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于1928年至1932年间，经历了一个特殊而动荡的时期，在二次北伐完成，形式上实现统一，宣布进入训政时期之后，国民党政权内部，各政治、军事派系之间分分合合，政治博弈与军事角力不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时期亦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整合时期。蒋介石凭借其政治、军事、财政优势，采取分化瓦解等政治手段，战胜其他政治、军事对手，整合国民党内部。初步实现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所面临的一大威胁，是外敌的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亦使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面临空前的挑战。1928年至1932年间，虽然政局动荡，但初建的南京政府亦开始了政权建设，在政治体制方面，建立了训政体制，五权制政府，实行以党治国，在立法、司法、财政、金融、经济、地方政权等方面，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建设。

1949年以来，中国史学界关于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其所走过的路径，与整个民国史研究大体一致。大陆的民国史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前，由于政治与学术环境所限，除进行些许资料整理工作外，独立客观的民国史研究难以存在。1978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改组为民国史研究室为标志，民国史学科正式建立；1978年及1981年，由该研究室所编《民国人物传》第一卷及《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分别出版，标志着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开端。[※注]关于1949年以后民国政治史的研究状况，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述评。[※注]1999年，汪朝光在回顾五十年来民国政治史研究的进展时，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8年至1989年，第二个阶段为1990年以后。[※注]这种划分方式大体亦适用于对1978年至今有关1928年至1932年的民国政治史研究状况的分析。

1978年至1989年间，民国史作为一门学科建立并获得初步发展。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有关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渐回归实事求是的路径，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产生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一系列学术会议的召集，如：1984年召开的首届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1987年召开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1981年召开的“九一八”事变史学术讨论会等，都对相关研究起到了组织与推动作用。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尚未跳出单一革命史观的局限，史料相对缺乏，加之整个学术界尚未对学术规范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导致一些研究成果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仍缺乏严谨。

在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方面，此阶段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辑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包括大事记、电稿、译稿、人物传记、专题资料选辑、增刊等专题）、荣孟源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等出版。[※注]在研究成果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民国人物传》开始陆续出版。此外，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张同新所著《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和《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等，亦是此时期民国政治史研究的代表性研究著述。[※注]

自1990年至今，对于1928年至1932年间的民国政治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日渐发展繁荣的阶段。研究领域继续拓展，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得到强化，史观从单一走向多元，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学术研究人员队伍逐渐壮大，学术会议与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推动相关研究进展的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史料的发掘与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海内外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开放及出版。其中，台北“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核心档案的公布，苏联档案的解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日记，以及孔祥熙、宋子文档案的公开，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发掘与出版，均促进了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同时，国际学术交流的发展，为研究者利用中国台湾及海外史料，以及借鉴新的研究理论、打开研究视野均提供了便利。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受中国学术界整体风气影响，史学研究日益规范化。

此阶段，在重要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陆续出版齐全，其中，第五辑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档案资料汇编。[※注]辽宁省档案馆所编《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出版，全书共六卷，涉及张学良与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等问题。[※注]此时期，在通史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的完成与出版。全书共十二卷十六册，其中，涉及1928年至1932年间历史的有杨天石主编第六卷、曾业英等著第七卷、周天度等著第八卷上册。[※注]《中华民国史》以民国政治演进为主要关注内容，史料翔实、论证严谨，是近年来民国政治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与《中华民国史》同时出版的还有《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八卷八册）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十二卷十二册）。[※注]杨奎松著《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亦以政治史为主线，系统考察了由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西安事变，国民政府的政治进程、内外政策，中共苏维埃革命的进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以及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等问题。[※注]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二卷：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曲折发展（1927—1937年）》由跳出政治史框架、构建断代通史的基本设想出发，以“建设现代中国”为主线，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做了全景式的考察与展示。[※注]在专题研究方面，此时期亦有大量研究著作出版，较有代表性的有：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陈红民著《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金以林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等。[※注]

一 统一局面的初步形成

1928年间，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二次北伐，以北洋政府统治告终。是年，新疆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同年底，张学良宣告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曾业英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七卷对这一过程作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注]而在此过程中，济南惨案与东北易帜是引起学者关注的两个事件。

杨天石利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及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黄郛档案，考察济南惨案交涉的过程，提出济案交涉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开端。济案交涉的基本方针是蒋介石确定的，在交涉过程中，蒋介石的对日、对外妥协性格已经须眉毕现，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正是由此继续发展。[※注]臧运祜根据日本已出版的外交文书等资料，探讨济南惨案的外交交涉过程及其“解决”问题。他认为，济南惨案发生后，在国民政府的坚持下，济案转入外交交涉，中日两国进行了近十次谈判，最终达成了“解决”协议。但对于中方而言，济案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解决”，相反，国民政府为了换取日军撤兵，不惜以保证取缔反日运动、继续履行北京政府在山东问题上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从一定意义上说，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实肇端于济案交涉。[※注]

陈谦平针对以往论者将济南惨案后蒋介石绕道北伐视为其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之开端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蒋介石在处理济南惨案时的决策是正确和适当的。蒋介石对于济案进行了冷处理，忍辱负重地做出绕道北伐的决策，避免了中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发生，使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占得先机。而田中内阁积极的对华干涉政策不仅未能将东三省同中国本土相分离，反而激化了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不信任和仇恨，在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影响下，柳条湖事件及东北易帜发生，加深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注]

罗志田则探讨了济南事件的影响。他将济南事件视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济南事件迫使国民党至少从两个方面做出政策调整：首先，国民党由重内争轻外事转向以消除外患为当务之急，由此，中国民族主义御外的一面亦压倒了其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面；其次，国民党的外交重心发生转移，由与日本维持一种稳定的工作关系，转向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以制衡日本在中国日益增强的侵略行动。[※注]

近30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围绕东北易帜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1998年，张学良研究会主持召开了“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档案资料方面，1999年，《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一：张学良与东北易帜》出版。在论文集方面，有《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学良与东北易帜》等出版。[※注]

对于东北易帜的历史作用与意义问题，以往研究者倾向于将东北易帜视为张学良投靠蒋介石之举，认为其结果是扩大了国民党的势力，不利于中共的革命事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者已普遍倾向于对东北易帜给予正面的评价。对于张学良实行易帜的出发点以及他在易帜过程中的考量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钱进认为，张学良东北易帜是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百般阻挠，维护祖国领土主权，捍卫民族独立，为现代中国作出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贡献，功不可没，值得称赞。[※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研究者提出，东北易帜经历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四个步骤。[※注]这一观点流行一时，亦为钱文所采用。曾业英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目前的东北易帜研究过于偏重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而忽视对事件过程的探究。他通过对东北易帜全过程的梳理，提出，东北易帜是北洋政权覆灭的产物，也是蒋介石、张学良本着国家统一方针，经长时间的和平谈判，最后由蒋介石作出全面让步的结果。张学良多次推迟易帜的原因，固然有日本干涉的外来因素，但亦有他借以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力的主观意愿。张学良是东北易帜的最大赢家。对于东北易帜的“四个步骤”之说，曾业英认为，东北易帜与京津易帜是性质有别、方式不同和主持各异的两件事，所谓“四个步骤”仅是研究者的臆想，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注]

