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胜利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短短四年时间，在民国史上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它目睹了国共两大主导性政治势力的生死较量，经历了大规模的国内战争，见证了一个旧政权的覆灭和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决定了此后若干年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这一段历史，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千万人的命运和整个中国的政治命运，是民国史中波澜壮阔的篇章。

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战后四年政治史的研究，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年中，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解释模式和史学工作者的问题意识上，都经历了深刻的转变。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模式受到重视，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也重新受到重视。历史学家不再致力于寻找和论证历史的某些“必然性”，而开始广泛关注历史中的那些多元性、偶然性和差异性因素。战后政治史研究虽然仍高度关注于探究中共之所以战胜国民党的历史原因，但是研究的重点发生了转移，问题意识亦有所更新，开拓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2000年以后，随着海内外一系列史料的整理和开放，[※注]特别是一些学者对于台湾“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总统”文物》、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所藏《蒋介石日记》、和台湾出版的一系列重要人物日记、回忆录等资料的运用，[※注]使战后民国史研究有了长足进展。这些进展可以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较高水准通史性论著的编撰出版。由李新总主编，汪朝光、朱宗震、陶文钊等人撰写的《中华民国史》第五、六卷两卷，[※注]集中体现了近年来战后政治史研究的成果。诚如已有学者评论指出，这两卷著作“广泛利用了国内外各种档案文献资料，对战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较好地再现了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和社会动员等方面进行较量的复杂历史过程，揭示了国民党政权走向总崩溃的历史原因。作者叙述了此一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分析了这些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及各种联系，从而揭示了此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及其主线。两卷书排比运用国共双方的档案文献资料，既有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叙述，又有对历史发展的求实评价。”因此被认为是“目前国内代表民国史研究较高水准、较为全面反映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状况的研究著作”，受到社会各界与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注]

第二，立足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视角的研究蔚然成风。以往的战后政治史研究，多关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根据地和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战略思想等方面，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战术、国民政府的统治、国民党领导人的思想，则研究较少。随着汪朝光、邓野、王奇生等一些长期致力于国民党研究之学者的论著出版和越来越多民国史研究者的工作，使这一现象有了根本改观。无论是战前、战时还是战后，立足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视角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汪朝光的《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和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的国共政争》两部专著，对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战后的政策调整、对中国政局的对策与掌控、对国共关系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等问题，都做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是关于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注]

第三，以金冲及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注]为代表，围绕某一个重要年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大历史转变进行探讨的“年份史”研究，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对于战后4年，每个年份都有一些重要事件被学者特别讨论研究。例如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国共军事整编复员、沈崇事件；1947年的黄金风潮、善后救济、南京国民政府的戡乱总动员；1948年的学生运动、币制改革；等等。对于在1947年的专著中，金冲及以14个专题，全面探讨了在1947年这关键一年里，国民党政府怎样因“劫收”而尽失民心、中共怎样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中共对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第三势力政治态度的变化及其所倡导的中间路线、国统区的学生和民众运动，以及美国政府在援蒋问题上进退犹豫等一系列问题，以此生动阐释了1947年何以成为了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年代。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论述了1948年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巨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不同选择。[※注]刘统的《中国的1948：两种命运的决战》，描述了1948年这国共“决战”的一年里，整个中国从战场到后方，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到经济，从舆论到思想，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注]1999年末2000年初，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学者围绕1949年前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内容丰富而深入的探讨。[※注]

第四，以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为代表，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开始发生变化。以往研究者对于战后四年的历史变迁，集中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在短短四年时间里，以少胜多，打败了在战后初期拥有极高政治声望的国民党政权。邓野则指出，在1944—1946年中，两党关系经历了深刻的政治转型，这种两党政治关系的转型，又引出国家政治秩序转型的契机。也就是说，在战后的中国政治中，曾经真正出现过一种有可能实现“联合政府”国家政体的历史契机，但因为种种原因，终被错过，使中国政治走上“一党训政”国家政体，也使两党政争最终走向依靠大规模战争决定胜负的历史道路。[※注]而在2000年之后，对于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研究，主要从探讨中国民主化进程和宪政民主模式的角度展开，这也预示着中国大陆学者对于战后政治史的研究，渐渐跨出了以党派斗争为中心的视野，进入到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制度模式的反思。

