浓厚阶级话语分析的色彩。

在民初国会研究中，李学智曾发表过多篇专题论文，在此基础上，著成《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与法制建设——以国会立法活动为中心的研究》一书。[※注]该书从议会史与法律史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民国初年（主要是1912—1913年）的国会立法活动，除了论述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法律建设外，该书还考察了北京临时参议院与北京第一届国会（一期常会）的法制建设。从1913年至1923年，民国国会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两遭解散而两度复会，围绕内阁制与总统制、单一制与联邦制等问题，制宪议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此中多方政治势力在较量。为重建这一过程的史实并探究此中的经验教训，严泉在《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一书中，[※注]结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梳理民初制宪会议的原始记录，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策略互动论等分析工具，并试图拓宽视野，将民国制宪与美、法等国制宪过程相比较，以深化后人对民国初年制宪政治的认识。该书认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制宪议员选择的是封闭式的制宪模式和对抗性的制宪策略，他们排斥北洋实力派对制宪过程的合理介入，深陷学人式的学理空谈而不能合理地分配政治权力，这些因素是导致民初的制宪政治和民主转型终以失败结束的重要方面。

张永的《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注]以进步党为切入点，探讨了民国初年会议政党政治状况。该书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借鉴西方会议发展史和政治学力量，较深入地分析了民国初年议会实际运作中的因果关系。作者认为，进步党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国会及省议会；次要阵地是报刊舆论；第三阵地是偶尔掌握的行政权力。因此，该书以进步党在国会的活动为中心，结合其在舆论界和内阁的活动，展示其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及与其他政治派别，包括革命派、北洋派、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试图揭示进步党和会议政党政治制度走向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作者认为，民初国会的组成与政治力量格局的相背离，主要表现在最强大的北洋派在国会中没有相应的比例代表，这也是民初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之一。包括进步党在内的政党，本该成为议会制度中最活跃的主体，但这些政党组织松散，内部派别复杂，未能成为政治中心。清末民初新兴的士绅——知识分子群体还不足以支撑本质上需要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制度，这些均是民初议会政党制度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多年研究基础上，杨天宏把研治民国政治史的论文结集为《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一书，[※注]该书既有专深的具体研究，也有作者对民初政党政治的宏观整体思考。该书大体上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涉及民国时期政党与国会政治的论文5篇，偏重制度建设研究，可以了解当时国人在借鉴西方政治制度过程中的政治分歧与妥协；第二部分收录记述民国初年权势转移与政治格局变化的论文6篇，侧重民初政治的实际运作及变化；第三部分是收录有关民族主义与北伐前中国外交的论文5篇，意在揭示当时中国政治中的外国因素及中国职业外交家秉承民族主义进行的抗争；第四部分收录民国学术与宗教的论文5篇。通观全书，尤其是第一部分，作者集中于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政党、议会等论题，着力甚深，颇具启发意义，提高了学界对相关主题的认识水平。例如，作者对于在辛亥前后曾产生过重大政治影响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句政治口号，重新诠释了它的出笼情景。作者认为，章太炎提出这一口号，适应了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的需要，对民初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正是因为国民党的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泯，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虽然打击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但也阻碍了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向议会民主转型。此外，该书中对北洋时期走向衰亡的国会的分析讨论，也颇具启发意义。作者考察了曹锟“贿选”之后国会的党派构成和运作状况，记述了国会在责骂声中无望的求存挣扎过程。作者认为，北洋时期国会的消亡，国会自身固然难辞其咎，但很多是议员素质问题，是人的问题，而非国会制度的问题。舆论对贿选的抨击、牵连使得以国会制为代表的西式民主制度在中国声名狼藉，助长了整个社会对民主代议体制的怀疑，从而动摇了民国法统的政治基础，宪政法治岌岌可危。这是曹锟“贿选”引起的最严重政治后果，北洋时期的国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消亡的。

一般而言，关于国会与政党政治的研究，研究者多瞩目于中央层面，而关注地方的研究相对较少。沈晓敏所著《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注]则关注了地方的浙江省议会。该书利用很多档案文献，结合报刊、文集、日记、当事人回忆等资料，借鉴法学、政治学理论，较为深入探讨了清末民初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由盛而衰的复杂过程。浙江的咨议局和省议会，起初以“人民代表”自居，也被舆论视为“人民代表”，也力图有所作为，不失为各省典范，但最后却变为“万恶的议会”。该书对于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议会制度移植中国的曲折历史，呈现了一个典型的地方个案。

二 北洋军阀

在1949年以前，关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已经起步。1923年第1月，署名“思勤”的作者在《孤军》杂志第一卷第4、5期上，发表以《军阀小史》为题名的文章。丁文江的《民国军事近纪》[※注]，记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军阀派系的形成，北洋军各部的建制与沿革，直皖、直奉、江浙等军阀战争的起因与经过，各地小军阀派系及其混战等内容；李剑农所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注]，对戊戌以后三十年间中国政治变化及其矛盾倾轧斗争做了较系统、详细的记述，其中也记载了北洋军阀史兴亡过程，以历史研究的后见之明来看，此书中记载了许多关于北洋军阀史很有价值的史实；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注]，从清末编练新军开始叙述，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故该书也可以称为一部“中国陆海军史”，全书分为军制、军史、战史三大部分，该书主旨是叙述清末民初的军事史，但北洋军阀内容占据书中较大篇幅。胡梦华以《中国军阀之史的叙述》为题在《中央日报》副刊（1931年12月2日、4日、8日、9日）上发表连载文章，讨论军阀问题及其演变过程。吴虬所著《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注]，简要记述北洋军阀从兴起到衰亡的全部过程，其中对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争斗着墨较多，该书作者乃记者，耳闻目睹了北洋军阀的混战，并与很多北洋军阀当事人有所往来，因而该书颇有学术价值。20世纪30年代，王芸生陆续撰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注]以采集多方面的大量资料展示了中日关系发展的详细过程，其中颇多涉及北洋军阀与日本关系的内容；等等。

相对于北洋政治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北洋军阀史可以说是研究较多、成果较著的一个领域。

（一）研究及史料概述

1949年以后，有关北洋军阀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1957年，来新夏所著《北洋军阀史略》出版发行，[※注]继而又有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于1957年至1959年陆续刊行。[※注]来著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发展、更迭、派系混战及覆灭作了简明的勾画；陶著对1912年至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整个社会面貌做了比较全面的描述，该书虽名为“史话”，但对北洋时期政治的内幕，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大体上可视为一部政治史论著。毋庸讳言，20世纪50—60年代，虽然有一些北洋军阀史论著发表，但进展较为缓慢。“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北洋军阀史几乎成为不能触碰的学术死角，仅有谢本书的《北洋军阀》[※注]等少数论著面世。在意识形态主导的年代里，军阀史成为革命史研究的陪衬，谈不上什么发展。据学者统计，1949年至1980年，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论文仅为130余篇，而1980年至1989年，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论文约500篇。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恢复和发展，北洋军阀史研究也逐渐步入正常的学术轨道，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长足进步，成果迭出。就20世纪80年代而言，有李宗一著《袁世凯传》、[※注]常城主编《张作霖》、[※注]谢本书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注]蒋自强等编《吴佩孚》[※注]等人物传记相继出版，推动了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1983年，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一书问世，[※注]这是在此前的《北洋军阀史略》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与《北洋军阀史略》相比，《北洋军阀史稿》补充了许多已刊、未刊的档案、资料与译稿，吸收了很多忆述史料与新研究成果，同时还丰富了部分史实的具体情节内容，集中了当时该领域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台湾学者丁中江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也是一部记述北洋军阀史的大型著述，[※注]对这一时期史实的叙述比较具体。加拿大华裔历史学家陈志让所著《军绅政权》一书[※注]，指出“军”是1895年以后逐渐发展的军队，“绅”是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他们有些担任过政府机关中的职位，有些拥有土地等财富。军绅政权就是由这两种人联合统治的政权。该书认为，1912年至1928年中国的政权形态是军绅政权，并分析了军绅政权的性质及这一政权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该书是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本论纲性著作，影响很大，时至今日，依然被视为北洋军阀研究的经典。大体而言，上述论著均可视为20世纪80年代关于北洋军阀研究的代表著作。

为了推动学界对北洋军阀的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有关北洋军阀或民国北京政府史料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陆续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撰的《清末新军编练沿革》，[※注]为《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一，是研究清末新军和民国时期军阀渊源的史料汇集，史料分别选自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馆藏清廷档案，《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宣统政纪》《清朝绪文献通考》等，晚清官员的奏议，以及《容庵弟子记》《东方杂志》等书刊。全书包括三部分：清末新军编练综述，收录从新军编练缘起，至全国普遍编练新军的带有综合性的史料；各镇与各省新军编练沿革，涵盖从北洋六镇至清末三十六镇的新军编练信息史料；新军学堂和陆军留学生，收录北洋及各省陆军学校和陆军留日学生的相关资料。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等人合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注]该书收录了34篇回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是北洋军阀时期担任要职的军政人员后来忆述所成，具有较高史料价值。这些忆述文章较为生动、具体地记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些重要事件，如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反映了北洋军阀的兴衰过程。张侠、孙宝铭、陈长河编《北洋陆军史料》，[※注]大部分资料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北洋档案，也包括北洋政府陆军部刊印的部分史料，时间始自1912年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止于1916年袁世凯帝制败亡，收录材料四百多件，分为十三个专题，每个专题以北洋军阀嫡系军队为主，其他军队也有所涉及。该史料集对研究北洋军阀和中国近代军事史颇有助益。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北洋军阀》，[※注]大体按时间顺序，并且考虑专题收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重要史料，全书共六卷：第一卷为“北洋军阀与北京政府”；第二卷为“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第三卷为“皖系军阀与日本”；第四卷为“直系军阀的兴衰”；第五卷为“北洋军阀的覆灭”；第六卷为“北洋军阀大事要录”。这套史料为研究北洋军阀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本史料。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注]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最后一种出版发行，全书共五册：第一册，北洋军阀建军（1895—1912）；第二册，袁世凯的统治与洪宪帝制（1912—1916）；第三册，皖系军阀与直皖战争（1916—1920）；第四册，直系军阀与两次直奉战争（1920—1928）；第五册，为参考检索工具书。该书收集的史料涉及档案、传记、专集、杂著、报刊等多种，同时还选录了一部分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但不易查找的成书中的史料。

在有关北洋军阀史料的出版过程中，相关档案单位作出很大努力，大批档案整理、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专门收藏民国时期档案的机构，其中北洋政府档案达71个全宗，近10万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为《北洋政府》，[※注]收录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档案史料，共16册：《政治》2册，内容涉及北洋政府组织机构的设置、政策法令、议会、政党、派系等；《军事》3册，内容包括北洋政府的军制、白朗起义、护法战争、军阀割据混战等；《财政》2册，涉及财政概况、内债、外债、赋税等内容；《金融》2册，包括金融概况、铸币、国内银行、纸币、地方金融与币值、帝国主义操控货币金融等内容；《农商》2册，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商业等方面内容；《外交》1册，内容涉及外交概况、外交要案及其交涉过程、中国参与国际活动、北洋政府与各国修订条约等内容；此外，《工矿业》《文化》《教育》《民众运动》各1册。无疑，该史料汇编为研究北洋军阀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北洋军阀发源地，并且作为活动中心地区的天津，收藏着丰富的档案资料，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档案资料也陆续整理出版。天津市档案馆编《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注]选自天津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从1912年至1928年，按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宣传等部类整理编排出版。内容包括职官在内阁总长、次长以上者与天津的往来函件和涉及天津重大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档案资料，其中反映了很多北洋统治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兵变、军事冲突、订购军火、发行公债、通货膨胀等。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注]全书共33册，是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十万多件北洋时期资料中选辑一万多件编辑而成，其中，袁世凯卷2册，黎元洪卷14册，徐世昌卷9册，吴景濂卷8册。该史料集包括北洋时期高层人物的各种家书、函电、条陈、说帖、呈单、报告、上禀、批示、抄录、文稿、译稿、规章、条约、会议记录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二）综论性研究

1949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下，近代史研究者一般都认识到，北洋军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能掌控中央政权长达16年之久的军事政治集团，其之产生、发展、鼎盛、衰落直至灭亡并非偶然，史学工作者的职责是必须探索其内在原因。

成因问题。长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从宏观上看，这样的观点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学界多半也以此为基本认识。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纲要）》一文中，[※注]就指出：“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加上地方的农业经济就成为中国近代各派军阀及其混战产生的原因。”李新在《北洋军阀的兴亡》一文中，[※注]也持与此相近的观点，认为北洋军阀的产生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密切关联。但无可讳言，此观点显得非常笼统，缺乏具体、实证的研究与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学者开始逐渐具体细化地讨论军阀的成因问题。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注]和任恒俊的《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两文之观点较为接近，认为：首先，由于鸦片战争后清廷的衰朽和旧军队的腐败，迫使统治者为维持其政权而需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其次，当时的社会思潮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再次，列强侵华策略的改变，即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重视和支持；最后，袁世凯掌握了一定的权势，并施展权术，抓住时机，使这支武装日益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一个特殊的军事政治集团。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北洋军阀的成因问题，不少学者从政治、社会、文化、地域差异等层次进行探讨分析。刘晓在《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一文中认为，[※注]从政治发展角度观察，军阀政治是中国由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向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立宪政治过渡的特殊政治形态，军阀政治是介于君主专制政治和近代民主立宪政治之间的政治形态，然而其基本政治资源即私人半私人性质军队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在旧的政治体系中完成的。该文指出，要说明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便要追溯到清末私人半私人性质军队的产生，同时，军阀政治也注定了其过渡性。从这点着眼，军阀政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任恒俊在《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一文中，[※注]考察了清末十年中清廷惨淡经营的新军。训练新军的本意是挽救危局，但因南北政治、经济、文化诸情势的不同，新军形成诸多差异，在辛亥革命中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北洋新军从右的方向、南方新军从左的方向结束了清朝统治。此后，北洋新军作为北洋军阀统治的支柱，伴随北洋政府走完全部历程；南方各省新军随着一些革命党人的蜕变开始向右转，衍化成割据一方的军阀武装，护国战争后南方军阀形成。南北新军的主要差异消失，成为“一丘之貉”的南北军阀武装。

一些学者还从文化学角度剖析民国初年军阀、军阀割据形成的原因。刘江船在《试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一文中，[※注]认为民初军阀分裂割据，首要原因，是根植于小农经济的皇权主义；其次，清末许多社会制度的变革，例如废除科举制度，对于知识分子说，意味着没有别的出路，于是从当时社会价值观因素考虑，他们进入军队中主要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升官发财，实现政治抱负；对许多民众来说，愿意当兵吃粮，这是军阀分裂割据的兵源条件；再次，地方主义，“有奶便是娘”的混世思想和“三多主义”（即军阀张宗昌所言：一生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亦称三不知主义）也构成了军阀主义的有机内容，这一哲学思想是军阀分裂割据的一大原因。张鸣的《“花样”年华——20世纪20年代军阀寻求维系道德资源的努力》一文，[※注]主要讨论在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时代里，北洋军阀寻求维系道德资源的努力：取资儒学和江湖义气，利用中国传统宗教和西方的基督教，甚至实行颇具现代色彩的组织、团体化和编村制度。该文认为，军阀们对治理资源的寻求，演示了中国政治进程的某种理路，军阀政治的余波远比今人预计的要大。陈晓枫、许驰的《论中国军阀政治的传统文化根源》，[※注]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几个特点，来论述中国历史上军阀政治的产生与发展的文化根源，以及集权与割据交替出现的传统文化因素。作者认为，不同历史时期，军阀政治的产生与发展体现其历史背景，权力的分配和重新整合是割据混战的最终结果。中国军阀政治源于传统文化土壤，其出现并不完全是政局不稳的产物，虽然从表面上看，军阀政治的出现必定伴随着国家分裂与社会动荡，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但是，传统中央集权主义在诞生之初就孕育了分裂割据的因素，它是传统大一统文化的必然产物，同时又与集权主义相对立。统一与割据往往在相互作用下交替前进，一旦到了军阀政治这种武化政治发展到极端的时候，距离新的和平与统一就不再遥远了。

阶级属性与社会基础问题。20世纪80年代之前，很多学者认为北洋军阀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其统治的后果是强化封建势力。如荣孟源在《北洋军阀的来历》一文中，[※注]就指出北洋军阀“是保卫封建主义而又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支反革命部队，也就是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的武装。”彭明在《五四前夕封建军阀掠夺土地的状况》一文中，[※注]认为“封建军阀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时他们本身又都是大地主。封建军阀的出身各有不同，但他们在成为军阀之后即大量地掠夺土地，这又是共同的，可以说无一例外。”在另一篇论文《北洋军阀（研究纲要）》中，[※注]彭明进一步明确指出：“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它极力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北洋军阀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而且他们本身就常常是大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不同，但当成为军阀之后，他们大多数都成了中国的大地主。”与此观点相近，吴慧敏在《辛亥革命后军阀地主的形成及其特征》一文中，[※注]指出北洋军阀依仗政治、军事上的权势，大肆掠夺土地资源，成为新的地主，由此兼有军阀和地主的双重身份特点，并提出了“军阀地主”的概念。该文认为，军阀地主的存在严重摧残农业生产，破坏农村经济，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城乡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生活在日益严重的灾难之中。

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北洋军阀阶级、社会基础的看法与此前有所不同。不少学者认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一定的发展而使社会性质有所变化，故此，北洋军阀集团不仅是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且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色彩。这种观点，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而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沈家五的《从农商部注册看北洋时期民族资本的发展》，[※注]认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原因之一是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企业发展的政策法令，这说明北洋军阀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色彩。魏明在《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文中，[※注]通过对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发现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性质，认为：“军阀官僚中的一部分人基本上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这是与它以前的统治阶级很大的不同点”，而且这些军阀官僚私人资本的性质也应“属于民族资本”。王跃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意识变迁的趋势》一文中，[※注]一方面认为，北洋军阀统治“依然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也看到，若将北洋军阀和清末的封建专制统治相比较，就会发现，在统治方式上确有一定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标志是“北洋军阀统治者力图用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法统对社会进行控制，以达到其专制统治的目的”，统治方式的变化反映了观念的变化。因此，可以说，该文是从思想意识角度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给予考察的论文。此外，该文也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社会观念、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做了考察，总体上认为，北洋时期的“社会意识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向变迁的趋势，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不可阻挡的”。该文实际上肯定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些积极因素。唐学锋在《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一文中，[※注]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导致土地所有权的分化演变，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大量土地逐步转移到一批以军事起家的新兴军阀官僚政客手中，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日渐没落，从这一个角度考察，军阀政治的社会基础其实很难说是封建地主阶级，而应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作者认为，“这是旧中国社会病态的反映”。

章伯锋在《北洋军阀（1912—1928）》中，[※注]一方面认为，从阶级关系上看，北洋各系的大小军阀本身就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除经营工矿企业外，都是拥有几万亩至几百万亩土地的大地主。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军政大权，圈占荒地，兼并民田，或以强制买卖等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另一方面也看到，民国初年政治状况急剧恶化，但中国资产阶级办实业的热情并未因此减弱，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以往人们较多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因，即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入侵有所和缓，而忽略了辛亥革命后国内出现的一些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展的因素。例如，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公司条例》《商会法》等的制定和公布，虽然这些法规、条例未能全部贯彻实施，但也不能否认其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因此，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北洋政权并不是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积极力量，但在民国初年，民族工商业在艰难困苦之中却有所发展。该文实际上也是承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一面。虞和平在《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一文中，[※注]观察到北洋政府所施行的经济法制建设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所颁布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比较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其次，中西结合，广采众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再次，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可以说明，北洋军阀具有较多的资产阶级性质。徐进功的《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其原因》，[※注]根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农商部注册的顺序号码统计，自1912年至1927年11月，批准注册的工商企业共1627家，平均每年102.8家。从所注册的企业类别来看，纺织、矿业、化工、机械、电业、航运、火柴、医药以及农、林、牧、渔、水利等企业，均得到发展。该文认为，工商注册虽不能完全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状况，但从中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工业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此外，关于北洋军阀性质的讨论中，也有一些新奇之论，如潘敏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权性质再探讨》一文中，[※注]从剖析北洋军阀政府推行的政策的角度，考察北洋军阀政府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关系，所得结论是：北洋军阀政府既不服务于地主阶级，也不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是一种超越特定阶级利益的“波拿巴式政权”。

