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面对内忧外患，蒋介石与汪精卫在多年党争后开始合作，由汪精卫代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两人一文一武，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了国民党政权的暂时稳定。由此直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这6年多时间可谓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稳定发展期。虽然其间也大小战事不断，如1932年初的“一·二八”淞沪战役、1930年起直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为止绵延内地各省的“剿共”战役、1933年底的福建事变、1936年的两广事变等，但是国民党政权内部却不像1927—1931年那样四分五裂了，党政军的实际权力逐渐集中于掌握最强军事实力的蒋介石手中，中央政府对其掌控区域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治理能力也大大加强，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日本侵略和国内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因此，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建设。

1978年以前，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当匮乏。1978年以后，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才日益增多。最近三十多年的研究，大致可以十年为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开始到1989年左右，是这一学术领域的草创阶段。张宪文和陈谦平写于1990年左右的《国民党政权研究述评》可谓对这一阶段成果的总结和展望。他们认为，在政治制度和政权建设、立法和主要政治会议、南京国民政府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国民党派系和国民党政权主要人物、经济和财政政策等方面，学者都提出了有价值的新观点，对受意识形态影响甚深的旧框架有所突破；而且围绕1984年、1987年两次高水平的民国史学术研讨会，引发了对国民党政权研究的小高潮。[※注]汪朝光也认为，此阶段主要贡献在于“突破研究领域的限制，大胆提出新的观点与看法，在宏观领域取得较大进展”[※注]。

第二阶段从1990年到1999年左右，是对前一阶段研究的深入和细化，相较此前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历史做筚路蓝缕的初步探讨而言，更为注重具体的个案研究。这一时期民国史料的大规模出版和公布，为基于实证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比如第二历史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选取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档案编辑而成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共5辑90册、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民国时期重要中文出版物《民国丛书》共5编500册等。在曾业英主编的《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汪朝光对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的综述，充分肯定了这一阶段积累的实证研究，但同时指出研究中有低水平重复现象，对研究范式缺乏反思的个案研究往往难脱公式化、模式化的窠臼。[※注]

2000年后，随着前两阶段的研究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多、大陆学界与中国台湾和海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大批民国档案对大陆学者开放（例如台北“国史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民国时期重要人物和政府档案的开放和出版），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也进入第三阶段，开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统合新的历史叙事，产生新的问题意识。2011年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共16卷由中华书局完整出版，标志着这一阶段民国史研究的成熟。而这一点，在对1932—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建设期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对此课题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断增长，显示了学者对这一时段历史日益浓厚的研究兴趣，而且研究视野也从单纯的政治史拓展到与政治相关的其他方面，如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研究对象从重要事件和人物拓展到政治制度和实践的结构性转变、政治文化构建、民众动员等新问题。另一方面，对这一相对平稳的政权建设时期的研究兴趣，也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向“国家政权建设叙事”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者对国家政权建设的思考，凸显了这一时期历史对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 内外压力下的中央集权

1932—1937年的基调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一方面体现为蒋介石本人的权力增长和地位提升；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南京国民政府各方面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备。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很自然地有中央集权、完善统治机器的内在驱动力，而当时的历史情境又加强了这一集权之势，以抵御步步紧逼的日本侵略，并整合国内盘根错节、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攘外”和“安内”两方面互为表里，实为一体之两面。

（一）蒋汪合作的国民党政权

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在第二次短暂下野后重归政坛，主持临时中政会，并选举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继而蒋本人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初版于1985年）认为这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管党的局面”，标志着“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基本确立，新军阀混战暂告结束”。[※注]这一基本判断也使蒋汪联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张同新编著的《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一书，也以“蒋汪合作”作为1932—1937年的标签，尽管在此期间蒋、汪二人共同执政的时间并不长，汪精卫多次负气出走国外，对政府事务的影响力也有限。[※注]直到现在，虽然学界对“蒋汪合作”的基本看法仍然未变，但研究重点明显在蒋介石身上，对汪精卫的研究相对不足。

在新出档案史料的基础上，学者对这一局面如何形成，有了更全面和精细的理解。金以林的《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阎锡山档案”及国民党党史馆藏国民党中央的历次会议记录，对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前后的史实作了清晰的梳理。此文指出，虽然1931年11月在宁粤双方的上海和谈会议中蒋介石做出了下野的承诺，以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但他并不情愿履行诺言，因此他利用汪精卫一派与粤方的分裂，分化对手的力量，拉拢汪派合作。与此同时，他在辞职前做了周密布置，将听命于他的军人安插到各省担任省主席，减少下野对其实际权力的削弱。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组建的孙科内阁，因缺乏主持中央政府的政治资源而岌岌可危，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主动提出与汪精卫合作，并制定了“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的外交方针。1932年1月28日，由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院长，同一日夜晚“一·二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使国民党各派更加需要一个能统率全国的军事领袖，也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情境下蒋介石迅速恢复了军权，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了“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注]

然而，从1932年初到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受伤后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这段时间中，“蒋汪合作”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如何运作，蒋、汪两人处于怎样的权力关系，仍然缺乏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受革命史叙事影响甚深，往往以华北的抗战和江西的“剿共”为重心，因而对蒋汪合作政府的判断常从“蒋介石军事独裁”“汪精卫亲日妥协”这两个基本论点出发。例如，黄美真、张云的研究就认为，1932—1935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共同执掌国民政府并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为了共同反共卖国以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但蒋、汪的利益又有分歧，蒋介石牢牢掌握军事、财政、教育的权力，并试图以“剿匪”为名，将地方行政划归其控制的“南昌行营”，在党务上也通过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排挤地方党部的汪派分子，通过舆论攻击汪派上层分子如顾孟余、陈公博等人的腐败行为。黄美真、张云指出，蒋、汪两派的对立，根本原因是前者代表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而后者则是亲日派；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重，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因此，蒋、汪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在汪精卫遇刺后破裂。[※注]

近年来，对历史人物做刻板阶级划分，并以此来评判其历史行动的研究方式，有很大改观。谢晓鹏的研究指出，汪精卫一直抱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他以“自卫性的消极的抵抗”和“国际联盟等第三方力量的干涉”为主；在热河危机后，还试图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指挥张学良出兵抵抗，但受到张的抵制，汪也因此愤而出走国外。1933年“榆关事件”后，汪受蒋所请，回国主持与日交涉，并在长城抗战失利、国联斡旋无望的情况下，转向了“力主交涉，少言抵抗”。[※注]但整体而言，对汪精卫在这段时期言行的研究仍然不太充分，尤其是蒋、汪合作的政治格局中，汪精卫到底起到怎样的作用，与蒋介石的权力关系究竟如何，学界尚无深入探讨。刘文楠的《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通过这一时期蒋、汪对新生活运动的不同认识和设计揭示二人不同的政治理念，初步探索了二人关系的复杂性，并指出汪精卫强调动员社会精英参与政权与蒋介石强调政府集权控制社会，有着微妙但根本性的差异，代表了自晚清以来现代国家转型的两种路径。[※注]段智峰的博士学位论文《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也指出蒋、汪合作受到当时政局的影响，1932年8月由于汪精卫与张学良在对日作战上产生矛盾，蒋介石采取“弃汪保张”的选择，令汪精卫愤而出国；但1933年汪精卫复职后，蒋汪间的政治互信得以巩固，权力关系趋于相对平衡，1934年发生的“弹劾顾孟余”案中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支持，就表现了两人的稳定合作关系；1935年刺汪案后，两人关系虽然受到损害，但并未实质性动摇合作基础；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才真正埋下蒋汪决裂的种子，并成为二人关系持续恶化的转折点。[※注]由此可见，青年学者已经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后可以在进一步掌握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再作深入研究。

