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1927年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民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其自身、对此后的中国政局，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924年，国民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毅然做出联俄、“容共”决定，改组国民党，联合共产国际和中共，建立党军，发动工农运动，实行激进革命路线，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开启了国民党的统治时期。从1949年起，至今六十余年来，中国大陆对1924—1927年国民党的研究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1949—1979年，在这三十年中，关于国民党的新的学术研究较少；（2）1980年到1989年，这十年间，涌现出许多有关1924—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的专著和论文；（3）1990年至今，这段时期是国民党研究日益深化、客观化和蓬勃发展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关于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的研究虽然比较薄弱，但试图从国民党角度出发的国民党研究却起步在这一时期，包括一些重要史料的编辑出版工作，如荣孟源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注]广东省档案馆编的《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注]等。还有一些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回忆录的翻译出版。[※注]为此后对这一时期国民党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20世纪80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民党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国民党“一大”宣言和“三大政策”的确立；[※注]（2）国民党改组后的性质；[※注]（3）国共合作的形式，即对于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应该怎样认识？[※注]（4）国共合作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注]（5）如何评价国民党“二大”？是右派占优势还是左派占优势？[※注]（6）国民革命军的建军、东征、和北伐，特别是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军队，如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叶挺独立团；[※注]杨天石的两篇论文：《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回合》，是较早从国民党角度进行研究的论著；[※注]（7）国民党与省港大罢工；[※注]（8）1927年的武汉政权及相关问题，[※注]如武汉政权的性质、[※注]“迎汪复职”运动、[※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注]怎样评价武汉政府的北伐、[※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还是国共合作领导的？[※注]（9）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外部环境；[※注]（10）郑州会议与徐州会议；[※注]（11）第一次国共合作对于国民党的影响；[※注]（12）一些国民党重要人物研究，如晚年孙中山、[※注]廖仲恺、[※注]汪精卫[※注]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突破禁区的蒋介石研究。[※注]当时所争论的一些问题也值得重视：改组后的国民党是什么性质？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的革命联盟，还是资产阶级政党？是旧民主主义性质，还是兼具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双重性质？广东政权是什么性质？武汉政权是什么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还是有共产党参与领导的、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等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整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史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视角、方法和语言，渐渐淡出了民国政治史研究。同时，因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大陆学者可以越来越容易地接触到台港和海外所藏的丰富史料。这些为政治史研究获取资料、不断走向深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990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版了大量有关国民革命的研究论著。[※注]有些研究根本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对于1924—1927年国民党和国共关系的理解，提出了新的视野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通史类著作，如张海鹏主编、王奇生编著的《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作者在自身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吸收海内外史学界最新成果，对一些问题，如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等，加以重新深入探讨，提出新的观点，特别是对于国共两党组织形态和革命文化的研究，极大深化了人们对这一时期国共关系演变和中国“党治”文化兴起的认识。[※注]由罗志田、杨天宏、杨天石、牛大勇等人撰写的《中华民国史》第五卷、第六卷两卷搜集了海内外大量公私档案和文献，力图客观揭示历史进程，再现历史本来面貌。第五卷作者多从国共两方面而不是从中共一方面去考察，同时较多侧重苏俄带来的新型政治运作方式对中国政治产生的影响。[※注]

专题类研究，如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收录了《中山舰事件之谜》《中山舰之后》等一系列关于这一时期的重要论文。[※注]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运用了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记录，是全面论述国共两党关系发展演变的一部重要论著，其中有大量篇幅研究1924—1927年的国民党。[※注]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以苏俄和国民党各自利益诉求为分析主轴，运用俄罗斯国家社会历史档案馆原始档案等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全面探讨国民党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关系演变的来龙去脉，解决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注]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反传统政治史研究集中于高层政治的视角，吸收社会史研究“眼光向下”的思路，研究国民党的基层政治权力结构和组织形态，不但丰富和深化了国民党研究，也为我们开辟了新的历史视野。[※注]还有很多有关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专著和数量庞大的学术论文。[※注]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研究也取得很大进展，除了孙中山研究一如既往受到重视之外，关于蒋介石、汪精卫、孙科、谭延闿、唐生智、徐谦等许多国民党军政要人的研究，都诞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注]

纵观1949年至今六十余年来的1924—1927年国民党研究，特别是对比80年代和90年代至今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变化。有些在80年代已受到关注的问题，在90年代至今，得到了持续关注和更充分的研究，有些问题虽然受到关注，但是研究的视角发生了很大转变，还有些问题则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而一个大的趋向是，力求客观、深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实证研究态度受到鼓励，同时，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有多元发展的趋势，社会史、心理史、新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被广泛吸收于政治史研究，使1924—1927年的国民党研究成果卓著。