翻阅相关书籍与学术杂志，不难发现，近年来探讨北洋军阀及其性质的论著，已经越来越少了。不过，一些学者偶尔还会论及此问题，例如，张华腾的《封建买办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性质新议》，[※注]认为1912年至1915年间的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而不是封建买办政权，理由如下：一是北京政府虽然实行总统独裁制度，但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政体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更趋保守而已；二是不少资产阶级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政府，在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和法令法规，这些政策、法令、法规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北京政府的政策、法规、法令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四是执政的北洋集团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属于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

上下限与分期问题。北洋军阀的存在时段，研究者一般认为从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开始，直至1928年北洋军阀覆灭为止。如荣孟源在《北洋军阀的起源》一文中，[※注]就认为北洋军起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辛亥革命以后，成为北洋军阀，存续时间直至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产生以前；李新在《北洋军阀的兴亡》一文中，[※注]认为“武昌起义促成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形成”，1928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之死，宣告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最后结束”。李文所言与荣文观点相近。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例如，朱振国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始于何时》，[※注]认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应从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算起，理由是：当时革命党尚控制着南方数省的十几万军队，阻止袁世凯的军事势力向南扩张；革命党仍统辖影响着南方七八个省区，并利用国会、《临时约法》向袁世凯进行有力斗争，故从军事上、政治上说，袁世凯的统治还未最终确立，因此，该文认为，应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算起，中国历史才进入北洋军阀时期。

关于北洋军阀的发展阶段问题，即分期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纲要）》一文中，[※注]把北洋军阀的兴衰历程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止，这一阶段显著特点是北洋军阀的兴起与扩大；第二阶段，从1916年袁世凯死亡、北洋军阀分裂到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这一阶段特点是北洋军阀派系斗争与军阀混战的激烈化；第三阶段，从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到1928年奉系军阀败退东北为止，这是北洋军阀的衰亡时期。祝伟波的《北洋军阀各派统治的更替》，[※注]主要根据各派系掌控中央政权时间前后顺序，把北洋军阀统治分为四个时期：一是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年3月20日—1916年6月6日），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基本形成，北洋军阀政府的建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其失败；二是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6月—1920年7月），从包括北洋军阀的分裂，段祺瑞把持北京中央政权，到直皖战争皖系失败；三是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年7月—1924年10月），包括第一次、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等；四是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年1月—1928年6月），包括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的短暂联合，奉直联合反对国民军，到北伐成功奉系统治的结束。显而易见，这样的时段划分，基本体现了北洋军阀的兴衰过程，也大体概括了北洋军阀存在的不同阶段的特点。

来新夏等人认为，关于北洋军阀史的分期问题，还应该考虑到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推翻2000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应该作为北洋军阀分期问题的一个重要标界，况且，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改朝换代过程中，北洋军阀集团从一个军事集团一跃而成为掌握中央政权的军事政治集团，由此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军阀政治时期。缘此，来新夏等人在《北洋军阀史》书中，[※注]把北洋军阀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可以追溯其继承源流），到1912年初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为止，这是北洋军阀集团兴起、发展和形成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袁世凯通过一系列活动，不仅使得自己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的首领，而且还培植了一大批军阀、豢养了一大批政客，这些人成为以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袁世凯正因为手中有了这样一个军事集团才能较为容易地取得国家政权。第二阶段，从1912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为止，这是北洋军阀集团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袁世凯领导并维系着北洋军阀集团，掌控着较为松散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北洋军阀集团运用手中掌控的武装力量，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与权势。第三阶段，从1916年袁世凯死亡之后，到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这是北洋军阀集团走向衰落的阶段。这一阶段，北洋军阀集团由于首领袁世凯的死亡而明显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主要派系，他们之间既为了争夺权力而相互混战，又为共同反对革命、镇压人民而有时联手，他们纵横捭阖，翻雨覆云，把中国带入一个颇为混乱黑暗的年代。但也应该看到，北洋军阀集团的黑暗统治未能阻止新事物的诞生，以五四运动为转折的新兴运动迅速兴起，有力地冲击了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曙光。这一阶段，先后由皖系、直系、奉系三个派别更迭或联合掌控着形式上的全国政权。第四阶段，从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到1928年张学良等人宣布“东北易帜”为止，这是北洋军阀集团的覆灭时期。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北洋军阀集团的各种势力相继溃败或变形转换，国民党政权取代了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社会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客观地说，相对于此前各说，来新夏等人的时期划分，更为细化，也更有说服力。

历史作用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基本认为，北洋军阀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早在20世纪50年代，来新夏在《北洋军阀对内搜刮的几种方式》一文中，[※注]认为北洋军阀内部有不同的派系（如直系、皖系、奉系），这些不同派系的军阀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他们为了满足各帝国主义要求和扩大自己势力进行军阀混战，同时满足自己奢侈淫靡的生活，必须不断搜刮民众。作者认为，北洋军阀的经济来源，除了用出卖主权换取帝国主义借款外，主要是对内搜刮财富，他们采取各种不同方式来搜刮，主要有举借内债、苛捐杂税、滥发纸币、种植贩卖鸦片、摊派兵差等。黄志仁在《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与《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两文中，[※注]认为“从袁世凯开始，到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个个都是绞杀民主制的刽子手，都是人民民主势力不共戴天的死敌”，“北洋军阀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制，推行了专制独裁的暴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作者还认为，北洋军阀是破坏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罪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北洋军阀顽固地推行媚外政策，疯狂出卖国家利益，极大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浩劫；北洋军阀的横征暴敛，鲸吞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的再生产；北洋军阀凭借反动政权竭力维持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完全否定的历史评价。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完全否定的评价逐渐转变为给予适当肯定的评价。来新夏在《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一文中，[※注]从五个方面论述北洋军阀的历史作用问题，指出：北洋军阀集团在清末是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力量；北洋军阀集团是统治中华民国统一政权的代表；北洋军阀集团所掌握的北洋政府是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一个过渡；北洋军阀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且陈旧的状态。吴兆清的《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注]邓亦兵的《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注]均对袁世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改革腐朽落后的传统军事制度，并在中国编练新型军队的历史实践给予肯定，认为此举在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陈旭麓在考察中国近代军事史问题时，也部分肯定了军阀的正面作用，他指出：“整个说来，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较慢，相对而言，军事方面的近代化步伐超过了其他各个方面。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到蒋介石，他们对促进中国军事近代化都做了一些工作。”[※注]郭剑林在《中国近代军阀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一文中，[※注]把中国近代军阀放在中国近代化进程来考察，认为军阀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从君主专制政治向军事分权政治过渡；二是从世袭政治权力向竞争政治权力过渡；三是从“以礼治国”向“中体西用”过渡；四是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五是从封建军队向资本主义军队过渡。无疑，该文较大程度上肯定了军阀的历史作用。虞和平在《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一文中，[※注]通过对1912年至1921年间北洋政府所颁布的40多项经济法律法规的分析，认为北洋政府这些经济法规发挥了较为良好的社会作用：政府经济管理法制化和经济化；企业和企业家法人化；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融资渠道的社会化和国有化。由此，作者认为：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

21世纪以后，对北洋军阀的评价更趋客观公允。潘国旗在《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一文中，[※注]根据“内债”这一概念的界定，北洋政府所发内债总额应为992725449.868银圆。以往学界在对北洋政府内债政策的考察和评述中，偏重于揭露其封建性、殖民地性、破坏性等消极作用，而对近代中国内债的两重性分析显得极其缺乏。该文指出，就事实情况而言，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有一定的积极效果：首先，北洋时期大量国内公债的发行，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古代惯用的捐输、报效等封建落后的筹款方式，而采用借债的方式应对政府的紧急财政需要，这在财政手段和财政观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其次，从内债的用途上讲，北洋政府所发行公债总额中的1.96亿银圆（约占总债额的20%）用于交通事业建设、教育事业和水利、赈灾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再次，北洋政府所发公债加速了银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再由银行资本投资工业资本，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徐勇指出：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完全沿用带有贬义的“军阀”以概括所有的军事势力人物或集团，显然有不公正、非学术的内容存在，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看到段祺瑞、张作霖等典型的“军阀”，在其辖治之内，文化、经济、军事各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并未终止；吴佩孚等不做外寇傀儡，不仅保住了晚节，亦不乏文化思想的贡献；冯玉祥、阎锡山等都在各方面有所建树。因此，徐勇认为：“从总体回顾，在中国晚清的现代化改革、推翻满清帝制，反对复辟、维护共和，完成政治转型等社会革命运动之中，现代军事力量始终是一支活跃的先锋力量。”[※注]

特点与概念问题。关于北洋军阀的特点问题，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纲要）》一文中，[※注]认为：一是军阀们各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二是各有一块可以任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三是军阀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来新夏等学者在《略论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注]认为：一是其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二是割据称雄，拥兵自卫；三是各树派系，荣损与俱；四是纵横捭阖，制造政潮；五是卖国媚外，残民以逞。李新在《北洋军阀的兴亡》一文中，[※注]提出四点看法：一是采用外国兵制；二是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其另一重要财源是向帝国主义借款；三是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也有无业游民，实行募兵制；四是各据一方，连年混战。由此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北洋军阀的特点问题观点相近。

此后，不少学者进一步讨论此问题。杨立强的《论近代中国军阀官僚集团组织构成的特点》，[※注]认为军阀官僚集团在主要成员的组织构成上，存在共同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一大帮操纵军务政务的高级成员以及本集团的主要首领所组成的主要组织，普遍存在封建宗族性质的关系。各个军阀官僚集团所控制的军事和民政各个重要部门的人员构成，主要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着宗族性的人际关系，并且以此结成一个得失相连、荣辱与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每个军阀官僚集团主要都是依靠这种宗族性的关系网，控制军事和民政的主要机构，以此构成本集团的基本组织网络：血缘关系；同乡关系；同僚、部属、同学（年谊）和师生关系。胡玉海的《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及特征》，[※注]认为近代以来封建社会的王统政权、道统文化、族统社会的三维体系发生裂变，是近代军阀政治产生的根源；军阀政治经历了滋生、雏形和最后形成三个阶段。该文认为，军阀政治具有四点特征：一是拥兵自重，控制政治；二是利用民主政治形式，实现军阀专制；三是个人及政治角色之间不受法律制度约束；四是中央权威弱化，军阀割据混战。袁文伟的《近代三维社会变迁与军阀政治的崛起》，[※注]进一步细化分析军阀政治的特点问题，认为军阀政治具有以下七点特征：拥兵自雄干预政治的称霸性、政治行为的投机性和无原则性、利权的攫取性与排他性、政治伦理取向的封建性、政治面目的虚伪性、对外关系中的严重依附性、军阀政权更迭的频繁性。在另一篇《论中国近代军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根源》中，[※注]袁文伟认为，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被摧毁，政治权威日渐式微，宪政成为历史潮流，但对民主、平等的过度追求，使中国陷入民主的困境，加强中央权威与建立民主政治成为思想吊诡。在近代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转换中，财政危机、渗透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参与性危机、发展危机五种危机并存，始终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成为近代军阀政治崛起的根本原因。

关于军阀特点问题的讨论自然牵涉到如何定义“军阀”问题。“军阀”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军阀”的“阀”本意是官宦之家门前旌表其功绩的柱子，是指阀阅之家的“阀”，“军阀”意指有军功的军人世家，含有门庭显赫的意思，因此，大体是个褒义词。但到近代，“军阀”变成贬义词。1918年陈独秀就曾为军阀下过定义，认为：军阀是“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那弊端更是不消说的了”[※注]。在北伐战争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更是响彻云霄，军阀毫无疑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深深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1949年以后，“军阀”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但很少有学者细究其之定义。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学者开始考虑如何对军阀进行定义。李新在专门论述军阀概念的《军阀论》一文中，[※注]认为“军阀是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特殊的政治现象。军阀是一种特殊的军事集团。它拥有以个人为中心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它通常占据一片固定的或比较固定的地盘。在这块地盘上，这个军阀可以主宰一切”；李新还认为，军阀政治是封建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凡在封建社会中实行这种统治形式的，无论其大小乃至贵为天子的全国统治者，都可以称为军阀。简言之，军阀定义可以概括为私人军队、地盘、武力统治三点，其中，是否实行武力统治是判断军阀与否的最重要标准。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纲要）》一文中，[※注]提出军阀定义三条：“各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各有一块可以任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并认为前两条是一切封建军阀所具备的，后一条则主要明显表现在掌握过中央政权和驻扎沿海一带的大军阀上，至于内地的一些小军阀，有的则不具备或不明显具备。莫济杰在《新桂系史》一书中，[※注]也对军阀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军阀“依赖帝国主义的扶植，充当地主买办的政治代表，压迫剥削人民群众，拥有私人军队，以军队控制政权，割据地盘，实行‘武治’。在这些基本特征中，又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军事、政治特征，那就是军队私有和割据地盘”。与前述李新等人的观点有别，来新夏在《论近代军阀的定义》一文中，[※注]认为私人军队、地盘、武力统治只能作为近代军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决定本质的东西，以此三点与近代军阀，尤其是北洋军阀的情况相比，存在很多不相符合之处。在来新夏看来，最能体现军阀本质的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或说是行动准则。因此，他给军阀定义如下：“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不过，作者也承认，由于“军阀”这一称谓，从其产生和使用情况看，多半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因此，要对“军阀”给出科学的概念定义，并非易事。

21世纪之后，很多学者尝试从军事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角度，并采用前沿方法来讨论北洋军阀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张华腾在《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一文中，[※注]对北洋、北洋派和北洋军阀词语或政治概念的形成进行考察，针对国内外学术界对北洋军阀时期界定的不同，作者提出：使用中性词汇北洋集团来表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用中性词汇北洋集团来表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可以清楚地看出北洋集团发展演变的轨迹：北洋集团崛起于清末新政，发展于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及其以后，北洋集团演变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孕育了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是北洋集团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北洋集团走向灭亡的阶段。

在近年来探讨北洋军阀、军阀话语问题中，徐勇的学术尝试与努力值得关注，徐著《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注]是这一学术成果的集中代表。徐勇从近代中国军政关系演变与“军阀”话语传入、诠释、语义流变的角度，对包括北洋军阀在内的整个中国近代军阀做了动态考察与深入研究。作者通过对中日两国史料的梳理考订，追溯“军阀”话语源流，认为现代军阀概念产生于日本大正初年（1912）前后，其后，由李大钊、梁启超等各界人士从日语中移植进入中国，经由学界讨论及媒体宣传等多种渠道，在社会应用中较快地取得了“市民权”，并随着南方党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运动的推展，迅速传播开来，加之，政党执政后权力资源的支持，成长为现今常见的社会政治文化用语。徐勇认为，军阀话语不单是一个解释体系，其所发挥的最大的历史功用，是对于军人政治现象的批判性检讨。通过考察后，该书给出军阀的基本定义是，“实指社会政治转型时期军政关系失衡条件之下，逾越法制规则与文化道义而擅权干政的军事人物或其权势集团；军阀是含贬义的近代汉字概念，是同推进社会发展的健康的军事力量相对立的形象称谓。”该书特别指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止是研究‘军阀定义’，也需要持续地研究‘定义军阀’，即如何定义‘军阀’之方法”；并且认为，正确运用军阀话语，可以深刻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泛用则会导致政治批判简单化、扭曲或抹杀军事力量对于国家政治的健康作用。

与列强关系问题。在1949年以来的很长时间内，多数学者持各个军阀各有归属的观点，即某帝国主义是某军阀的靠山，某军阀是某帝国主义的走狗。例如，汤志钧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政府对五四运动的镇压和破坏》一文中，[※注]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帝国主义支持各派军阀，把中国变成好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日本全力支持段祺瑞以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美英则以直系军阀为“走狗”，以与皖系对抗。章伯锋的《试论一九一七年所谓“参战问题”的实质》，[※注]认为“参战问题”是美日帝国主义争夺对中国控制权尖锐矛盾的反映，皖系军阀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故唆使张勋复辟，后来正是在日本支持下打败张勋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军阀与列强关系的问题逐渐朝着具体化、专题化方向进行研究。一方面应当看到，很多军阀集团确实具有投靠帝国主义、卖国求荣、甘做走卒的历史事实。如章伯锋所撰《皖系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一文，[※注]就考察了皖系军阀投靠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事实，认为1916年6月至1920年8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着北京政府，在这一时期，中国表面上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处处依赖甚至听命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王仲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盐务和盐务改革》一文中，[※注]通过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的重要经济来源——盐税的管理与改革问题的考察，认为：袁的盐务改革在增加税收方面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其绝大部分被用作偿付以盐税担保的贷赔各项本息，即获利最大的是帝国主义列强，而袁世凯政府只是从中分得一杯羹。这说明袁世凯为了实现“武力统一”的美梦不惜出卖主权，也反映了军阀政权被帝国主义钳制的一个侧面。另外，很多学者也认识到军阀与列强有矛盾冲突的地方。孙思白在《试论军阀史的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注]认为军阀确有向外国势力投靠求助的一面，也存利害矛盾的一面，笼统地称其为帝国主义“走狗”“工具”不一定全合乎实际情况，两者之间的关系随时随地而有很多变化和复杂的内容，用一成不变的公式去硬套，往往是不恰当的。俞辛焞的《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注]娄向哲的《直系军阀政权的破产及其倾覆》，[※注]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与看法。上述论著说明，学界已经开始对原先那种简单化认为军阀都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主权的结论进行重新考察。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北洋军阀与列强关系问题的研究又有所深入。袁继成、王海林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一文中，[※注]通过对北洋政府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两个历史事件的是非得失的分析，提出新看法。作者认为这两个事件若放置于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社会进步的长时段历史过程来看，会发现中国参战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也是有失也有得的。车维汉在《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一文中，[※注]考察了1916年8月13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郑家屯事件，认为这是日本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妄图以军事暴力压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进而吞并“满蒙”，所实施的一个重要的侵华步骤。不过，通过考察时任奉天省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对日交涉过程，作者发现，张作霖存在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抵制与斗争方面，并分析了张作霖对日这一态度产生的诸多原因。所有这些说明，北洋军阀及其主导下的政府在处理与帝国主义关系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娄向哲的《北洋军阀与日本》一书，[※注]叙述1911年至1922年间，袁世凯、皖系、直系、奉系的北洋政权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该书除采用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档案等国内档案资料外，还利用了大量日本方面史料。该书在一些方面突破了旧有研究中的框架，把北洋军阀史研究置于国际背景，尤其是日本影响的背景下去考察，使该领域研究呈现出一些多元视角。来新夏的《北洋军阀与日本：20世纪末中国学者的研究》一文，[※注]对北洋军阀与日本的关系做了总结。该文认为，北洋军阀集团必然以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为其依靠，除了努力强化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力量外，还需要求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直、皖、奉三个主要派系都与英、美、日等国家，或明或暗地进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勾结，而列强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维护其势力范围也以经济援助和政治干预等不同手段与北洋军阀各派系进行交易。作者特别指出，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以及一战期间西方列强无力东顾所留出的空当，致使北洋军阀集团与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而日本从各方面对中国政局的操纵与影响也极为明显。显而易见，该文虽发表于21世纪，但带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北洋军阀研究的诸多痕迹。

（三）专题研究

北洋军阀之起源与形成问题。学界相对一致的看法是，北洋军阀起源应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算起，乔志强的《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注]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注]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均持这一观点。但对北洋军阀形成的时间则存有多种看法：来新夏等人认为，应以袁世凯窃国为标志；任恒俊在《北洋军阀成因浅探》一文中，认为从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到1905年练成北洋新军六镇，北洋军阀集团已经形成；[※注]李新在《军阀论》一文中，[※注]则认为袁世凯利用辛亥革命“从清政府手中夺得全部权力后，他就成为一个拥有一支精兵而雄踞北方的大军阀了”。北洋军阀形成时间的早晚仅是表面问题，关键在于衡量其形成的标准。