二 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整合

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局经历了一个相当动荡的阶段。在国民党政权核心，在中央政权与地方实力派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较量。对于这段历史，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倾向于以“新军阀混战”进行界定，并受革命史叙事影响，倾向于采用毛泽东的论断，以“狗咬狗”来定性国民党各派之间的斗争。张同新所著《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是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记述从1927年国共分裂至1932年初蒋汪合流的历史，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历史的专著，具有一定影响力，2010年，复以《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之名再版。[※注]张同新还对“新军阀混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新军阀是国民党军事实力派背叛大革命的产物，并分析了新军阀混战的基本历史线索，提出1932年初，蒋汪合流，蒋出任军事委员长，非常会议瓦解，是新军阀混战历史阶段的结束。[※注]受革命史叙事的影响，作者对蒋介石其人及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大体均持否定评价，并作将国民党内部斗争视为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各国间矛盾的反映。此外，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第3卷、薛谋成的《论蒋桂战争——国民党新军阀史研究之一》、李静之的《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孙代兴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与滇系军阀的演变》、刘其奎的《蒋介石讨桂战略述论》等，亦是从“新军阀混战”视角出发对民国政治所做的考察。[※注]

自1990年初，研究者更多倾向于以“派系斗争”“派系政治”的视角来考察这段历史。“派系”是国民党政权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符号，体现于其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各领域，并贯穿于民国历史始终。之所以用“派系斗争”“派系政治”取代“新军阀混战”视角，一方面，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仅从“新军阀混战”角度理解，“会导致研究者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派军事实力的角斗上，而忽视它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注]；另一方面，以相对更为中性的“派系斗争”取代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新军阀混战”，也体现了民国史研究更加趋向客观。

1992年出版的由郭绪印主编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梳理自第一次国共合作至退守台湾后的20世纪70年代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研究著作。郭绪印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把持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之外的国民党派系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政治派别，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派、政学系等；另一类属于地方实力派，如冯玉祥系、阎锡山系、西南地方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由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特征之一是“各派斗争的主要对手都是蒋介石集团”，因而全书主要围绕蒋介石与各派系之间争夺权力的关系这条线索展开。[※注]此外，亦考察了蒋介石系统的黄埔系、两大特务系统、CC系、新政学系、朱家骅派、蒋经国系等之间的关系。该书以“派系斗争”视角取代“新军阀混战”视角，并提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性质是复杂的，以往将其简单归结为“狗咬狗”的权力之争，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然而，该书尚未完全跳出革命史叙事的影响。作者剖析了国民党派系斗争产生的原因、特点、结局及历史作用，提出，国民党派系斗争，既有破坏经济、给人民带来苦难、削弱国防力量等方面的消极作用；又有积极的作用，即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注]

金以林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是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国民党派系政治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作者主要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公开的大量海内外档案史料，主要考察自孙中山去世至1932年蒋汪合流，国民党内高层各派系以争夺“党统”“党权”为中心的分分合合、此消彼长、错综复杂的权力重组过程，探究蒋介石如何一步步取得“最高领袖”的地位。此外，作者引入了地域视角，考察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还对国民党的派系作了系统的分析，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很浅，如果没有党内原来就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派系势力的加入，他们很难发挥大的作用。第二类是指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已经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之间形成的派系。此类又可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为掌握党的正统权力机构而形成的派系，如汪兆铭、胡汉民、蒋介石、孙科、西山会议派等；另一种是以蒋介石为核心而分立竞争的派系。[※注]

对于1928年至1932年间国民党派系政治的研究，除上述几部进行总体探讨的著作外，亦有不少研究者对国民党政治人物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以下分述之：

（一）从蒋胡合作到蒋汪合作

1.蒋胡关系：由合作到破裂

二次北伐完成，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实现统一，国民党也成为统治全国的执政党。同时，蒋介石与胡汉民合作格局形成，蒋、胡关系走向也影响着随后数年间南京政府的政局发展。在最初的两年间，二人分工合作，胡汉民在蒋介石与其对手的斗争中始终站在蒋氏一方；此外，他倡导“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规划五院制度，主持立法，对初建的南京政府起了重要的擘画作用。然而这种合作关系终因约法之争而彻底破裂。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导致各派势力联合反蒋以及宁粤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团结御侮”的舆论压力迫使宁粤双方举行和谈会议，蒋介石迫于压力，第二次下野。其后经历短暂的孙科政府后，蒋、汪达成合作，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的六年合作格局。

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政要人物，一直是大陆史学研究的“禁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及史学研究的发展，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关于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的学术研究工作均陆续端倪初见。[※注]就1928年至1932年间蒋、胡关系的研究而言，亦发端于此时期。

1986年发表的陈红民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讨论“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以“抗日”“剿共”“倒蒋”为中心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活动，认为胡汉民此时期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注]周聿峨、陈红民所著《胡汉民评传》对1928年至1932年间胡汉民的言论及活动，如倡导训政、主持立法、与蒋介石的冲突，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反蒋活动，如组织“新国民党”等，皆有所考察。[※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海内外有关蒋介石、胡汉民档案资料的逐步发掘、整理、开放，极大推动了蒋胡关系问题研究；众多研究者在此领域的耕耘，又使相关研究不断推进。

1991年，杨天石的《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蒋胡和解》一文发表，首次利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披露胡汉民晚年，基于抗日和反对独裁的需要，曾数度联络、组织力量，准备军事倒蒋的史实。[※注]此后，杨天石进一步利用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及“国史馆”所藏胡汉民档案，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因不满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而产生的多股反蒋抗日潮流进行了考察。[※注]自2002年，陈红民亦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对晚年胡汉民做了一系列研究。他考察了1932年至1936年间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态度——他们以“抗日反蒋”为旗帜；同时，又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陈红民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进而提出，胡汉民与两广对日政策的主流是抗日的，应基本予以肯定。[※注]陈红民还考察了1932年至1936年间西南政权内部关系，[※注]以及1931年至1936年间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的演变脉络，即由激烈反张、拉拢联络到松散结盟等问题。[※注]2003年，陈红民所著《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出版。作者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展示晚年胡汉民等在野政治家以两广为基地，联合地方实力派酝酿反蒋运动的史实。对于1931年至1936年间的蒋、胡关系，作者从“在朝”与“在野”的角度，来探讨胡汉民政治态度的变化，特别是胡、蒋之间的微妙关系。2005年，陈红民辑注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出版，其中收录1931年至1936年间胡汉民与各方往来函电两千六百余件。[※注]