第五，国际视野的引入和政治、社会、经济综合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战后的中国政治，既是国共两党博弈的战场，也是美、苏等国际势力争斗的前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际势力对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在讨论战后东北问题、战后中国民主化等问题时，往往能够结合国际背景进行研究。此外，因为战后政治史研究的很多资料来源于国外，也有开放国际视野的必要。正如有学者指出：英、美、俄、德、日、法、意等国的国家档案馆收藏了大量中国的外交档案，各国高校或图书馆收藏了数目庞大的旅居在各国的前中国高官（如宋子文、孔祥熙、张学良、黄郛、顾维钧等）和在华工作过的外国人捐献的各种档案文献；外国报刊也登载了许多关于中国各个不同时期的相关报道。民国史研究运用海外收藏或国际性资料已是大势所趋。[※注]在引入国际视野之外，近年来的战后政治史研究，也受到社会史、新文化史、政治学等多学科视野与方法的影响，已渐渐迈出集中于研究高层权力斗争的传统政治史窠臼，开始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总体脉络中，理解政治变迁，并试图从具体的实证研究，升华出对某一时段政治主题或历史趋势的认识与把握。

总之，新中国成立迄今60余年来，关于战后政治史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视角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经历了深刻的变迁，一直在向前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战后短短四五年时间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正如邓野在其著作中所说，这是一个非凡的时代，一个把政治真正衍化为艺术的年代，在这个时代舞台上活动的人们，将自己的文韬武略一展无余，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注]这个时代的政治史，必将且理应不断受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

一 战与和的变奏

（一）国共谈判与军事整编

“边打边谈”是战后初期国共关系的基本格局。在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共对垒的政治局势下，国共双方一面寻求政治上、军事上的妥协，一面为下一步的斗争积极准备，1945年8月下旬延续至10月上旬的国共重庆谈判，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下进行的。这次谈判是战后国共双方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与毛泽东亲自出席的、有关战后国共关系和中国政局的一次重要会晤，也是战后政治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关重庆谈判的论著亦比较丰富。[※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就战后国共交涉先后选编过《重庆谈判资料》《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停战谈判资料》等几部资料集。[※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撰出版了《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注]对重庆谈判的一些基本史实进行了呈现。还有一些专著中涉及有关重庆谈判的部分，例如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汪朝光的《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等，对重庆谈判的背景、过程、内容、性质、结果等问题，都进行了全面、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友岚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重庆谈判述论》中认为，在抗战胜利初期，国际国内形势普通要求和平，国共两党也均有进行和谈的诚意。中共希望通过和谈促进民主改革，成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则希望和平方式统一中国，收编中共军队。会谈中，中共提出十一项方针，包括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领导地位、和平建国，承认解放区政权及军队，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结束党治、召开国民大会、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蒋介石则提出四点原则，除对中共军队整编数字予以明确规定（最高保留十二个师）和指出解放区问题“绝对行不通”之外，其他均予以敷衍搪塞，并无平等协商精神。谈判中激烈争执的问题有：解放区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各党派会议问题。最终签订《双十协定》，主要问题未获解决，国共双方均不满意。后来的“停战谈判”和政协会议，是此次谈判的延续。纵观双方策略得失，国民党的和谈方针实质则为：对中共，或以和平方式“统一”之，或以武力消灭之，两者必居其一。重庆谈判没有达到蒋的目的，诉诸战争则不可避免。而中共对和平局面过于乐观，对国民党的战争政策估计不足，过早地肯定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反映了认识上的局限。[※注]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研究者对重庆谈判的国际背景、双方决策的制定过程、双方的得失和重庆谈判的历史影响，重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中指出，战后重庆谈判与战时国共谈判有着明显的连续性，蒋、毛会面的问题并非在抗战结束才提出来，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蒋、毛就设想过由他们二人直接会谈以解决国共之间的问题。双方会谈时由美国提供交通和安全保证，也是在抗战期间提出的。重庆谈判所讨论的关键性问题——中共军队、解放区政权、两党关系问题，与战时谈判也是相同的。就中共而言，对于战后政局有两种准备，一是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二是关系破裂，内战爆发。这两条思路一直伴随着国际上的美苏关系和国内国共关系紧张或缓和的状况交错发展，而力争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则是中共政策的主导方向。国民党则本着其一贯考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至少要将其变为没有武装、不掌握根据地、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党派。为此，蒋也准备了“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两种手段，并把军事解决置于首位。作者特别指出雅尔塔协议、中苏谈判及战后美苏对华政策与重庆谈判的关系，在美苏国共的复杂关系中，分析了国共两党对于谈判策略的制定和部署。与黄友岚不同，章百家认为，尽管国共双方都未能依靠谈判实现预定目标，但重庆谈判对毛泽东而言是一个重大胜利，对蒋介石却几乎是个彻底失败。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在1949年以前历史提供的所有国共和解的机遇中，这次谈判是最重要的一次，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最有利于双方实现某种历史性妥协的。战后中国的和平如果能够实现，它必定是与这种妥协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一个似乎是和解进程开端的重庆谈判，最终却成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的序幕。一次和平统一的机会是如何错失的，是我们回首这一历史事件时最值得深思的问题。[※注]