从1912年袁世凯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至1916年袁世凯死去，共4年时间是北洋全盛时期。对北洋军阀的这一时段，李宗一著《袁世凯传》、[※注]侯宜杰著《袁世凯一生》和《袁世凯评传》，[※注]谢本书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注]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注]来新夏等主编《北洋军阀史稿》等，[※注]专书都有重点论述。关于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问题，过去多半冠以“窃国”之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周彦在《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问题之我见》中，[※注]认为孙中山是主动让位给袁世凯的，并认为这是孙中山为了适应客观历史条件而采取的灵活斗争策略，是其整个民主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常宗虎的《试论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的是非》一文中，[※注]认为袁世凯之所以能出任临时大总统，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南京临时政府从筹备组建就期盼袁世凯能反正归来；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政府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政权，袁世凯有能力将其置于死地，无须“窃取”；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因素都选择袁世凯作为新政权的核心。由此，作者认为，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并非窃取所得，而是历史机遇所赐，也是资产阶级拱手相让的结果。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开始分裂，主要有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在北洋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单宝在《皖系军阀的兴衰和特点》一文中，[※注]简单介绍了皖系兴衰过程，并指出皖系军阀明显带有自己的特点：以封建宗法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军事政治集团；热衷于扩充军队和抢夺地盘；善于玩弄政治手腕；主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黄征、陈长河、马烈编著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注]以段祺瑞为中心，叙述了皖系军阀兴衰历程。莫建来在《段祺瑞攫取统治权与皖系军阀的发展》《试论皖系军阀的形成》《皖系军阀的特点及其评价》等系列论文中，[※注]对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他从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段祺瑞的个人因素作用、清末民初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三个方面，对皖系军阀的形成问题作了论述，试图揭示皖系军阀的形成原因及其由胚胎脱胎成为军阀派系势力的形成过程。在多年研究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的基础上，莫建来所著《皖系军阀统治史稿》一书，[※注]较为系统深入讨论皖系军阀的兴起、皖系统治时的内政与外交、军事势力的扩展及其衰亡等问题。

胡晓在《论北洋皖系集团的形成、发展与衰亡》《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形成初探》《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失败原因探析》等文中，[※注]也对皖系军阀的兴亡历程作了叙述，并着重讨论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武力统一”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作者认为，武力统一政策不是段祺瑞上台后的“既定方针”和“基本国策”，而是在与国民党及南方阵营的诸多矛盾冲突中，在经历了一系列不满厌恶愤怒等心理刺激后，逐步形成的、明朗化的。武力统一政策的失败原因错综复杂，大体包括内因、外因两部分，内因指北方阵营内部，如皖系自身的问题，直系的干扰破坏，徐世昌的暗中作梗，奉系的阳奉阴违，研究系的反戈一击等；外因指南方阵营及国际方面，如国民党的坚决斗争，桂、滇系的联直倒皖，政学系的积极活动，海军的南下护法，非常国会的分庭抗礼，欧战风云的变幻，英、美等列强的干预，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等。同样是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胡晓编撰而成《段祺瑞年谱》一书，[※注]此书与1938年吴廷燮编撰的《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注]均是研究段祺瑞及皖系军阀的重要书籍。

继皖系之后，直系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关于直系军阀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果逐渐涌现。1987年公孙訇编著《直系军阀始末》，[※注]该书虽然作为《河北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发行，但具有专书的性质，从叙述作为直系军阀母体的北洋军开始，接着叙述直系军阀的形成，直皖战争，吴佩孚“武力统一”，曹锟贿选，两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至直系军阀覆灭，较为清晰地勾勒了直系军阀的兴亡历程。吕伟俊、王德刚合著《冯国璋与直系军阀》，[※注]记述了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直系主要人物的经历以及直系的兴起、发展、顶峰、衰落与灭亡的历史过程。该书认为，直系军阀集团大致上经历了四个阶段：从1895年至1916年为直系军阀草创阶段，即冯国璋等人追随袁世凯起家时期；从1916年至1920年为直系军阀形成阶段，即冯国璋出任副总统、代理总统时期；从1920年至1924年为直系军阀鼎盛阶段，即直系掌控北京中央政权，曹锟贿选总统时期；从1924年至1928年，为直系军阀的覆亡阶段，吴佩孚、孙传芳等人为维持直系军阀统治而垂死挣扎的时期。该书比较了直系与皖系、奉系的异同之处，指出直系内部结构比较松散，先后出现了四个代表人物，冯国璋死后，形成两个权力中心，等等。该书是直系军阀研究中水平较高的一部专书。郑志廷、张秋山著《直系军阀史略》，[※注]以清末民初军队演变作为考察对象，依据档案及历史资料，较为深入探讨了直系军阀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程。该书上溯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淮军进入直隶，下止于1927年直系军阀的覆灭，涉及这一时期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内容，并引入一些经济学理论方法加以诠释。此外，还有一些直系人物的传记与年谱，如蒋自强、余福美合著《吴佩孚》，[※注]公孙訇编撰《冯国璋年谱》，[※注]郭剑林著《吴佩孚真传》，[※注]周玉和、高乐才合著《贿选总统：曹锟》，[※注]岳谦厚著《曹锟家族》，[※注]等等，也对了解直系军阀颇有助益。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系掌控中央政权。奉系军阀在北洋军阀史和中华民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既是东北区域史研究的重点，也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从区域史研究角度看，其填补了东北地方史研究的空白，从北洋军阀史研究角度看，其是一个特殊且具体的军事政治集团。研究奉系往往与其首领张作霖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如常城主编《张作霖》，[※注]概括了张作霖的军阀生涯，从中也可以看到奉系军阀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线索。陈崇桥、胡玉海、胡毓峥编著《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一书，[※注]共十二章，采用传记的写法，较详细地介绍了张作霖五十四载的人生旅程，内容大致包括张作霖从投身绿林到被招安任清军统领，从辛亥中间绞杀奉天革命努力到夺取奉天省督军职位，从控制东北三省、形成奉系军阀、与日本人勾结、直奉战争，到掌控北京中央政权，直至命丧皇姑屯，等等。张伟在《试论奉系军阀的特点》一文中，[※注]认为中国近代军阀及军阀政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南北各派军阀，作为中国社会一个特殊阶层的军事集团，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各自也有不同之处。就奉系军阀而言，在形成的背景、政治理念、地理位置、发挥作用等方面，就有自身的特点。

奉系军事集团是一个缺乏统一政治理念的集团，没有思想上的一致性和始终追求的目标，但能统治东北长达十几年，并多次影响全国政局。很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探讨。胡玉海主编的《奉系军阀全书》，[※注]试图对此做较全面的系统化探索。该全书由六卷本组成：《奉系纵横》《奉系人物》《奉系军事》《奉系经济》《奉系教育》《奉系对外关系》。《奉系军阀全书》作者认为，这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特点和奉系军阀集团特别是其首领张作霖的主观能动性两方面因素促成的。奉系军阀是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军阀的主要特征是军事行为，而奉系军阀除军事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之外，其在发展经济和教育、开展对外关系方面，也起到了较积极的作用。如《奉系纵横》即从政治角度阐述了奉系军阀的发迹、崛起，分析其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组织构成，总结其解体及特点，带有总论性质。《奉系军阀全书》作者认为，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妥协与勾结，不是军阀的特性与本质，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奉系军阀统治东北时，东北正处在日本和俄国两大强邻的挟制之下，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既要与之交往，又要抵制其侵略。考察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对外交往中，“既有妥协勾结的一面，更有据理力争、奋力维护国家主权的一面。而后者是主流、是本质”。奉系军阀中的很多人物出身草莽，又与北洋军阀没有多少渊源，但其却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跻身于北洋三大军事集团之列，成为一支影响和左右全国政局的军事力量。在分析奉系军阀的军事力量时，作者认为，军事力量是靠经济实力支持的，奉系军阀除拥有东北丰富资源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外，其掠财手段、经济政策，包括基础工业、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奉系军阀全书》对于了解奉系军阀全貌及其与日本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此外，关于奉系军阀某一方面的专门研究也值得注意。奉系军阀的军事方面，学者关注较多，许超英在《东北航空军发展史略》一文中，[※注]对东北航空军发展概况做了整理与介绍，认为东北航空军是中国历史上发展较早的一支空军部队，始创于1920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覆没。在约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产生、振兴、扩充及参战等阶段，成为中国航空史上第一支规模最大，具有现代化装备、战斗力较强的航空部队。高乐才、刘彬在《奉系军阀与东北海军的创建》一文中，[※注]从奉系军阀的海军建设方面进行考察。奉系军阀为壮大军事实力，于1922年8月接管吉黑江防舰队，改建为东北江防舰队，1926年春正式创建东北海军。东北海军是一支包括江防、海防、水上航空、陆战队、军事教育以及各种后勤支援在内的机制较为健全的近代化海军，为当时全国军阀中海军之最。该文认为，尽管东北海军充当了奉系军阀统治东北和发动内战的军事工具，但在对外战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中国近代海军史占有一定的地位。奉系军阀的经济方面，王德朋、华正伟的《论奉系军阀经济力量的构成》一文中，认为奉系军阀经济力量由税收、金融业、工商业、债券、种植鸦片五个部分构成。[※注]姚会元的《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辽宁纸币发行》，[※注]则指出了奉票在整个奉系军阀扩张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奉票的发行像一把双刃剑，在后期，由于巨额的军费开支，奉系军阀不得不大量印刷奉票，以至于奉票的急剧贬值在东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萧条。胡学源的《奉系政治舞台的支柱——边业银行及其钞票》，[※注]把考察重点放在边业银行及其钞票，认为边业银行对维持和巩固奉系军阀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阀混战。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可以说这三次较大规模的军阀战争代表着北洋军阀分裂后各派系力量的消长过程，与此相关的是军阀战争与帝国主义关系的问题。章伯锋在《直皖战争与日本》一文中，[※注]指出在直皖战争中，因日本支持直系而取胜。莫建来在《奉系军阀与直皖战争》一文中，[※注]简要考察了皖、奉联合抗直，皖、奉关系破裂，到直、奉反皖同盟的形成，并注意到奉张在直、皖间的纵横捭阖对战争爆发的作用。作者认为，直皖战争爆发是直、皖两派军阀间长期存在并日趋激化的矛盾和纷争的必然结果，但奉系军阀的居中挑拨、推波助澜以及直接出兵参战，对直皖战争的发生及其结局无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俞辛焞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一文中，[※注]指出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先后对奉系采取不同态度，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后果。李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一文中，[※注]认为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惨败，有其深刻的内部、外部原因。从内部原因来看，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内部因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最终导致矛盾斗争不断加深而出现分裂，大大削弱了直系自身的力量，内部已危机四伏；其次，财政危机和军队腐败也是造成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吴佩孚经营的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造成了有利于反直势力的客观形势。从外部原因来看，直系惨败是反直势力的共同打击造成的。作者特别指出，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对直系军阀的摒弃，致使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并导致政权倾覆。苏有全、孙宏云合撰《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注]指出影响第一次直奉战争结局的因素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直系在政治上处于人心所向的优势地位。除了三次大规模军阀战争外，一些小规模的军阀混战也有学者论及，例如，江浙战争、[※注]援鄂战争、[※注]浙奉战争[※注]国奉战争、[※注]等。

上述是关于军阀混战的论文，其实也有很多专书论及军阀混战问题。如郭剑林主编《民初北洋三大内战纪实》，[※注]就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京津直隶地区的直皖、两次直奉战争，这三次军阀大战都波及到全国，战争的影响与后果非常严重。该书试图对北洋三大内战作较完整、系统、立体的叙述，并旁及北洋时期的社会、内政与外交互动下的政局变化、南北和战、战后北洋多元化政治格局等问题，使人们加深对北洋时期战争、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理解。

北洋时期的很多军阀混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北洋军阀的范围，西南军阀、冯玉祥的国民军，甚至与改组后的国民党势力也牵涉其中，一些学者就关注到北洋军阀混战的新现象、新因素。例如，陈长河在《西南军阀与1920年直皖战争》一文中，[※注]认为1916年皖系控制中央政权后，主张对南方采取武力统一政策，为了对付皖系这一共同敌人，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西南军阀决定采取“联直制皖”的策略，与直系等建立反皖“三角同盟”。1919年秋，直系为准备同皖系作战，以驻湘直军“久戍思归”为由请求北归，让直系吴佩孚充当“兵谏”急先锋，反皖“三角同盟”发展为14省反皖同盟。吴佩孚接受军政府的军费补助后于1920年5月开始北撤。直军一撤，南军紧紧跟上，于5月、6月连克长沙、岳阳，皖系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垮台。与此同时，河南发生了更易督军问题，段祺瑞拟在吴师北撤途经河南时加以拦截，因此图谋撤换豫督赵倜，以皖系吴光新取而代之。赵倜除拟以武力抗拒外，又极力争取南方的支持。在各方的反对下，皖系的易督计划未能成功。直皖之战爆发后，为西南军阀所控制的军政府发表助直反皖宣言，唐继尧等也拟乘机扩展地盘。但战争于数日内以直胜皖败而结束，西南军阀什么也未能得到。作者认为，在直皖战中，西南军阀与直系的“合作”是出于各有所求，形势使然。但以彼此利害关系，在“合作”中又充满矛盾，“联直制皖”是一种权宜之计。

习五一在《论一九二七年奉吴河南战争》一文中，[※注]通过北洋军阀已经走向总体溃败时内部爆发的奉系与直系吴佩孚集团的河南战争的考察，认为这场战争总体上仍属于军阀之间的争夺战，但综合考察全国形势，这场军阀混战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其牵制了直鲁联军，使其不能全力支援孙传芳与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战斗，减轻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河南战争加速了北洋军阀的最后溃败。刘曼容的《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注]指出北伐战争可以分为南北两个战场，从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进行作战的南方战场；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进行作战的北方战场。该文论述了国民军北方战场的发展进程，和北方战场与南方战场的配合呼应，通过如此视角观察，为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行提供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在另一篇论文《略论北伐前夕国民军与奉直军阀联盟的战争》中，[※注]刘曼容考察了北伐前夕的1926年春国民军与奉直军阀联盟在华北、中原地区进行战争的背景、经过及影响等。国民军在与奉直军阀联盟的战争中，既要同中国的反革命军阀作殊死战，又要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通过这场战争，国民军由倾向革命发展为加入革命阵营。作者认为，这种表明北伐战争前夕，全国政治军事力量几经角逐、分化组合后，逐渐形成了明显的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该文认为，既然国民军与奉直军阀联盟进行的战争，是在国民军已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友军并进而结成联盟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这场战争，就不能单纯理解为军阀之间的混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具有国民革命意义的战争。因此，可以说，这场战争对奠定国民政府北伐出师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到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是北洋军阀的崩溃与覆灭时期，是国共合作北伐、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建立政权的时期。无疑，这是风雷激荡、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空前高涨的时期，也是风云变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因此，这段时期的内涵极为丰富，也非常复杂，近代史学者们自然非常关注并研究这一时段。20世纪90年代，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注]对这段新旧交替、巨变的历史时期做了总体性研究，是一部史料丰富、论述严密、新意迭出的高水准学术论著。该书从1926年5月北伐先遣队入湘，到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京津，时间为两年多。这一时期，盛极一时的北洋军阀由撑持半壁江山到最终覆灭，国共两党由并肩对敌作战到彼此刀兵相见。北伐反映了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统一、独立、富强的伟大愿望，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十年之后，王奇生著《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一书，[※注]也专门关注这一时段。长期以来，在政治史领域，比较注意研究历史进程中取得胜利的一方，而对失败一方则多有漠视。因此，在研究北伐战争的历史时，学者们大多站在南方北伐军一方立论，很少关注北方军阀是如何应对的。王奇生认为，要对历史进程全貌作“复原”和解析，必须兼顾当时参与历史的各方，无论胜败，亦不论“进步”或“反动”，均应是史学研究关注的对象。与此前论述这段历史的著作有所不同，该书不仅关注“革命”和“进步”的一方，也关注“反革命”和“保守落后”的一方，内容涉及该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人物。具体到北洋军阀方面，该书对失败的北洋军阀进行了深入考察，向读者提供了更接近原貌的历史认知。书中指出，自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和割据时期，但没有任何一派军阀能够统一全局，军阀内部再也未能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但他们在名义上仍都奉中华民国之“正朔”，未有某派军阀公然将自己的防区宣布独立于国家主权之外，故这个时期国家虽然分崩离析，却始终存在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权，中华民国的国号与法统得以维持不辍，北京政府始终为各国所承认并代表中国国家主权，其内外政策与政治举措亦是当时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批评和关注的焦点。作者指出，在北伐以前，南方革命政权的实际管辖区域基本上囿于广东一省，不仅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在中国人眼中，亦始终未能摆脱“地方政权”的形象，国内外舆论关注的重心，仍是北方中央政局的变化，对革新之后的南方政府仍以普通地域性政权等闲视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这一局面才逐渐改观。作者还整体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问题，认为与晚清由单一党派主导革命不同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激变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中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同时并起。虽然三党的革命话语互不相同，而且中国青年党的“革命”仅停留在口头和笔端，且与国共两党的革命行动相对抗，但在当时中国社会，尤其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仍产生了一定影响。总而言之，该书在吸收近年来学术界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对一些长久以来认为是“已成定论”，甚至被认为是“常识性”的问题，加以进一步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可以说是一部有创见的专著。

标志着北洋军阀覆灭的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向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潘喜廷在《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易帜》一文中，[※注]就肯定了“东北易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作用，认为东北易帜结束了奉系军阀的武装割据局面，使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得以统一。杜连庆在《东北易帜：南北妥协与对日战争》一文中，[※注]认为东北易帜确实维护了国家统一，但同时也维护了东北军阀集团的利益，增强了张学良个人的权势地位。在多年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曾业英在《论一九二八年的东北易帜》一文中，[※注]细致地考察了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的全过程。该文指出，此前一般认为的东北易帜经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四个步骤”，实际上，这仅是研究者的臆想，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作者认为，东北易帜是北洋中央政权覆灭的产物，也是蒋介石、张学良本着国家统一方针，经过长达6个月的和平谈判，最后由蒋介石作出全面让步的结果。张学良多次推迟易帜，固然有日本干涉的外来因素，但不容否认也有其借此“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的主观意愿，张学良是东北易帜的最大赢家。

三 政治纷争与反北洋运动

中华民国肇建之初，包括革命派和北洋派在内的各政治派别，虽然存在许多矛盾，但政治运作基本上是在宪政体制的框架之中。在此过程中，也逐步暴露出宪政体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羸弱，袁世凯屡次无视法律的举动，表明宪政体制在约束和规范袁世凯等军事强人方面的无能为力。1912年底1913年初，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接踵而至，导致革命派和北洋派矛盾激化，进一步冲击了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宪政体制。此后，“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等战乱相循，中央和地方军阀混战更是不计其数。战争频仍、政治纷争所带来的是政局的混乱，北京政府内阁更换让人目不暇接，即是一个显证。北洋时期的中国政治，虽然还披着宪政法治的外衣，但实际上已经溢出宪政法治的框架，政潮迭起，给人以乱象丛生之感。

关于北洋时期的政治纷争、政局乱象，在很多民国政治通史著作中，如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注]第二编第二卷[※注]，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注]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注]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相关章节，[※注]张宪文等合著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注]汪朝光所著《民国的初建（1912—1923）》，[※注]等等，均有详细的论述。其中，李新等人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记叙了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统治的全过程，对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民初政党的分合、二次革命、“二十一条”与洪宪帝制、护国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与分析颇为详尽。《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以1916—1920年皖系军阀的兴衰为主线，对袁世凯死后的政局、段祺瑞政府的建立、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安福系与安福国会、南北议和、五四运动、直皖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有较详细的叙述和研究。此外，这两部书对1912年至1920年期间民国的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问题，也都有所论述。汪朝光著《民国的初建》，作为《中国近代通史》的第六卷，叙述了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23年曹锟贿选告成、军阀争夺混战期间的历史。毫无疑问，由于军阀争夺与混战，这一时期的中国处于无序状态中，牵涉的方面、派系、人物众多，故内容丰富而复杂。该书对这段复杂无序的历史做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并分析其间的种种矛盾关系。该书指出，中华民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共和时代。民国初年，西方民主思潮与实践一时间颇为盛行；然而通过军事实力和政治筹划而成为北京政府大总统的袁世凯，一心谋求个人专制统治，与寄望于民主政治的革命派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结果导致革命派发动“二次革命”，但因准备不周、实力不济而失败。此后，袁世凯和北洋政治军阀集团独掌北京政权，逐步废弃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各项民主政制，使民国初年的西式民主实验成为昙花一现。