（二）中央政府权力的集中

1932—1937年这六年间，随着国民党内部纷争的逐渐平息，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致力于对中央政府权力的集中，以应对步步进逼的日本侵略，以及更有效地“剿共”。中央政府加强集权的努力，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前，史学界往往将这一趋势斥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20世纪90年代以后，史学界开始将蒋介石的个人野心与国家的制度建设做了必要的分梳。

蒋介石的权力基础在于其对军队的掌控，因此军事集权是其推进中央集权意图的重要一环。在《中华民国史》第八卷中，郑则民撰写的第三章“国民党统治的加强”重点讨论了军事集权的过程。首先，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重设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完全掌控了中央军的军权；蒋介石随着“剿共”战事在内地各省的推进，不断设置附属的行营和绥靖公署，干预甚至控制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事务，事实上成为国民政府的统治中枢。其次，蒋介石为了提高嫡系部队的战斗力，还于1935年4月对陆军进行整编，发展了空军，并邀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部队。[※注]1936年《兵役法》实施，正式从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民军事训练，为抗战做准备。为了有效实施“剿共”政策，蒋介石还模仿曾国藩的团练，把农村原有的乡团等武装自治组织改组为地方保安机构和保安团队，与乡村实施的保甲制度相结合，加强对农村的控制。[※注]

在经济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通过1935年的“法币改革”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这四大银行的国有化加强了对金融业的控制，从经济金融领域入手增强了统治实力。这方面经济史的研究相当多，此处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其前身是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史学界最初受极左思潮影响，从官僚资本的角度来理解资源委员会，因而认为其反动落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仍有学者认为其对稀有金属矿业的垄断经营是失败的，“对外不能争得国家权益，对内不能促进生产发展”。[※注]出版于1991年的郑友揆等著《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1932—1949）——史实与评价》一书基于档案史料的实证研究，对该会的评价开始变得全面客观。他们指出资源委员会与其说是官僚资本，不如说是国家资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智囊，其最初的成员大多是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两年多时间内为国防建设做了大量切实可靠的调查，并提出以“统制经济”为目的的国家工业发展政策。这一机构一方面有助于蒋介石获得社会名流、学者、专家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抗战做了必要的准备。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机构大改组时，国防设计委员会也随之改为资源委员会。尤其是1935年12月蒋介石继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后，重新改组政府，任用了五位资源委员会的成员，大大增强了该机构的实力；而且从1936年初开始，资源委员会除了设计调查外，也正式开始直接经营重工业，进行铁路、公路等国防建设，为长期抗战做准备。[※注]此后的研究，基本循着这个思路，充分肯定了1932—1937年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在发展国防工业、矿业、重工业、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方面的成就。[※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还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对该会及其主要成员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及他们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之间的关系，研究得仍不够充分，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在司法系统，国民党政权也试图增强掌控力。李在全对“司法党化”的研究表明，1932年国民党元老居正担任司法院院长后，虽然受到来自朝野两方面的反对意见，仍决心对司法系统进行改革，逐渐消除北洋司法人员的影响力。他在司法系统中大量任用党务人员，抗衡在北洋司法界普遍存在的“司法独立”意识，增强“国家意识”。居正一方面在司法理念上鼓吹司法“党义化”，试图通过司法系统使三民主义深入民众意识，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信仰；另一方面在1935年前后对司法中枢作了一番权力与人事调整，将此前属于行政院的司法行政部重新划归司法院，增强了司法部门的权力。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受陈立夫、陈果夫领导的CC派影响，“党义化”沦为了“党人化”。CC派长期把持国民党党务，而且在居正之前就已提出“司法党化”，其骨干分子陆洪东和洪友兰在1935年前后进入司法中枢，分别担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和法官训练所所长，通过他们的操作，大批CC派分子进入司法系统，使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司法系统不仅走向了“特务化”，还充满了派系权力斗争，反而削弱了司法的权威。[※注]

（三）秘密组织和特务活动

为了中央集权，除了以上这些公开的制度构建，蒋介石还着手组织秘密团体以解决国民党组织在“清党”后暮气日重、对民众缺乏领导力、难以控制社会的问题。金以林指出，1932年蒋介石总结其第二次下野的教训，有“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三点。“无干部”的解决方法是吸收一批有学识的知识精英进入政府，也即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无组织”即不能有效指挥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因此他重返政坛后立即就授意一批忠于他的黄埔毕业生，成立了力行社这个绝对忠于他的组织；而针对“无情报”则通过整合原有的情报部门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这个特务机关来解决。[※注]由此可见，秘密组织和特务活动是蒋介石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其统治能力的手段，是在1932年以后才正式发展起来的。

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蓝衣社等国民党秘密组织，以及“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被作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罪状，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不断受到批判。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是恽逸群（署名“翊勋”）应《新华文摘》所邀写的《蒋党真相》，此书初版于1949年，20世纪50年代初期又多次再版。恽是中共地下党员，曾在上海、香港等地报界工作多年，熟悉国民党政府掌故。在此书中，他把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分为二陈主导的CC系、以黄埔毕业生为主的蓝衣社（也即“力行社”），以及战后崛起的蒋经国的“新太子派”三股势力。CC系是蒋介石最早的特务组织，从1927年“清党”就开始做情报工作，并主持反共，在各级学校里组织“青社”（也即“青白团”），增强国民党对学生的控制。1932年力行社成立以后，戴笠领导的力行社特务处就表现出更高效的情报工作和实施暗杀、绑架等恐怖政治的能力。因此，后来成立的“军统”虽以陈立夫为局长，但主管第二处的戴笠权力更大，两派一直内斗不止，直到1937年以CC系为主的“中统”从“军统”中分离出去。恽指出，蓝衣社的工作主要分为“调查（情报）、行动（监视、禁锢以及暗杀）、组训、筹款四大类”，除了调查、行动这两类为人所熟知的特务活动外，组训主要是培训各级军官，灌输他们绝对忠于蒋介石的观念，而筹款则主要是通过贩毒为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和特务活动筹集经费。[※注]此书虽然有不少夸大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罪恶”的内容，多少体现了新闻作品的宣传性质，但就特务组织这一章而言，大体反映了历史事实，也成为后来研究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国民党秘密组织和特务活动的研究，往往强调其极右的意识形态，以及为维护蒋介石独裁采取的恐怖政治，例如绑架、暗杀等手段。影视作品中“特务”角色的反派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特务政治”在严肃历史研究中应有的地位。这个情况到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有所转变，余子道、徐有威发表在1989年的论文《力行社述论》，对力行社的评价要更为全面和客观。虽然他们仍然强调力行社“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秘密政治团体”，“反帝反军阀反共拥蒋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但同时也认可其“反帝反军阀”的正当性，并且评价其为“集政治宣传、干部组训、情报活动、特务工作、联络社会各界和监控军政机关等各项功能的一个‘非常组织’”[※注]。此文大量引用了中国台湾学者邓元忠出版于1984年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稿》以及易劳逸等美国学者的著作，可以说他们对力行社的评价能摆脱僵硬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多少与其受到的中国台湾和海外学者的影响有关。