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重庆谈判的研究继续深入，观点再次更新。邓野将重庆谈判放置在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期到战后的总体政治发展脉络中，提出应在两个基本视角下重新观察重庆谈判。首先，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期（1944—1946），中共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对立面是国民党长期推行的“一党训政”。“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构成这一时期政治的基本内容。重庆谈判是在这一政治对立期间发生的若干对抗中的一个回合。而并非在一个全新的政治范畴之下举行的一次全新意义的谈判。其次，重庆谈判是在对日战争结束这一全新背景之下举行的谈判。抗战胜利后，国、共、日三方关系发生转变，原有日占区是变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共的战后地位。从日本投降到毛泽东决定赴渝谈判期间，国共为争夺日占区，在军事、政治、外交三方面展开空前较量。其结果决定了两党在谈判时的力量对比，这是观察重庆谈判的第二个视角。在这两个视角下，邓野认为，重庆谈判是在战后，因美、苏分别确认国民党的唯一合法地位，并决定日占区由国民党接收，由此在政治上，打断了原有的国共关系调整进程，造成中共试图打破国民党法统的政治进程骤然中断，在军事上，因日占区大部变为国统区，极大增强了国民党的实力，这样，在于蒋有利，于中共不利的基本条件下，一个合法的中央政府与一个拥有独立武装的地方政权，以一方对另一方的统一为主题，举行了一次不对等的政治谈判。中共一方面采取迂回方针，以收回“联合政府”口号和承认国民党法统作为谈判基础；另一方面在解放区问题上则寸步不让，最终以维持现状而结束谈判。重庆谈判的过程复杂，然而政治性质却不复杂。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视角来看，重庆谈判是“联合政府”口号在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政治逆流，是国共关系调整与反调整、旧有国家秩序破坏与反破坏的对抗过程之中，中共遭遇的一次严重政治挫折。它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称，而它在宣传上的意义远高于实际的意义。[※注]

重庆谈判之后，国共的基本矛盾并未解决，双方仍处于激烈的政治对抗与军事冲突之中，并以占领更多地盘、尽最大可能争取并确立未来的优势地位为基本战略方针。1945年12月27日，由美国居中调停的国共谈判正式开始。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署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除东北以外，全国基本实现停战。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杨奎松的《1946年国共两党斗争与马歇尔调处》，对1946年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冲突，以及美苏国共围绕和与战问题所展开的激烈斗争，作了详细的评述与回顾。[※注]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的时局变迁，汪朝光以“战与和的变奏”来描述和概括。他指出，重庆谈判之后，国共停战的实现基本上仍然是社会舆论和国际干预等外部因素造成的，缺少真正的内在动因。国共军事较量的相持不下，本可以使停战更具有内在动力，但是国民党自恃武力强大，并不因一时作战的失利而对其军事战略做根本的调整，也缺乏对其党内派系相争的政治生态与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刻反思。而与此同时，中共却从不因其自身力量的暂时弱小而屈服于对手的压力，内部又上下一心，并在其他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因此，在外部环境作用下实现的停战，其延续的环境十分脆弱，对国共两党战场相争的现实也缺乏有效的约束。停战的实现，政协的召开及其达成的协议，虽然为中国展现了和平民主的前景，但结果仍无法将国共两党纳入和平相争的轨道，国共两党最终仍回复于战争，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仍是武装斗争。[※注]

在国共和谈过程中，军队问题一直是双方争执的焦点。国民党试图将中共军队置于党国控制之下，中共则坚持军事独立。1946年2月，在马歇尔调停下，国共达成整军协定，对双方的军队整编原则和步骤达成协议。汪朝光的《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一文，从军事角度研究了战后国共双方军事整编的过程、方法和国民党内部对于军事整编的争议。汪文指出，在此次整编过程中，国共双方都减少了军队人数，国民党军队减员数量更大一些。军队整编给国共双方的作战能力都带来一定影响。特别是对于国民党，整编过程中因处理不当而造成的矛盾，使得人心浮动，军队战斗力下降。[※注]李宝明的《1945年国民革命军的整编》一文研究了1945年国民政府在军事整编中对以胡宗南、陈诚、汤恩伯三大军事集团为主的中央军和对阎锡山晋绥军、龙云滇军、李宗仁新桂系军、余汉谋粤军、西北马家军等地方军事集团的裁减政策。李文认为，在此次整编中，中央军被裁撤的主要是一些使用非正规番号的部队和所辖地方部队。国防部所标榜的“平均裁减”原则并未落实，整编绕开了敏感的军队派系问题，被裁减最多的是各地方军事集团的部队，中央嫡系集团则通过新建军队达到了扩充目的，并通过更换地方军队军师主官、调换编制等方式，加大了中央对地方军事集团的控制。从蒋介石对地方军事集团所采取的不同整编力度可以看出，整编工作同时也是在为内战进行积极准备。[※注]