（一）宋案与“二次革命”

1913年3月20日，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不久即身亡，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宋案”。此案深刻地影响了民国初年的政局，长期以来，宋案一直是近代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对宋案的研究，几乎一致认为，宋案乃袁世凯背后操纵所为，故袁世凯对民国政治的反动走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近十多年来，一些学者对此进行细化考辨，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宋案计划首先由应夔丞提出，而他提出的刺宋计划是受到了北京方面的暗示，但北京方面的暗示到底来自何人则不好确定。大体而言，应夔丞提出刺宋计划后，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现存史料无法确定，故只能存疑。廖大伟在《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一文中，[※注]从民国初年帮会（共进会）的角度来观察宋案。作者以对涉案函电的解读及相关事实的推理分析，认为袁世凯与刺杀宋教仁案并无直接关系，但袁世凯政府利用帮会的动机客观上催化助长了宋案的发生。由此作者认为，这反映了共进会与革命党人的交恶，更折射出落伍者与新时代的对抗及帮会与社会的紧张。彼此由亲密变成疏离，根本在于民初社会转型中各自社会角色转变所形成的落差。陷入困境的帮会不反省自己，却为付出无回报而愤愤不平，滋长的报复心理加上金钱诱惑和政治因素的催化，最终导致宋案发生。张永在《民初宋教仁遇刺探疑》一文中，[※注]认为以往著述中所言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存在不少疑点，他分析认为，从宏观政治形势上看，袁世凯未必愿意刺杀宋教仁；根据具体证据，刺宋是会党头目应夔丞主动提出并策划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张文的分析与前述廖文相近，认为在刺宋案中会党的嫌疑很大。因为参与推翻清朝的各派势力在民国初年成为分享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彼此虽有矛盾，但并不会轻率冒险决裂，唯独会党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被排斥于权力格局之外，心怀不满并积极寻找出路，其行为方式又带有浓厚的暴力色彩，成为民初社会中的破坏性因素。此外，会党力量有限，常常依附于其他势力，这样，会党暴力活动在各势力间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最终加速了民国初年合作局面的瓦解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宋案发生后，革命阵营反应与对策如何，是学者们讨论二次革命的焦点问题之一。冯祖贻的《1913—1916年孙中山与黄兴关系的剖析》，[※注]认为1913年3月“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以武力对付袁世凯，孙的革命坚定性是“黄兴难以比拟的”。石彦陶对此提出商榷意见，他在《“宋案”后孙中山、黄兴政见新析——与冯祖贻同志商榷》一文中，[※注]认为宋案后最早提出“法律解决”的不是黄兴，而是孙中山。并且指出，黄兴是把宋案当作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看待的，目标明确，力图通过多渠道和众多方式，把袁世凯的丑恶嘴脸日益深刻地暴露在革命党人和国人面前，从而唤醒国人，动员他们起来抗争，并且在国民党人内部，推动暗中做好武力讨袁准备。后来，石彦陶在《宋案后孙中山并非一贯主张武力倒袁》一文中，[※注]进一步对此申说，认为在如何处理宋案问题上，孙中山和黄兴开始并不是如许多论著所说的那样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后来也没有坚决主张武力讨袁。

针对原先的一般说法：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一开始就是主张用武力讨袁的，俞辛焞的《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的关系》，[※注]根据日本方面档案，进行具体细化考察，提出新的看法。该文认为，孙中山武力讨袁的思想是经过多次曲折变化而形成的，大体可以分成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13年3月25日至3月31日），孙中山想通过国会解决袁世凯辞职问题，他对日本并未提出更多希望和要求；第二个时期（1913年3月31日至4月上旬），孙中山希望依靠日本和列强对袁的劝告和压力，迫使袁辞职；第三个时期（1913年4月上旬至6月下旬），孙中山准备武力讨袁，并希望日本从经济和军事上给予支持；第四个时期（1913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孙中山又考虑利用国会多数倒袁的问题；第五个时期（1913年7月中旬至7月底），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并关注日本和列强对二次革命的反应；第六个时期（1913年7月底至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想离沪赴粤，再图举兵，但广东都督陈炯明无意欢迎，孙遂改赴日本，希望日本政府允许他以日本为基地进行新的革命活动，并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经济、军事协助。作者认为，二次革命前后列强（包括日本）、袁世凯、孙中山的关系是复杂的，日本在孙袁对立中不敢公然支持孙中山，而袁也为阻止日本支持孙中山，采取了种种牵制性措施。另外，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反过来也牵制了日本，因为日本如果支持孙中山，就将开罪于列强，当时日本的对外政策还不能不仰赖英美而与其协调，因此，二次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孙政策，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形成的。周兴樑的《“宋案”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注]认为宋案后孙中山对袁世凯虽然有憎恶和去袁的表示，但并未完全认清袁的反动面目，因此武装讨袁的思想不甚坚决，在行动方面，虽然与袁世凯进行过一定的斗争，但仍有很大的妥协性。朱宗震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曲折过程》一文中，[※注]针对前述俞文、周文观点，在综合多方史料之后，提出自己看法，认为孙中山从1913年3月25日由日本回到上海，到3月28日之间，已经完成了对“宋案”的决策选择，即发动二次革命，武装讨袁。对于这一决心，孙中山没有放弃过，只是由于动员的困难，国民党内部分歧，内外形势的变化，不能不迁就党内法律解决的某些要求，至于在公开场合或外交场合，某些虚虚实实的话，不能据此作为孙中山思想的证据，大体上只是一些微妙的策略手段。

对“宋案”发生后的时局与社会影响，学者多有关注。闾小波在《放大的公共领域与流产的政党营销——以宋教仁案为考察点》一文中，[※注]认为宋教仁在民初的政党内阁活动是在放大的公共领域的假象中进行的，并认为民初政治发展受挫的重要原因是国人政治生活中的黩武主义。宋案发生后，票选、政治营销、代议制等民主制度的中断是由于私域与公域之间的力量悬殊所致。张玉光从法理角度进行考察，其在《旧案新评：宋教仁遇刺事件的法理分析》一文中认为，[※注]宋案发生后，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使得民国初年不易得到的各派妥协和合作破产，接踵而来的二次革命的后果是，超越法律之上的袁世凯独裁政府的成立和宪政共和观念的荡然无存。成方晓在《宋教仁遇刺案中的“哿电”考析》一文中，[※注]把考察重点放在宋教仁遇刺后口授哿电的时间和过程上，作者认为，宋案的真实情况比以前记述的复杂得多，还需要细化深入研究。

关于二次革命的时间上下限及空间范围问题。赵矢元在《论“二次革命”与辛亥革命》一文中，[※注]讨论了二次革命与辛亥革命关系问题，即“二次革命”是否为辛亥革命的继续，“赣宁之役”是否为辛亥革命的结束。作者认为，1911年武昌起义到1913年赣宁之役，构成了辛亥革命的整体，武装起义的胜利开始，武装起义的失败结束，“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也是辛亥革命的终结。顾大全的《试论“二次革命”期间黔、桂、滇的革命斗争》，[※注]指出过去学术界多以为二次革命始于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江西湖口举兵，中经黄兴在南京、柏文蔚在安徽、陈其美在淞沪举兵，广东、福建、湖南讨袁军之继起，结束于同年9月12日熊克武在重庆起义的失败。针对这种说法，顾文提出新观点，认为前述看法忽视了二次革命期间，在西南贵州、广西、云南所爆发的由革命派领导的反袁斗争。作者认为，西南的黔、桂、滇地区的反袁斗争，是二次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认为大理起义的失败才是二次革命的结束。刘湘雅在《“二次革命”始于何时新议》一文中，[※注]认为二次革命应以1913年6月下旬黄兴、宁调元组织的湘鄂豫三省联军湖北起义为起点，而不是通常所说的7月12日湖口起兵。

关于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丁日初在《二次革命中的上海资本家阶级》一文中，[※注]分析了二次革命中上海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后，指出资本家阶级站在袁世凯一边反对二次革命，这是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该文还指出，出现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出于资本家迷恋安宁的天性，而且是因为此时辛亥革命处于退潮之势。汪朝光的《论民初裁兵问题及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注]从裁兵角度探讨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民初裁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善后措施，革命党人对袁世凯解除革命武装的用意估计不足，导致南方各省一年内裁减27个师36万人，致使二次革命中革命党人兵力严重不足。换言之，革命党人在民初的裁兵是导致“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贺军的《二次革命及其失败的原因》，[※注]认为“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武力公开抗拒袁世凯封建专制独裁、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第一次壮举。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看，双方力量对比，袁世凯的力量相对强大；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支持袁世凯，致使讨袁军受到很大的损失；讨袁军战略战术的错误导致了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该文还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除了军事原因外，还有着社会和政治原因：没有取得人民群众的充分支持；国民党自身组织松弛，缺乏把二次革命进行到底的主观能力；资产阶级在二次革命中投入袁世凯的怀抱，背弃了革命派，等等。石彦陶的《重评“二次革命”败因》，[※注]对原先学界的一般看法，即认为黄兴等人对二次革命失败负有责任，提出自己观点。该文指出，“二次革命”早打没有条件，“百胜之道”没有根据，迟打必然失败，不打，或可保全一部分势力，据此以徐图发展，其局面也许就是另一番情景，因此，该文认为，把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全归之于黄兴”，或黄兴“不能辞其咎”，就只能算是苛责了。朱宗震所著《民国初年政坛风云》一书，[※注]较为系统考察了民国初年的历次重大政治事件。该书指出，袁世凯运用打击与安抚两手策略，瓦解了革命党人的斗争，又利用旧立宪派为其火中取栗，自己超然于党派纷争之上，蒙蔽了人们的视线。江西驱逐民政长，是革命党在民初政争中取得的唯一胜利，但并未因此认同必须用武力保卫革命成果的道路，致使二次革命未能得到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的广泛支持而失败。

不少学者考察了二次革命中相关人物的活动。曾业英的《蔡锷与“二次革命”》，[※注]利用大量函电档案等第一手文献资料，对二次革命前后蔡锷活动做了详细考证。该文指出，蔡锷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完全不像原先所说的那样是“二次革命”的支持派，事实恰恰相反，“二次革命”前后，蔡锷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拥袁派，他真心实意地从政治、财政、舆论、组织、军事等各方面，为巩固袁世凯统治而努力。但作者指出，对拥袁派也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而论。蔡锷虽然拥袁，但他无拥袁称帝之意，而有“担保共和”之心，蔡锷虽然同属拥袁派营垒，但他是在对袁世凯缺乏足够认识，而又热望祖国强盛统一、人民安宁的思想支配下拥袁的，这与袁世凯死党有区别，因此，不能简单地否定。该文还认为，蔡锷对袁世凯真正有本质上的认识，是1915年8月袁世凯死党公开帝制以后，距离“宋案”发生已经两年零四个月了。这说明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比孙中山、黄兴经历了一个漫长得多的过程。因此，作者指出，蔡锷纵然在认清袁世凯以后，毅然发动护国战争，为推翻“洪宪”帝制而艰苦奋斗，但与同时代的先进分子相比，蔡锷也只是二三流之辈，而非“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欧阳跃峰的《柏文蔚与二次革命》，[※注]考察了二次革命前后柏文蔚的活动情况。宋案发生后，柏文蔚力主武装讨袁，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并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却因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而错过讨袁大好时机，终被袁世凯免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柏文蔚先被黄兴委任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至蚌埠督师，旋又被任命为安徽都督，回安庆平息皖省政潮，奔走于苏、皖之间，但未能挽回二次革命之败局。作者认为，柏文蔚对二次革命作出了贡献，但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先未作必要的准备，临事因过于依赖领袖人物而未能当机立断，事发后又未能真正掌握军事指挥权，故对二次革命的失败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白朗起义

1949年之后史学界对白朗起义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闲云的《白狼始末记》、乔叙五的《记白狼事》，[※注]是50年代两篇重要的忆述性资料，前者提供了一些白朗的内部文件，以及被捕成员的自白口供等；后者是与此事相关人物的口述内容，同时还征引了一些报纸和杂志的内容。此后，一些与白朗起义相关的史料陆续整理刊行，如《有关白朗起义的一些资料》[※注]《有关帝国主义对白朗起义干涉的资料》[※注]《关于黄兴致白朗之密函》[※注]《关于白朗过秦川的一幅版画》，[※注]等等。1959年前后，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南科学分院历史研究所开展了实地调查，他们到当年白朗起义所在的宝丰、鲁山、临汝一带进行实地调查，访问了白朗起义当年的护兵、白朗的女儿以及与白朗有过交游来往的老人等，并整理发表了《白朗起义调查报告》，[※注]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白朗行动前宝丰、鲁山地区的社会情况；白朗的身世和活动内容；白朗活动的发展及其失败；白朗军队中组织、纪律等问题，白朗起义与革命党人的关系；等等。该报告认为，白朗起义是“辛亥革命以后一次最大的自发的农民起义”，严重地打击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将革命的星火播撒于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显而易见，这份报告留下了那个倡导阶段斗争时代的印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白朗起义的研究，侧重于起义性质问题的讨论，同时也论及白朗起义在不同地域的活动状况。这一时期的白朗起义研究一般都对军阀统治下的民众运动给予高度评价。来新夏在《谈民国初年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一文中，[※注]探究了白朗的出身背景，指出白朗起义性质是反军阀的农民起义，分析了起义环境，认为白朗军事上有严格的纪律和优良的战术；该文认为，白朗起义是一场农民起义，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巨的一次反军阀暴政的斗争”。董克昌的《关于白朗起义的性质》，[※注]认为白朗起义是“一次雄伟的反帝斗争”，其主要锋芒指向当时的封建势力，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史向红的《关于白朗起义》一文中，[※注]也认为白朗起义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农民斗争性质。王宗虞在《试论白朗起义的性质》一文中，[※注]指出白朗起义的初期，只是一群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对封建军阀暴政进行原始性的反抗。但是，当这支革命武装逐渐壮大以后，加上一批起义士兵和散兵游勇的参加，特别是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联系之后，白朗起义军实际上已经部分地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思想指导，所以该文认为，白朗起义不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而是一次带有较为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农民起义。韩学儒的《白朗起义军在陕西的斗争》，[※注]利用许多方志资料呈现出白朗起义在陕西的活动状况。作者发现，白朗在河南等地活动时，不仅坚决反对封建势力，而且也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别动队教会势力，所到之处烧教堂、杀教士之事层出不穷，但进军陕西后此类事件似不见于记载。因此，作者认为，白朗起义是反军阀暴政的农民起义。显而易见，从20世纪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白朗起义研究，无论在原始资料的整理收集还是在论点的提炼上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毋庸讳言，这些研究也带着那个时代历史研究的印迹，学术探讨脱离不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

“文化大革命”十年，有关白朗起义的研究受到很大影响，成果不多。1978年，杨炳延所著《白朗起义》出版，[※注]该书虽然篇幅很小，内容也很简单，且带着“文化大革命”史学的痕迹，但其是中国第一部有关白朗起义的研究专著。198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杜春和负责编辑的《白朗起义》（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出版，[※注]这是一部资料专集，包括大量北洋政府时期陆军部的档案、河南都督府档案（张镇芳档案）、甘肃都督府档案以及当时报刊及文集中有关资料和许多当事者记述等，大部分为未刊稿，为以后的研究打下重要史料基础。编者杜春和在《关于白朗起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注]讨论了以下议题：首先，考证了白朗起义爆发的时间，大约在1912年年初，即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的形势下，自发地起而响应。其次，对白朗起义的东、西两次长途进军（1913年底到1914年夏，起义军一次向东，到达安徽的六安、霍山一带；一次向西，直至甘肃的泯、洮等地）做了考察，作者认为，向东进军，是欲图和“二次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皖、苏等地的残存力量联合起来，重新掀起反袁斗争的高潮；向西进军，是为了找寻根据地，积蓄力量，和袁世凯反动统治长期对抗。最后，作者讨论了白朗起义的性质与作用，指出“白朗起义军在当时既反封建，又反帝，是非常可贵的。”

在20世纪80年代的白朗起义研究中，关于性质问题的讨论依然热烈。黄广廓在《白朗起义的性质》一文中，[※注]认为“白朗起义既是一次农民起义，又有明显的反帝性与反封建性，所以，应该说白朗起义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农民革命”。周源在《白朗起义与反帝问题——也谈白朗起义的性质》一文中，[※注]认为白朗起义“并不是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那样旧式的单纯农民运动，而是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保卫民主共和制度为主旨的农民革命运动”。刘汉东、王建吾的《白朗起义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注]认为白朗起义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武装斗争，该文着重探讨了起义失败的原因：没有正确的路线和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没有给予实际的支持；农民本身意识的落后和各种突出的缺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还有相当力量，帝国主义又蛮横插手，血腥地镇压了此次起义。作者特别指出：起义队伍领导集团成员的关系和白朗与其他首领间关系的松散，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更没有一个有威信的领袖，从而不能统一行动，这也是义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前述周源的论文中所言：“白朗义军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领导和组织调遣，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行列，并不象许多文章所认为的那样，白朗起义初期（即‘二次革命’前）仅是一次单纯旧式农民起义。”黄广廓在《略论白朗起义性质——兼与周源同志商榷》一文中，[※注]提出商榷意见，认为这否认了白朗起义初期的自发性。黄广廓认为，白朗起义存在一个从自发到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发展过程。白水的《白朗起义与革命党人关系述论》，[※注]探讨了二次革命时期革命派与白朗起义军的关系，认为由于黄兴亲笔致函白朗，使得二者具有一定的联系，部分革命党人为起义军筹划军务，白朗起义也具有从农民起义转化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趋势。但从总体来说，这种联系是松弛的，联合的基础也很薄弱。作者认为，“二次革命”后，白朗起义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政治革命”的倾向，“这是前此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不曾有的重要特点”，一方面应该看到，白朗起义有从农民革命转化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趋势，但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由于主观的和客观的种种原因，白朗起义并未完成这一“转化”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近代史学界研究重心多元化，有关白朗起义的整理资料与研究成果并不多。目前所见，有马小泉、张朝凤整理的《白朗起义军在河南淅川境内活动情况调查报告》。[※注]2000年，张显明等人所撰的《白朗传》出版，[※注]该书作者是白朗的同乡，出于对同乡先人的兴趣，从事该课题研究多年。该书利用了不少有关白朗起义的档案、笔记、回忆录、调查报告、新闻报道，据作者所言，该书是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目的在为读者显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整体面貌。近年来，关于白朗起义的研究成果，已不多见。2006年，徐有威与贝思飞两位学者合撰《去伪存真：50年来中国史学家笔下变化着的白朗起义》一文，[※注]对半个世纪来的白朗研究做了回顾与综述，颇具学术史价值。