1980—20世纪90年代，有关国民党特务活动的史料出版得比较多，多以回忆录、日记等私人史料为主，比如沈醉的回忆录、唐纵的日记等，但由于有关特工的档案史料很少开放，以特务活动为题的历史研究不太多，坊间的书籍则往往根据各种回忆录作揭秘内幕式的演绎。江绍贞的《戴笠和军统》列入张宪文、黄美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丛书》，在各种关于军统的研究中尚属比较可信，虽然大量内容仍基于沈醉、陈恭澍等人的回忆，但作者自陈：“对有关的史实，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缜密地加以考证，摒弃社会上流传的某些似是而非、道听途说的所谓‘秘闻’，以求其历史的真实性。”[※注]作为专业历史学者，江绍贞对军统特务活动对当时政局的影响有较深理解和较客观的评价，例如上海的政治绑架、针对左翼民主人士的暗杀、在华北地区的敌后工作，尤其是在影响国民党政权稳定的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中特务组织所做的秘密联络和情报工作，都说明军统组织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蒋介石所期望他们承担的作用，加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蒋介石本人的权力。

马振犊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是研究此问题较全面的近著。此书搜集了海峡两岸开放档案中有关特务活动的史料，并利用了国外的相关档案，如英国国家档案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英特务合作档、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宋子文档案等，尤其对抗战时期的特务活动有了更深入可靠的梳理，也充分肯定了特务活动在抗战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特务活动，除了以往研究常用的回忆录等材料外，重点参考了近年出版的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戴雨农先生全集》，通过戴笠的文书还原军统在各地的活动。马振犊此书的长处在于比较全面地梳理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特务活动的历史，但观点上新意并不多。他对特务活动的整体评价是“搞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指出虽然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打着“革命”的旗号，但本质是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服务，而且充满了血腥和暴虐，因此代表了“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部分”[※注]。

最近台湾所藏原“军统”“中统”的档案可能会逐步开放，随着档案史料的日益增多，相信对国民党政权秘密组织和特务活动的研究会继续深入，对政治史的这一阴暗面作出更为精准的描述和评价。今后的研究如果能引入比较的视角，将国民党政权的秘密组织和特务活动与其他现代国家的情报部门比较，从国家治理技术的角度出发，将以独裁为目的的恐怖政治与以保卫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情报工作做一定的分梳，也许会对这一议题有新的见解。

（四）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整合

国民党的派系之争贯穿其执政始终。郭绪印主编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将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主要归纳为把持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和其他派系之间的斗争。后者包括政治派系，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等；地方实力派，如冯玉祥、阎锡山等；以及两者的混合，如胡汉民和陈济棠联合的粤派。从革命史的立场出发，郭绪印认为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主要是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否定，虽然他也承认“派中有派”，蒋介石的嫡系和亲信中也有派别斗争，但“在镇压人民革命方面，他们有一致性”[※注]。崔之清主编的《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也深受革命史叙事影响，把1905—1949年的国民党史分为两阶段，以1927年为界，前期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期，是“一个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进政党”；后期是“反对民主政治、镇压革命力量、实行一党专政”的执政时期，代表人物是由军事强人蜕变为独裁者的蒋介石，而1927—1937年国民党正处于“派系纷争、蒋系独大、逐步整合的不稳定状态”[※注]。

在这些对国民党史的基本论述中，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派系之争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以蒋介石为主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二是拥蒋派系之间的斗争。就1932—1937年这段时间而言，蒋介石“最高领袖”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注]随着中央政府势力的巩固和军事实力的扩张，前一种派系斗争有缓和和妥协的倾向，而后一种则初露端倪，且日益升级，表现为以黄埔毕业生为主的力行社和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中心的党务人员为主的CC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它们两派有时又联合起来攻击以专业官僚为主的新政学系。[※注]

王奇生从国民党“治党史”的角度，避免先入为主地以“蒋介石个人独裁”为论述的起点，认为国民党“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因此他认为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注]他以20世纪30年代CC系和力行社这两个最主要的拥蒋派系为例，说明国民党组织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党的派系化”和“派系的党化”交相并举，并指出这一现象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组织力。“党的派系化”指的是国民党党机器从北伐时期指导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变为由CC派垄断的权力工具；而“派系的党化”是指在党机器沦为派系工具时，另一些派系发展成独立自主的准政党组织，力行社就是一个典型，CC派也有自己的秘密组织“青白团”，兼有“派系党化”的特征。王奇生认为，蒋介石党内地位的确立和提升的确有赖于这些功能不同的拥蒋派系，但是这些派系之间的恶性竞争“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种持续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因此也是导致国民党最终溃败的原因之一。[※注]

在拥蒋派系畸形发展、内耗内斗的另一面，是内忧外患压力下蒋介石主导的中央政府和其他国民党派系的妥协合作。原定于1934年下半年召开、实际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五全大会”）是所谓“走向团结”的标志性事件。陈红民等人根据档案史料分析了五全大会延期召开的内幕，指出蒋介石为了应对以胡汉民为首的党内反对派，避免出现国民党公开分裂的局面，派人与西南各实力派私下商议，达成了缓期召开五全大会的共识。陈红民等认为，这反映了蒋介石“在掌握较充足的权力与资源后，处理党内矛盾有了一定的自信、容忍度与策略”，但是协调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和破坏程序的行为，也“显示出国民党缺乏现代民族意识”，“主要是依靠策略、权术与人脉关系”来解决党内争端。[※注]

当1935年11月五全大会真正召开的时候，蒋介石的声望更高，不仅阎锡山、冯玉祥亲自参会，而且粤、桂也派来代表。虽然会前发生了“汪精卫遇刺案”，但此次会议“团结”的基调并未发生改变，为平衡各方势力，中委增至约260人（第三届80人，第四届178人）。由于汪精卫遇刺受伤，胡汉民又于1936年5月突发脑溢血去世，在五全大会上被选为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由此掌握了党、政、军大权。刘大禹、姚路英的研究指出五全大会后蒋介石的个人集权局面一方面是其与各地实力派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汪遇刺受伤而造成的偶然结果。因此，蒋在中委扩大、行政院改组等方面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能完全根据其意愿安排人事任免。他们认为，“蒋介石的个人集权政治虽然在应对危局与抗日准备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终非一种能够保持国家或政府稳定的根本模式”。[※注]

（五）“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方针及其实施

1932—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日益进逼的日本；二是国内的割据势力。因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方针。[※注]对于这一基本方针的确立时间，学术界现在比较通行的看法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就已经开始酝酿，同年11月初步形成，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蒋汪合作的大背景下，在洛阳国难会议上讨论，最终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以后正式宣布确立。蔡建中认为，不可把“攘外必先安内”简单理解为只“剿共”不抗日，“攘外”包括了对日“战”“和”两方面的应对策略，而“安内”除了针对苏维埃政权外，还包括翦除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势力和统合地方实力派。[※注]

金再及剖析南京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随着战局发展的转变就很典型地反映了对日“战”“和”两方面的应对。她指出日本海军挑起“一·二八”事变，只求达到有限的目的，并非有意占领京沪，但南京政府对日军意图作出误判，认为这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再考虑到上海的重要战略和经济地位，作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十九路军英勇抵抗获得了防御性胜利，日方也愿意停战和谈，但南京政府方面却急于妥协，未获得有利于中方的停战协议。这固然是因为南京政府首脑蒋、汪二人缺乏军事抵抗的信心，也是由于为集中兵力消灭苏区的共产党，未及时调动增援部队保障淞沪战争的最终胜利，致使日本以胜利者的姿态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金再及指出，“当南京政府感到日本的侵略危及其根本统治时，它就以抵抗为主，反之，则以妥协为主”，由于当时日本的侵略目标有限，因此这一阶段南京政府对日方针的主要方面还是妥协。[※注]