一 从国共斗争到国民党内派系斗争

传统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虽然也涉及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派系斗争问题，但其研究角度并非关注国民党，而是关注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划分国民党左右派的政治策略。[※注]在过去30年中，国民党研究日益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叙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观察中国现代史的视角，国民党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其内部的复杂性也得到了日益深入的认识和揭示。金以林在《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一书中指出，“国民党这个团体，成员本来十分复杂，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冲突”，他用“派系政治”来概括国民党高层政治的特征，虽然不可否认，这种派系政治一直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注]如今，对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复杂性的认识已成学界共识，在“派系政治”的视野下，许多发生在1924—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以往多被理解为国共斗争的事件，近二十年来，也在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框架下，得到了重新阐释。

例如中山舰事件，这一在国民革命时期改变了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之间力量对比的重要事件，传统的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多将其解释为国共斗争的一个回合。许多学者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左派、打击中国共产党的事件；是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等国民党右派分子所精心策划的一次反苏反共和反对国民党左派的反革命事件；蒋介石是这一阴谋事件的策划者和发动者。[※注]这一叙述模式，如今已经不被大多数学者采纳。如罗志田等人所著《中华民国史》第五卷（1924—1926）就从国民党派系“新陈代谢”的角度，而非国共斗争的角度论述中山舰事件。而早在1988年，杨天石已撰文对那些“阴谋论”观点提出了挑战，指出，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中山舰事件是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阴谋说，不能成立。第二，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命令，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诬陷李之龙“矫令”，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阴谋之说，也不能成立。中山舰事件是在蒋汪矛盾逐步升级的情况下，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的心理，散布苏联顾问拟联合汪精卫、利用俄国船只强虏蒋介石去苏联受训等谣言，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又出面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军舰，以便和谣言相印证。而蒋则相信“摆布”“陷害”他的阴谋的核心人物是汪精卫，遂导出了令人震惊的“三二○”事变。之后，杨天石又发表《中山舰事件之后》《中山舰事件三题》等文章，对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为何突然隐匿，继而悄然出走，蒋介石为何一路顺风掌握国民党和军队最高权力，在对蒋妥协退让的过程中苏联顾问的意见如何，中共中央起了何种作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注]李玉贞编译的《从俄罗斯密档看中山舰事件》一文，印证了杨天石对于中山舰事件发生过程、事后汪精卫为何隐匿、出走等问题的看法。[※注]

重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并非忽略国共斗争，而是在国共斗争的背景之下，强调对国民党内部复杂性的认识。事实上，对共产党的态度，一直是国民党内派系分裂的重要因素。杨奎松指出，从1925年3月至11月的十个月间，国民党内三度发生严重分裂，其原因几乎无一例外与怀疑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有关，与一部分国民党人反对阶级革命或因担心“党权”旁落而主张“分共”有关。[※注]对于1927年的国共分裂，以往学者也多强调国民党反共、“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的一面，认为以“四一二”政变为起点的国民党“清党”运动，其目的就是“肃清”共产党的势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恢复右派在国民党中的权力，“清党”就是“清共”的代名词。[※注]杨奎松对于国民党“清党”运动的研究则指出，“清党”的目标固然是清共，但它只解决了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人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夺回权力，以及“清除”隐匿在国民党组织中的共产党的问题，至于根本消灭共产党的目标，则无从实现。更重要的是，“清党”不仅打击了中共，也打击了国民党自身，造成本来已经内讧严重的国民党内部更加混乱，相互猜疑、争斗、诬陷之风日盛一日，动辄欲借“清党”置对方于死地。“清党”使国民党失去了大量精英，也失去了工农群众，与“清党”相伴随的地方权力重组，造成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对国民党的严重侵蚀，北伐期间许多已被颠覆的地方基层统治秩序又得到恢复，豪强士绅重新掌握了基层政权，军队、警察及地方政府权势部门迅速且变本加厉地走向腐化。这一“内部”视角，显然比单纯的国共斗争视角，更能揭示“清党”对国民党自身和对中国的政治文化造成的伤害，更有助于深入研究——曾经并肩作战的国共两党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这一中国近代历史上令人扼腕叹惜的转变。

进一步，杨奎松又指出，“清党”还造成了国民党“党格”的分裂。在联共期间，国民党整体“左”倾，经受了共产革命观念的熏陶，推行过激进的农工政策。“清党”之后，虽然在组织上割断了和共产党的关联，一些思想和语言却保留下来，即使在其实际内外政策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之后，仍时时把“世界革命”“扶助工农”的话挂在嘴边。许多国民党人甚至认为，要消灭共产党，唯有执行这些政策比共产党更认真，只有给工农以利益，才能真正战胜共产党。“清党”运动把县以下的基层政权还给了豪强士绅和旧的统治阶层，但在城市中的相当部分的党部和党员骨干还依旧保持着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心态和热情。这使得国民党一些党部在国共分裂之后仍然热心于工人运动，致力于推动减租减息，部分党员干部始终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存在敌对心理。这种现象，杨奎松概括为“党格分裂”，这既包括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相对保守腐化，也包括某些思想理念与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注]虽然很多学者仍倾向于从国民党“左/右派”的角度而非“党格”分裂的角度，对“清党”前后国民党的内部分裂进行分析。