关于“约法”之争问题，杨天石利用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抄本、蒋介石致胡汉民函等材料，对“约法”之争及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作者提出，20年代末期，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和地方实力派相继掀起批判独裁，要求实行民主和法治的潮流。面对这一潮流，国民党主流派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蒋介石虽无多少民主思想，但他在中原大战后，转而倡导约法，这主要是由于中原大战和北平扩大会议的刺激，亦是“政治刷新”，借以争取人心，稳固自身统治；而胡汉民则坚持一贯主张，反对在当时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蒋胡矛盾还涉及其他许多方面，其中，胡对蒋的批评和牵制是招致蒋不满的主要原因。“软禁胡汉民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一次典型政治事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自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仅存的一点民主气氛扫地以尽。”杨天石以“追求法治始，破坏法治终”来评价蒋、胡之间的这场纷争，认为：“原本是追求民主和法治的努力（虽然是表面上的和形式上的）却变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这一事件深刻地说明了现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注]陈红民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档《事略稿本》，对“约法之争”的一些细节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究，考察了促使蒋介石下决心拘禁胡汉民的外部因素，以及他事前的善后安排。[※注]

2.从宁粤对峙到蒋汪合作的形成

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事件导致宁粤对峙局面的形成，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又促使宁粤双方坐到谈判桌旁，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由此发生了新一轮的权力重组。

围绕粤方“非常会议”，1985年发表的闻少华、孙彩霞所著《“非常会议”中的几个问题》，考察“非常会议”反蒋运动的特点、失败原因，以及宁粤双方因何未发生军事冲突等问题。作者认为，此次反蒋运动，是国民党内部“狗咬狗”式的权力之争。宁、粤分裂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非常会议还削弱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力量，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注]1991年发表的金以林所著《胡汉民与“非常会议”》以胡汉民的人生沉浮为中心，考察了胡氏由助蒋到反蒋被囚，再到引发非常会议召开，直至蒋介石下野，胡本人退避香港的经历。[※注]近年来，金以林进一步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阎锡山档案和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等资料，围绕由宁粤对峙到蒋汪合作达成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各派系之间关系，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之间分化重组的过程进行了一系列考察。他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考察了从汪、胡联手反蒋到蒋、汪合作的过程。提出，和谈期间，蒋介石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并不断地分化各派反蒋势力的联盟。上海和谈是宁粤对峙事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前后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分化组合。[※注]他还对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及再起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展现了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一次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以及此过程中蒋介石精心擘画、以退为进、分化拉拢的政治运作。[※注]金以林的《汪精卫与国民党的派系纠葛——以宁粤对峙为中心的考察》，以汪精卫的政治抉择为主线，考察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的派系纠葛以及汪、胡、蒋三方关系的戏剧性转变，梳理从汪联胡反蒋，到汪、胡合作破裂，再到蒋、汪合作排胡的过程，展示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和权力转移，并揭示汪精卫的政治品格。作者的结论是，导致国民党派系之争的真正原因并非党内领袖间不同的政治态度。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胡汉民等国民党派系，彼此之间的政争焦点，更多的是集中于党的权力之争。此外，作者提出，汪精卫自视为国民党领袖，加以国民党的“党治”体制的存在，故而他为恢复在党内的权力，再次选择与蒋介石合作。但在蒋汪合作局面形成后，各项大权仍集中在蒋的手里，这时的蒋汪合作，已不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合作，汪精卫已不可能再从掌握“党权”进而获得政权和军权。[※注]

针对宁粤之争是蒋、汪、胡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而非领袖的不同政治态度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刘大禹认为，宁粤对峙除个人权力之争外，亦体现了不同的政治态度之争，宁粤和解以妥协方式避免了危机，并导致相关制度规范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重视以制度规范权力的现代政治理念。通过和解，蒋的第一次集权模式暂时受挫，蒋在冲突中作出了主动或被动的让步，从而维护着国民党的继续治理与危机应对。[※注]

对于蒋汪合作初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亦有一些学者做了考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张同新所著出版于1988年的《蒋汪合作下的国民政府》，是最早研究1931年至1938年间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的专著。段智峰的博士学位论文《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档”和《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等的文献资料，通过政治制度视角与国民党内政治生态、政党文化视角，考察1931年至1938年间蒋汪合作格局的基本面向。鉴于以往学界对蒋、汪合作研究存在过于强调蒋、汪间的政策差异与利益冲突的取向，作者以蒋汪关系中的合作面向为考察中心。他提出，蒋汪合作得以形成，既有二人各自权力考量、国民党内政治生态与权力竞争等现实层面因素的作用，又有蒋汪基本理念、政见的趋同等理想层面因素。“安内攘外”政策是构成蒋汪合作格局最为本的政治基础。[※注]

3.汪精卫及改组派

1928年至1932年间，汪精卫参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争夺，在民国政局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档案资料相对缺乏等原因，学界对于此时期汪精卫的研究，与蒋介石研究及胡汉民研究相较，总体上略显薄弱。尽管如此，近年来，不少学者尽力搜集材料，除前述蒋汪关系、蒋胡关系等问题外，亦对此时期汪精卫的政治思想、汪精卫与张学良关系、改组派等问题，做了探讨。

谢晓鹏的《理论、权力与政策——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研究（1925—1938）》，系统研究了汪精卫1925年至1938年间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注]谢晓鹏的《汪精卫与张学良关系之探讨》，梳理了从反直同盟到西安事变，汪精卫与张学良的恩恩怨怨，其中包括在中原大战中的结怨，以及“一·二八”事变中的矛盾、热河危机中的对抗。[※注]

1928年冬至1931年初，国民党内活跃着一个由陈公博等人发起、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反对派——改组派，其政治主张及活动曾产生一定影响。大陆学界对于改组派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刘建皋的论文《改组派初探》考察了改组派的成员构成、政治主张及反蒋活动等问题。作者提出，改组派的成分复杂，大体可分为三类：改组派上层中既有试图与蒋介石争权夺力的失意的政客和军人，也有试图改组国民党，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人还有彷徨苦闷中的知识分子。作者认为，改组派“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主张具有欺骗性，其上层分子的目的是争夺党政大权。总体而言，对改组派持否定和批判评价。1992年出版的郭绪印著《国民党派系斗争史》考察了改组派的反蒋运动，对于改组派，特别是其领袖人物，给予了更为积极的评价，肯定其政治主张具有民主的一面。作者分析改组派产生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进而提出，改组派的领袖人物具有旧民主与改良主义思想，既不满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又不认同中共的理论，企图走一条中间道路，在权力斗争失败后转而鼓吹社会上业已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发起政治运动。郭绪印以社会成分将改组派划分为两类：其下层是处于彷徨苦闷中的知识分子；其上层分子政治倾向较为复杂，既具有一定的民主、进步思想，又在国民党内身居高位，属于党内在野派。后者之参加改组派，既是出于主义之争，亦是出于派系之争，随着运动的深入，其主义之争往往服从于派系之争。他认为，改组派的一整套政纲显示出，国民党内具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人，以在野身份对国民党“分共”以后的各项政策进行反思；亦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在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注]总的来看，20世纪80至90年代，学界对于改组派的研究仍较缺乏，2000年以后，相关研究有所增多，并趋向深入。田守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国民党改组派研究》系统研究了改组派产生的派系根源、社会基础，以及其组织体系、理论、政纲、军事反蒋活动等问题，重点考察改组派之所以迅速在国民党内获得广泛支持和较强政治影响力的原因，认为，这是由特定时代政治背景下多种复杂因素导致的。[※注]李志毓则以“国民党左派”来指称改组派，做了一系列研究。她考察了1927年武汉“分共”之后，以陈公博和《革命评论》杂志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所提出的论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理论以及联合工农小资产阶级、建设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认为这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中间道路”探求。[※注]李志毓还对国民党激进“左派”的“党治”理论做了考察，提出，1928年，在国民党面临腐化危机的背景下，以陈公博和《革命评论》作者群为中心的党内激进“左派”为恢复国民党“一大”的改组精神，从阶级成分、组织与训练、人才选拔机制等方面重新阐释了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论。其党治理论的特点是：援引唯物论和阶级论的视角，讨论国民党的群众基础问题，重视党内民主，试图通过“民主化”和“青年化”来解决国民党的腐化问题。[※注]