此后1933年的长城抗战，虽然有历时五个月的抵抗，最后仍然因为蒋介石集中兵力“剿共”、不肯分兵抗日，而后继无力，被迫签订了《塘沽协定》。[※注]国内史学界普遍对蒋介石在这一时期“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做负面评价，认为这导致中国主权的逐步丧失，使抗日将士的牺牲变得徒劳无功，而且在交涉过程中，中方失去了大量战略要地，使中国军队在日后全面抗战爆发后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不过，近年的研究也开始修正这种“一边倒”的评价。刘大禹指出1933年热河危机中蒋介石在“抗日”和“剿共”之间有个战略选择的过程。他认为，热河危机初起时，抗日优先于“剿共”，但由于两广不愿听命“剿共”，蒋介石无法分兵北上抗日，只能寄希望于张学良的东北军，结果造成热河沦陷，使蒋陷入两难境地。蒋之所以急于对日停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政策，使其过高估计了红军的威胁，而国联的不作为也使其认清了抗日必须靠中国自己的现实，于是选择签订《塘沽协定》，先集中兵力解决“剿共”问题，避免全面抗战的过早爆发。[※注]

袁武振、梁月兰认为，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其政策从“安内”向“攘外”转变的起点。他们指出，正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步步紧逼，威胁到英美在华利益，迫使国民党转向“团结、民主、抗日”的方向，只是这个转变还不彻底，所以要到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才完全停止“剿共”，开始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注]余子道将“九一八”后到“七七”事变前中日间一系列军事冲突统称为“局部抗战”，并做一综览式的分析，也指出国民党五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攘外”的比重明显增多，对日态度也变得更加强硬；在此背景下，1936年的绥远抗战从“消极抵抗，积极谋和”转为“积极抵抗，以战迫和”，又与阎锡山、傅作义配合作战，采取灵活的战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注]然而，黄道炫认为1934年才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的转捩点，因为这一年随着福建事变的平定和对共军事的初见成效，蒋认为“安内”已经有了一定成果，此后政策重心转向国防建设和积极备战。[※注]这两种看法前者侧重于日本对中国的压力，后者侧重于国内局势的转变和南京政府内部的因应。

“安内”的主要目的是“剿共”，史学界对“剿共”的研究大多是从革命史和党史的角度切入，从国民党方面来考虑的相对较少。黄道炫考察了第五次“围剿”中“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指出国民党政府当时的确配合“剿共”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具体措施，比如计口授田、减轻税负、设置行政专员公署、加强保甲制度、改善军纪等，以求做到“严密统治、收揽人心”，但黄同时也指出，不可高估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注]“剿共”并非中央军的单独行动，其目的也不单纯是“剿共”。郭昌文的研究指出“剿共”是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互动的重要内容。他通过1934年晋军李生达部赴赣“助剿”的个案，说明晋方出兵是为了获得协饷减轻财务负担，也为了消除蒋介石的疑虑，而蒋介石借助客军固然有增援中央军的用意，更重要的是试探晋方，消解西南胡汉民方面试图联合北方反对中央的意图。[※注]第五次围剿结束后，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有意“纵容”他们游走于西南腹地，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渗透进地方实力派的势力范围，为抗战时的战略转移打下基础。黄道炫对1934年秋中共、粤系、蒋介石三方博弈的研究显示，苏区处于粤系势力和中央军之间的缓冲地带，蒋介石的“剿共”因此在战略布局上统筹考虑了与粤系和西南其他实力派的复杂关系，从史料来看蒋有意识地“纵容”红军主力向西南方向转移，一方面是为了防备与其对峙的粤方，另一方面也希望尽可能少地消耗兵力，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而且同一时间他离开江西前线，巡视西北、华北，又与当时北方局部抗日的局势密切相关。[※注]

整体而言，史学界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研究已经逐步从全面否定转向辩证分析，对这一政策的解读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只‘剿共’不抗日”，转而发掘其更为丰富多元的含义。最近的研究尤其关注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日军、中共，乃至共产国际、英美等国外势力的复杂博弈，展示了历史的奇诡多变之处，使我们对这段影响中国近代史甚深的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

二 地方实力派的离心力

虽然1932—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表现出集权之势，但地方实力派对中央的挑战也从未停息过。“地方实力派”的说法首先是从抗战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国内形势的分析而来。毛泽东将其视为不同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又不同于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政权的中间力量；周恩来也指出：“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注]1932—1937年，以胡汉民为首、以陈济棠军事势力为依托的西南政权是国民党内部最有影响力的反对势力，阎锡山、冯玉祥、龙云、张学良、刘湘、李宗仁、韩复榘等各省军事实力派也都有各自的地盘，实质上各自为政，只在表面上服从中央。在此期间，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5年的两广事变、以及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三次公开的反蒋军事行动，都对南京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的权威，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胡汉民与“西南政权”

最初对西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研究大多基于前引毛泽东、周恩来从阶级分析角度作出的基本判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谢本书、牛鸿宾的《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此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抗战时期四川、贵州、广西、云南各地独立于中央军的军事集团，并上溯其历史渊源到北洋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一地区的各系军阀，时间跨度从北洋直到解放战争，勾勒出“代表封建地主阶级、集团利益”的西南军阀，向“代表资产阶级、地方开明士绅等阶级、阶层、集团利益”的西南地方实力派转化的历史过程，并以1937年的抗战全面爆发作为两个阶段的转折点。此书作者同时也指出了从西南军阀到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一脉相承的密切联系，围绕其与蒋介石的分合关系，深入讨论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这些地方实力派是否可算独立的军事集团、是否可算中间势力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并未完全被意识形态话语束缚了独立的历史思考。[※注]

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粤籍元老在1932年汪蒋合流后，在广州分别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合作，形成了与中央对峙的“西南政权”。因为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西南政权”有党统上的合法性，有别于表面上服从中央的一般地方实力派。由于史料所限，谢、牛所著《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一书对国民党内部权力博弈的探讨，尤其是对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政权的研究还很不足。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资料的公开，以及台湾国民党“党禁”结束后一系列党史档案的开放，学者开始利用新获得的档案深入研究西南政权，展现了国民党政权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如何与一般的中央—地方冲突纠缠在一起，对晚年胡汉民的活动也有了新的认识。

杨天石是国内史学界首先利用这批档案研究胡汉民晚年秘密“倒蒋”的学者，他指出胡汉民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以“反蒋抗日”为口号，广泛联络湖南与西南各省（何键、刘湘、龙云等）、华北（冯玉祥、张学良）、海外（美国华侨）的力量。趁华北冯玉祥等起兵抗日之际，胡汉民本想说服广东实力派陈济棠联合西南各实力派独立，但陈济棠消极抵制，错失联合反蒋的时机。至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胡汉民又由于福建方面激进的政治立场而选择保持中立，使中央迅速扑灭“闽变”。此后胡汉民虽然一直坚持反蒋抗日的立场，但是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他也开始寻求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合作，可惜的是1936年5月，他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使西南和中央在政治上的妥协无法实现。[※注]杨天石此后发表多篇论文，以美国、中国台湾各地所藏胡汉民未刊档案为基础，对晚年胡汉民的政治行动及其影响做了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使淞沪抗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激发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反蒋抗日”的潜流有了更清晰的呈现。[※注]杨天石的研究修正了以“剿共”为主线、以共产党政权为主要反对派的传统革命史叙事，凸显了这一时期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政府关系的重要性，并将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和内政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揭示出两者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陈红民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晚年胡汉民的学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依靠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胡汉民言论，揭示了胡汉民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政见变化，主要有抗日和反蒋两方面，并将胡定位为坚持“旧三民主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典型人物。[※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陈红民继杨天石之后，对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分析胡汉民晚年与几大重要势力的互动及政治活动对当时国内政局的影响。此书收录的专题研究都相当有新意，如1931—1936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关系从对立到互动合作的微妙变化、胡汉民对张学良从攻击到拉拢的策略转变、胡汉民组织的“新国民党”及其活动、胡汉民对海外华侨的争取、西南政权与福建事变的关系、西南政权从“抗日反蒋”到“联日制蒋”的秘密外交等。[※注]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陈红民进一步指出“西南”是个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西南政权依靠陈济棠在广东的军事实力，与南京政府对抗，其实质是“政客+军事”的派系集团。然而，胡汉民与粤系国民党元老派是“中央型人物”，其终极目的是回到中央，夺取国家政权；而陈济棠则自知实力有限，满足于偏安一隅，更热衷于地方建设。政治蓝图上的根本差异使两者的联合有着内在的矛盾。由胡汉民和元老派掌握的西南两机关虽然无法插手广州地方事务，但它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也为陈济棠的地方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保持了“西南—中央”的对峙局面。1936年5月，胡汉民因病去世后，这一脆弱的平衡就被打破，南京方面开始着手解决西南问题；在中央的压力下，陈济棠无奈背水一战，发动了两广事变。陈红民认为，胡汉民与陈济棠的关系类似于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合作关系，都是党与军的合作，也都有着“中央型人物”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政治蓝图差异的根本矛盾。这一观察为我们超越政权更替的框架限制，从地方视野重新关注两广地区的政治延续性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启发。[※注]