对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性的认识，还带来对国民党左派的重新研究。何谓国民党“左派”，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定义为：“国民党左派，是指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所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其著名人物有廖仲恺（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革命右派合谋暗杀而死）、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注]这一界定长期支配着大陆学者对于国民党左派的研究。[※注]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国民党左派的演变过程和它自身的政治纲领。张光宇、钟永恒指出，国民党左派经历过复杂的分化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从“一大”至“中山舰事件”之前，是左派的形成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领袖是廖仲恺和汪精卫，其特点是支持国民党改组、拥护三大政策。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汪借助蒋的军事实力巩固了领袖地位，蒋借助汪的政治庇护成为军事领袖，形成汪蒋合作局面，直至中山舰事件爆发。第二，从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出走到1926年10月，是左派的“受挫阶段”，左派受到蒋介石的打击，组织涣散、彷徨无主。第三，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左派进入复兴阶段，形成了新的中心，以宋庆龄、邓演达、徐谦为政治首领，张发奎、唐生智为军事支柱，展开反蒋斗争和迎汪复职运动。10月，左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党部联席会议，通过《请汪精卫销假案》，“在此次大会中已企图由思想的倾向渐渐形成一种形式的组织，并特别规定了他们的政纲四条，在此四条政纲之下，团结各省左倾分子，以备第三次全国大会和中派、右派竞争。其政纲四条是：（1）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2）拥护孙（中山）、廖（仲恺）农工政策；（3）反对西山会议派；（4）拥戴汪精卫为领袖。”第四，1927年汪精卫返国之后，拉拢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孙科等，迅速形成了汪精卫集团，并取得唐生智、张发奎军事集团的支持，最终“叛变革命”，形成以汪为首的“假左派”和以宋庆龄、邓演达为首的“真正左派”。[※注]此文是较早而较客观地梳理国民党左派发展线索，并承认汪精卫是左派领袖的研究。李志毓进一步研究了一生以反共著称的汪精卫，为何在1925—1927年以左派领袖的姿态积极支持和维护了国共合作，指出这是汪在各种政治力量复杂交织的形势下，寻求苏俄势力支持，借助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和组织方式、利用共产党的话语以增强实力并推行其政治主张的一种策略。[※注]

二 国民党与民众运动

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是1924—1927年“国民革命”时期的重要特征。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下设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等各部，为开展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商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机关。在传统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往往将1924—1927年的民众运动特别是农工运动视为中共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中共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国民党仅仅作为发展农运的有利条件或阻碍农运的不利因素被提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国民党与民众运动的关系。积极肯定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支持和领导。朱英的《北伐之前的国民党与民众运动》一文，概述了国民党领导工农、商民、妇女运动的情况。[※注]关于国民党及孙中山晚年与农民关系和国民党的土地政策，是学术界几十年来非常关注的课题，诞生了许多成果。[※注]梁尚贤的著作《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和一系列论文，根本推翻1924—1927年农民运动由共产党包办的看法，全面论述了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关系，充分肯定了国民党改组之后对农民运动的保护和扶持，梳理了国民党农民政策演变的脉络。[※注]关于国民党与其他各阶级的关系，也取得许多研究成果。

（一）孙中山及国民党对农工运动的认识和指导方针

研究者认为，孙中山晚年充分认识到农民的革命力量，将农民视为中国革命的基础，号召国民党去宣传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他支持农民的减租要求，将“耕者有其田”视为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中心，认为少数人操纵地权是酿成农村土地不平均的根源。孙中山拟定的平均地权方法为：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土估价呈报政府，国家按价征税，必要时按照所报价格将之收买。农民因缺乏耕地而沦为佃户者，由国家分配土地，国家还负责兴修水利、移民垦荒等，以达到土地的平均分配。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高利贷问题，孙中山提出由国家筹办农民银行和其他金融调剂机关，以解决农民缺乏资金的问题。由此可见，孙中山拟定的农村问题的纲领，重在解决农民缺乏土地和生产资金的双重问题。[※注]1924年6月孙中山亲自批览了农民部拟定的《农民协会章程》，其中明确规定农民协会的宗旨、目的在于“本三民主义解放劳动阶级之志意”，“谋农民之自卫，并实行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7月，广东政府发表《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一次宣言》，提出农会“可依军队形式组织农民自卫军”，“拥有警告、控告以及代理地税之征收及解决地税问题之权，但无直接行政之权”；“各级农民协会对于横暴官吏，有请示罢免之特权”；“农民协会得派代表至各地方或中央政府各机关之农务会议讨论各种农业问题，如整理水利、救济灾荒、信托借贷及农民教育等”。[※注]