（三）洪宪帝制与护国运动

1915年，袁世凯称帝计划逐渐浮出水面，是年12月，袁世凯接受“国民”劝进，开始封赏“文武百官”，并申令第二年（1916）为洪宪元年，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举行登基大典。这就是民国初年政治中的“洪宪帝制”。在民国政治史研究中，不少学者也涉及“洪宪帝制”问题。胡柏立著《袁世凯称帝及其败亡》，[※注]叙述了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直到最后败亡的历史过程。肖传林在《“洪宪”释义》文中，[※注]解释了袁世凯称帝所用年号“洪宪”的含义：洪者，洪武也；宪者，立宪也。作者认为袁世凯“利用思明覆清之心理”，拉拢一些革命者和复古者，同时加上“宪”字，又迎合了当时立宪派的心理。不少学者通过考察袁世凯身边重要人物，如冯国璋、段祺瑞、梁士诒等来研究洪宪帝制问题。胡毅华的《试论洪宪帝制前后冯国璋同袁世凯的关系》，[※注]考察洪宪帝制前后袁世凯与其部下干将冯国璋的亲疏离合。该文认为，洪宪帝制前后的冯袁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5年6月至12月下旬，在这半年时间，袁世凯先不让冯国璋参与幕后策划，待帝制丑剧开场后，又想让冯捧场叫好；冯则先是试图阻袁称帝，在一再努力均遭挫折后，采取消极对抗态度。第二阶段是1915年12月下旬至1916年3月下旬，在这三个月时间里，袁世凯希望冯国璋支持自己镇压护国军起义，并加强对其监控和防范，而冯则虚与委蛇，脚踏两只船，坐观成败。第三阶段是1916年3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这两个半月时间里，袁世凯期望冯助其一臂之力，以便保住大总统权位，而冯国璋企图拉出第三种势力同袁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于是冯袁之间由暗斗变为明争。张华腾在《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一文中，[※注]指出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之心腹将领，二人有着多年的关系和情谊。段长期追随袁，为袁之成功竭尽全力，袁提拔、重用段，很长时间内，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很多事件均与他们有关。但是，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解除了段的兵权，继而段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作者认为，袁、段矛盾是洪宪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方平的《梁士诒与“洪宪帝制”》，[※注]对梁士诒在袁世凯帝制前后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认为梁士诒被冠以“帝制祸首”的恶名，绝无任何冤屈之可言；但这不是说梁士诒自始就是一名坚决的帝制拥护者，事实上，梁士诒对于帝制经历了一个由消极反对到积极参与的转变过程。

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与列强的关系问题，学界也有所论述。一般认为，日本对袁世凯洪宪称帝的政策，经历了从支持到干涉再到反对的演变过程。周彦的《日本与洪宪帝制》，[※注]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日本虽坚持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并在辛亥革命后希望中国复辟帝制，然而始终反对袁世凯称帝。因为，在日本看来，袁世凯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大障碍，从袁世凯清末组阁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大总统，乃至洪宪称帝过程中，日本一贯采取反袁和倒袁政策。该文还认为，日本的上述政策是导致袁世凯洪宪帝制破产的一个重要因素。邓亦武的《刍议列强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及影响》，[※注]认为袁世凯帝制初起时，西方列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对华政策大多以日本的意志为导向，为了争得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列强争相怂恿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称帝呼之欲出、反对之声迭起时，日本乘中国国体变动之机扰乱中国以达其侵略之目的，联合西方列强出面干涉，劝告袁世凯延缓帝制，煽动中国内部叛乱，并对袁世凯施加经济压力。作者认为，以日本为代表的列强之出尔反尔是袁世凯政权走向灭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此外，一些学者从与北洋政治颇有关联的外国人视角来考察袁世凯洪宪帝制问题。如张学继的《古德诺与民初宪政问题研究》，[※注]探讨了袁世凯法律顾问、美国行政法学家古德诺与民初宪政、国体等问题。该文认为，古氏极力怂恿袁世凯扼杀共和，恢复君主制，古氏之所以直截了当地主张中国放弃共和民主制、恢复君主制，是因为他戴着西方人的有色眼镜，以傲慢和偏见来观察中国问题，从而得出中国人民“民智卑下”，没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荒谬结论。作者认为，一个国家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应当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决定，而不应由外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越俎代庖。在另外一篇论文《论有贺长雄与民初宪政的演变》中，[※注]张学继考察了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在袁世凯扼杀共和民主制度，一步步走向专制独裁，乃至复辟帝制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该文认为，有贺长雄完全抹杀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事实，杜撰所谓的“国权授受说”，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确立的“国民主权说”，并以此作为袁世凯抛弃民主共和制度，复辟帝制的法理依据。民国二年后宪政体制的演变就是在有贺长雄杜撰的这个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贺长雄的言行体现了当时日本帝国政府对华政策和意志，他名义上是中国国家元首聘请的法律顾问，但实际上扮演着“阴谋政治家”的不光彩角色。

1915年、1916年之交的袁世凯帝制自为，引起全国人民的群起反对，1915年12月，蔡锷等人就在云南宣布独立，号召讨袁，各省纷纷响应，全国迅速掀起了讨伐帝制的护国运动。直到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护国运动结束。1916年6月护国运动结束后，有关护国运动的资料与著作，很快就出现了。例如，中华新报馆编《共和军纪事》；中华新报馆编《护国军纪事》；庾恩旸的《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游梅源的《中华民国再造史》[※注]；等等。为此后的相关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关于护国运动史的研究论著很少，较为代表的有，金冲及所撰《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兼论护国运动的社会背景与性质》一文；[※注]很多关于中国近代著作和教材，在关涉护国运动史时，也很简约，如在70余万字篇幅的《近代中国史稿》中，[※注]也只有几百字叙述这一事件。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状况有较大改观。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注]在“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标题下，对护国运动给给予一定篇幅的叙述，并做了初步评价。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第三卷，[※注]在“讨袁战争”的标题下，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护国战争的历程。这部著作关于护国运动的叙述，很大程度上开始扭转过去对护国运动否定过多的倾向，但也还未完全摆脱传统观点的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各地学者的努力下，有关护国运动的资料与论著不断涌现。资料集主要有：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编辑《护国运动资料选编》，[※注]该书所选资料，从1915年8月筹安会发生前后起，直到1916年7月军务院撤销为止，绝大部分为第一手资料，其中不少是未刊的档案资料和私人收藏的抄件与信札。资料的编排方法，一般依据事件和时间的先后顺序，除个别问题为照顾内容完整性，集中编入有关章节。全书分为七章，收入文章、函札共441件。书末附有《护国运动大事记》与《人名字号对照》。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编辑《护国文献》，[※注]包括三部分：孙中山、黄兴、中华革命党护国反袁文电；云南、贵州起义文电；梁启超、蔡锷、唐继尧、刘显世护国反袁文电。这些原始资料，大体反映了护国运动的基本面貌，以及护国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线索。此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云南省档案馆合编的《护国运动》，[※注]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护国运动有关的人物资料和文集也大量出版，如蔡锷文集就出版了多种，主要有蔡端编的《蔡锷集》，[※注]毛注青、李鳌、陈新宪合编的《蔡锷集》，[※注]曾业英编的《蔡松坡集》，[※注]等等。相关的人物传记也出版发行了多种，如谢本书《蔡锷传》[※注]；刘福祥、赵矢元合著《蔡锷》[※注]；丁凤麟、施首园合著《护国运动主将蔡锷》；[※注]谢本书撰《唐继尧评传》；[※注]等等。

相关论著也大量面世。谢本书、冯祖贻、顾大全、孙代兴、高光汉合著《护国运动史》，[※注]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关于护国运动的第一本专著。从篇幅上看，全书三十万余字，共五章：一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形势；二是护国运动的酝酿和准备；三是护国战争的进程；四是各地响应护国运动；五是护国运动的终结及其以后的斗争。书末附有大事年表。该书用将近二分之一的篇幅叙述护国战争从爆发到结束的全过程；分析和论述护国战争首先爆发于云南、贵州两省成为这场战争发源地的原因；描述护国军在各个战场上的战斗情景和人民群众支援的场面；赞扬护国军战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还叙述了全国其他省响应护国战争的情况，以及袁世凯集团内部的钩心斗角。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护国运动的性质与历史作用问题依然是热点问题之一。李慧琴的《护国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注]认为护国运动是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主要内容，因此，其性质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关于此次运动的历史作用，主要是：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避免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中国人民在护国运动中，不断提高了觉悟，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护国运动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金冲及在《护国运动中的几种政治力量》一文中，[※注]认为历史运动往往由多种力量的合力来决定。护国运动前，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力量有三种：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这种条件下，“合力”作用的特征便表现得格外突出。护国运动最后出现的结果，确实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其自然不是袁世凯原来所期望的，也不是孙中山、梁启超原来所期望的。中国的统一在表面上又得到实现，而实际的权力却更分散了：在北方，是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的对峙，在南方，是滇系军阀和桂系军阀的形成，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倚仗手里的枪杆子分割地盘，建立自己的统治。中国又开始连年的军阀混战，许多有志之士都感到灰心。但作者还是高度评价了护国运动，认为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护国运动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阶梯。”林家有的《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斗争——兼论护国运动的性质》，[※注]认为护国运动是以孙中山作为精神领袖，由爱国的资产阶级各派共同发动和领导，全国各阶层爱国者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为目标的爱国革命运动，是民国初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继续。

护国运动的领导权掌控在谁手里是护国运动研究中的另一项重要课题。长期以来，一般学者认为，领导权掌控在以进步党人为主的立宪派手里。但这种观点注意到了立宪派的政治活动，而忽视了滇、桂、黔等省的军事护国斗争，没有关注到全国范围的军事斗争，因此，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金冲及在《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兼论护国运动的社会背景与性质》一文中，[※注]提出“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新军军官”。谢本书、高光汉在《护国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联合》一文中，[※注]从护国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立宪派）的关系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讨论，认为云南的改良派同革命派曾实现了政治联合，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事实与理论依据。董方奎著《梁启超与护国战争》[※注]是1949年以后第一本探讨梁启超与护国运动关系的论著。该书记述了梁启超与袁世凯从戊戌时期结怨，到民初携手，直至势不两立的过程，从梁启超政治性格“多变”的特征出发，指出梁启超虽然时而高唱暴力革命，时而力主和平改革，时而坚持君主立宪，时而赞成民主共和，但其“爱国救亡的强烈愿望没有变，追求民主宪政的理想没有变”，并指出梁启超是护国战争的发动者，不是胜利果实的承继者。作者分析了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认为只有进步党才掌握护国运动的领导权，也正因如此，才有护国战争令人失望的结局。阎书钦在《护国运动领导权问题之我见》一文中，[※注]认为上述看法存在问题，理由是：一是没有把护国运动期间的革命派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虽然此时革命派已经分化为两大集团，即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但它们同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二是仍然没有对护国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军事、政治、思想等各项斗争活动足够重视。该文指出，不可否认立宪派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但同样也不能否认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护国运动的领导作用，更确切地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护国运动中实现了政治合作，共同领导了护国运动。

关于护国运动与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多半是在讨论孙中山是否护国运动领袖这一问题，如孙占元的《论护国与护法运动中的孙中山——兼论护国运动的领导者和护国、护法运动的作用问题》[※注]、李赣骝的《孙中山和护国运动》与李永顺的《谁是护国运动的领导者》[※注]、石彦陶的《护国运动“旗手说”质疑》[※注]等。也有学者另辟论题，如吴彤在《孙中山与护国运动》一文中，[※注]指出孙中山并不是护国运动的领袖，这是毫无疑义的，转而研究有关的具体问题，如孙中山在护国运动中的政治主张、具体活动及其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作者认为，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主张以北方地区为重点，与袁世凯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孙主张护国运动应以建立巩固的民主制度为最终目标，而不应仅仅满足于推翻袁世凯；孙主张各派反袁势力团结一致，即使发生矛盾也应和平解决，不应诉诸武力。在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对各地革命党武装的反袁军事行动进行指导，帮助各地革命党武装筹措经费，动员各界人士参加反袁斗争，为反袁斗争进行舆论宣传。许多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派遣和指导下参加反袁斗争并作出重大贡献；孙中山对一些护国运动领导人的反袁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俞辛焞的《护国运动前后黄兴与日本的关系——兼论孙中山、黄兴对日战略的异同》，[※注]比较了护国前后革命派领袖人物黄兴、孙中山与日本关系问题，认为黄兴对国内政敌袁世凯的战略决定其对日策略：坚决反袁时，即利用日本与袁世凯的矛盾，积极争取日本对其反袁运动的支持和援助；不急于反袁或不反袁时，则不积极争取日本的援助。同样，日本亦根据各时期或各事件中的对袁政策决定其对黄政策：需要与袁改善关系或保持一定关系时，不支持黄兴反袁；需要反袁时，则利用黄兴，并给予一定的援助。双方在采取针对对方的政策和策略时都是以各自对袁的战略与策略为前提。该文认为，这是辛亥革命以来黄兴与日本关系的一种规律，不同的是，孙中山始终把反袁的革命任务放在革命战略的首位，因此孙始终争取日本对反袁斗争的支持和援助，孙、黄对日策略不同的根源在于对袁战略的差异。

护国运动前后，有关心理与社会思潮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莫世祥的《护国运动时期商人心理研究》，[※注]从心理历史学的角度对护国战争时期的商人心理做了考察分析，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专制盘剥，严重损害社会各阶级、各政治派别的利益和情感，势必在社会心理结构的动态层次范围内，激起强烈反对的巨浪。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等群体正是在这些巨浪推动下，相继走上讨袁护国的战场。作者认为，仅有社会心理结构中动态层次的震荡，尚不足以把一向温顺和平而又不乏惰性的商人、市民都推向反袁护国运动的舞台。袁世凯之所以陷入天怨人怒、万民诛讨的境地，无疑还在于其帝制活动触犯了整个民族最禁忌的圣地。因此，研究者还需要考察这一时期社会心理结构中稳态层次范围内的变化，从民族的性格、传统和习俗等比较稳定的心理气质构成里寻求启示，这也能解释为何商人也参加到反袁斗争中去。作者也指出，商人具有两面性，商人反袁护国斗争的最终目标也只限于逼退一个袁世凯，争回一块“共和”的招牌，所以袁世凯一死，各地斗争几乎戛然而止，原因便是商人害怕长期艰苦的斗争，不敢领导包括工农在内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徐宗勉的《护国战争中有关“维护共和”的若干观念与构想》，[※注]考察了护国战争中有关民主的思想和构想，指出蔡锷、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为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国家而真诚奋斗的爱国志士，只是他们为争取民主而规划的现实目标和采用的手段彼此不同。作者认为，这种不同是由于他们对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认识各异，这种差异虽然一时激起是非之争，但都各有其是，也各有其非。

此外，一些论著还论及了护国战争中的相关人物。例如，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合撰《护国战争时期的朱德》，[※注]对朱德在护国战争时期的活动与业绩作了简要论述，指出朱德不但在这次革命战争中成了滇军名将，而且表现了彻底革命的精神和爱国爱民的高贵品质，从而为其以后走上新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界一般认为，刘显世在护国战争中始终是站在帝制派一边，刘氏参加护国战争，纯属“被迫”，是“反革命投机家”，曾业英的《刘显世与护国战争》一文，[※注]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刘显世于云南护国起义以前，虽投过帝制赞成票，但并不足以说明其就是袁世凯帝制派。事实上，刘显世是梁启超、蔡锷进步党人的追随者，在蔡锷等人影响与其自身爱国思想的支配下，他赞成讨袁，仅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别，才未能与云南同时宣布独立。云南独立后，刘显世一面支持滇军经黔北征，一面调兵遣将，阻止北军入境，并采取政治、经济、军事等种种措施，为贵州独立准备条件。随着条件的成熟，刘于1916年1月27日首先响应云南起义，公开参加护国讨袁战线。因此，作者认为，应当肯定刘显世在护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杨开达的《云南护国运动若干史实考——读周钟岳〈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注]对护国运动的若干史实及其主要领导人物唐继尧的评价等问题进行重新考述，认为护国运动并非蔡锷到滇才开始，护国运动选择云南是历史的必然，唐继尧与蔡锷在护国运动中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毫无疑问，护国运动中的主角之一是蔡锷。在有关蔡锷的研究中，曾业英做出了很大的学术贡献，在《蔡锷与小凤仙——兼谈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问题》一文中，[※注]作者以积累二三十年来对蔡锷研究的深厚功底，对人们口耳相传的蔡锷与小凤仙的传奇故事以及护国战争的相关史实，进行缜密的考辨。该文指出，蔡锷任职袁世凯北京中央政府期间，结识了年仅十六七岁的风尘女子小凤仙，小凤仙本不是“名妓”，更非助蔡出京的“侠妓”。这些“美誉”皆源于为反袁称帝献出了年轻生命的蔡锷的英名。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只是他返回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谋略中的一环，不存在所谓“相恋”的问题。蔡锷京津脱险，经历了出京和离津两个步骤，出京并未逾越袁世凯所允许的范围，唯有离津才称得上“潜逃”。小凤仙对蔡锷的成功返滇起了一定的掩护作用，却是她始料不及的，但其祭奠蔡锷的行为理当受到尊重。作者特别指出，历史研究不能盲目随“后现代”理论起舞，应高度重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工作。该文堪称蔡锷研究中的经典论文。

（四）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

“府”指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院”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因掌握军政大权，处于强势地位；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因缘际会，并没有实际力量为后盾，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不甘心当个空头总统。因此，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引发府院之争。

杨西木在《黎元洪冬电真伪辨》一文中，[※注]根据新史料考辨了“冬电”真伪问题。1917年7月1日，张勋利用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发动复辟。事发后，黎元洪颇为后悔，鉴于在北京形势严峻，黎元洪决定以南京副总统冯国璋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并起用段祺瑞。7月2日，黎元洪手拟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并令段兴师讨伐张勋。同日，张勋令黎元洪24小时内搬出总统府，黎意识到总统职权无法在北京行使，于是又拟致南京副总统冯国璋的“冬电”，请冯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黎元洪把“冬电”和任段为国务总理的命令交人带到天津，任命令交段，致冯国璋“冬电”即在天津发出。问题是，张勋复辟之后，黎元洪左右为保黎的总统大位，做了一些手脚，其中重要的就是否认“冬电”为黎元洪所发，认为此系反黎元洪派伪造。反黎元洪派一口咬定“冬电”是黎所发。双方一直唇枪舌剑，争吵不休。该文作者在整理黎元洪的信札、电稿过程中，发现了三个原始稿件，并进行考辨，确认了黎元洪确实亲手拟过“冬电”，从而使这个长期以来存在的“冬电”真伪之谜得以解答。

汪朝光的《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一文，[※注]从北京政治内阁主导（常态）与总统主导（异态）角度着眼，对府院之争重新进行探讨。该文指出，除袁世凯主政时期外，本来北京政治的常态是内阁主导，唯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却是例外，可谓北京政治的异态。但是，黎、段府院之争的结果是，段祺瑞压倒黎元洪后，重新执掌北京政治权力，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段所依靠的武力支持。作者认为，经过此番波折，北京政治由府院相争的异态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但武力支配政治的原则不可动摇，内阁主导正向武人主导发展，并随着北洋军阀的分化和武人干政的发展而得以在其后有更多的表现。王雷在《非常状态下的决断——民初府院之争的新解读》一文中，[※注]借鉴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非常状态下的决断理论审视民初府院之争，指出府院之争表面上看，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角斗，实则是因《临时约法》在政体层面规划的重大缺陷所致。在北洋时期宪政民主实践的操作过程中，畸形的二元体制结构造成总统、总理权责不清；总统既不能解散国会，亦无紧急命令决断权，国家元首黎元洪在危机时刻没有任何的合法资源可资利用。作者指出，灵活的决断策略、决断时机的把握，无不考验着执政者的魄力、经验和智识，而这些要素正是北洋时期中国处于民主转型过程中所匮缺的。

有学者还对军阀当道下的内阁的构成状况进行考察，例如，鲁卫东的《军阀与内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与分析（1916—1928）》，[※注]认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人干政成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内阁作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不仅掌握着中央财力的分配权和地方督军、巡阅使的任命权，且作为正统的合法来源，成为军阀竞相角逐的对象。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表明，地域因素、同学关系、亲属关系等都是影响内阁群体构成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中国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关系对现实政治具有深刻影响。该文考察了北洋政府的内阁群体，其样本本身并不庞大，但在以军人、政客、专家与名流构成的混合体中，却存在着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构建了一张关系复杂却纹路清晰的社会网络。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多呈现“新瓶装旧酒”的面相。因而在内阁这一新瓶中，装的大多还是前清之旧官僚，在民主制的新外壳下，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在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具有现代专门知识的专家参与内阁，体现了军阀对于知识的尊重，但军阀政争、权力的私相授受，仍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