罗敏围绕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出发，更进一步指出，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后面，是军事实力的角力。胡汉民一方面试图借五全大会召开之际“以党取攻势”，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日本的援助与蒋介石相抗衡，皆为其缺乏军事实力支持而采取的无奈之举；蒋介石则利用陈济棠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离间西南政权内部各派系，借五全大会延期之机对西南施行缓兵之计，待“剿共”战事胜利后，才对失去军事缓冲带的西南实力派施加“和平统一”的压力，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注]

最近十几年史学界对胡汉民和西南政权研究的深入很大程度上仰赖美国和中国台湾的新出史料。这是新史料推动研究进展的一个典型例子。如何将这些有关胡汉民和西南政权的最新研究整合入民国政治史的整体叙事，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地方”关系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有新的全面梳理，是研究者今后面临的挑战。

（二）福建事变

面对1932年南京中央政府改组后的中央集权政策，地方实力派各有应对。吊诡的是，蒋介石从“攘外必先安内”的思路出发，将中央集权政策视为抗战准备的必要一环，而地方实力派则往往以“反蒋抗日”为口号，反抗中央整合全国军事和行政的企图。1933年底的福建事变是这一系列反抗中首先爆发的事件。

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界对福建事变基本持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是“国民党内部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斗争”[※注]；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从福建事变的起因和事变后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的纲领和政策来看，福建事变是爱国的革命的行动，既有支持抗日的“反帝”一面，又有“计口授田”等反封建的主张，因此是“国民党内部进步势力的抗日反蒋运动”，与后来的西安事变性质相同。[※注]随着“文化大革命”后极左思潮对学术界影响的减弱，史学界更多倾向于后一种看法。朱德新从毛泽东对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三次事件的评价出发，认为这是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逼蒋抗日的三次尝试，以福建事变为开端，两广事变为中介，终于西安事变，以不同的斗争手段，成功逼蒋抗日。[※注]还有更多的研究探讨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与福建事变的关系，以及福建事变与第五次“反围剿”的联系。这些对福建事变的研究大多是从党史和革命史的叙事出发，讨论的焦点集中于福建事变以及其后短暂存在的福建人民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革命性。

最近的研究则基于新出的史料，更多着眼于福建事变所反映出的南京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复杂互动。陈红民根据哈佛大学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指出福建事变之前两广与第十九路军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第十九路军发起事变与两广对其不断进行“反蒋抗日”宣传有一定联系；然而，福建方面计划起事，广东的陈济棠却从保存实力的考虑出发，不予支援，广西的李宗仁等人碍于广东方面的不参与态度，也无法有实质性支援，这就使十九路军转而试图联合红军。而福建事变后，闽方改国号、脱离国民党等举措，也造成“党性”极强的胡汉民反感，使十九路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闽变失败后，两广却仍然暗中支持十九路军，并收编了其部分军队。陈红民认为，两广与十九路军领导人的关系反映了民国时期国民党内部争斗的一个典型案例：“先友后敌，化敌为友，非敌非友，亦敌亦友，敌中有友，友中有敌。敌友的界线有时并不明确，随时空的转换而迅速变更。”[※注]

罗敏对福建事变前后西南政权与中央关系的研究，更是跳出了福建事变本身，充分注意到了各地方实力派的内在分歧、这些实力派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央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她指出1933年5月《塘沽协定》的签订是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关系的转折点，此后各反蒋的地方实力派都以蒋介石卖国为理由，将反蒋行动付诸实施。当时掌握广东地方实权的陈济棠对“倒蒋”持消极态度，于是便与以胡汉民为首积极“倒蒋”的国民党元老派产生了裂痕。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使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抗公开化，西南政权的态度成为舆论关注的重点，南京政府内部甚至出现了“迎胡排汪”的主张。为了稳住西南，避免其与发起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联合，南京政府在四中全会中竭力拉拢西南政权，修正通过了西南提案，相当于承认了西南的独立地位。正是由于西南的中立，中央平息“闽变”的军事行动相当顺利迅速，也使中央与西南之间失去了一个缓冲带。福建事变后，中央乘势推动统一化进程，意图裁撤西南两机关，推行省制改革，受到了西南方面的有力抵制。于是，蒋介石利用西南实力派和元老派之间的罅隙，借国内舆论在日本威胁下强调统一的基调，拉拢元老派，使西南以“抗日”为名抵制中央、行割据之实的策略失去道义上的正当性，为后来两广事变中蒋介石武力平粤铺平的道路。[※注]罗敏的研究虽然也将福建事变与两广事变联系在了一起，但已经突破了革命史叙事的窠臼，试图从国民党政权内部来寻找历史发展的脉络，为福建事变的研究开辟了一种新视角。

（三）两广事变

1936年5月，胡汉民突发脑溢血去世，中央政府试图在胡死后解决西南政权的地方割据局面，两广“六一事变”正是对这一企图的因应。史学界最初将其作为反动军阀间的又一次争权夺力，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者开始强调两广抗日爱国的积极性。李静之认为，两广事变中粤桂以抗日为口号，是真诚的爱国行动，因此有别于1931年前的“新军阀混战”；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反映了当时国内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意，但由于其缺乏群众基础、没有提出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表现了其局限性。[※注]夏潮也同意两广事变中主张抗日的积极意义，并将其与此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此后的西安事变联系在一起，认为表现了“国民党阵营内爱国力量于国难当头时的正确选择”；他尤其指出中共在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共因势利导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成了“逼蒋抗日”，不仅联合了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激发了全国的抗战热情，而且也促使蒋介石提高了国共谈判的级别，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注]

陈鸣中的研究则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考察两广事变，他认为，蒋介石始终认为其心腹之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以不愿对两广轻易用兵，而是用“中央”的名义，在政治上对其施加压力，以收买陈济棠部下、分化其盟友等方式解决两广事件。[※注]但这一视角的研究很长时间里都未得学界重视，直到近几年来蒋介石日记和档案等一批新史料的开放，从才重新受到关注。罗敏的研究通过梳理蒋介石日记和蒋档中的《事略稿本》，厘清了学界很长时间以来基于当事人回忆而产生的几处谬误。她认为，蒋介石以传统权术解决两广事变，“对粤施以离间分化与策反收买，对桂则在优势武力之威慑下，以人事、地盘与金钱三者加以笼络与利诱”，因此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主要还是由于蒋介石的权谋，蒋也因此声望大涨。然而，罗敏同时也指出，正是因为两广问题的解决，蒋高估了其政治权威，也高估了“攘外必先安内”策略的正确性，造成了后来西安事变中戏剧性的逆转。[※注]