（二）地方实力派

1978年以来，大陆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地方实力派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方面，各地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如：《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信》《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第4册及第5、6册合集等。[※注]自1959年起，各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整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此外，1978年后，相关人物的日记、回忆录、文集等资料亦有出版，如：《冯玉祥日记》《阎锡山日记》《陈铭枢回忆录》《邓演达文集》《中原大战内幕》等。[※注]

在地方派系研究方面，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第3卷考察了西南新军阀从形成到消亡的全过程，涉及1928年至1932年间蒋介石与湘、粤、桂军阀间的争夺，云、贵、川军阀混战，西南军阀对红军的“围剿”，以及西南的经济、教育、对外关系等问题。[※注]莫济杰、陈福霖主编的《新桂系史》则探讨了新桂系由兴起、发展到消亡的全过程，亦考察了30年代前期广西当局的施政状况。[※注]邓正兵著《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1927—1936年）》，由广东地方实力派着手，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主义。作者分析了广东地方实力派的组织结构、派系意识形态，考察了广东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广东地方社会的动员和控制，并论及广东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之外的外部力量之间的联系。[※注]罗敏的《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利用近年来公开的海内外档案等材料，重构1931年至1936年间西南与中央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一方面，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通过勾勒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应对和解决西南问题，揭示蒋介石作为政治领袖的成长与局限，分析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对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兼顾地方的视角，通过还原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来审视在中央集权重建过程中失势政治人物与地方政治势力的生存困境。[※注]

在地方实力派人物研究方面，大陆学界对于冯玉祥、张学良的研究开展较早，其中，张学良因其传奇的生命轨迹、在近代史中的独特作用，加之国家统一大业的现实需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民国地方实力派人物之一。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尽管许多民国地方实力派人物，在史学界内外引起广泛兴趣，围绕这些人物的生平，亦有大量传记文献出版，但以通俗性读物居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性著作仍较为缺乏。[※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高兴亚著《冯玉祥将军》，郭绪印、陈兴唐著《爱国将军冯玉祥》，蒋铁生编著《冯玉祥年谱》，景占魁著《阎锡山传》，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荣维木著《李宗仁大传》，肖自立著《陈济棠》等。[※注]

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学界习惯于以“新军阀”指称地方实力派，并认为其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剥削压迫，倾向于将其所作所为均视作以争权夺力、割据一方为目的，对其地方建设举措，亦评价较低。自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学者渐倾向于以“地方实力派”视角取代“军阀”视角，主张客观而具体地分析其作为、评估其地方建设成绩。例如，《新桂系史》提出，给地方派系人物一律扣上军阀的帽子，是不妥当的。“与其将新桂系作为具有完全意义的军阀集团来对待，不如视之为地方实力派，考察他们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更有助于获得切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认识。”[※注]

1978年以来，有关1928年至1932年间地方实力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这又涉及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以及中原大战问题；其二，则是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

1.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实现统一后不久，地方实力派与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骤然尖锐化，并直接引发了一系列战争。对于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学界将其简单地视作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狗咬狗”式的权力斗争而予以全盘否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简单化的研究模式逐渐让位于以事实为依据、并注意到历史复杂性的实证研究。近十余年来，学者更倾向以“中央—地方”视角进行考察，探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地方实力派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

郭绪印从经济、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三方面考察了地方实力派出现及其与把持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争斗的原因。[※注]邓正兵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主义的特点，将其归结为：政治性与军事化兼备，建设性与破坏性并存，与派系斗争共生互动，离心倾向与向心倾向同在。他进而提出，地方主义是使南京政府不能真正实现统一和最后败亡的重要原因，也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注]郭昌文从1928年至1936年间，蒋介石如何处理对付地方实力派与对付中共的角度，考察蒋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问题。[※注]金以林利用近年来海内外公开的档案材料，围绕宁粤对峙前后的国民党派系政治，做了一系列研究，展示各派系之间相互妥协和权力重组的过程。《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阎锡山档案，考察了宁粤和谈期间，下野的阎锡山积极参与反蒋倒张，并借机恢复对山西的控制权的经过。[※注]《宁粤对峙前后的冯玉祥》，利用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冯玉祥个人档案，考察了“非常会议”时期冯玉祥的反蒋活动。[※注]杨树标、杨发祥考察了1927年至1937年间冯蒋关系从联合到分立再到联合的历史轨迹，以及二者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注]徐辉琪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从呼号奔走，坚主抗日，到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勇举抗战大旗的一系列活动。[※注]陈济棠治粤八年间，始终与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以致两次起兵反蒋，梁广裁就此问题做了考察。[※注]金以林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档”，考察从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陈铭枢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揭示陈铭枢此时期对蒋介石的鼎力拥护。[※注]邓正兵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透视点，考察了1927—1936年两广地方实力派关系的演变，认为，粤桂关系的互动实际上是广东、广西、中央关系的互动，粤桂关系的亲疏，也反映了广东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好坏，此种情况反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地方主义势力的强大。[※注]郭正秋考察了东北易帜后到“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东北地方政权上的合作与争斗。他认为，蒋介石南京政府对东北地方政权的机构、体制、人事等方面谋求染指和控制。张学良东北集团一方面适应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对东北政权做了某些改革；另一方面将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南京的渗透、控制予以防范和抵制，并伺机加以扩展。二者总体上是合作的关系，但也不乏明争暗斗，从本质上说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团和地方集团在利益、权力上的分配与争夺。[※注]郭正秋还对1929年至1931年间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组织问题上的争斗做了考察。[※注]佟德元考察了中原大战后，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膨胀，以及在奉系进入华北的过程中，与其他势力特别是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冲突与博弈。[※注]

2.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

1929年至1930年间，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接连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学界围绕这三场战争的探讨集中于1980年至2000年，在梳理战争经过之外，其研究重心在于探讨蒋介石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原因。关于此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学者倾向于强调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及对于权谋的运用，且在革命史叙事影响下，将这些战争归结为新军阀间“狗咬狗”的争斗。自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者逐渐跳出成说，客观地分析战争的起因，细致考察战争中各方行为，探究影响双方成败的具体原因。