在方法和手段上，孙中山反对急进的革命方法，主张依靠政治和法律手段和平解决土地问题，在第一阶段，依靠宣传的方法，联络农民与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在第二阶段，当农民普遍被动员起来之后，政府就能依靠农民做基础、以农民的力量为政府后盾，向地主抽取重税，强制地主与政府合作。如果地主不纳税，就把他的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致纳租到私人，而是纳租到公家。[※注]对于中共创建领导下的农民协会，孙中山虽然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对其冲破原有乡村统治秩序的暴力斗争方式和农会的准政权性质并不认同。孙中山认为，农会的作用就是联络全体农民与政府合作，任何反对地主的鼓动，在策略上都是错误的，这会使地主先于农民组织起来。另外，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中央虽曾多次发表宣言鼓励兴办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但对于地主士绅所把持的民团武装，却未采取任何制裁措施。[※注]梁尚贤指出，依照孙中山对农民问题的主张，国民党对农运有三大限制：第一，可以组织农民协会，但不能干涉行政司法，更不能代替政府，不能搞“一切权力归农会”；第二，可以特准组织农民自卫军，但只限于本村防御兵匪，供自卫之用，受政府监督；第三，可以发动减租，但不能自下而上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解决土地问题要等国民革命胜利后遵照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进行。这三大限制对于放手发动农民运动是不利的，但不失为初步解决农民问题的一个稳妥办法，对改善广东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是有利的，不能说是国民党压制农民运动。[※注]

邱捷进一步研究了孙中山早年作为贫困农家子弟的生活经历对其农民观的影响，以及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动员，认为，惠州起义参加者2万余人，其中不少是耕田的农民，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在不到半个月就发动了十几万民军向广州进发，这些民军以赤贫农民和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伍，数以十万计的农民拿起武器组成队伍举着革命党的旗帜，这说明，我们以为对孙中山及其同志动员农民的程度估计过低了。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没有针对阶级或社会群体的政策，他们无论从哪个阶级或阶层中都找不到稳定的支持者。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革命史叙事所认为的——是没有发动农民。1924年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借鉴了俄国经验，但在土地问题上并未采用共产国际关于国家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只承诺革命成功后对缺乏土地的佃农，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以及改良农村组织、改善农人生活等。因为孙中山熟悉广东的乡村基层社会，在这里，地主豪绅拥有强大的武力，控制着基层权利，农民的力量远不及豪绅。农民团体虽也有武器，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如民团。如果农民在未有充分组织与武装的情况下与地主冲突，那即使政府派军队介入也难以控制局面。因此，孙中山反对苏联顾问关于立即颁布分配土地法令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孙中山希望在“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近代中国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始终珍视的“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照价收买”的平均地权方法也缺乏可操作性。但是，孙中山关于工商发展必然会引起城市地价暴涨的预见，关于地价暴涨产生的财富必须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不能由少数人吞占，以及政府必须对乡村贫穷的居民予以特别的关心与帮助的主张，在今天仍然可以给我们启发。[※注]

关于劳工问题，国民党早在国共合作之前就已经十分关注，有学者指出，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和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当时即以研究劳工问题而闻名。邵力子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后，“全世界的人类，看作辟头应该解决的事情，就是劳动问题”，而中国劳动问题的解决，“不但消极的要废止种种恶法律，并须积极的制定保护工人很良好的劳工法规”。戴季陶也认为，“对于工人之利益及其社会的地位，更宜以法律提倡之保障之，使之确立。然后社会之发展，乃得健全，文化之布施，乃得普遍。”1920年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之后，明确提出了包括“保护劳动”“提倡工会”“草定工厂法”“监督各工厂”等内容的施政方针，戴季陶起草了《广东省工会法草案》，承认劳动者享有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和进行国际联合的权利。在孙中山柄政期间，国民党对工会发展给予的宽容和支持，使孙中山被人称誉为“劳工之友”，甚至“工人总统”。国民党改组后，更确立了“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的政纲。[※注]有关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也有学者进行研究。[※注]但相比于高涨的劳工运动，国民党更加重视对劳资关系的调解和控制，特别是在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后，后方安定和军事目标成了重中之重，国民党对劳工运动也出现压制倾向。

（二）对民众运动从扶助到压制

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态度，在1924—1927年经历了从扶助到压制的变化过程。梁尚贤将国民党与广东农运的关系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前期，从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到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国民党领导人积极投入宣传组织农民的工作中，坚决维护农会和农民的利益，使广东农运迅速崛起。二是中期，从1925年8月到1926年7月“北伐”出师之前，国民党中央基本上贯彻了农工政策，但已出现怀疑和不满。从1925年9月，指责农工运动幼稚的声音开始出现。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发出农工运动要纠偏的信号，摧残农运的恶性案件发生的频率增加。民团与农军的冲突，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北伐前，蒋介石公开演说不准农会工会自由，阶级斗争是反革命行动，总司令部有权指导农工团体，凌驾于一切之上。三是后期，从1926年7月到1927年广东“四一五”政变，这一时期，国民党与农民关系恶化，民团向农民发起疯狂进攻，农运陷入恐怖局面中。“四一五”事变之后，国民党更出动军警镇压农运，放纵民团疯狂报复，以血腥的手段葬送了广东农民运动。[※注]