对两广事变的又一研究视角是从地方实力派的角度来考察。王静在分析两广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时，指出桂系的优越条件在于抓住了“抗日”这张王牌，获得了舆论的支持，而且桂系是久经沙场的地方实力集团，有更强的凝聚力，不容易被收买分化，广西的内政也成绩卓著；这些优势使蒋介石不便贸然出兵征伐，因而选择和平解决。[※注]更为系统地从地方角度来考察两广事变的是邓正兵。他的专著《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1927—1936）》以地方主义为线索研究广东地方实力派。他认为地方主义是由地方意识凝聚起来的地缘性利益集团，通过控制某地行政机关，脱离中央政府管辖，独立或半独立于中央政府。[※注]就两广事变而言，他强调当时南京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博弈，认为这不是“抗日反蒋”或“联日反蒋”，也不是单纯的派系之争，是蒋介石在“安内”政策下统一国内政权的意图与地方实力派希望继续保持独立地位的立场之间无法避免的矛盾冲突。陈济棠本意只是想保护其地方势力，他发动两广事变，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桂系的鼓励。[※注]

（四）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共党史中的重大事件，因此研究得较为充分，但大部分研究都是从共产党的角度出发，从国民政府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1985年杨奎松《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一文将西安事变置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考虑。他指出，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已经有意与苏俄联合，试图借助苏联的力量来抗日，中共方面也表现了足够的灵活性，愿意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因此，1936年国、共两党又开始了重新接触。杨奎松敏锐地观察到中共提出统一战线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密切联系。然而，两广事变顺利解决，英美也开始对日本扩张采取强硬态度，蒋介石自觉有能力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在与中共的谈判中态度变得非常强硬，条件也更为苛刻，而且同时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施加压力，希望借他们的军队消灭红军。西安事变就是在这一情境下发生的。西安事变之所以没有像福建事变、两广事变那样酿成武力冲突，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积极与蒋介石谈判，作出必要的让步，寻求联合抗日。虽然西安事变后、“七七”事变前，蒋介石仍试图消灭共产党势力，但全国各党派舆论已经一致支持和平统一、联合抗日。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也终于完全同意与中共联合抗日。杨奎松在结论中赞赏蒋介石“在这一历史转折的最后关头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在当时民国史学界对蒋介石几乎千篇一律的负面评价中，无疑有着相当大的冲击力。[※注]

杨奎松对西安事变的后续研究，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解密的大量档案史料，指出张学良自1936年初就与陕北的共产党有秘密来往，他从“联蒋抗日”到“反蒋抗日”的转变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并打算在1936年秋与红军联合，攻占兰州，打通苏联，使东北军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下独立出来。共产国际考虑到现实的力量对比，指示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战略，联合张学良、阎锡山、刘湘等地方实力派。然而，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后就迅速转向西北，试图驱使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剿共”，迫使张、杨在没有与中共商量的情况下发动“兵谏”。杨奎松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因为缺乏政治经验而被蒋介石扣留于南京，中共与张、杨最初拟定的西北半独立的计划未能成功，张、杨也失去了对各自军队的控制权，从他们发动“兵谏”的本意而言，是失败的；然而，从大局上看，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停止大规模内战，使中共在绝境中获得生存机会，又可以说是成功。[※注]

黄道炫的研究则指出，蒋介石与张、杨之间的矛盾，并非投降和抗战两种原则立场的冲突，而是蒋介石以自我为中心的片面抗战与中共和张、杨要求团结全国力量全面抗战这两种不同抗战策略之间的冲突。两派分歧的关键在国内政局，而非对日抵抗的外交政策。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包括改组国民党和政府、中央军撤离西北、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联俄联英美法等，在西安事变后也基本被南京方面接受了。[※注]

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学界有各种说法。最初的研究多强调张学良、蒋介石、中共等主要参与者的作用，最近的研究开始关注其他一些牵涉其中的力量，比如宋美龄、孔祥熙等亲英美派、主张武力解决的讨伐派，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使我们对西安事变的理解更为丰富立体。刘家富认为，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细致分析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意图后，率先确定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压制南京的讨伐派，并利用一切力量斡旋于宁陕之间，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努力。[※注]罗玉明等人的研究则指出黄埔系将领虽然在西安事变后分为和、战两派，但他们大多以尽快营救蒋介石为目的，因此即使是其中的主战派也是希望用军事威慑促使和谈早日成功，他们的活动有效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注]左双文利用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史料，研究西安事变后以戴季陶为主的讨伐派，指出当时南京政府中主张讨伐的要人有数十位之多，其中不乏平时与蒋关系颇好的人物，如戴季陶、何应钦、陈立夫、陈果夫等，他们主张讨伐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党国威信和中央政府的尊严，导致内战一触即发；在宋庆龄、宋子文等人的竭力阻止下，和谈才得以成功。[※注]陈汉孝则强调了冯玉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冯玉祥不仅在事发后首先表示支持和平解决，以保护蒋的安全，而且还派部下专门与宋哲元、韩复榘等联络，说服他们不参与武力讨伐；他认为，冯玉祥是出于抗日的民族大义，在相信蒋介石在五全大会后已经决心团结抗日以后，才做出这样的努力。[※注]

由上可见，1932—1937年虽然国民党内部各实力派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内战，但各自为政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在革命史的叙事中，这段历史的主线被归纳为蒋介石使用权谋之术试图羁縻这些离心力量，以便专心对付共产党，但在国民党内部抗日爱国力量的共同反对下，终于转向了联共抗日。最近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论述尚有不足。国民党内部各派反蒋势力，虽然都打着抗日的大旗，但也都有其各自的利益和算计。中国共产党、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各地实力派，在“安内攘外”的大方针下，有着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以“中央—地方”的角力和“集权—分权”的矛盾冲突来补充革命史叙事，恐怕会更接近历史的实相。

三 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统治的巩固

1932—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对外在的异己力量采取“安内攘外”政策，同时对内也加强和巩固了对社会的统治。近年来，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如何治理社会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更丰富了我们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

（一）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及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根据张宪文、陈谦平对国民党政权研究的综述，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学界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政权性质及其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有过一次影响颇大的学术争论：一种认为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代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另一种则认为这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讨论的核心，其实在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及其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而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个非常含糊的概念，落实到具体研究中，焦点往往落在南京政府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江浙财团。正如张、陈二人的综述所评价的，由于江浙财团本身由诸多不同身份的个体组成，既可被归入买办大资产阶级，也可被归为民族资产阶级，而且由于缺乏客观、具体的分析，是否有这样一个财团存在仍需要进一步考量，其政治观点及其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复杂关系，更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注]

虽然近年来革命叙事日益式微，但对国民党政权性质及其阶级基础的讨论并未随之失去研究价值；相反，在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后，这方面的研究反而展现出更强大的问题意识。就1932—1937年而言，国民党政权在结束草创期，进入相对稳定的“训政”时期，同时又面对着国内外巨大的压力，如何充分有效地动员国内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个核心问题。现在大部分研究多集中于民众动员和民众治理，对于如何动员和管控资产阶级、乡绅阶层这样的精英群体，研究相当薄弱，但也不乏佳作。