关于蒋桂战争，1982年发表的薛谋成著《论蒋桂战争——国民党新军阀史研究之一》，从新军阀混战史的视角，对战争的原因、经过及结果做了考察。1986年发表的刘其奎《蒋介石讨桂战略述论》考察了蒋介石的讨桂战略，认为蒋介石为了实现削夺异己军权的预谋，在蒋桂战争中，运用政治和军事并重的战略手段，首先选定桂系为突破口，再借“湘案”发难，后发制桂，又施展各种阴谋诡计，分化瓦解桂系，然后以重兵讨伐，一举打败了桂系。[※注]对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获胜的原因，2000年发表的曾业英的《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依据台北“国史馆”所藏“蒋档”等史料，从军事学角度探讨了蒋介石在1929年讨桂战争谋略的运用。曾业英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在讨桂战争中获胜，除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外，善于运用军事谋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在战争爆发前始终坚持后发制人，为其武力讨桂赢得了部分时间和人心；战争将发未发之际，他又极其周密地在调遣军队、整顿纪律、瓦解敌军、争取友军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并在战争过程中灵活运用攻防结合的战略战术，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注]

关于中原大战，1984年发表的李静之的《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梳理了战争的全过程，并着重讨论了战争爆发的原因、性质以及蒋介石获胜的原因。受革命叙事影响，作者将战争原因归结为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矛盾的激化，认为其性质是“狗咬狗”的斗争。蒋介石获胜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武器、权术，以及张学良出兵等多方面的因素。[※注]郭绪印的《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决策》一文认为，对于蒋介石获胜的原因，以往研究较偏重于战争双方客观条件之分析，很少论及其主观指导方面的因素。冯玉祥在主观指导方面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不但使其丧失了克敌制胜或有限度的取胜的可能性，亦使其丧失了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注]

关于蒋冯战争，薛谋成的《蒋冯战争述论》讨论了蒋冯由合作走向决裂，以及两次蒋冯战争爆发的全过程。他认为，冯玉祥失败的原因有三方面：兵力不足，供应缺乏；冯军内部矛盾重重，将帅不和；阎锡山的背信弃义，使冯军孤立无援。[※注]孔天熹、段治文的《蒋介石与桂系、冯系、阎系——专论蒋氏取胜的原因》则对三次战争做整体的考察，认为蒋介石取胜的原因在于：他对南京中央政府的掌握；外交上取得英美等列强的支持；控制东南沿海一带的地域优势；获得张学良的支持；以及蒋氏在战略战术上的优势，即采取一系列“攻心战”，运用分化瓦解战术。[※注]

王方中就1920年的直皖战争到1930年的蒋阎冯桂大战期间，军阀混战对于交通、商品流通以及工商业城镇的破坏问题，做了考察。[※注]

3.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形式上统一后，特别是中原大战结束后，晋、桂、粤等系领袖开始谋划采取措施，整顿地方，在政治、经济、交通、军事、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加强建设。[※注]自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学界开始关注20世纪30年代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与经营问题。率先在此领域展开研究的是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的学者。1980年，邓小平在接见陈济棠之子——陈树伯时，评价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随后，广东学者对陈济棠主粤八年间的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做了一系列考察，对于其政策实施效果予以肯定评价，并分析其建设确有建树的原因。[※注]当然，陈济棠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总体来看，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学界在革命史叙事影响下，对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评价较低。[※注]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这种状况逐步发生转变，研究者围绕此问题，做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对其建设政策实施效果，亦倾向于给予更为正面的评价。近年来，20世纪30年代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各地高校及研究机构在此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亦有不少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围绕此问题做了探讨。

三 “九一八”事变与民国政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遭遇严重的民族危机，亦直接影响了此后民国政局的演进。为应对日本的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及调整了一系列内外政策。围绕“九一八”事变，1949年以来，特别是近三十余年来，学界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工作，召集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大量文献资料与研究著述。在档案文献方面，相继出版了《“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九·一八”事变图志》《九·一八事变》；《满铁密档》《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等档案资料集。[※注]在回忆资料集方面，出版了《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资料汇编》等。[※注]在专题研究著作方面，有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刘庭华编著《“九一八”事变研究》，谭译主编《“九·一八”抗战史》，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俞辛焞著《唇枪舌剑——“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赵朗编《“九·一八”全史》，常钺、饶胜文著《九一八：事变背后的角力》等出版。[※注]在研究论文集方面，出版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九一八战争》《“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研究》等。[※注]

六十余年来，研究者围绕“九一八”事变作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事变的基本史实已渐趋明晰，学界对于一些问题已逐渐达成共识，但仍存在若干意见分歧。对于1949年以来的“九一八”事变研究，已有不少学者做了总结。[※注]本书所关注的是“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政局的影响，特别是南京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因应，以下即试着就此角度梳理六十年来研究发展脉络。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广受责难。1931年12月，蒋被迫第二次下野。杨天石认为，此时期是蒋介石开始调整国内外政策的起点。他利用蒋介石日记，考察“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于内外政策的反思与调整，显示出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虽痛愤于日本侵略，但下不了抗战决心；对内政策上，他与粤方和解，为学生运动所困扰，为化解与粤方冲突而被迫下野，在下野后，对其失败亦进行了反思。[※注]

（一）不抵抗政策与“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基调是不抵抗。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不抵抗政策产生的原因及责任等问题，研究者展开了一系列探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研究者提出，张学良只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例如，易显石等所著《“九一八”事变史》提出，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九一八”事变前和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张学良接受并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的思想与蒋介石有所不同，他主张的是“全国抗战”。[※注]至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之说，其主要依据是原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资料。这种观点一时间影响甚广，为许多研究者所接受。直到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公开表示，自己应为“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负责，而不能将责任推给国民政府。大致在此前后，一些学者就不抵抗的责任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例如，俞辛焞指出，对不抵抗问题进行研究，应注意甄别史料，尽量利用一手原始档案；应注意区别蒋、张二人在9月18日之前与之后的言论与指令；应区别二人在“九一八”事变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俞辛焞对以往论著中用以支撑蒋下令不抵抗论断的依据进行了辨析，认为，这些材料几乎都是蒋介石在事变前就中村、万宝山事件致张学良的电文和指示，将其用于证明蒋介石事变后的态度，并不具充分的说服力。他进而提出，张学良和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大体上是相同的，其不抵抗的原因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事变爆发后，蒋、张二人基本上一致认为，这是日军的局部军事行动，因而力避冲突，力求就地解决。这种错误判断，导致错误的对策，即不抵抗。事变发生后，二人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大体相似，直到面对防御锦州问题时，二人发生了分歧。俞辛焞认为，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并未要抵抗，亦未作抵抗的作战准备，他自觉、自主地奉行了不抵抗政策，不能把不抵抗之责完全归咎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当然，这并不能减轻后二者应负的责任。[※注]