（二）政协会议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很长时间的中共党史叙述中，被认为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处于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斗争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由中国共产党提议、国民政府召集的，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商讨国家大计的公开会议。[※注]因此很长时间里也是战后政治史研究的热点。[※注]20世纪80年代初，丁金平等学者在《四川大学学报》上发表《一九四六年政治协商会议纪略》一文，逐日记录了自1945年12月16日至1946年4月7日之间与政协会议有关的各种事件。当时的观点认为，这次政协会议，是蒋介石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召开的，历时22天，始终充满激烈的斗争，最终通过的五项决议，虽然与中共的要求还有距离，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和平、民主、团结。而无论会议召开前、会议中还是会议结束后，蒋介石都竭力阻挠达成协议，直至完全撕毁各项决议。[※注]1984年，同样在《四川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王干国的《试论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来》一文，对政协会议有关背景和史实作了更深一步的探讨。作者指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来，大约有四种说法，一说以王云五等为代表，系由国民参政会发动，并由迭次国共会谈所促成；二说以桂崇基等为代表，系由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于1945年2月向中共提出；三说始于六参政员1945年7月访问延安，此说以左舜生为代表；四说政协会议源于重庆谈判之《双十协定》，此说和者甚众。而作者认为，政协会议的由来，追根溯源，始于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随后，林伯渠又致函国民党，周恩来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皆号召国民党当局改变政策，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如果没有中共召开党派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提议，就没有以后政协会议的商讨和召开。[※注]

进入90年代以后，史学界对于政协会议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观点也有根本性的更新。邓野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间国共力量的“平衡”与政争》一文中，将政协会议的召开理解为一种“不期而至的西方政治原则”的体现，这就是多党制的政治原则。作者认为：政协会议本来是商谈重庆谈判的遗留问题，中共最初对此并不积极。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强调必须将一党训政制度加以修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发表，国际背景再度变换，中共态度亦相应转变，开始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重庆谈判时以军队国家化为主题，政协会议则变为以为政治民主化为主题。政协会议的实质是要求政府改组，与之相关联的便是如何对待一党训政的法统。国民党内部在这一问题上也发生了分化。政协协议是“政治方式”推行以来，国、共间唯一一次全面达成的协议。其实际成果主要体现为多党制理论在政治上战胜一党训政理论。但协议的形成主要是基于某种现实的、暂时的需要，如缓和武力对峙等，因而本质上是脆弱的。[※注]

汪朝光在《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以政协会议及国共关系为中心的研究》一文中则进一步指出：1946年早春，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各项决议，使中国出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难得的一次民主化进程。政协会议为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提供了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是在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产生的。战后中国人民普遍要求安定，国际冷战格局还未最终形成，这造就了以政协会议为开端的民主化进程。但是，这一契机稍纵即逝。在会后一段时间，中共希望由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国民党却囿于由一党独尊的“训政”和一党主导“宪政”统治理念和自身的既得利益，漠视这一来之不易的民主化契机，动摇反复，使两党之间一度缓和的疑虑又再度加深，导致政协会议所打开的民主之门又重新关闭。国、共两党，各有其所代表的利益，由于长期对立，缺少互信，又各有武装，最终由局部冲突演变为全国内战。政协会议前后的民主化进程，是近代中国不绝如缕的民主化进程中较为特殊的一次，它是在国共两党泾渭分明的政治分野以及长期武力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其可行性小而失败亦速。因此，对于国共两党而言，政协会议最终不过是提供了又一个政治斗争的舞台，根本的结局仍要靠战争决定。[※注]

政协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决议。如果这些决议付诸实施，意味着国民党将失去其一党独裁的地位，改变所谓的“一党训政”政体。因此激起了国民党内部强烈的不满情绪。邓野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一文中指出：在1月31日政协闭幕当天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谷正纲“反对宪草协议甚烈，至于流泪”。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2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以CC系为首的一些国民党人提出，政协宪草原则中关于省制定“省宪”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建国大纲》中的规定。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的条款，违反了五权宪法学说，因此违背了三民主义。于是在1946年3月1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政协会议问题与中苏条约问题、东北问题，共同构成会议的主题。作者指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国民党内部危机的爆发，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巅峰走向破裂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内各派系就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发生激烈争论，而蒋介石也被党内反对意见影响，反映出其在战后战略决策中没有重心、没有路线、政治动摇。各种矛盾冲突最终形成巨大的政治破坏力，使国民党从政协会议全面倒退。[※注]