王奇生通过对1932—1933年发生在上海的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的个案研究，生动地揭示了国民党政权、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他指出，在这场20世纪30年代最大的劳资纠纷中，劳资双方都表现出强烈的阶级认同和对立的阶级意识，而声称代表“全民”的国民党政权处于两者对立之中，未能使任何一方真正与该政权产生认同感，其对纠纷的处理方式也不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这一个案研究有力地挑战了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陈说。[※注]姜良芹对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的研究则指出，这次内债整理案是对江浙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又一次掠夺，很大程度降低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信用。虽然这一整理债务的举措缓解了当时政府的财政压力，对其实施统制经济政策、为抗战做准备有积极意义，但也使私营金融资本与政府日趋疏远，转而将资本投入工商业。姜良芹认为，此次公债整理案中，江浙财团表现出的配合和顺从也体现了其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转变，从1927年的支持、1932年内债整理过程中的对抗，转而沦为政府金融垄断政策下的附庸。[※注]冯筱才的近著《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则从虞洽卿这个核心人物着手，展示了“政商”这一民国时期颇为普遍的现象。在冯筱才看来，“政商”可谓是建立在政客与商人合作基础上的暴利生产平台，具体反映在虞洽卿与蒋介石的互利关系中：1927—1937年虞洽卿逐渐蜕变为依附于蒋介石政治权力的威权型政商，成为蒋在商界的代理人，而蒋介石也回报以各种牟利机会。他认为，政商化现象不仅侵蚀了政府合法性，也败坏了社会价值，对国家健康发展不利。[※注]

农村地区的情况又与城市不同。近年来，国民党政权代表所谓“大地主阶级”的说法已经逐渐消失。李巨澜的研究指出，国民党政权为了控制乡村地区，建立新的乡村基层政权，因此而培养了“一个受过新式教育、依附和服务于国民党政权、迥别于传统的新式乡村精英阶层”，其主体即是国民党政权的区级行政人员，他们确保乡村社会对国民党政权的效忠，以及国家政令的实施，是地方权力的真正控制者。然而，这些新乡绅往往堕落为贪污腐化的保守阶级，为了维护私利，阻碍了国民党政权进行社会整合、推动乡村改良的各种措施，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权农村政策失败的一大原因。[※注]此文虽然提出了“新乡绅”这一颇有解释力的概念，但对其产生的制度背景以及此阶层与上级政府和下属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表明，这一“新乡绅”的崛起，正与国民党政权的乡村基层国家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乡村基层国家建设

国民党政权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国家建设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宪政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县一级的地方自治，因此乡村基层国家机构的建设就变得尤为重要。1932—1937年已经进入训政时期，中央政府一直面临着如何将国家权力渗透入地方社会的挑战，“剿共”和“抗日”也都需要中央对地方社会更有力的控制，因此基层国家建设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行政改革。这方面研究近些年才日益受到学者关注。2005年8月，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历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合办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研讨会上，有三篇论文讨论这一时期的基层行政改革，包括曹成建对县政改革的研究、王奇生对区乡行政的考察，以及翁有为对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分析，将此课题从边缘推向了中心。

曹成建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国民政府的县政改革虽然表面上似乎是为地方自治做准备，但其实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使作为行政兼自治机构的县政府，在行政方面进一步加强，改变政令止于县的局面。具体的措施包括：县政府合署办公和裁局改科，将事权集中在县长之手；将县行政机构向下延伸到区一级，使过去作为自治机构的区变为协助县长推行政令的行政机关；加强对基层社会控制人员（如县长、区长等）的选拔、训练、考核。然而，曹成建同时也指出，国民政府这一系列对基层社会控制机制的改革，效果有限，尤其是在游击活动频繁的所谓“剿匪区”：一方面是旧的体制在崩溃，原有士绅阶层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新的官方控制机构引起民众抵制情绪，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注]

王奇生的研究也指出，国民党政权在“安内攘外”的压力下，需要大力汲取和动员乡村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必须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以江苏省为例的研究中，王奇生发现，由于国民政府时期县长必须回避本籍，平均任期也只有一年左右，地方行政往往由区长把持，而区长一职又多被当地土豪劣绅攫取。国民党政权为了向下延伸对社会的控制力，却缺乏理想人员作为权力的“支点”，因而选择不加甄别将所有基层行政人员都收容入党，反而为土豪劣绅提供了舞台。区乡保甲长越来越多地承担国家政权代理人的角色，并借机以权牟私；其作为地方自治组织的角色往往有名无实。[※注]王奇生的后续研究更进一步系统性梳理了民国时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蜕变，指出地方社会多被掌握武力和财力的豪强把持，本应作为地方自治核心的县级政权反而“空心化”了，县长在上层文官群体与下级区乡豪强势力的夹缝中，基本无所作为。所以，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基层国家建设的努力，基本可算是失败的，只是中国传统胥吏制度的延续，而非转向近代政治的过渡。[※注]

翁有为对20世纪30年代初到抗战前夕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一系列研究则着眼于县级政府如何向上与省级政府相联系。他认为，这一制度从1932年开始首先在“剿共”区域内实行，表现了蒋介石希望更有效使政令下达到地方的愿望，但由于执掌行政院的汪精卫和地方实力派的抵制，该制度的推行在各地区间差异较大，具有临时的性质，职权也不太明确，直到1936年3月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后，才正式制定了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推行到各省。翁有为指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制除了与“剿共”的军事需要有关，还与现代国家地方政府转型过程中对社会管理日益增长的行政需求有关，也体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舆论界流行的“提高行政效率”的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领导的抗战根据地的行政制度。[※注]翁有为及其研究团队的多年研究成果最近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也即《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该书系统地梳理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的历史渊源，创制背景和演变过程，与南京政府中央政府体制、省制、县制和地方自治的关系，以及这一国民党政权的制度如何影响了共产党政权内相似制度的建立、两者间又是如何通用和共生的。翁有为等的研究超越了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界，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思考两者的“制度选择”，寻绎出政治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理路。[※注]

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恢复的保甲制，作为国民党政权行政管理最底层的制度设置，也是基层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冉绵惠对国内有关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新趋势的综述，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保甲制的评价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蒋介石政权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一边倒的评价开始有所转变，学者也肯定了保甲制度在经济文化建设、防御灾害、农商合作等方面的一些积极作用，并认为它在组织民众、充实抗战力量上做出了一定贡献，这些基于实证研究的历史分析，丰富了我们对保甲制的认识。冉绵惠还指出，近年来新资料（尤其是地方档案史料）的发掘和运用，以及在社会史和社会科学影响下研究范围和视角的拓展，也有助于保甲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将保甲制的法规和制度设计与现实中地方实践结合起来，在近现代中国乡村基层管理体制变迁的大背景下，理解保甲制在国民党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种相互矛盾的治理蓝图中的作用。[※注]最近几年对南京政府时期保甲制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其与地方自治的关系，这与社会史领域近年来的学术热点有关。丰箫认为，理论上保长应该是乡土社会自治的代表，却在国家不断试图控制基层社会的压力下，尤其是在战争环境下，成为国家压榨社会的代理人。[※注]王先明则辩证地理解传统保甲与现代保甲在表面上的制度延续性，指出国民党政府用重建保甲制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是希望依托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使国家权力得以进入地方社会，但国家政权建设的不完备使乡村社会无法保障有效的“自治”，最终导致“劣绅”统治。[※注]

学术界对国民党政权城市基层国家建设的研究相对不足，成规模的系统研究更是薄弱。学术界研究国家对城市空间和城市居民的管理，大多从城市史和地方史的角度切入，缺乏与政治史的对话，因而无法在更高的层面上理解民国时期的城市化和市政管理。这应该是日后研究应该加强的方向。