郭德宏、梁尚贤指出，在大革命期间，不只共产党提出了土地问题，国民党也曾出现过激进的土地政策，一些国民党人也提出解决土地问题，1927年2月17日，邓演达在为汉口《民国日报》写的一篇代社论中说：目前我们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要“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孙科在湖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也说：“中国土地全在百分之五的少数人手里，我们统统拿回来，公公道道的分配”。在3月10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发表了《对农民宣言》，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最后之成功”；“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会议通过的《农民问题案》，规定准许佃农有永久使用土地权，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的土地财产，要求在本年内完全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等决议。二届三中全会后，由国共两党代表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人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从4月8日至5月6日多次举行会议，制定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处分逆产条例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提出没收除小地主和革命军人以外的沃壤超过五十亩、瘠壤超过一百亩者之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给无地、少地之农民。但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审核时，遭到谭延闿等人的反对而未予通过。[※注]

“北伐”战争是有关1924—1927年国民党研究的热点。关于“北伐”与民众运动的关系，传统革命史认为，北伐期间，爱国官兵、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但近年来更多学者认为，从国民党的实际政策来看，“北伐”反而是国民党从扶助到压制工农运动的转折点。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之后，广东的农工运动受到了广泛压制。因“北伐”成了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保证北伐的经费，广东政府在农民当中强制分摊债券。谁不购买，就说他是反革命，说他反对“北伐”。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态度也变化了，说工人运动妨碍后方，说“在北伐期间，罢工就是反革命”。过去共产党在农村提出的“自治”口号变成“通过官吏来进行管理”，反对当地市政官员的行动被当作反对国民政府和反革命的行为予以处罚，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一切纠纷也被认为应该通过法院来解决，不管地方上有没有那么多法院。北伐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开辟了道路。为北伐筹集资金而强行征收税款和摊派军事债券，加强了豪绅、高利贷者和被收买的官吏们的地位，进一步破坏了农民和国民政府之间尚未巩固的联系。随着北伐向长江流域推进，广东从革命策源地变成了后方，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中心也从广东转移到两湖流域。[※注]紧接着，两湖农民运动对传统的乡村秩序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又加剧了革命阵线的分化。

如何评价国民党对待农工运动的态度转变，传统革命史研究多认为是国民党“叛变革命”的结果。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国共两党本身的问题，或者农民运动自身的问题。如金冲及认为，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从蓬勃发展到跌入低谷，并不偶然。北伐前，中共在农村中做了一些工作，基础仍相当薄弱；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在合法条件下，通过各级农民协会把农民组织起来，迅速开展起如火如荼的斗争，但还存在两个严重弱点。湖南的军阀和地主武装势力根深蒂固。中共却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一旦旧势力猛烈反扑，一切民众运动便塌台了。[※注]梁尚贤认为，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火”和中共湖南区委的“左”倾领导应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失败承担一定责任。在“北伐”期间，国民党原本是整体“左”倾的，但在湖南农民运动面前产生了分化。1927年1月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以至各级党部都渐渐形成一派反对农民运动的倾向，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农民进攻，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中也存在着对农民运动的“赞助派”和“怀疑派”，“怀疑派”拥护农工政策，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产生恐惧和怀疑。中共湖南区委在大力驳斥反对派的同时，未能注意争取、团结怀疑派，把他们推到反对派一边去。湖南区委的这种“左”倾领导，使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越发不可收拾，终于发展到没收北伐军官家庭的土地财产和士兵寄回家的钱，不但平分土地而且平分一切财产的地步，导致国共两党的关系愈发紧张起来。[※注]对于武汉的工人运动，很早就有学者认为其中存在“左”倾错误。[※注]武汉时期激进的工人罢工，不但侵犯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且与农民、与军队都发生严重冲突，加深了武汉国民政府在经济、政治上的困难，是促成武汉“分共”的重要原因。[※注]杨奎松由此对武汉国民党的“分共”给予更多同情和理解，认为，共产党影响下的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脆弱的财政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虽然，无论是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是中共中央，都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中共基层干部的缺乏和在联共（布）党内斗争推动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政策的干涉，使中共的工农政策无法顺应形势做出相应调整，并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国民党人的疑惧心理。最终导致武汉国民党从“联共”最终走向“分共”。[※注]梁尚贤则进一步指出，“清党”之后国民党对农工运动的大肆镇压，得到了城乡买办豪绅阶级的全力支持，稳定了政权，却给国民党自身带来了严重伤害。从此，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却日甚一日，昔日农工热烈支持国民党的场面已无可能再现。梁尚贤认为，国民党因“清党”而抛弃农工运动所造成的致命伤，是其走向失败的起点。[※注]