汪朝光进一步指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战后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它不仅全面检讨了国民党的战后政策，确立了国民党战后政策的基本走向，而且着重讨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关系之相关问题，深刻影响了战后国共关系走向。汪朝光深入研究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于政协及中共政策的争论，指出：国民党内部关于政协的争论，反映了战后党内对内外环境和国共关系的不同看法。以CC系、黄埔系和若干坚持反共立场之高官为主的强硬派，视政协为应付时局之举，以和待战。以政学系、英美系和若干与蒋接近之高官为中坚的温和派，主张考虑国内外大势，与中共谋和。与邓野的看法不同，汪朝光认为，蒋介石对于政协决议也十分不满，感到“忍辱负重”“至感痛苦”，并谋划如何推翻政协决议。最终，主张对共缓和政策的温和派失势，强硬派全面反攻，在蒋的默认与支持下推翻了政协决议。重启了内战之门。强硬派的主张与行动，是国民党面临可能失去一党垄断权力时的本能反弹，他们对国民党特殊利益的维护，在党内有深厚的基础。政治斗争的结果说到底不过是利益的再分配，而政协决议及由此开启的民主化进程将要实现的利益再分配，对于国民党这样长期把持政权、沉湎于特权而不思进取的政党而言是不利的。因此引致他们激烈的反对也并非意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后果，使国共关系由相对缓和而急转直下，终结了自政协会议开始的战后政治民主化进程，最终导致内战战火再起。[※注]

（三）国共内战

战争是国共双方最直接的较量。战争的胜负最终决定了一个旧政权的覆灭和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在战后国民党相对于共产党强大的军事优势下，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手下军事将领，对于打一场全面内战，都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国共内战却以中共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国共战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就编写了《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97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全国解放战争史》5卷，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1990—1998年，解放军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第二野战军战史》《第一野战军战史》《第三野战军战史》《第四野战军战史》。从1998年到2004年，人民出版社共出版“解放战争历史纪实”丛书六卷，包括刘统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中原解放战争纪实》，袁德金、刘振华的《华北解放战争纪实》《西北解放战争纪实》，以及金立昕的《中南解放战争纪实》。[※注]对于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关于具体战役、战时地方经济社会状况，以及解放区建设的著作和论文更是不胜枚举。[※注]刘信军的《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述评》，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有关东北解放战争的著作、论文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整理和介绍。[※注]应指出的一个现象是，以往大量对于国共内战的研究都集中于“解放战争”的视野之下，对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民众运动比较重视，对于国民党军队及其战略战术的研究比较忽视。自2000年以后，这种现象逐渐改善，对于国民党军队及军事战略方针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国民党在内战中军事失利的原因探析，成为战后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民党领导人的指导方针、政治决策、战略战术、国民党的军事工业等问题，都有学者进行论述，这使我们可以将国共双方进行对比，较为全面地理解国共战争胜负的历史原因。

关于国共双方统帅的军事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金冲及《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胜负，同双方的战略指导方针是否正确直接相关。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根本不同。蒋介石以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力图先夺取重要城市，进而控制交通线，分割解放区，再进行“分区围剿”消灭解放军，变解放区为国民党统治区。而毛泽东却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只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指导方针的产生，植根于双方代表的不同社会力量。人民解放军并非蒋介石所认为的流寇，它的指挥员和战士来自土改后翻身的农民子弟，内部团结，士气高涨，能不怕疲劳地全面作战，又能得到当地农民的全力支持，能就地取得必要的人力和食品支援。这是蒋介石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无法做到的。国民党军队一时占领了地盘，也无法实行有效统治。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贯穿在整个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结局。关于双方统帅的作战指挥能力，作者进一步认为，衡量一个军事统帅是否具有远大战略眼光和驾驭复杂多变局势的能力，要看他能否对全局的发展变化及时掌握、清醒判断，并预见到下一步的可能发展，还要看他能否对面前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而有效的决策，不会因为形势稍有变动就轻易改变决心。而统观三大战役的实践过程，蒋介石作为紧握大权的国军统帅，其作战指导严重脱离实际，对战场局势缺乏客观而全面的了解，临时张皇，被动应付，又主观武断。这种军事指挥能力的高下，是决定国共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注]