（三）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纲领，从改造个人生活习惯的“规矩清洁”入手来复兴“民族精神”，意图对内稳定统治，对外抗御日本侵略，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良运动。这次运动是蒋介石治下规模最大和影响范围最广的国民教育和规训运动，一直延续到抗战以后，甚至在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都仍在继续，但其运动高潮时期还是在1934—1937年。

史学界最初对新生活运动的专门研究较少，一般将其看作“围剿”共产党军事行动的政治辅助。比如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就认为“新生活运动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特点。它以中国古代儒家礼义廉耻的教义为基础，又吸取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公共道德、卫生习惯等方面的某些精神文明，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精神产品”，其目的是“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注]张同新的《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一书对新生活运动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分析了新生活运动无法动员民众、改造民众的原因主要在于儒家思想的腐朽落后、人民要求停止内战的政治诉求、新生活运动的一些要求不切实际，以及国民党自身的腐化堕落。[※注]

20世纪90年代对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是对此前研究的深入和补充，但在基本判断上变化不大。其中比较有典型性的论文有左玉河的《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关志钢的专著《新生活运动的研究》等。[※注]然而，他们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解仍强调该运动加强国民党统治、有助于蒋介石的独裁和思想钳制，表现了保守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文明观念的混合。在周天度等人撰写的《中华民国史》中，对新生活运动的论述也大体不出此窠臼。[※注]

进入21世纪以后，对新生活运动的专题研究逐渐升温，年轻一代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出发思考新生活运动，更多地肯定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切入角度也更加多样，不仅局限于受蒋介石直接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也从妇女运动、国货运动等非政治角度来考察。这一趋势一方面可能受到最近几年学界内外对国民党政权基本判断的影响，对国民党政权从完全的否定向一定程度的肯定转变；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史、文化史等史学分支自下而上视角的影响，对政治史的叙事做修正和补充。

温波的《重建合法性》一书虽然只研究南昌的新生活运动，但从整体上提出蒋介石试图以新生活运动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看法。他的观点跳出了蒋介石为谋求个人独裁的狭隘判断，从政权巩固的角度去思考新生活运动，但他指出新生活运动无法获得民众广泛认同，因此并未有效实现重建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目的，对这一运动失败的基本判断与此前研究相似。[※注]夏蓉和周蕾研究新生活运动中针对妇女的内容，指出国民政府希望通过行政力量“塑造”和“规范”女性，固然是公权力对私领域的入侵，受到知识精英的抵制；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动员女性参与社会事业、提高女性国民意识、教育女性以承担家庭责任的方式为国服务的价值观。[※注]汪思涵通过对《教务杂志》中与新生活运动相关内容的考察，指出国民党政权和基督教之间有保留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基督教以精神理论和社会服务团体的身份加入新生活运动，而国民党政权则借用基督教作为新生活运动的补充和争取国外支持的辅助，二者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具体的服务工作上，并一起被整合进民族救亡运动中，呈现了复杂多元的政教关系。[※注]刘文楠的研究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出发，将这一运动置于从晚清到民国“德治衰退、法治未建”的大背景下，指出在“训政”阶段的威权政治下，新生活运动用警察等强制性国家权力结合传统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体现了国民党政府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意图，但这一治理手段并没有纳入法治的框架，也未能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日常生活设定明确的道德和法律界限，体现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特有的中间状态。[※注]

用社会史自下而上的视角也有助于纠正以往强调新生活运动加强独裁意图的单一叙事。张芳霖通过南昌商人对新生活运动的应对，指出不仅是新生活运动对商人和商业有加强控制的意图，商人也利用新生活运动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变商业凋零的面貌，争取新的盈利空间。[※注]皇甫秋实考察了新生活运动期间浙江的禁吸卷烟运动与国货卷烟厂商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指出对于中央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基层社会有不同的解读。浙江省、县政府的官员从恢复地方经济的角度要求民众戒烟，国货卷烟厂商又从提倡国货的角度推销卷烟，都是对新生活运动的宏观架构根据自身需求和理解，作富有创造性的诠释和利用。[※注]

（四）对文化和舆论的管控

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稳定，在意识形态上的管理也日趋严密，对文化事业的管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多从管控对象的角度出发，也即左翼文学和文艺、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舆论宣传等，研究的主要基调是谴责国民党政权的保守、专制和反动，对其管控政策和管控机制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略有进展，但整体而言仍处于比较薄弱的水平。

汪朝光对1934—1937年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研究表明，这一机构是由国民党党务、宣传系统的右翼势力主导，受CC系领袖陈立夫文化保守主义和党化思想影响甚深。它一方面承继了此前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政策，严厉查禁内容低俗却兴盛一时的武侠神怪片，以及含有“辱华”“肉感”内容的外国影片；另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对左翼电影限制得更为严密，甚至将此前教育、内政部电检会审查通过的影片再次复查删剪，还波及一些涉及共产革命的非左翼电影。汪朝光认为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虽然表现了国民党集中管理和控制电影的企图，在执行过程中也表现出与警察权相结合的强制性趋向，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左翼电影的勃兴；但在实际成效上，仍不能完全消除左翼电影的摄制、上映及社会影响。国民党既无力改变孕育左翼电影的社会现实，又缺乏足以与左翼文艺圈相抗衡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左翼电影里对爱国和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相通的，因此国民党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的电影检查，呈现出复杂的多重面相，不仅是单纯的通过或查禁。[※注]

在新闻管制方面，杨师群对1928—1937年国民党对新闻报业的管制进行了综览式的梳理。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管制政策主要针对的还是左翼和共产党的新闻舆论活动，对于民营自由报业的新闻管制并不成功。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统治不得不遵循《临时约法》中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而且社会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也已经习惯了新闻出版较为自由的氛围；另一方面也因为派系斗争和治理能力低下使国民党政府不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有效的报刊宣传网和新闻审查机构。与此同时，民营报刊界也善于利用舆论与政府对抗，因此，当时的新闻报刊出版业在一党专制下仍有生气。[※注]

牟泽雄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了1927—1937年国民党的文艺统制。他认为，国民党政权的执政理念和策略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既可以作为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结合而成为专制统制的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与民众和知识精英的爱国情绪结合，成为反抗政府统制舆论的基础，因此国民党的文艺统制呈现出暧昧和多变的色彩。他从文艺政策的制定、文艺社团的组建、文艺媒介的建立、文艺审查的施行几方面考察了国民党政权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艺统制，认为其倡导的民族主义文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很贫乏，在文艺审查上也效果不佳，因此整体而言其文艺统制是失败的。[※注]

※ ※ ※

归纳近年来对这段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建设时期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多从史料出发，试图还原当时复杂的历史情境和各派人物和势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展现历史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也因此更为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事实。二是学者开始更多地采用国民党政权的“内部”视角，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来评价和分析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从“中央—地方”关系来考察南京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三是国共两个政权之间的意识形态壁垒逐渐打破，学者开始观察到两个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制度和政治文化上的相似、延续和共通之处，这不仅将有助于我们厘清近现代中国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对于党史和国史的研究也有助益。四是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史学分支，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对民国政治史的影响在逐渐增强，港台地区和海外的研究对国内研究也有诸多启发，为国内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新线索和新视角。

当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还有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首先，细部的实证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整合为对南京国民政府历史的新的叙事，基于个案的局部研究也需要有更清晰的问题意识，以免在“碎片化”的研究中失去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其次，政治史研究若要透过表面上的权力博弈和具体事件的展开深入到对结构性变化和历史大趋势的把握，还需要不断与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其他史学分支对话，取长补短，把政治史对权力关系的敏感与其他史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将精英与平民的历史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