针对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之说，曾景忠做了进一步的辨析，并试图澄清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误区。他提出，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所谓张奉行蒋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之说主要依据回忆资料，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漏洞。事变前，蒋、张二人已有共识，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但事变前蒋的“力避冲突”指示与事变发生后的“不抵抗”方针有明显区别。事变发生后的一系列电文证明，是张学良下了不抵抗命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九一八”事变的方针，不可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其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此外，张学良晚年一再说，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注]

冯筱才考察了“不抵抗主义”由产生到退出历史舞台的全过程，并探讨了其产生的背景、影响、教训等问题。他认为，在北大营及沈阳遭袭后不久，东北当局便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产生的背景是：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即认为，中国缺乏与日本作战的实力；中东路事件，更减弱了他对东北国防的信心；对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对策，亦反映出东北当局力避冲突的心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当晚并未下令不抵抗。东北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取得国民政府的默认。撤防锦州，是“不抵抗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热河之战，是“不抵抗主义”的最后一幕；直到长城抗战，中国军队才用鲜血洗去了“不抵抗主义”的耻辱。“不抵抗主义”执行的后果是：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引起全国舆论的广泛抨击，使国内政局更加混乱；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注]

杨天石则进一步探究了“不抵抗主义”的历史源头，提出，早在1928年，在处理“济南惨案”期间，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杨天石进而提出，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的责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与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即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此外，还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注]

（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确立

从“九一八”事变前后，一直到西安事变，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内政外交的一项基本准则是“攘外必先安内”。对于“攘外必先安内”，以往论者常简单将其解释为国民政府全力“剿共”，对日妥协投降，不抵抗，并予以全面否定。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0年至2000年间，学界围绕“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来龙去脉、产生原因、内涵、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逐步揭示出这一政策从提出到确立直至发生转变，所经历的复杂演进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攘外”“安内”的内涵、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衍化。

李明山提出，蒋介石正式提出“安内攘外”政策是在“九一八”事变前，1931年7月23日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文告，正式提出“安内攘外”的号召。[※注]

李松林认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文告表明，“攘外必先安内”作为一个方针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而其正式确立是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1932年6月9日的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上。他认为，蒋介石的“安内”主要指消灭中共及工农红军，同时也包括反蒋军阀。至于“攘外”与“安内”的关系，“安内”是第一位的，“攘外”是第二位的，只有先“安内”才能“攘外”。在他看来，此方针从提出到确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他对这三个阶段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的演变做了考察。他的结论是，“攘外必先安内”在实质上就是“攘外必先‘剿共’”，这一方针颠倒了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但把“攘外必先安内”说成是一个投降方针也是不妥的。[※注]

蔡建中提出，蒋介石在不同时期，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攘外”与“安内”内涵的解释有所变化，只有当它成为完整的规定并被国民政府接受之时，才标志其作为一项政策的形成和确立。他进而提出，“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开始酝酿“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年11月该政策初步形成，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党政府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正式确立。与李松林相近，他亦认为，以往论者把该政策解释为只“剿共”，不抗日的做法欠妥，“攘外”包括“战”与“和”两个方面，而以“和”为主；“安内”包括“剿共”和剪除反蒋势力、解决国民党内部矛盾两个方面，而以“剿共”为主。“安内”是“攘外”的前提。[※注]

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是否完全是一个妥协投降政策，亦有学者持不同见解。季云飞提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在1931年11月30日顾维钧署理国民政府外长宣誓就职所作的训词之中。他认为，“攘外先安内”实质上就是“攘外必先‘剿共’”。对于“攘外”与“安内”的关系，他不同意“安内”第一，“攘外”第二的看法，提出，蒋介石是把“安内”作为“攘外”的前提和准备，从“九一八”事变至西安事变，蒋介石严格遵循“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专意“剿共”，“攘外”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其实质就是投降。对于这样一个误国、祸国的政策，应予以全盘否定。[※注]

李云峰、叶扬兵认为，1929年10月28日的讨冯通电是蒋介石最早以“安内攘外”来概括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他们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将“安内攘外”理论分为具体政策理论和总体战略理论两个层次，认为，此理论在事变前，主要是为当时的具体政策服务的，是一种“剿共”、消灭异己的理论；事变以后，上升到总体战略的高度，成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作为总体战略，“安内攘外”的基本思想是：“安内”第一，“攘外”第二；对内“勘乱”第一，对外“御侮”第二。“九一八”事变后，蒋的“攘外”的解决方式分“战”与“和”两种。其“安内”内涵复杂，针对的是中共、国民党内反对派、全国民众三种对象，重点是对付中共。从具体政策实施来看，抗日救亡的新形势未能促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消灭异己、对民压迫的政策，反而成为其“剿共”与“统一”的有力理由。其具体对日政策虽不断变化，但妥协退让的基调贯彻始终。[※注]

黄道炫则通过梳理“攘外必先安内”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以展示此政策从提出到成形的复杂演进过程，揭示其内涵的复杂与衍化。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国尚未遭受外敌大举侵略的背景下，蒋介石两度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此时期，其“攘外必先安内”并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实际意义和影响均较有限。“安内”居于核心，“攘外”基本限于口号宣传，但亦体现了蒋氏的民族主义倾向。“九一八”事变后，“攘外必先安内”逐步确立为南京政府处理内外事务的重要政策。此时期，“安内”是中心，妥协是基调；但妥协又是有限度的，试图在妥协与抵抗、战与和之间保持一种艰难的平衡。“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既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当时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以往研究者倾向于认为，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导致“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重心开始向“攘外”方向转移。针对这一论断，黄道炫提出，1934年，蒋介石的政策倾向已经开始由“攘外必先安内”向“安内攘外”转移。[※注]

（三）“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

史学界传统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开端，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这种观念遇到挑战，一些学者就抗战的开端问题，提出了诸多见解，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观点为：应以“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战起点，并由此认为抗战历时十四年。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九一八”事变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策源地的形成，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注]“九一八”事变是抗战起点之说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先由一些东北学者提出，在随后的数年间，在学界引发了集中的理论探讨。到2000年代中期，此说已逐渐居于主流，特别是2005年，胡锦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述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然而，学界有关抗日战争起点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并未因此平息，甚至在2005年至2011年间一度更为活跃。

近二十年来，学界有关“九一八”事变是否是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的讨论，又涉及对“九一八”事变的定位、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及主要矛盾的判断、对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一系列反侵略斗争的认识、对国民政府抗日政策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

主张“九一八”事变是抗战起点之说的主要理由包括：（1）“九一八”事变不是一个“地方事件”或“局部事件”，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并非始于“七七”事变，而是始于“九一八”事变；（2）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开端，“九一八”至“七七”期间，东北人民、华北人民的抗战，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不承认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就等于把上述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排除在抗日战争之外；（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4）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以及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等著作中已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就开始了；（5）不能以国民党政府是否主张及参加抗战作为界定抗战起点的标准等。[※注]