对于国民党在内战中军事失利的原因，汪朝光进一步指出，国民党从未形成对战争指导的全盘战略部署和战术规划，而几乎完全依赖于蒋介石个人的认识和决断。而蒋虽然对战争有一套设想，却并未依此而制定出明确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在战术方面，国民党亦存在很多缺陷，例如：作战保守，主动性不够，尤惧夜战、近战和白刃战；协同作战能力不强，各站场、各部队之间缺少配合；指挥和情报能力低下，对战略战术的理解机械而教条；等等。战略既无章法，战术又不断失误，这是导致国民党在军事上不断失利的根本原因。一场战争的胜负，是包含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较量。国民党在准备发动战争之时，对其自身所面临的政治分裂、经济混乱、外交牵制、社会动荡等问题均无妥善应对，一心想以军事解决问题，陷入唯军事论的误区，又不善利用和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最终导致它的失败。[※注]

有关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军事工业发展和军事工业在国共内战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没有专著出版。上海大学王安中的博士学位论文《国民政府军事工业研究》独辟蹊径，从军事工业的角度，对国共战争的胜负进行探讨。作者指出，战后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为国民党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支持了对中共的战争。国民政府拥有完备的军事工业生产体系，照常理应比中共军队提供更加完备的保障，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方面，兵工署在供应武器弹药时，经常无法做到充足供给，三年间欠拨武器弹药数量不少。另一方面，在战场上，中共军队的火力也不逊色于国民党军。对此，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负有很大责任。战后国民党军队大量接受美式训练，导致其在作战方式上的重大变化，对军工生产的要求大幅提高。兵工署着力生产无后坐力炮、火箭弹、冲锋枪等美式武器，却没有顾及美式装备对弹药数量和质量的极高要求。子弹、火药生产恰恰是国民政府的弱项。兵工署对此并非毫无认识，却没有下大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仍然将主要精力用于高端武器的生产。随战争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又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军工生产能力，导致原材料、燃料短缺，愈加不能解决上述问题。所以在最基本的火药供应方面，国民党反而逊色于中共。这说明，国民政府战后的军事工业发展道路存在战略不清晰的问题，成为国民党军在战场上失败的重要原因。[※注]

二 战后东北问题

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正如薛衔天指出：东北东邻日本，南接朝鲜，西控蒙古国，北连苏联，又是京津腹地的屏障，是远东国际矛盾的焦点。抗战后期，苏联出兵扫灭日本关东军，苏联的势力也随之进入东北。东北又集中了战后最多的日本战俘，有日本本土之外最强大的日资产业和武器储备。因此，战后东北是国共两党、美、苏四方争斗的焦点。不但关系到中国的命运，还关系到整个远东的政治格局。[※注]关于东北问题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关系的角度

从四方三国或战后国际关系的角度涉及东北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注]薛衔天指出，战后围绕东北问题，曾出现过美苏联盟牺牲中国利益；美苏各自选择远东代理人并分别支持国共；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脆弱盟约最终又关系恶化；中共全面调整对美、苏关系最终形成对苏“一边倒”政策的复杂变化过程。国共在东北的斗争，是在美苏矛盾斗争的背景下展开的。蒋介石认为美苏必战，于是将解决中共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上。而中共则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不仅利用美苏矛盾，还巧妙地利用美蒋矛盾。并且不相信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说。正是中共正确的方针策略，使它从东北这一具有特殊国际背景的地区发展和壮大自我，促使战后“三国四方”关系不断发生新的组合。[※注]郑成以旅大地区苏军《实话报》的运营为例，考察国共内战时期东北地方层面上中苏合作的特点，以及苏联驻外机构的对外宣传，进而从地方政权层面来探讨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指出，当时中共与苏联在基层的合作体制是以苏联为主导建立的，双方在行政决策和经济利益方面都不对等，但考虑到苏军占领旅大后不断承受国民政府的外交压力，此种合作体制对苏联牢固控制旅大、巩固其在远东的势力，以及改善中共在东北局势中的地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邓野认为，战后东北局势的主导力量是苏联。在战后国共两党的东北军事与战略部署中，中共明确以“独占东北”为目标，这主要是基于苏军将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三个月内撤出中国、中共又得到苏军的协助承诺。蒋介石的总体战略考虑则分为两点，一是华北；二是东北。后来因为苏军不与国民党军配合，而转为搁置东北，集中力量解决华北，同时，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引动美国卷入。而苏联既不愿国民党将美国势力引入东北、建立反苏政权，又不愿意中共独霸东北而引起内战，还是要求国共都回到谈判状态，以获取其“双重利益”。这最终导致中共对“独占东北”的方针做出调整。[※注]