（三）国民党与商人的关系

关于商民运动研究，在传统革命史中不受重视，近十几年来则研究成果卓著。[※注]正如冯筱才指出，研究商民运动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来梳理国共两党民众运动的经验和局限。如果我们想了解国民革命与北伐对地方社会究竟造成了什么影响，拥有较完善组织的商人与地方士绅如何面对这一巨大历史变动，对于商民运动的研究则可以提供一个观察视角。冯筱才在其关于商民运动的专著中认为，国民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商团事件后商民协会成立到国民党“二大”，主导者是国民党，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一系列政治运作中得到商界的配合；第二阶段从“二大”到北伐前夕，中共将更多注意力转移到商民运动，在策略上将店员及学徒当成主要的运动对象，使商民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转变成了中共主导的店员运动；第三阶段从北伐开始到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这一时期国民党更关心的是财政收入和军饷筹募，亟须地方商会的配合，商民运动出现分化；第四阶段从二届四中全会开始到商民协会被取消，国民党的民众运动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各级党部的商人部均被取消，然而地方党部、商民协会与商会的争端却趋于白热化。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商人实际上是最不需要“运动”，对“运动”最感到恐惧的一群人，他们需要的是安稳的营业环境和一个可以对利润率做出预测的政经制度及社会秩序，因此“商民运动”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谁运动？运动谁？作者认为，国民党发动商人运动，是要求商人对革命做出贡献，并将其纳入政府的控制，而要商人参加运动，则必须让其看到可预期的利益。作者还考察了商民运动过程中，政府、商会、商民协会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最终认为，在商民运动中，进而在整个国民革命的民众运动过程中，都存在着革命话语系统与党人政治实践相悖的状况，虽然政治领袖高谈民众利益至上，但民众始终都是工具。而当一个政党将民众作为工具的时候，所构建起来的“民众力量”，也会在瞬间化为泡影。[※注]

朱英的《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也是系统讨论商民运动的一部专著。作者从国民党与民众运动的大背景，从商民运动的发端开始，考察国民党在商民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分析商民运动在初期滞后于工人、农民、学生运动的原因。继而通过对广东、湖南、湖北、上海的个案研究，对商民运动的起步、扩展、兴盛、余波以及结束的各个不同阶段，进行深入论述。并对商民运动期间商民协会、商会、店员总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商民运动期间的劳资关系、国民党相关政策的变化与影响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除商民运动研究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城市史研究的发展和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的先后兴起，关于国民党与商人、商团、商会关系的研究都有了长足进展。研究者开始超越“革命/反革命”框架和“资产阶级”属性，以新的视角和理论研究国民党与商人、商团的关系。[※注]

例如关于1924年的商团事变，传统革命史认为，1924年10月的广州商团叛乱，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妄图推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破坏中国革命的严重反革命事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平定商团叛乱，是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项重大决策。[※注]邱捷则指出，商团事变是广州商界同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冲突，其性质无疑是反革命的，但有关事变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却缺乏有力证据。在整个事变进程中，无论是英国还是南北军阀，都没有给予商团任何实质性援助。商团事变是由商团及其背后的广州商界同孙中山政府的对抗而引起的。然而广东商人为何敢于对抗政府？全面认识此问题，必须了解：第一，清末以来广州商人团体对抗当地政府的传统；第二，民国初年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及商团武装的发展；第三，商团事变发生之前广州商人同政府关系的恶化。邱捷认为，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政权，主要依靠滇桂军等外省军队。为维持人数众多的军队以及进行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行动，政府不得不对商人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和发行缺乏准备金的纸币。各路军队也包烟包赌，擅自征收捐税。这些客军的军纪都很差，结果不断同商人发生摩擦。孙中山政权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政权。孙中山的理论和国民党的纲领，使这个政府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的一个。但这个政权的重要支柱——军队，以及它所实行的税收政策，却不能不令商人痛恨。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广东开始成为新的革命策源地；但在商人眼中，广东则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动乱时期。战争不仅严重影响商业，加重商人负担，各方军队首先是孙中山的军队，更给商人造成大量直接的损害。同时，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也不可能长期容忍这样一支不受统辖、人数众多、枪械精良而又抱有敌意的民间武装。因此政府和商团的冲突是很难避免的。[※注]