主张“七七”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之说的主要理由则包括：（1）“八年抗战”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完全是历史地、自然地形成的，“十四年抗日战争”之说是人造的；（2）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家行为，“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虽有零星抵抗，但南京政府与东北地方政府实行了不抵抗方针，其后6年间，国家没有抗战，抗日战役战斗都是局部的、短暂的，并无连贯十四年的抗日战争；（3）“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改变，“九一八”后，中日民族矛盾有所上升，但并未即刻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4）毛泽东并未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相反，毛泽东的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大量文献，都是以“七七”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5）将抗日战争的起点提前，并不能增大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等。[※注]

总体来看，持两种观点的学者有其各自的出发点与侧重点，所列举的理由与依据均有其合理性成分，亦不无缺陷之处。2017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下发《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规定，从2017年春季开始，在中小学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

四 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建设的开端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特别是在“二次北伐”完成后，逐步加强政权建设。国民政府在政治体制方面实施变革，依据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制定《训政纲领》，颁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建构五院制的中央政治体制，对地方行政体制也开始进行改造。此外，开始建立特务组织，推行保甲制度，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在政治领域之外，在外交方面，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并确立了联美、抑日、反苏的外交战略；在经济方面，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全国财政会议，制定工商法规，改革税收制度，整理内外债，实行关税自主。当然，从总体看，至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一系列建设工作，大多仍处在开端阶段。

（一）训政理论与训政体制

南京国民政府自认其训政体制乃依据孙中山的训政理论而建立。1978年以来，研究者围绕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体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其关注焦点在于孙中山的训政构想与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实践之间的关系。

秦英君认为，“以党治国”是蒋介石“训政”思想的核心，背离了孙中山训政思想的“主权在民”原则，此外，蒋介石的“训政”宣传保甲制和宗法制度，鼓吹“五项建设”论，宣扬封建道德，并利用和夸大了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其“训政”思想是对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背叛，是中国封建集权主义的再现。[※注]谢晓鹏通过比较蒋介石与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得出了相近的结论，认为，孙中山训政思想的实质是以党训政、“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蒋介石则背弃了孙中山训政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夸大并利用了其中的消极因素，其训政思想的实质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封建专制思想。[※注]

王永祥、李国忠的看法略有不同。他们提出，孙中山的训政构想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训政体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继承关系，有某些相同、相似之处，体现在：两者对民众政治参与能力的估计颇为类似；都主张“以党治国”；都主张推行地方自治。同时，他们认为，孙中山的训政构想与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建构实践在根本精神上有很大不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前者的一种附会，二者貌合神离。如：孙中山重视地方自治，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只是表面文章。在“以党治国”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更舍弃了孙中山党治思想中的民主性、革命性的积极因素，而把消极因素推向了极端。主要是由于一党专政，使训政理论中符合孙中山构想的五院制也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不过，他们亦提出，孙中山训政理论的缺失、不完善也隐含了向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建构实践转化的内在可能性。[※注]王兆刚认为，南京国民政府训在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上具有一定特色，但其中传统和现代混杂，中央与地方脱节，政府能力低下，武力至上，因而难以承担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训政体制在形式上对孙中山的训政构想有一定遵循，但在根本精神与原则方面和后者相去甚远，可以说是貌合神离。[※注]

针对“完全背叛”“貌合神离”等前说，郑大华提出，国民党的训政制度与孙中山训政理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背离的另一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认为，在“革命程序论”方面，国民党的训政制度继承了孙中山关于从“军政”到“宪政”之间要有一个“训政”过渡期的思想，而背离了他在“革命程序论”中提出的训政时期所应实行的政治经济主要任务的主张，地方自治多有名无实，核定地价、增价归公则没有实行；在“以党治国论”上，国民党的训政制度继承了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提出的以党权代替政权的思想，而背离了孙中山1924年前后对“以党治国论”的修正和完善；对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国民党的训政制度虽在形式上加以继承，并建立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但在实质上则背离了孙中山提出的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原则。[※注]

（二）蒋介石与政权建设

金以林依据蒋介石日记，考察了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之后对于以往教训和治国之道的反思。蒋介石意识到，“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造成其失利的重要原因，而对知识界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之手”也是无组织、无干部的后果。因此，在他重新掌权后，立即着手从这些方面进行加强，确定核心干部，建立力行社，并在钱昌照的协助下，与知名学者联络并听其作专业讲座，其阅读重点也多涉及政权建设方面。金以林的结论是，1932年是蒋介石从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转型的关键一年，他所关注的重点由此前的军队建设，转向政权建设。[※注]

（三）“清党”后的国民党

不同于以往国民党史研究较多关注“党治史”的一面，王奇生所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将切入点定为“治党史”，采用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的方法，考察1924年至1949年间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问题。对于国民党1927年至1928年间的“清党”运动，王奇生认为，这是一场外向型“清党”，不仅没有起到纯洁队伍、严密组织和增强战斗力的作用，反而导致国民党自身组织的分裂和党内人才的逆淘汰。加之由革命党蜕变为执政党后的政治权力的腐蚀，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成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注]对于训政时期的党治体制，王奇生认为，国民党“清党”后，其组织形态不是强化，而是弱化，国民党的党力并未因训政而加强，党权也没有随党治而提高，随着派系内耗中党统、党势的衰微，以及军权的膨胀，法理上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演变为“以军治国”“以军治党”的局面。与以往国民党史研究多关注高层状况有所不同，王奇生注重考察基层的运作状况。例如，他考察了基层党政关系，认为，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与中央上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在实际运作中，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势资源而时起纠纷，此时，国民党中央往往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予地方政府。地方党部逐渐失去独立的政治地位而最终沦为地方政府的附庸，党权亦在地方层级日趋弱化。

（四）党国体制下的司法

南京政府进入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承袭于北洋时期倡导司法独立、法官不党的司法体制，在党国体系下，面临挑战。一些学者对训政时期的司法运作做了研究。侯欣一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早期阶段（1928—1937）国民党与国家司法的关系的构建过程，以及党治下司法的运作等问题，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国民党与国家司法的关系的思路是：控制国家司法权，但不干涉具体案件的审理，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来推动现代司法制度的建设，同时利用司法审判来完成执政党对社会的改造。但这一思路在实践层面带来了一些混乱。为进一步控制司法，“司法党化”理论于20世纪30年代初酝酿，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提出，它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理论在司法领域的必然反映和具体化，但其推行的效果不佳，亦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注]李在全考察了1923年至1948年间的司法党化问题。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进入训政阶段后，在王宠惠主持司法时期，他在理论上从“以党治国”学说出发，继续论证司法党化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在实践中，对此前急进的司法党化举措有所调适，王宠惠时期的司法党化处于低位徘徊状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政治性案件大量增加，使依然保持北洋时期的司法方法与作风的普通司法机关负担倍增。由于普通司法机关未能满足国民党政治体制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初，司法党化呼声复起。1931年王宠惠辞职，1932年，倾向司法党化的革命元老居正主持司法院。1935年，司法中枢经历了权力与人事的调整，由革命元老组成的司法中枢，在司法党化问题上终于达成共识。[※注]