（二）中共利用美苏、蒋苏矛盾，夺取东北的战略

抗战一结束，东北就成了国共争夺的战场。牛军认为，从抗战结束到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结束，美苏和国共在东北地区斗争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中共在东北获得了稳固的地位，任何力量在解决东北问题时，都不能无视中共的存在。这不仅是改变国共对峙格局的起点，也是改变战后远东地区国际格局的起点。中共在东北的崛起，对于战后国际形势和国家力量对比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维护远东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注]王钦双研究了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认为，战后苏联美苏对抗的背景下，不断调整对华政策，为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提供了有力条件。中共利用美苏矛盾提供的契机，审时度势，在1945年8月—11月上旬，苏联对中共进军东北给予有限支持时，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在1945年11月中旬到12月底，苏联调整对华政策、限制中共力量发展时，制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方针；在1946年1—5月，美蒋合流，苏联加紧支持中共的情况下，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初步实现。[※注]

刘信君从中共东北战略的角度，重新研究了东北战争中的三个重要而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第一，关于中共“独占东北”的问题。作者认为，鉴于进入东北部队发展迅速、苏军友好合作及国民党军队积极准备进攻东北的情况，中共中央曾设想全部控制东北，由原来“争取东北”的基本战略发展为“独占东北”的新战略。但是，由于国民党军的美式装备远高于中共，杜聿明采取重点进攻、各个击破的战术，使中共的有限兵力难以集中以有效抵抗国民党进攻，加之战区的群众没有充分被发动，没有可靠的根据地作为依托等原因，导致中共“独占东北”的战略计划失败。第二，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作者认为，它是在马歇尔斡旋中共、停战协议签订、政协会议召开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但是对于东北战局产生了消极影响，使根据地工作被放在了次要地位。第三，关于四平保卫战该不该打，作者认为，四平保卫战有很多缺点，如被动防御、与本溪战场配合不够、撤退时机不当等，但是它大量歼灭国军有生力量、配合了东北停战谈判，为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赢得了宝贵时间，促使中共重新确立了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使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宝贵的阵地防御战经验。因此，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注]

战后中共与苏联在旅大的关系，也是中共夺取东北战略的重要一步。[※注]根据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为自由港，旅顺为中苏两国共用的海军基地。但由于苏军进军东北后实际上控制了旅大，因此苏联因素在战后旅大的影响很大。中共则利用这一时机，与苏联合作，在旅大发展势力。这种合作，既服从于苏联的利益，也有利于中共的发展，双方的一致目标，是打消国民党接收旅大的企图。但是，当1947年中期，国民党接收计划彻底被打乱时，中共与苏军的矛盾就逐渐凸显，甚至导致党内分歧和旅大的战略地位改变。但作者认为，中共在战后旅大与苏联的交涉基本是成功的，是有利于实现其东北战略的。

（三）从国民党或国内政治全局的角度进行研究

关于东北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中共的立场出发，分析中共争夺东北胜利的原因。汪朝光、邓野等学者，则从国内政治和战略全局的角度对东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注]汪朝光认为，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政局中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东北是战后初期国共斗争和整个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关键，东北问题在战后国共双方的全盘战略部署，以及中国从和平走向战争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共迅速出兵东北，1946年1月停战令下达后，由于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导致东北战争的爆发。在马歇尔的调停下，东北暂告停战，但是美国前后不一的立场得不到国共双方的认同。综观东北停战谈判的全过程，虽然四平战役使中共对国民党原来就不多的信任更为动摇，但中共还是在谈判中做出了重要让步，以求得哪怕是短暂的和平。但国民党由于在四平战役中占了上风，心理上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不愿做出任何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使谈判未果。谈判失败即意味着战争，国、共双方对此都有充分的准备。全面内战的战火起源于东北，并因为东北停战谈判的失败而最终爆发。可见东北在战后政局中的全局性意义。[※注]

汪朝光还从国民党的角度，对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失败做出了分析。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由军事和政治决策中的失误所造成的。首先，国民党在战后的战略重点不明，并未将东北作为战略中心，没有一个与中共争夺的真正战略重点，而是急于在全国所有地区确立优势地位，四面出击，导致力量分散，顾此失彼。其次，国民党对苏联的判断失误，它希望借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完成对东北的接收，但对苏联的战略企图与利益诉求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结果苏方不仅没有帮助国民党接收，反而放任中共进入东北，而国民党不但不能设法补救，更出现对苏强硬、鼓动反苏游行等进一步刺激苏联的举动。相反，中共对苏联的判断却极为准确，即苏联会对中共进入东北寄予同情。并迅速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目标明确，行动果断，表现出高度的战略意识与主动性。再次，国民党轻率依靠武力解决中共，不在政治上做出任何让步，从军事角度而言，又没能把握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导致军事失利。最后，国民党内部缺乏协调，各行其是，官僚体制弊病丛生，外交与军事当局也缺乏彼此协调，结果军事行动受制于外交活动的因循敷衍，外交活动又被军事行动所牵制。[※注]