关于商团事变和国民政府与商人的关系，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研究，但大都扬弃了帝国主义和南北军阀支持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广东政府加重税收，商团拒绝纳入革命政府体系，是导致以孙中山政府决定消灭这支异己势力的根本原因。[※注]敖光旭则将西方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理论运用于广东商人与国民政府关系的研究，认为，存在于1911—1924年的广东商团，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陈廉伯在1919年执掌粤省商团后，就开始刻意打造“商人政府”，广东商团亦得到快速发展。在愈演愈烈的官商摩擦、军团冲突、罢市风潮的历史过程中，广州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和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地位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同样显现于广东。[※注]作者还进一步研究了真正对商团事件产生了影响的国际势力——共产国际。指出，商团事件发生后，莫斯科通过在国际上发动“不许干涉中国”运动，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通过具体实施“楔子”战术并在广东“引入”阶级斗争，成功地促使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最终镇压了广东商团，从而使商团事件成为中国大变局之枢纽。莫斯科力图转变世界革命战略并在远东引发革命新风暴，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革命激进思潮，对事件本身及其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注]

在广东商团之外，冯筱才还通过对1927年苏州铁机工潮案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四一二”前后地方层面国民党部、国民党人与商人阶层的关系，借此可以增加我们对北伐前后劳资冲突及民众运动更深层次的了解。该研究表明，国民党地方和中央政府在面对劳资对抗时，常因中枢不定、党纲不明，而表现得无所适从。但对地方政府而言，党权的上升可能未必是件好事，在地方事务的处理及财政难题上，政府需要的不是党人的口号与标语，而是地方商绅的实力援助，对军人而言，军饷筹措更高于一切空洞的主义宣传。因此，当国民党的政治家与军人把这些实际考虑投射到劳资冲突案时，党人的理想就很难实现了。同时，地方商绅在保持一定权威与资源占有权的同时，也会做一些不得已的让步。最终形成了国民党处理劳资冲突和维持与工商界关系的基本模式，即所谓“劳资调合”模式，对于工人，不鼓励破坏性的手段，鼓励建设性的劳工运动。对于商界也施以压力，不准其随意停闭歇业。但此种立场却可能导致两面不讨好，失去战斗动力的基层党部可能在地方权力架构中渐渐成为配角。既有的商绅势力仍然在地方事务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注]所有这些对国民党与商人关系的研究，都有利于我们更加贴近历史，认识中国地方社会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变化，以及国民党在其中所扮演的真实角色。

三 多重视角与研究方法

敖光旭的《商人政府之梦》，可看作是将西方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理论运用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商人阶层与政府关系研究的一个代表。事实上，随着革命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史研究中的逐渐淡化，很多学者都开始探讨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将之应用于现代政治史的研究。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就借鉴了社会史研究“眼光向下”、“自下而上”看历史的视角，不是从国民党最杰出的一些政治人物身上，而是从下层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结构入手，探讨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为民国政治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罗志田引入地域观念与地缘文化的视角解释孙中山逝世后广东政局的变化和北伐战争的迅速获胜，指出，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广东政局变化中，“土/客”矛盾占据着重要地位。新政权为巩固对广东的控制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广东权势演变的大趋势是以国民党和黄埔军为核心的新型“客军”击溃相对旧的客军和本土军，而在革命史叙事中则表述为“革命”军打垮了“反革命”军。[※注]

以往革命史研究对于北伐战争迅速得胜的原因，除直接的战场交锋外，多重视普通民众对北伐军的支援，以及北伐军政治宣传所起的功效。罗志田认为，战前派大量宣传员去敌占区发动群众的说法是一种“迷思”，靠一些小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讲演、散传单、贴标语就想发动农民支援北伐军，这种可能性太小。北伐战争中农民对北伐军的支持，主要是地域文化和地缘认同在起作用。他指出，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化就有南北之分，两千年之治乱兴亡，南北之间或明或暗总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进入民国之后，南北渐成国民党势力范围和北洋势力范围的代名词，这种地缘文化认同，对北伐战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统治南方省份的北洋军人富有南北意识，强调自己的北方认同，并以客凌主，激起南人的不满。如北伐战争中重要的湖南战场，自赵恒惕引北军入湘，湘人对北军就已恨之入骨，不待国民革命军宣传，也会起而襄助南军。早在1917—1918年护法战役时，湖南人民就对与北军作战的湘军给予热烈支持，与北伐情形完全相同。因此湖南民众对北伐的支援，主要是地缘文化认同在起作用。而一旦离开长江流域，北上至黄河流域，加强了北军的乡土观念，南军作战就感到困难。

要言之，是地缘文化推动了军事进展，军事成功促进了宣传功效，宣传功效又造成战场之外的舆论，舆论又影响人心，形成了一种“有道伐无道”的声势，使国民党一举打垮了北洋军阀。[※注]王奇生也指出，北伐战争在当时一般民众的心目中，很大程度上就是南北之争，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的乡土观念及厌恶北军之心理，非常有助于国民革命军。并进而指出，中国人的地域文化观念并不仅见于南北之间，南军内部的粤系与浙系之间亦是壁垒分明，当时的《大公报》甚至认为，国民党所谓左右派之争，实际上是浙江人与非浙人争饭碗而已。[※注]这种地域观念与地缘文化的视角，同样丰富了我们对于民国政治变迁的理解。