由于府（黎元洪）院（段祺瑞）之争，引起1917年6月、7月的张勋复辟。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张勋复辟并非一次简单的复辟事件，其有深层的社会、思想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就关注并考察了民国初年的复辟思潮与复辟活动。陈旭麓在《“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民国初年的反动复辟思想》系列文章中，[※注]讨论了民国初年的复辟思潮。该文指出，辛亥革命前的思想论战，虽然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有过一些非议，但没有给予有力的抨击，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无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还武装斗争，都是半途而废，没有将斗争进行到底，也不能将斗争进行到底。不要说旧的基础没有被摧毁，就是恶劣的君主观念也没有肃清，特别是遗老和封建地主阶级对民主共和的仇视。作者认为，民国初年的反动复古思潮，是围绕着“尊孔”问题提起的，是政治复辟阴谋的前哨战。复古者死抱着以孔子为依归的儒家学说不放，想把半封建文化恢复到原先的统治地位，为封建政治、封建经济服务，这种半封建文化又是和半殖民地的买办文化相互依存的。章开沅、刘望龄的《民国初年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注]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清朝遗老在民国初年的复辟活动，认为一切被推翻的反动统治者，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密谋恢复他们失掉了的“好时光”，而旧的反动思想的存在和继续泛滥，正是他们培养复辟骨干和争取社会舆论的重要依据。同时，社会基础极端薄弱的民初复辟派，又不可避免地要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企图依靠外力来实现他们的政治阴谋。刘望龄在《张勋与“丁巳复辟”》一文中，[※注]围绕张勋和复辟的有关问题进行论述，该文对张勋及其复辟活动完全做出了负面评价，认为张勋是“代表一部分最腐朽、最顽固的地主阶级的利益，更富于封建性，为了推护和恢复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毕生和人民革命为敌，成为封建帝制余孽的典型作表”。

“文化大革命”中，从学术角度论述北洋时期复辟问题的论著不多。到20世纪80年代后，不少学者再次关注到复辟问题，并试图进行较深刻的探究。焦静宜的《论“张勋复辟”》，[※注]对民国初年复辟思潮的发展和各种势力在“张勋复辟”过程中的作用，做了一些探讨。该文指出，辛亥革命之后，既没有发生农村的大变动以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基础，更没有比较彻底地触动旧的上层建筑，致使当时社会不仅有使旧势力复辟的思想资料可资“利用”，而现实状况也为复辟思想与行动提供了滋长、发展的“温床”。因此，辛亥革命后才不断发生复辟的历史现象。

一些学者对与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相关的人物，如梁启超、康有为、段祺瑞等做了考察。张守常、邢克斌合撰《民国初年梁启超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一文，[※注]关注了在民国初年反对帝制复辟（包括洪宪帝制、张勋复辟）斗争中梁启超的活动，认为梁启超反对帝制复辟的态度是明朗的，行动是果断的。虽然梁启超始终未能超越资产阶级上层或右翼政治活动家的基本立场，使其态度和行动所到达的高度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反对帝制复辟毕竟是有进步意义的，梁启超对此做出了贡献，应该给以肯定的历史评价。学界一般认为，在张勋复辟中，康有为是“文圣”，张勋是“武圣”，二者均是丁巳复辟的主谋，并且把康与张完全等同起来加以批判。王隆平的《康有为与丁巳复辟》，[※注]对此提出了商榷看法。该文认为，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复辟逆流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一派以张勋为主，包括部分军阀及清朝遗老，主张复辟封建帝制，可简称为帝制派；另一派是康有为，虽然也主张恢复帝制，但所主张的是“虚君共和”，可简称为虚君派。该文还较为细致地考察了康有为在此次复辟中的参与程度，认为在整个丁巳复辟过程中，主角是张勋，如果把康有为看作配角的话，也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配角而已。胡晓在《段祺瑞与张勋复辟》一文中，[※注]考察了段祺瑞在张勋复辟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段祺瑞与清室复辟派，段祺瑞与徐州会议，段祺瑞与“调人”张勋，段祺瑞马厂起兵，段祺瑞收复京城，段祺瑞的善后处理，等等。作者认为，总体而言，张勋复辟中，段祺瑞功远大于过，其粉碎复辟、捍卫民国的历史意义值得肯定和褒扬。

（五）护法运动

在革命史观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里，护法运动在反对北洋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叙述与研究的重要章节。莫世祥著《护法运动史》一书，[※注]以“护法运动”为主轴来考察1917年至1923年的中国政治史。该书不像此前通常论著那样，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界，把此前后的历史划分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该书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替接合不再被说成相互交替的一生一灭过程，而是叙述为经过一段时间交错重叠、新旧杂糅的过程。同时，该书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作为历史主体，进行较为深入全面的考察，他们的心路历程、奋斗历程及其与各种社会势力的复杂关系，也得以较详细的叙述与说明。汤锐祥所著《护法舰队史》一书，[※注]以护法舰队为研究对象，分阶段地考察护法舰队支持孙中山主张、南下粤海参加护法、坚持共和的历史过程。此外，该书对舰队主要人物的活动也做了考察。换个角度看，该书是从护法海军舰队活动的历程来展现护法战争的兴败。韩真在《略论第一次护法运动和闽粤、粤桂战争》一文中，[※注]讨论了由护法运动衍化而来的闽粤、粤桂战争，认为这是自袁世凯帝制败亡至1920年直皖战争之间的较大规模的战争，并分析这两场战争的背景、过程与结局。

有关人物的研究是护法运动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明轩在《护国运动结束到护法运动发生期间的孙中山》一文中，[※注]认为孙中山在1916年护国运动结束后，经过整整一年的苦心经营与摸索，醒悟到在争取和维护民主共和的事业上，幻想依靠北洋军阀是不切实际的，需要继续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祸国殃民的军阀统治，建立起巩固的政权才能救国救民。在另一篇论文《首次护法运动中的孙中山》中，[※注]尚明轩认为，首次护法运动虽是孙中山失败的记录，但这一段历史却积累了对孙中山以后思想发展有益的东西。孙中山正是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不断汲取革命的思想养分，才逐渐形成后来的三大革命政策的思想，完成其一生中的伟大转变。莫世祥在《中华革命党与护法运动》一文中，[※注]指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是力图以党执政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作者认为，在第一次护法战争期间，中华革命党吸取护国运动时期“不问政权”教训，努力开辟以广东为中心的革命基地，创建实际上由该党成员组成的护法政权，逐步实施“以党治国”的“革命方略”。从这一角度切入，该文论述了中华革命党与桂、滇军阀乃至与旧国民党稳健派发生的利益冲突，从而解释了导致联合护法局面破裂的前因后果。谢本书的《护法运动中的孙中山与唐继尧》，[※注]认为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过分信任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这是孙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作者指出，在护法运动中，孙中山与唐继尧来往电报及其分分合合，说明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掌握武装和实权的革命派，要进行革命斗争是非常艰难的。在反对北洋军阀斗争中，争取南方实力派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自己控制相应的武装力量，而不可一味纵容和迁就。作者认为，由此说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及革命派，难以承担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最后只好将此转移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肩上。汪朝光的《南北对峙中的护法运动——兼论护法时期的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注]从民国初肇，中国南北对峙渐成常态的角度着眼，指出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实权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在“护法”的旗帜下，孙中山与由军人、政客组成的西南地方实力派互相借重，孙中山谋求实现全国统一与共和民主，西南地方实力派则谋求地方分治。1917年9月广州军政府的成立，使南北各有国会、政府的对峙成为事实。但问题是，护法阵营内部矛盾重重，孙中山因无实力而致其执政备受牵制，在护法军政府改组后无奈离粤，护法运动遭遇顿挫。

护法运动不能不提及护法海军，护法海军研究中不能不提及关键人物、时任海军总长的程璧光。长期以来，程氏被刺一案，一直扑朔迷离，原先一般认为是“桂系”所为。20世纪90年代，有些学者提出异议，如前述汤锐祥所著《护法舰队史》一书中，就认为真正刺程者为中华革命党人。此外，赵立人的《程璧光与护法运动》一文中，[※注]对此问题再做考订，也认为“程璧光为中华革命党所杀，当无可疑”。周元高的《论护法运动中的李烈钧》一文中，[※注]考察担任护法军政府参谋总长的李烈钧。李烈钧既是中华革命党人，又与西南军阀以及其他势力有密切关系。作者认为，李烈钧在护法运动中，前后有所不同：在第一阶段，他基本上倾向西南军阀；在第二阶段，其转变立场，站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一边。但总体而言，李烈钧始终坚持护法，护法决心是坚定的。在人们的印象中，近代人物孙毓筠晚年多半是不光彩的，因为孙毓筠在民国成立后任安徽都督，后与杨度等人发起组织筹安会，是袁世凯推行帝制的中坚人物，此后作为帝制祸首之一被通缉、获特赦为结局。但孙彩霞在《孙毓筠在护法运动中鲜为人知的一段经历》一文中，[※注]从日本人宫崎滔天藏札等资料中，发现孙毓筠在1917年至1918年间，为声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积极参与组织安徽民军，反对皖系军阀，并在上海居中联络，负责筹款，等等，可以看出孙毓筠为护法运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讨论护法运动时，必定涉及西南军阀问题。在这一领域研究中，西南地方学者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莫杰在《陆荣廷军阀政权的出现和覆灭》一文中，[※注]简要介绍了在西南军阀中颇具代表性的广西军阀陆荣廷军阀政权的出现、衍化和覆灭的历史，认为陆荣廷军阀政权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土壤和历史背景，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贵州军阀史研究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撰的《贵州军阀史》，[※注]对贵州近代军阀的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匡珊吉、杨光彦主编的《四川军阀史》，[※注]对四川军阀的叙述从清末开始，直到1949年四川解放和川军起义为止，但重点是1917年刘存厚与罗佩金、戴勘之战至1935年蒋介石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军阀割据长达18年，即侧重时段是放在北洋时期。该书认为，四川军阀除具有军阀的共同特征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强烈的封建性；二是防区林立、内斗不止；三是对于省外军阀，既依靠又排斥；四是与帝国主义联系不够紧密。该书认为，这四个特点是符合四川军阀的风味的，尤以第二个特点为最突出，这第二个特点（即防区林立、内斗不止）又可以分解为三个小特点：派系林立，各不相统；防区割据，各自独立；互相争夺，战乱频仍。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三卷本），[※注]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将西南军阀的形成、发展与衰亡分作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西南军阀的酝酿时期（1911—1916）；第二阶段，西南军阀的形成及其发展时期（1916—1927）；第三阶段，西南军阀的继续时期（1927—1937）；第四阶段，西南军阀的尾声（1937—1949），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与探讨。可以说，这部著作体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南史学界关于西南军阀史的研究成果。谢本书还主编了《西南十军阀》，[※注]分别介绍唐继尧、陆荣廷、刘湘、刘显世、陈炯明等10位军阀人物的生平和传奇经历。

多半是因为近代史研究中革命史观的淡化和历史研究的多元化，在进入21世纪以后，以西南军阀、护法运动为主题的学术著作明显减少。

（六）联省自治运动

20世纪20年代，中国多地兴起了一场“联省自治”运动，要求重新配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其大体诉求是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统治本省；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建立联邦制国家。联省自治运动在民国政治史上颇有意义，很多政治史论著都关注到这一场运动。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学者论述联省自治问题，多持否定观点。戴绪恭的《1920—1923年间地方军阀的“联省自治”》一文，[※注]叙述了“联省自治”的时代背景、阶级内容和历史结局等，该文指出，为应对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地方军阀的“联省自治”应运而生。在作者看来，地方军阀利用“省自治”“省议会”“省宪法”“联省自治”等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披上一层色泽艳丽的外衣，企图以此欺骗人民群众，笼络资产阶级，实现长治久安的军阀专制统治”，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股“逆流”。显而易见，对联省自治持否定看法。这种看法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邹小孟的《“联省自治”浅析》，[※注]分析了联省自治的起因、失败及其阶级内容，指出历史实践证明联省自治这个资产阶级的“救国”方策，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相反，联省自治的实施，强化了封建军阀的专制政治，加剧了社会动乱。最后，作者认为，联省自治运动是一场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号召，地方军阀割据为内容的政治运动。“联省自治”之发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可是，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它拿来当作救世良方，就违背了历史规律，必然为军阀作嫁衣裳。郑永福的《“联治”思潮与军阀“联省自治”评析》，[※注]认为“联省自治”是一场“闹剧”，是中国近代民族潮流的一个反动，是历史前进中的一个赘瘤。该文承认“联治”思潮的出现，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独裁专制的不满及彷徨中对国家出路的探索，但历史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提出的种种救世良方于国家无益，反而被军阀、政客所利用。陈敏的《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及其与孙中山的冲突》，[※注]对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主张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作初步考察与分析，认为“联省自治”是陈炯明的重要政治主张，也是其背弃孙中山的思想渊源。该文中，不仅对陈炯明持否定的看法，认为其后期已经完全蜕变为“军阀”，对联省自治也基本持否定的看法。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对联省自治基本上依然持否定立场。

长期以来，关于联省自治运动的性质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场“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群众运动”；另一种认为是“地方军阀自治的典型”。熊杏林在《湖南自治运动评述——兼论湖南自治运动的性质》一文中，[※注]较为细致考察20世纪20年代初期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的典型省份——持续6年之久湖南自治运动，从分析参加湖南自治运动的人员构成、基本主张以及实力的消长入手，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作者认为，湖南自治运动的性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自治运动队伍中民治派和军阀两股自治势力的斗争、双方实力消长的变化而变化，由最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最后变成了彻底的军阀“自治”。谢俊美的《略论联邦制和联省自治运动》，[※注]认为联省自治运动，基本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对于揭露军阀专制黑暗，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该文同时指出，不论军阀们出于何种动机，他们鼓吹“联省自治”，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军阀割据的需要，一方面欺骗本省人民；另一方面抵制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或其他军阀的兼并政策，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军阀们是“联督割据”，把“省自治”或“联省自治”作为“争权夺力的保障”。因此，作者认为军阀们鼓吹的“联省自治”，客观上只能起延缓军阀割据混战黑暗统治的消极作用。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对联省自治虽有一定的肯定，但否定仍然居多。

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联省自治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也改变了原先以否定居多的观点。马勇在《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注]较为系统考察这一运动的发生、发展、消失的历史过程，指出联省自治在理论上说似乎并无大错，并认为如果是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联省自治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但是，由于背景的复杂和各方面利益的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政治、邦联政治则导致与人们的政治期望几乎完全相反的结果。总体而言，作者肯定了联省自治在探索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的重要意义。李秀清的《近代中国联邦制的理论和实践——北洋军阀时期省宪运动述评》，[※注]从联邦制理论的传入、联邦制在中国的实践（即省宪运动）、省宪运动前后的学术界关于联邦制的争论、省宪运动的失败原因来分析联邦制不适合近代中国等方面，来考察20世纪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省宪运动失败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它的兴起不是因为民众的要求而是因为军阀、政客为了各自的目的相互呼应的结果，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联省自治或者联邦制有悖于中国传统与当时中国的国情。从历史上看，中国长期以来从整体上说一直是单一制的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状况看，制度与法律无法推行，长期以来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使人民养成了敬畏行政官吏而轻视法律的习惯，军阀割据，政局动荡，联省自治运动使“中央虚置政府”的结果只能加深国家的分裂，扩大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联邦制将会使军阀割据混战的状况日益加剧，只能使国家永远陷于纷乱的状态。

在研究联省自治的论著中，不能不提及台湾学者胡春惠所著《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一书，[※注]该书虽初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后于2001年在大陆再版），时至今日，依然是研究民国初年地方自治与联省自治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该书从清末地方主义的兴起，辛亥革命与地方主义的发展，民国初年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以及民初联省自治、省宪运动的发生发展等方面，较深入考察并探讨北洋时期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问题。该书认为，民初的联省自治是清末地方主义的延伸，其之产生有着特殊、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思想渊源。袁世凯帝制败亡后，南方各省当局对北洋武人控制下的中央政府很失望，尤其是当孙中山以广东为基地公开讨伐北洋政府后，夹在南北之间的省份深怕战火延烧到自己，在国家权力步入宪政轨道无望的背景下，湖南首倡省宪，四川、浙江、广东、江苏、湖北、云南、贵州、广西也纷纷制定自治法，各省之间还协商联省自治，把“保境安民”视为地方政府的责任，故一时间，联省自治颇成气候。无疑，该书对加深中国近代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主义冲突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七）北京政变与段祺瑞执政府

1924年10月冯玉祥等人发动的北京政变，是北洋军阀走向衰落的重要事件之一。20世纪80年之前，对北京政变就多有论述，但结论多半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多半认为此次政变为首都革命。80年代以后，不少学者认为北京政变为一次武装军事政变。王宗华在《试论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一文中，[※注]认为此次政变既不是一次革命，也不是反革命，而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武装政变，其历史作用应该给予肯定。赵晓天在《冯玉祥北京政变新探》一文中，[※注]也认为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班师回京的举动，既有倾向国民革命采取激进行动的一方面，也有软弱动摇和主张改良的另一方面，因此，北京政变的性质应该是一次“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良性质的军事政变。”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北京政变是直系军阀内部矛盾斗争发展的产物，王红勇在《北京政变性质与原因新探》一文中，[※注]从叙述北京政变之前冯玉祥与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吴佩孚之间的携手、合作、矛盾、离异的过程入手，认为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原因既不是不满于曹锟、吴佩孚所实行的“大政方针”，也不是有感于军阀割据混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样也不是受孙中山影响和革命形势推动而导致的，而是由冯玉祥与曹锟、吴佩孚因权势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矛盾引起的，当然，时值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各种势力联合反对直系，加之，战争为这次政变提供了各种条件与时机。因此，作者认为：“那种把北京政变说成是冯玉祥受孙中山和国民革命影响和推动而发动的一场推翻直系的进步运动的说法超越了一定的历史范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与北京政变相关联的是冯玉祥驱逐溥仪出故宫事件。一些学者对此事件给予正面肯定，例如，刘敬忠在《冯玉祥北京政变初探》一文中，[※注]认为把溥仪驱逐出宫，从根本上铲除了复辟祸根，使得封建顽固分子的复辟梦想最终破灭了。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喻大华在《重评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事件》一文中，[※注]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认为“这个评价不仅过高，而且完全忽视了这一事件所产生的恶果，即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拉拢、利用溥仪的机会”，该文还认为，当时中国的复辟祸根不仅表现在小朝廷的存在，“更主要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还深存于人们的头脑中，这是复辟祸根的思想基础”，从这点着眼，“不能认为驱逐溥仪出宫就等于铲除了复辟的祸根”。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之后，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与博弈中，11月，已经息影天津多时的原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入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组成新的中央政府，即通常所称的段祺瑞执政府。关于段祺瑞执政府，长期以来，学界多半将其认定为一个由军阀组成的卖国政府。例如，段祺瑞主导下试图解决北京政变后混乱的时局问题，召开了善后会议，学界就认为这是军阀官僚们的一个“骗局”。孙彩霞在《军阀与善后会议》中，[※注]考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于1925年2月至4月召开的善后会议，认为此次会议所谓“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和平统一”是一个骗局，事实上善后会议变成了各派军阀官僚争权夺力的战场，几乎不能收场，在段祺瑞的委屈求全下，善后会议终于闭幕。但它并未解决时局纠纷，反而成为军阀再次混战的导火线。近十多年来，对段祺瑞执政府及其主导的善后会议研究，逐渐趋于公允。杨天宏在《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一文中，[※注]对善后会议的研究不同于以往从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军阀”视角的论述，认为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就善后会议发生的争执，主要是在争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但由于国民党缺乏实力，未能迫使有奉系支持的段政府做出实质性让步，双方关系最终破裂。近年来，杨天宏进一步对段祺瑞执政府及善后会议进行探究，他的《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一文中，[※注]就指出段祺瑞执政府在整合北洋各派系问题上曾经做了多方努力。该文指出，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段氏试图通过召开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军阀之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此过程中，北京政权经历了不同政治体制的艰难选择，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分配，然而，由于段政府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整合北洋各派系的努力未著成效。作者认为，这一政治结局，使北洋时期的中国丧失了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预示着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将转而经由北洋体制之外的途径，同时也预示了北洋体系最终崩殂的历史命运。在另外一篇论文《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中，[※注]杨天宏指出，善后会议是直奉战争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的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善后会议旨在“收束军事”和“整理财政”，并为召开“国民会议”做准备，其性质偏重战争善后问题解决，与涉及国体建设的国民会议并不构成冲突。从议程上看，会议不涉及政治权力分配，因而与“政治分赃”也不发生关系。作者认为，由于中国政治权势的重心已经失却，善后会议未能实现主持者“和平统一”的初衷，但善后会议反映的中国政治语境变化及政治家的因应，值得研究者关注。此外，一些学者还尝试从其他角度探讨段祺瑞执政府的作为，如冯筱才在《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一文中，[※注]以段祺瑞执政府为讨论对象研究五卅运动，认为运动的扩大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相关，实际成为执政府可以利用的工具，因此，在近代中国，群众运动从来不是单纯的民意表达，忽略群众运动背后的力量，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群众运动的复杂内涵。