（五）南京国民政府与社会组织、民众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在“党治”体制下，采取种种措施，强化对社会的控制。自1978年以来，学者们就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府与商会、商民协会、同业公会等社会组织的关系做了探讨。

随着近三十年来商会研究的不断进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与国民党及政府关系问题亦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虞和平考察了1904年至1930年间的商会与政府关系。他认为，商会作为一种法人社团，从原则上来说，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法律关系。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后，政府的专制统治日益强化，并通过强力控制商会，1930年6月，依照国民党的旨意而组成的上海市商会成立之后，商会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名存实亡，商会完全处在政府的超法强权控制之下。[※注]徐鼎新通过对上海总商会历史的研究，提出，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商会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名存实亡，商会完全处于屈从政府意志的附属地位。[※注]

近年来，对于南京国民政府与商会关系问题，亦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郑成林通过对1927年至1936年间上海、天津等地商会的抗日、调停内争、恢复工商业等活动的考察，认为，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对商会进行了改组与整顿，但商会并未完全丧失独立自主性，而是具有一定独立自主性的商人团体。政府与商会关系也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社会的演进而变化，在政治、经济层面有着不同的内容。[※注]朱英、魏文享考察了1930年全国工商会议上围绕行规问题案上海商会及同业公会与工商部之间的分歧及其解决，借以揭示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制度建立过程中行业习惯与国家法令的复杂关系，即行业习惯仍需要国家法令支持获得权威性与合法性，国家法令也需要有行业习惯的支持才能真正得到落实。作者还提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商会、同业公会等工商社团并未完全丧失独立自主性而听命于政府。[※注]朱英还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天津商会的两次改选过程作了详细考察，其结论是，两次改选中，政府都没有直接加以操纵和控制，而是由商会自主进行。至于天津商会发展的困局，他认为，不能简单归结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在各方面打压民间社团的发展空间，而主要应从当时天津工商业发展困难以及商会自身寻求原因。[※注]

一些学者考察了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的矛盾，以及1930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整顿改组商会问题，探究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朱英认为，国民党在推行商民运动之初，即已确立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策略，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商会进行整顿改组，并非完全是国民党为实现一党专制而制定的新策略，而是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不断调整商民运动方略，实施由“破坏”转为“建设”这一新政策的结果。国民党从最初确立取消商会的策略，转而承认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到最终决定取消商民协会，允许商会经整顿改组后继续保存，这对自商民运动开展后即一直争取合法生存权的商会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斗争目的。[※注]赵利栋将上海市商民协会与上海总商会之间的冲突置于党、政府与民众团体关系的视野下加以考察，认为，不能说上海商民协会与上海总商会的冲突，以及上海商整会的成立，表明国民党或国民党地方党部控制了总商会或其他商人团体。上海商民协会与上海总商会的冲突，所折射出来的是一幅多重的图像，一方面是国民党地方党部与民众团体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地方党政关系的复杂性；再一方面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层面的不协调性。北伐后，地方党部控制力在削弱，而地方政府的权力在上升。上海商整会的成立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关系调整中的一个事件。从国民党中央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出，国民党中央更多地倾向地方政府而不是地方党部。[※注]乔兆红通过对1929年上海发生的国民救国会和商民协会与沪总商会之间纠纷的考察，提出，地方党部与政府对此事件的态度，颇有差异，此风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地方党权的式微。[※注]齐春风考察了国民党统治北平的最初两年中，商民协会为推动民众运动，而与以总商会为代表的北平商界上层之间的冲突。在冲突中，国民政府和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齐春风认为，中央、地方各党政机关对这些纠纷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不同，缘于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之争、党政之争，其根源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路线之争。[※注]

吴景平、王晶探讨了上海银行公会在“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对于国内政局、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抗日救亡运动等的态度、主张及应对及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等问题。[※注]

反日会是济南惨案后由各地国民党党部成立的民众团体。周斌对反日会与党派关系，它在对日交涉中的表现、作用，其内部分歧和改组等问题，做了考察。他认为，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党部奉中央之命令而成立，实则为一个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国民党中央及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后期领导权多落入改组派之手。该会要求国民党中央及南京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求公正解决“济案”，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注]齐春风对济南惨案后北平市党部领导下的北平反日会因发动抵制日货运动而与以总商会为代表的商界产生一系列纠纷的过程，以及其间市党部、北平军政当局、南京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各自的态度、举措、作用做了考察。他认为，反日会与商界的纠纷及党政机关的不同态度，反映了推动爱国运动与维护自身利益、维持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一个关注太平洋区域民族关系的国际民间组织的中国分支，并以推行民间外交作为其工作重心。1931年该国际组织在中国召集的会议，受到国民政府的赞助。会议召开之际，正遭遇“九一八”事变。张静通过对这次会议的考察，展现“九一八”事变前后，民间团体，蒋介石、宋子文等南京政府外交事务主持者，国民党地方党部等诸方面，对于处理中日矛盾，以及对待与美英民间组织、民间舆论关系问题上各自的考量。[※注]左双文、郭秀文、栾成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因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发的学生运动，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他们认为，学生的请愿由对外抵抗的诉求延伸到开放民众运动等对内的诉求，由对内的诉求发展到将矛头明确指向政府。形式也由温和的请愿变为激烈的示威。国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是外宽内紧、慰勉劝阻的对策，后随着学运的不断升级，而改为武力驱散，但总体上，还是一种“有限强制”的方针。[※注]

※ ※ ※

综上所述，近六十年来，特别是1978年民国史学科建立以来，有关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是研究领域逐渐拓展的时期。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领域继续拓展，史观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进一步突破既有观念的束缚，在强调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趋向于客观而具体地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考察在历史情境中的面貌及其衍化。对于一些问题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对于国民党内各派系及其之间的纷争，突破了传统“军阀混战”的视角，不再简单视之为“狗咬狗”式的斗争；对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政策，不再将其责任全部归咎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亦不再简单斥为反共和妥协投降的政策，而是分析其演进过程及内涵的变化，展现其复杂性的一面。

三十年来，就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史研究而言，在一些研究领域，如国民党高层政治关系研究、“九一八”事变研究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关于此时期历史的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以及可以拓展的空间。首先，受研究资料分布不平衡及其他主客观因素影响，对于民国政治人物的研究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蒋介石与胡汉民，均备受研究者的关注；而对另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如汪精卫，以及大多数地方实力派人物）的研究，仍有不少可以拓展的空间。其次，1999年，汪朝光在总结1949年以来的民国政治史研究时，曾指出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问题，此现象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注]例如，关于不抵抗政策的责任问题，1980年及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自1990年以来，学界已逐渐达成了共识，不过至今依然有一些研究者纠结于在蒋介石、张学良二人之间重新划分责任问题。再次，史学本注重实证研究，但一些研究存在偏重对人物及事件的评价，而忽视对历史进程的本身的分析、梳理的现象。最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学者提出，应开展广义的民国史研究，将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外关系、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纳入民国史研究的视野，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将民国史建构为断代通史问题，并开始尝试将此种理念付诸实践，当然，这种努力尚处于开端阶段。[※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