又如心理分析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引入。杨奎松在研究三二○事件的发生时，特别分析了其与蒋介石心理因素的关系，认为蒋之所以会走到三二○事件这一步，固然由于他对一些信息的严重误读，但也与其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分不开。根据杨奎松的描述，蒋介石性格暴躁、多疑，神经脆弱，容易陷于极度焦虑，且爱面子，具有强烈的自负心理，不惜铤而走险。在三二○事件中，他一直处在极度愤怒的状态，始终认定汪精卫和俄国军事顾问要设法陷害他，以致越想越气，几乎到“怒发冲冠”的程度，感到如“入地狱”一般痛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三二○事件“也许是一个证明挫折感、特别是威胁感，对于具有‘独裁人格’的人，极易引起强烈的侵犯性情感和行为的相当典型的例子”[※注]。

王奇生的《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一文，研究幼年失怙对蒋介石个性特质铸就和行事风格的影响。认为，在蒋的早年记忆中，具有强烈的“恨父恋母”情结，由两位寡妇（外祖母和母亲）抚育、呵护成长的经历，造成蒋性格中的某些女性化倾向，如阴柔、脆弱、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整洁、爱操劳细事等。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僻的个性。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这种对人基本信赖感的缺乏，养成蒋成年后幽暗、多疑、敏感的性格和“雪耻”情结。而九岁丧父，没有父权的压抑和阻碍，又铸就了他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个性，容易对来自外界的控制、驾驭产生强烈抗拒。这一系列性格特征，促成了蒋的独裁倾向。当蒋在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成为真正的最高领袖以后，其自我认知就越发膨胀。其初不信任人，进而目空一切；其初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信任，进而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赏识，最终走到孤家寡人的独裁政治。[※注]

图像史研究，从图像中发掘历史变迁的信息，也被应用于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如王奇生的《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作者探讨了漫画作为“史料”运用于史学研究的价值。指出在救亡与启蒙交迫的近代中国，漫画作为唤起民众、激扬人心的宣传工具，具有强烈的社会教化功能。在“北伐”时期，漫画相当流行，不仅国共两党及国民革命军广泛运用漫画进行民众宣传和动员，北洋军阀亦利用漫画进行反宣传。作者分别探讨了发动“北伐”的南方政权、被“伐”的北方政权和置身南北交锋之外的漫画界对“北伐”的图像描绘，以此来透视北伐时期的政治社会形势。[※注]

此外，还有话语研究。1924—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中除“文化大革命”之外，唯一被以“大革命”命名的年代。王奇生通过探讨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三大政党如何竞相动用“革命”话语的过程，揭示了20世纪中国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演变。20年代初，“革命”成为各党派的共同诉求，尽管他们都是以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依归来解释“革命”，但都以“革命党”自居，将革命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新生等意象相关的强势政治文化。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而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而在革命话语日趋神圣化的同时，又蕴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三党唯己独革、唯己最革的内在逻辑和斗争策略，将“革命”与“反革命”建构成为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开了中国革命文化的滥觞。[※注]

※ ※ ※

1924—1927年的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北伐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变迁，为国民党和中国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对这一时期政治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热点。不难看出，在过去六十年中，中国大陆学界对于这一时期国民党的研究视角、理论、方法、评价，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例如：（1）社会史“眼光向下”、基层视角的引入，突破传统政治史的权力斗争，从更广阔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社会来研究政治事件的发生、演变，如王奇生对国民党基层组织的研究，邱捷从商团视角和广东地方社会特点出发对商团事件的研究；（2）理论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扩展，如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吸收，以及图像研究、话语研究，等等。

尽管取得了很多成果，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民党研究，仍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阐释的问题。例如对于国民党左派的研究，最初我们只是强调其为国民党内主张“联共”的一个派别，继而注意到共产国际和中共有意在国民党中打造“左派”的策略以及“左派”的流动性。但对于被称为“左派”或自称“左派”的国民党人的思想，还缺乏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孙中山在“联俄”的同时，也提倡“大亚洲主义”，而汪精卫更以早年“联共”、晚年“投日”闻名，从孙中山到汪精卫，对于中、日、俄三者的关系有怎样的构想？对于华盛顿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有怎样的认知？这些认知对其具体的政治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廖仲恺、汪精卫、宋庆龄等人，他们分别有怎样的国家思想，包括对于国家政体的观念、对于如何安排武力的思考？他们对民族、民权、民生问题怎样解释？他们的经济思想，对民众运动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等等。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也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当我们对僵化的阶级分析予以质疑时，也不应该忽视，任何一个大规模政治运动和有社会影响的政治事件的产生，都有超越政治斗争本身的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基础。任何政党或政治势力的背后，都有其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意识到这些层面，或许将有助于继续推动这一时期政治史研究走向广阔和深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