近年来，对北洋政局的探究，逐步走向多元化，这大大提升了人们对北洋政治丰富性、复杂性的认识。例如，有的学者尝试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结合的角度考察北洋政府后期的政局变化。北伐前数年的北洋政权更迭频繁，军事格局、政治态势、外交关系变化很快，罗志田在《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一文中，[※注]通过《申报》主笔杨荫杭在北伐前数年写的“时评”探索当时国人政治关注的问题，希望能借此揭示当时的军政格局及时代要求。该文指出，中央政府失控与南北分裂局面的复杂化、地方意识的增强、文武关系的诡论性演变，以及民族主义在政治中的有意识运用等问题较集中地体现了北伐战争这一民国政治大转折所处的时势语境。从杨荫杭所论可以看出，那时全国局势既然类似历史上的“五代”，也就出现与五代相近的时代要求，即向往统一。作者认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可视为北洋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其后的“善后会议”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努力的失败促成北洋体系的崩散，后来北伐渐得人心的部分原因即其昭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从宏观上方面考察，罗志田在《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与《“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论文中，[※注]认为北伐时期中国政治的主要区分和中外关注的重点是南北之争，而非通常所认为的国共之争或国民党内部矛盾，当时的中国局势与列强政策均以混乱多变为特征，北伐前数年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迅速而激烈，出现了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名义上仍居正统的北洋政府无力控制局势，而久居边陲的南方国民政府之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形成“有道伐无道”的态势。至于北伐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南北之分的地缘文化观念和南新北旧的社会认同，使北伐军获得南方民众的支持。在《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一文中，[※注]罗志田认为，是南京事件而非“四一二”及“清党”造成了美国政策的调整。其实，此项研究已经涉及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当时、当地的国内主要对立面与社会矛盾，从而提供了一个由小见大，从实际出发观察历史问题的例证。

一些学者尝试从具体的个案角度考察北洋政局变动。如经先静在《内阁、国会与实力派军阀——20世纪20年代罗文干案始末》一文中，[※注]与以往研究中侧重于分析实力派军阀的暗中操作不同，试图把1922年发生的财政总长罗文干被捕事件置于内阁、议会和实力派军阀三方博弈互动的格局中来演示，通过对这一政治案件全过程进行描述和剖析，来考察历史现象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作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军人干政，战乱不息，政府往往成为实力派军阀争夺私人利益的工具。罗文干案件本身的三起三落就体现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纷纭复杂的斗争，民主共和政治的衰微。但不能否认，在此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种追求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积极、健康的力量。李在全的《民初的司法、传媒与政争——对1917年一桩高官案件的考析》，[※注]通过对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司法档案的爬梳，和相关报刊、日记、回忆录等史料的钩沉索隐，来重构1916年财政总长陈锦涛案件与当时政局、社会、传媒的关联。1916年6月，具有国民党背景的陈锦涛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上任不久，陈即被北洋派指责和攻击，并于次年4月，以涉嫌贿赂和诈财罪的罪名将陈交付司法部门审讯，其实，该案是多种政治斗争和传媒力量介入的结果。该案研究表明，高官案件往往不是简单的司法案件，而是假手司法程序加以解决的党派纠纷和政治斗争，民国初年的传媒虽然表现出某种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独立性格，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卷入了政争。透过此案，还可看出民初的司法独立、民众法治心理和司法实践之间的名实不符。

不少学者从外交角度考察北洋内政与外交的互动。陈雁的《外交、外债和派系——从梁颜政争看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政府的外交运作》，[※注]是一篇试图连接理解外交与内政的北洋政治史论文。该文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在派系纷争、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主要由留学生构成的职业外交官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呢？作者以华盛顿会议期间围绕山东问题而引发的“倒梁（士诒）风潮”和“梁颜（惠庆）政争”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在这一裹挟着北京政府赖以维系的两大重要支柱——外交和外债的重要案例中，外交出身的颜惠庆在“梁颜政争”中不仅主动出击，把梁士诒拖入外交旋涡，还巧妙地利用军阀“电报战”，令梁内阁垮台。可以说，在这场“梁颜政争”中，颜惠庆成功地利用派系斗争，既争得了外交部对胶济铁路交涉案的控制权，也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外交界和政坛的地位。作者认为，在派系政治的文化环境中，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外交官们虽然表面上标榜独立与中立，但常常不得不依靠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外交实践，甚至主动参与到派系斗争中来。但问题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当这些外交群体越来越深地卷入权力斗争的旋涡中，对于权力的迷恋也日渐加深，这时候“独立”和“制度”都是可以搁置和牺牲的。杨天宏也尝试从外交与内政互动的角度考察北洋政局变动，其在《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注]认为1926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法权会议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撤废治外法权的一次尝试。在改变由不平等条约建构和规范的近代中外关系问题上，北洋政府并不像先前许多研究者一再批评的那样，仅仅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在法权会议过程中，北洋政府外交家付出了艰辛努力，以图撤废治外法权这一严重伤害中国主权的外人特权。法权会议折射出的北洋外交是一种带有改良色彩的“修约”外交。在中国尚不具备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实力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修约”应为务实的选择。虽然囿于内外条件，北洋政府未能实现撤废治外法权的初衷，但法权会议确立的一些中外关系原则，也为后来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法理基础。

四 北洋人物研究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对人物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洋政治史研究中，人物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与比重。在民国时期，日本佐藤三郎编辑的《民国之精华》（北京写真通信社1916年版），编辑者在绪言中说：“以搜集民国现代之俊杰为主，然尤以参众两院议员诸君，为中华民国五族亿兆代表之英俊”，可以说，该书是参众两院议员的集体传记。陶菊隐所著的《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46年版）与《督军团传》（中华书局1948年版），可视为洪宪帝制过程中的筹安会六人和北洋时期督军代表人物的集体传记。

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北洋人物研究论著并不多。20世纪80年代后，对北洋人物的研究论著大量涌现。仅人物集体传记、论著方面，就有不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民国人物传》，从1978年出版第一卷以来，陆续出版了十二卷，[※注]该套人物传选取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代表人物近千人，撰写人物小传。在民国人物传记中，此书颇具代表性。无疑，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北洋人物。此外，朱来常等编著《北洋军阀和民国将领》，[※注]辛培林编著《军阀列传》，[※注]刘建国等编撰《北洋政府总统总理生活轶事》，[※注]周军、周延柏主编《皖系北洋人物》，[※注]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六册，“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人物卷”），[※注]均为北洋人物的集体传记。当然，对北洋人物的个体研究的论著数量更多，涵盖人物也很多，在此不一一论列，本节仅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北洋重要人物为例，加以综述。

（一）袁世凯

对北洋军阀的创始人和首领袁世凯的研究非常丰富。1949年以前，对袁氏文稿、书牍就已进行一些整理和编辑工作，如《袁大总统书牍》《袁大总统书牍汇编》《袁大总统文牍类编》《袁氏家书》《养寿园奏议辑要》[※注]等，无疑，这些都是研究袁氏的重要原始文献资料。与此同时，对袁世凯也有一些初步研究，如黄毅编《袁氏盗国记》、野史氏著《袁世凯全传》、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陈伯达著《窃国大盗袁世凯》、黎乃涵（即黎澎）著《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注]等。其中，白蕉编著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史料较翔实，时至今日，仍常被人征引。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虽非历史研究著作，但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该书对此后袁世凯研究影响很大，在1949年以后被多次重版印刷发行。黎乃涵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重点并非袁世凯，但此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辛亥革命研究的开山之作之一，也对此后的袁世凯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1949年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出版发行了几本小册子，例如，向阳的《袁世凯丑恶的一生》，[※注]青谷、林言椒合著的《袁世凯》，[※注]秋楠的《袁世凯》，[※注]孙克复的《袁世凯尊孔复辟丑剧》，[※注]等等，毋庸讳言，这些书基本上不是历史研究著作。这时期，发表有关袁世凯的文章也不多，有二三十篇。

改革开放之后，李宗一的《袁世凯传》，[※注]史料丰富，书中称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此后，胡柏立著《袁世凯称帝及其灭亡》、[※注]侯宜杰的《袁世凯一生》[※注]和《袁世凯评传》两书，[※注]前书重史实考订，后书侧重理论评述。谢本书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注]值得提及的是，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把《养寿园奏议》整理，改名为《袁世凯奏议》出版发行。[※注]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注]叙述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统治的全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全面地研究袁世凯统治中国的著作。这些论著，为此后的袁世凯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关于袁世凯的论著层出不穷。张华腾的《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注]对袁世凯与徐世昌、张謇、唐绍仪、段祺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岑春煊、蔡锷、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关系做了论述，这无论对深入了解袁世凯本人，还是对了解清末民初政局，均有所助益。有的学者尝试从心理学分析角度对袁世凯进行重新审视，如马勇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一文中，[※注]就认为袁世凯加强个人独裁的做法，以及其内心深处的帝王意识，使他最终经不起帝王桂冠的诱惑，当各方面的压力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便放弃先前对民主共和的庄严承诺，走上了帝制自为的道路。对袁世凯研究的论文也很多，且居北洋人物研究之第一位。可以说，从袁世凯在朝鲜发迹、戊戌政变、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编练新军、辛亥革命、出任临时大总统，直至称帝自为，几乎每个阶段都有论文探讨。与此同时，坊间的关于袁世凯的传记、通俗读物等，数量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通过召开以袁世凯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是推动袁世凯研究有效途径之一。由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会、安阳师范学院、安阳市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于2004年4月在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和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安阳师范学院等20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会议，提交论文50多篇。经过与会学者的讨论，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与会学者一般认为，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要、复杂的人物，其给中国近代社会留下了多方面的影响。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研究清末民初社会，研究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研究辛亥革命等都离不开袁世凯。在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上，学者也有不少共识，多半承认袁世凯在中国军队近代化、清末新政、推翻清朝等方面的作用。会后，此次会议论文以《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为名结集出版，[※注]体现此次会议的主要成果。

袁世凯，主要因称帝而臭名昭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反面人物，作为历史工作者，应该根据历史本来面目给他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分析。近二三十年来，对袁世凯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史料的整理、出版与运用更多，也更科学，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角更加广泛，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论述对象由笼统的袁世凯一生，变为具体地研究袁世凯的某一个方面问题，或袁世凯与某一事件的关系等；对袁世凯的评价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全面否定，80年代以来的评价趋于客观、公允。毋庸置疑，袁世凯研究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最显著者，目前尚未有一部完整的袁氏史料集（据悉，有学者已经在从事此项工作了），袁氏史料很零散，不少还有待于鉴定，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此外，关于袁世凯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政治现象的史实整理，而在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运输、行政制度等方面则相对缺乏探讨，新评价标准、新方法的运用尚显不够。

（二）段祺瑞

段祺瑞是皖系军阀的首领，也是一位颇受争议的北洋人物。对段祺瑞的评述与研究，其实在段生前已经开始了，除大量见诸当时报刊的各种文字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与段祺瑞相关的书籍也不少，如《段祺瑞秘史》《合肥执政年谱初稿》《前临时执政段公芝泉事略》《段氏卖国秘史》《段氏卖国记》《安福祸国记》《安福趣史》《安福痛史》《善后会议史》等，这些书籍很多是出于政治斗争而制作的宣传小册子，未必真实可靠，但毕竟为后来研究者留下了一些史料。

1949年后，由于坚持教条式的革命史观，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教学与研究，段祺瑞与其他北洋人物一样，成为“反动”的人物，在本已不多的相关论著中往往一笔带过，或简单给出结论，缺乏具体细致的研究。20世纪50—70年代，除陶菊隐的《北洋军阀史话》、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中关于段祺瑞的论述，以及荣孟源、彭明、章伯锋、汤志钧等学者的几篇文章涉及段祺瑞外，实难觅找其他的相关论著。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深人，有关段祺瑞的研究呈现崭新局面。除了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莫建来所著《皖系军阀统治史稿》[※注]等论著中涉及之外，大量的传记与论著涌现：黄征、陈长河、马烈合著《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注]季宇《段祺瑞传》，[※注]周俊旗、汪丹合撰《段祺瑞真传》，[※注]程舒伟、侯建明合著《北洋之虎：段祺瑞》，[※注]李勇、周波合著《北洋虎将段祺瑞》，[※注]苏飞《细说北洋——段祺瑞》，[※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从段祺瑞研究延伸开来的论著，如黄征等人合著《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书的第五章“皖系统治的三大支柱”，记述了皖系集团的三大构成板块：军事方面的北洋拥段督军将领、经济外交方面的新交通系、政治方面的安福系。该书指出，段祺瑞皖系统治时期主要人物，段祺瑞外，还有号称段手下“四大金刚”的靳云鹏、徐树铮、傅良佐、曲同丰；安福系头目王揖唐、曾毓隽、朱深、李思浩；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边防军师长马良、陈文运及第九师师长魏宗瀚；地方各省督军，浙沪的杨善德、卢永祥、何丰林，山东的张怀芝、张树元、田中玉，福建的李厚基，湖南的张敬尧、吴新田；袁世凯死后附段的北洋老将段芝贵、安武军倪嗣冲、振武军龙济光、毅军姜桂题；陕西陈树藩，甘肃陆洪涛、张广建等，共三十余人。此外，李庆东著《段祺瑞幕府》，[※注]将目光投放到对段祺瑞幕僚群体的考察，几乎涉及整个皖系集团。总体而言，现在关于段祺瑞的史料整理已不多见，但也有个别学者还在从事这方面工作，2007年胡晓编撰的《段祺瑞年谱》出版发行，[※注]该年谱与1938年吴廷燮编撰的《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相比，[※注]篇幅、内容均有较大扩展，也自然是研究段祺瑞及皖系军阀的重要书籍。

（三）黎元洪

中华民国建立后，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士借助各种媒体，发表自己对局势的观察和思考，评价各位政治人物。著名报纸《申报》《大公报》等，就刊登大量与黎元洪有关的各种消息、报道与评论。在民国时期，一些与黎元洪相关的文献得以结集出版，如汪钰孙编《黎大总统书牍汇编》《黎大总统文牍类编》[※注]，这些文献为此后的黎元洪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此外，还有一些记述性的书籍，如《黎元洪二次出京记》[※注]，等等。

1949年之后，黎元洪长期被视为一个反动人物，不少著作称其为旧势力的代表，把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当作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开始妥协、丧权的标志，对黎在北洋时期政治中的所作所为持否定态度，视其为北洋军阀同类。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鲁永成主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注]书中作者多是有关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当事人或见证人，并有黎氏后人撰文，故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征集关于黎元洪的史料。这一时期，涌现出多本传记读物：刘振岚、张树勇合著《傀儡总统黎元洪》，[※注]李书源著《柔暗总统黎元洪》，[※注]苏源、戴忆绵、韩松合著《傀儡总统黎元洪》，[※注]葛培林、张玉芳、王勇刚合著《黎元洪家族》，[※注]等等，大体上都是以黎元洪的一生为线索加以叙述，然后再做出一分为二的评价。其中，李书源所著《柔暗总统黎元洪》，在20世纪90年代黎元洪传记中颇具代表性。该书认为，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逐渐实现了阶级立场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内在的合理性。黎在武昌起义中做了不少工作，顺应了历史潮流；他与党人有矛盾，但还未达到影响革命大局的程度；南北议和中，黎元洪有妥协倾向，却不是发起者，更不是决策者。洪宪帝制中，黎元洪拒绝受封，坚持了共和立场。两度出任大总统期间，黎元洪与段祺瑞、曹锟等人有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该书对黎元洪在民初政治中的负面作用也采取不回避写法。书中以相当的篇幅记述黎元洪在二次革命前后拥袁反孙，镇压首义之区革命党人，与段祺瑞、曹锟等军阀势力斗争中的软弱妥协性等，该书分析这既有黎自身的意识问题，也有外在的因素。黎元洪是被时势和革命潮流推着走的一种人，其之转变仓促又不彻底，选择是势与利的选择，不是情与理的选择，与革命党人有较大的距离，与革命党人不可能同心同德。黎元洪的性格柔暗，缺少机谋，易被人挟制，难以有所作为。从外部因素看，革命党人在处理与黎元洪的关系上也存在不少失误。总体而言，该书认为，从黎元洪在北洋时期政治斗争中的表现看，其既非旧势力的代表，也非介于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性人物，而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基本上是应该肯定的人物。

进入21世纪之后，有些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考察黎元洪，例如，刘丰祥试图从政治心理学与性格对人的政治行为影响的角度考察辛亥革命前后的黎元洪，在《性格与命运——辛亥革命前后黎元洪政治命运的性格因素》一文中[※注]，刘丰祥认为，黎元洪的性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为人谨厚；另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柔、懦弱。该文指出，谨厚的性格帮助黎元洪在革命前的湖北军界及社会上获得了声誉，也是其在革命发生后能够平步青云的一个重要原因。懦弱的性格使黎元洪在行动上表现出消极被动和犹豫不决，因而在政治上误过不少事；而且性格懦弱使黎元洪在行动上易受别人的影响，在政治上容易被人利用，对其在政府中形成位尊权小的傀儡地位有很大影响。此外，侯杰、姜海龙合著《百年家族黎元洪》，[※注]这些书籍一般都记述黎元洪的一生，还涉及黎元洪的妻妾、子女等家族成员。

（四）冯国璋

冯国璋是北洋军阀直系的首领，北洋三杰之一，也是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1949年之后很长时间内，冯国璋被定性为“反动军阀头子”，缺乏学术研究与分析。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冯国璋的研究逐渐起步，并部分肯定了冯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公孙訇在《冯国璋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一文中，[※注]认为在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过程中，做出较大贡献的人物应包括北洋三杰，即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尤其是冯国璋的贡献最为突出。公孙訇指出，冯国璋青年时代曾受到资产阶级军事教育，尤其是其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军事，使冯国璋大开眼界，促使其选择了军事救国的道路。回国后，从冯国璋辅佐袁世凯小站练兵到督办北洋将弁学堂，直至任代理大总统的20多年中，其以军事教育事业为己任，从传播和介绍资本主义的近代军事，到结合中国的实际编著中国近代军事教材，直接参与军队改革事宜，为管理军校和改革中国军队的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作者认为，“冯国璋是一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著述的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公孙訇编撰的《冯国璋年谱》，[※注]以冯国璋之演说、谈话、公牍、函电以及报纸杂志的报道为素材编撰而成，是研究冯国璋的重要史料。

吕伟俊、王德刚《冯国璋与直系军阀》，[※注]介绍了直系军阀代表人物冯国璋等人的生平和直系军阀的兴衰，认为直系军阀的兴衰，大致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95年至1916年为直系军阀草创阶段，即冯国璋等追随袁世凯起家时期。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从1916年至1920年为直系军阀形成阶段，即冯国璋出任副总统、代理总统时期；这两个阶段直系的发展，离不开冯国璋的领导作用。1919年冯国璋死后，直系军阀在曹锟、吴佩孚等人带领下，继续向前发展。从1920年至1924年为直系军阀鼎盛阶段，即曹锟、吴佩孚等人掌控北京中央政权。第四阶段，从1924年至1928年，为直系军阀的覆亡阶段，吴佩孚、孙传芳等为直系军阀统治而垂死挣扎时期。该书注意到了直系与皖系、奉系的相同之处，也区别了直系与皖系、奉系的不同之处，指出直系内部结构比较松散，先后出现了四个代表人物，冯国璋死后，形成两个权力中心，等等。田胜武、田艳华编著《冯国璋全传》，[※注]记述了北洋军阀冯国璋代大总统的一生，基本上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一方面，记述冯国璋对社会的贡献，如对军事理论的建树，抵制洪宪，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等；另一方面，也记述冯国璋的丑恶行为，如屠杀义军，助纣为虑，火烧汉口，聚敛民财，贪赃枉法等。此外，该书还把与冯国璋同时代的一些人物传囊括进来，为研究冯国璋或北洋军阀史，提供了一定的方便。张立真在《冯国璋与中国早期的军事现代化》一文中，[※注]认为冯国璋对民初实行独裁黑暗的专制政治，北洋派系纷争割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冯国璋又是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致力于军队的全面改革，建树颇多，推动了中国早期的军事现代化。因此，作者认为，不能因冯国璋是军阀头目而一笔抹杀，全盘否定。潘荣、孙新、魏又行合著《冯国璋家族》，[※注]记述了冯国璋一生，从冯早年出身贫寒说起，青年时习武从军，到最终以军功为进身之阶登上民国代理大总统的高位。

（五）张作霖

张作霖，奉系军阀的首领，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早在1922年，就有《张作霖全史》[※注]出版发行，这本书主要是记录张作霖的一些奇闻逸事，并非学术论著。民国时期有不少这样的张作霖读物。1949年以后，张作霖，完全作为反动的军阀人物，受到广泛的批判，学术研究无从谈起。

20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环境逐步宽松，张作霖的研究才真正起步。常城主编《张作霖》，[※注]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部研究张作霖的专书。这部著作出版较早，基本观点仍保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观点，认为张作霖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祸国殃民的一生”，但这本书的出版具有拓荒意义。丁雍年在《对张作霖的评价亦应实事求是》一文中，[※注]指出评价既有分歧说明对历史人物张作霖还有深入研究之必要，认为对军阀的历史评价亦应实事求是。田胡甫的《张作霖传略》一文，[※注]对张作霖做了评价，指出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是评价历史人物的起码要求。王鸿宾主编《张作霖和奉系军阀》，[※注]也叙述张作霖的一生及奉系军阀的兴衰。这一时期，有关张作霖论文也不少，徐玲的《从町野回忆录看张作霖之死》，[※注]通过町野回忆录说明，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不是因张对日实行了强硬路线，而是因为日本内部“武力占领”派与“经济侵略”派之争。陈崇桥、胡玉海的《张作霖与日本》，[※注]认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二者之间既有勾结利用，也有矛盾冲突，随着张作霖实力的发展变化，张日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张作霖与奉系军阀的档案文献也开始整理出版，1990年，由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出版，[※注]该汇编采用影印原始档案的方式，收入1895年至1933年间奉系军阀从产生、形成、兴盛到衰亡全部过程的主要档案史料。从20世纪80年代起，辽宁、吉林、天津等省市政协文史委陆续编辑出版有关张作霖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开始刊载张作霖的有关资料起，到1999年《辽宁文史资料精粹》编辑出版，辽宁各县市文史资料，收录张作霖的资料达百余篇，其中收入《辽宁文史资料精萃——张作霖·奉系军事集团》的就达60余篇。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大大地推动了关于张作霖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张作霖研究逐渐深化。陈崇桥、胡玉海、胡毓峥编著《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注]无论史料运用，还是观点的客观性，均有所推进。近十几年里，关于张作霖的论著、传记陆续出版，有徐立亭著《张作霖大传》，[※注]陈崇桥、耿丽华合著《张作霖真传》，[※注]华强著《东北王张作霖》，[※注]孙其明著《东北王张作霖》，[※注]张正忠著《东北王张作霖》，[※注]文斐编《我所知道的张作霖》，[※注]徐彻、徐悦合著《张作霖传》，[※注]这些传记，多半用通俗文笔叙述张作霖的一生，一般也指出，张作霖作为军阀首领，确实有野蛮、凶残、反动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作为统治者、东北边疆大吏，张作霖对东北的社会经济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对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的重视与投入也是可圈可点，在对外关系上，张虽有投靠列强一面，但也存维护民族利益的另一面。

（六）曹锟

曹锟出身贫寒，后加入北洋新军，步步高升，最后成为民国大总统。在北洋时期，就有关于曹锟的一些通俗读物，如《曹锟张作霖轶事》[※注]。此后，曹锟长期被视为北洋（直系）军阀代表人物和贿选总统，在中国近代史上成为著名的“反动”人物，很少进行细致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坊间出现大量有关曹锟传记的书籍，例如，张洪祥、徐兴云、岳谦厚合著《布衣总统曹锟》，[※注]周玉和、高乐才合撰《贿选总统曹锟》，[※注]岳谦厚、李庆刚、张玮合著《曹锟家族》，[※注]田建群著《曹锟》，[※注]这些书籍的写法大同小异，主要是描述曹锟的一生：从跑街小贩如何一步步走上权力的高位，最终成为民国大总统。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对曹锟的评价渐趋正面、肯定。例如，张欣在《从曹锟的执政活动看军阀政治的时代性》一文中，[※注]对曹锟给予较多的肯定评价，认为曹锟在执掌北京政府期间，授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完成了自1913年以来的民主制宪，并把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地方自治”要求写进了宪法；在处理“临城劫车案”和完成中苏建交谈判的过程中，基本上坚持了民族主义的立场，维护了国家主权。因此，对曹锟的执政活动应给予客观积极的评价。当然，需要提醒的是，矫枉切忌过正。

（七）吴佩孚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吴佩孚是活跃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一度被公认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这一时期有关吴佩孚的文献读物很多：《吴佩孚正传》[※注]，《吴佩孚历史》[※注]；《吴佩孚政史：中国之华盛顿》[※注]，将吴佩孚比作中国的华盛顿；《吴佩孚全传》[※注]；得一斋主人所编《吴佩孚战史》（出版者不详，1922年），该书分吴氏之身先士卒、吴氏之奇谋神算、吴氏御下之宽严得当、吴氏之功成不居、吴氏行动之坦率、吴氏之勇于负责、吴氏之爱国天性、吴氏之实行军民分治、吴氏之重视民生、吴氏不争军饷、吴氏以舆论为战争之后盾等23章，较为详细介绍了吴佩孚的战史，是研究吴佩孚军事思想方面难得的资料。在吴佩孚生前，还有很多与其相关的文献问世，在此不一一论列。1939年吴佩孚死后，还有很多相关著述问世，著名的有，陶菊隐编写的《吴佩孚将军传》[※注]，全书分40节，详细讲述了吴佩孚逃出家乡、从军、升迁，直至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经历，并记述了很多吴佩孚的逸闻趣事（该书1998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发行）。

从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吴佩孚被贴上“反动军阀头子”的标签，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所见也多半是一些文史资料上的忆述文字，例如《全国文史资料选辑》收录韩定山的《吴佩孚过陕见闻》、汤乡茗的《直皖战后直系势力的扩张》、李炳之的《吴佩孚之再起与失败》、黄应乾的《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中的阴谋活动》、陶葊的《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等，从上述篇名可看出这一时期对吴佩孚基本持否定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吴佩孚研究逐渐增多，也逐渐步入学术轨道。首先是相关资料的出版，仅在荣孟源、章伯锋主编的《近代稗海》一书中，[※注]就收录了很多与吴佩孚相关的资料，如张一麐《直皖秘史》、无聊子《北京政变记》、陈冠雄《奉直战云录》、濑江浊物《吴佩孚正传》与《直皖战争始末记》等，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这一时期，有关吴佩孚的著作大量涌现，成为北洋人物研究中的热门。吴佩孚传记就很多：蒋自强、余福美编著《吴佩孚》；[※注]章君毂编著《吴佩孚传》，[※注]全书五十多万字，较详细介绍了吴佩孚的一生，重点介绍了吴佩孚的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围绕这些活动的历史背景和人物。黄国平、任雪芳主编《秀才军阀吴佩孚》，[※注]郭剑林著《一代枭雄——吴佩孚大传》，[※注]何士夫所著《儒枭——吴佩孚》，[※注]董尧著《北洋军阀吴佩孚》，[※注]王希亮著《直系儒帅：吴佩孚》，[※注]等等。进入21世纪之后，许多原先的吴佩孚传记，纷纷修订再版发行：郭剑林著《吴佩孚传》就分别于2000年、2006年再版，[※注]王希亮的《吴佩孚全传》于2001年再版发行，[※注]董尧的《北洋儒将吴佩孚》也再版发行。[※注]章君毂所著《吴佩孚传》也于初版20年后再版。[※注]这些传记多半是介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读物，易于被社会读者接受，这些书籍的修订重新出版，说明了社会上对吴佩孚的了解需求在增加。这一时期，与吴佩孚相关的史料也在整理出版，如唐锡彤、胡震亚主编的《吴佩孚档案资料选编》，[※注]等等。此外，大量有关吴佩孚的论文发表，其中不乏佳作，如耿云志的《吴佩孚与苏俄及北京知识界——军阀生涯的一段插曲》，[※注]考察了吴佩孚作为舆论界所谓“比较开明的军人”实力派，在1922年至1923年间与苏俄及北京知识界的交往，认为苏俄及北京知识界都曾非常关注吴佩孚，并力促其与孙中山合作，但最终归于失望。其他论文在此不一一论列。随着研究的深入细致，学界对吴佩孚的评价也日渐公允，如今一般认为：一方面，吴佩孚对历史有过负面作用，他参加了军阀混战，镇压过“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等；但另一方面，在面对日本疯狂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吴佩孚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日本入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拒绝出任伪职等，值得肯定。

学术研讨会也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1999年12月，中国史学会与烟台市历史学会合作在吴佩孚的故乡山东蓬莱举行首届“吴佩孚生平与思想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召开，对推动吴佩孚乃至北洋军阀史的研究，颇有作用。2004年4月，由山东省历史学会及其下属胶东人物研究会主办的第二届“吴佩孚生平与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蓬莱再次召开，此次研讨会对吴佩孚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化，有些学者独辟蹊径，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吴佩孚进行考察，寻找吴佩孚的思想渊源，剖析他的精神世界。这次研讨会的一项成果是《吴佩孚历史资料汇编》出版，共三辑：第一辑为唐锡彤主编《吴佩孚文存》，收录了吴佩孚的著作、演讲词、诗词、函电等相关资料，是研究吴佩孚生平与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第二辑《吴佩孚研究文集》，收录了与会40余位研究者40余篇文章；第三辑是马宣伟所著《吴佩孚在四川》，[※注]学界对吴佩孚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但对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逃匿四川及其逝世的过程，往往都是一笔带过，没有详细记载与考察，马著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在较为坚实的史实基础上，以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为主，在清末民国军事、政治的格局中，记叙了吴佩孚的生活趣闻、轶事、诗文、书画。2007年9月，第三届“吴佩孚生平与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蓬莱召开，会后出版了《吴佩孚研究——第三届吴佩孚生平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收集论文近四十篇，展示了近年来关于吴佩孚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2009年12月，“第四届吴佩孚研讨会”再次在山东蓬莱举行。与会期间，“吴佩孚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无疑，这将进一步推动有关吴佩孚的研究。

（八）冯玉祥

冯玉祥原本是直系军阀的一位将领，后发动北京政变，独树一帜，把军队改名为国民军。此后，无论在军阀混战中，还是北伐战争前后，以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中原大战、长城抗战等，冯玉祥都可以算是一位风云人物。在民国时期，对冯玉祥就有人关注，并有所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基督将军”之名，冯玉祥引起了苏、英、日等国关注中国问题人士的注意，随后对冯本人及其军队进行研究的材料开始被汇集到国外。与此同时，冯玉祥部队中的很多人员，如陈崇桂等也纷纷撰写冯氏的文字材料，1930年北京大学教授李泰棻撰写《国民军史稿》后，研究冯玉祥及其军队的论著逐渐增多。

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将冯玉祥视为反蒋人物、统一战线的对象，故一直被尊为“爱国将领”，但缺乏真正的学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华民国史研究受到重视，冯玉祥研究也随之起步。冯玉祥的自传《我的生活》整理出版。[※注]1981年朱来常的《冯玉祥述略》一文，[※注]是一篇较早的论文，同年，冯洪达、余华心合著《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出版，[※注]次年，高兴亚的《冯玉祥将军》出版，[※注]1987年，郭绪印、陈兴唐合著《爱国将军冯玉祥》出版。[※注]这一时期，有近百篇关于冯玉祥的论文发表，主题涉及冯玉祥人生历程、基督信仰、革命道路，冯玉祥与曹锟贿选、北京政变、北伐战争、西安事变、抗日战争、中共的关系以及对冯玉祥的评价问题，等等。试举一例，关于冯玉祥与曹锟贿选的关系问题，冯洪达、余华心合著的《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认为，冯玉祥对“曹锟的贿选和军阀混战都极感厌恶”；高兴亚的《冯玉祥将军》一书中，承认冯玉祥“乘机参加了索饷运动”，但反对贿选；郭绪印、陈兴唐合著的《爱国将军冯玉祥》认为，冯玉祥“对曹锟贿选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不满”；刘敬忠在《冯玉祥与曹锟贿选》一文中，[※注]认为冯玉祥与曹锟贿选的实际情况是，冯部分地卷入了曹锟贿选，但没有支持具体的“贿选”。无疑，这些问题的讨论推进了冯玉祥研究。与此同时，一些相关的通俗普及读物也出版发行，如《东方怪杰冯玉祥》[※注]《冯玉祥在陕西》[※注]《冯玉祥将军传奇》[※注]《冯玉祥传说故事》[※注]等。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冯玉祥研究进一步深化。冯玉祥史料进一步整理编辑出版，特别是《冯玉祥日记》（5卷本）出版发行，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便利。[※注]该日记编辑说明中写道：“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可以说，这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冯玉祥的主流认识。这一时期，有关冯玉祥的传记读物继续出版，有谷丽娟著《冯玉祥传》，[※注]孟醒仁、曹书凡合著《冯玉祥传》，[※注]张传华著《民主斗士冯玉祥传》，[※注]等等，这些著作，大都以通俗的笔法，叙述冯玉祥军事集团的形成、发展、衰落、瓦解过程，并将冯玉祥与国民军放在当时历史舞台上，尽量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示这位历史人物的一生，并力图从其内心世界喜怒哀乐的变化中，揭示其思想演变过程，以及这种演变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深刻根源。这些论著一般都给予冯玉祥较高、正面的评价，称其为“爱国将军”“民主斗士”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冯玉祥的研究逐渐开始涉及一些具体的、原本敏感的问题。如孙泽学在《大革命后期冯玉祥联蒋清共的原因剖析》一文中，[※注]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随着蒋介石背叛革命，汪精卫立场的动摇，冯玉祥在政治上也急剧右转，最后与蒋介石一起，大举清共，加速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促使冯玉祥走向联蒋清共的原因为何？该文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蒋介石的拉拢、诱惑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冯玉祥自己。原先通常认为，冯是受了蒋的欺骗，一时未认清蒋的庐山真面目而误入歧途，如今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认识失之偏颇，也是与事实不符。刘敬忠、王树才合著《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一文，[※注]认为1925年至1927年，冯玉祥在政治方面的进步尽管不大，但特殊的政治形势决定其充当了独特的历史角色。当时的北洋各派别认为冯及国民军是北方“赤化”的中坚力量而大力“围剿”。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政治上一再倒退，但最终还是被逼到了国民革命的一方。冯玉祥加入国民党改变了南口大战的性质，使其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北方战场，故此，冯玉祥及国民军在大革命历史中应当有一席地位。但该文同时指出，冯玉祥及国民军能与北洋军阀决裂，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促成的：首先，这是因为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对冯玉祥所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他对国民革命有一定的认识，冯玉祥的转变是大革命中错综复杂阶级力量重新组合的直接反映；其次，冯玉祥虽然与阎锡山等其他军阀的易帜投机有本质的不同，但在其政治态度转变中被逼迫的成分占有很大的比重，其政治思想的基础很不牢固。冯玉祥是在旧军阀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下投入革命战线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冯玉祥为什么又迅速蜕化为国民党新军阀了。李朝阳的《1926年冯玉祥访苏问题研究》，[※注]重新讨论了1926年冯玉祥访苏问题，作者认为，与苏联的实用主义合作遇到了挫折是冯访苏的重要因素。冯玉祥此行有学习苏联革命理论、红军经验的意图，但主要是寻求进一步援助；苏联方面很重视这一访问，力图从多方面影响他。对冯要求的援助，苏联仅原则上同意。在思想上，冯有所进步但有限，其扩张个人权势和救国救民双重目标的思想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实用主义合作态度没有根本改变，这是冯后来反动的重要原因。然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勃勃生机留给冯玉祥的美好印象及所受教育的影响是长远的，这也是冯后来逐渐觉醒，最终走向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重要因素。

显而易见，近年来的冯玉祥研究，颇有将冯请下“神坛”之势。除了前述几篇论文之外，刘敬忠、田伯伏合著的《国民军史纲》也体现了这一趋向。[※注]以往出版的有关国民军的专著，或为冯玉祥西北系军事集团人员撰写，局限颇多；或偏重于论述冯玉祥在国共两党帮助下的“进步倾向”，而较少论及其负面，对一些与其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略而不论。刘敬忠、田伯伏的《国民军史纲》一书，重新考察并研究了国民军及其统帅冯玉祥。该书指出，在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但冯玉祥在各方压力及名利诱使下，改变了政治初衷。冯原来设计拥戴段（祺瑞）孙（中山）合作，建立一个有“左”倾色彩的中央政权已不可能。冯玉祥发动政变时毅然反戈，表现不凡，随后却瞻前顾后，摇摆不定，拱手将政权交出。该书指出，冯玉祥一生中，在很多重大军政事件的处置上都有虎头蛇尾、瞻前顾后、摇摆不定的特点，这在北京政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书还指出，以往冯玉祥与国民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孙中山北上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段祺瑞则积极筹备“善后会议”与之在政治上相对抗，原先的研究多半认为，冯玉祥对段祺瑞主导的“善后会议”持反对态度，实际不然，国民军在总体上对“善后会议”是支持、捧场的态度，并力争在会上谋取更多权益。善后会议前后，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配合得相当默契和巧妙，使自己成为会议的最大受益者：会前，冯玉祥为急剧扩充到15万人的国民军第一军争得了较稳固的地盘和军队编制；会议期间，国民军第二军巩固了其在河南的统治地位，并为国民军第三军取得陕西奠定了基础。该书指出，冯玉祥《我的生活》及李泰棻《国民军史稿》中称国民军及冯本人对“善后会议”持反对立场，实属不实之词。多年以来，学术界对冯玉祥及国民军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评价甚高，认为是“国民军思想划时期之转变”，“从此，冯玉祥对基督教的信念彻底幻灭，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摘掉了自己“基督将军”的帽子。实际上，如此说法并不准确。关于郭松龄反奉事件，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将郭松龄反奉失败的罪责归于李景林，而闭口不谈自己的背约行动，实际上是替自己开脱责任。该书认为，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很多行为，其实是冯玉祥军阀实用主义立场及个人性格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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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制度与组织、北洋军阀、政治纷争与反北洋运动、人物研究等方面简要介绍了1949年至2009年的北洋政治研究概况，事实上，北洋政治还有其他内容，在此不能一一介绍了。如同近代史研究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北洋政治研究也深受时代学术大环境的影响。大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热衷于讨论北洋政权性质、北洋军阀反动性等问题，缺乏具体、细致的史实考察；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再热衷于讨论宏大的、带有政治定性的问题，逐渐走上了具体、实证研究之路。毋庸讳言，时至今日，关于北洋政治的学术研究，仍然薄弱，至少不能与其在民国政治史中的地位相匹配。当然，个中缘由很多，其中重要一点即史料原因，相对于其后的国民政府时期史料的丰富、多样、系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史料并不多、零散、不成系统。故此，欲推进北洋政治研究，不妨从搜集、整理、出版史料入手，从专题、具体研究切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立体；同时，处理好北洋政治与此前的晚清政治（尤其是清末新政）、其后的国民政府政治的关联，借此，北洋政治史研究将会有较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