对于战后东北问题和对苏外交，汪朝光也从国民党自身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国民党内部对这一问题有着尖锐的分歧。他指出，国民党内部本来就有着复杂的派系关系，中苏双方在东北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使党内呈现出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分野。其中以CC系、黄埔系及若干坚持反共立场之高级官员为强硬派中坚，而以政学系、英美系及若干与蒋接近之高级官员为温和派代表。对东北接收问题的僵持不下及对苏外交的失败，使强硬派早有不满。对主其事者——外交部长王世杰、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政学系骨干，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各派系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这些论争中有明显的派系之争和个人情绪发泄，不利于凝聚共识，做出合理适当的对苏外交及解决东北问题的决策。争执的结果，使国民党对苏天平发生偏转，相关决策失去了应有的弹性而更趋僵化，使苏联对国民党疑虑大增，更不利于其接收东北。[※注]

（四）关于四平战役

1946年4—5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在四平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战斗，最终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进而撤出长春，退到松花江以北而告终。学术界普遍认为，此战不但对国共两党争夺东北，也对国共两党的战略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刘喜发认为，四平保卫战是解放战争时期时局发展的枢纽。这场战役让中共军队开始扎扎实实贯彻“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而国民党军在进入四平之后，普遍陷入盲目乐观状态，由此大大加速了发动全面内战的步伐。由此也加快了国民党政权走上覆亡的步伐。[※注]邓野认为，四平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由于战后东北政局中，国、共、苏三足鼎立、互相牵制、互相制约的复杂局面，使东北问题具有外交和内政双重性质，未能同步被纳入战后中国政治的一般进程，处于一种既不停战又不谈判且无人能够出面调停的局面。苏联撤军后，东北问题失控，国共两党在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上形成两个矛盾焦点，双方都需要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以将政局发展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四平决战是在这种政治要求下爆发的，它通过局部性的军事决战方式，体现全局性的政治决战意图。因此是国共战争史中一次特殊的战例。[※注]

杨奎松认为，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国共两党在东北四平进行的大规模会战，是国共两党抗战结束后军事较量的第一个重大回合。这场较量的结果，中共以损失上万人的代价，被迫弃守四平街和本想立为“首都”的东北重镇长春市，仓促跨过松花江，撤至北满，且一度做好了被穷追时弃守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大城市，退往农村的打算。但蒋介石6月6日一纸休战令，使中共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并得以割据北满。四平之战虽以中共失利告终，却因美国干预和中共南满作战的牵制，没有给国民党独霸东北的机会，反而由于蒋介石坚持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促使苏方和中共内部都强烈主张对蒋报复。很快，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就东山再起，转入攻势，不仅国共在东北胜负易手，而且直接影响了此后整个国共内战的结局。作者指出，无论是毛泽东冒险守四平，还是蒋介石不敢挥师北上乘胜追击，都是受到他们当时所了解的敌我兵力状况和纷至沓来的种种情报影响所决定的。同时，他们的决定，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共两党内部多数人的判断和心理，并非二人独断专行的结果。作者对四平之战的经过及蒋介石、毛泽东决策的复杂背景都作了更为深入详尽的分析。[※注]

（五）战后中苏经济合作交涉

关于战后中苏经济合作与交涉，近十几年来开始受到学者关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薛衔天、汪朝光、邓野等学者，对此问题都进行过研究。邓野指出，所谓经济合作，简言之，就是苏联将日本在东北的产业视为苏军战利品，要求作为苏联产业与中方合作经营。而中方则认为，东北的日资产业，应作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归中国所有。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论争和交涉。邓野研究了国民党内部相关要人如宋子文、王世杰、张嘉璈、蒋经国等人对中苏经济合作的意见和分歧。当苏联提出双方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时，张嘉璈、蒋经国表示赞成，宋子文、王世杰则持反对态度。蒋介石倾向于王世杰的方案，即先接收，再谈经济合作。这使接收问题陷入僵局。蒋经国为此特地访苏与斯大林谈判，结果一无所获。这再次说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是国家利益至上，是通过国共双方来获取双重利益。[※注]

蒋清宏分析了中苏经济合作交涉的谈判过程和中、美、苏三国的博弈，认为这次中苏经济合作交涉的结果是一种“双败”局面：苏联方面失去了在东北获得经济统治的机会，从而在与美国争夺东北亚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国民政府方面失去了接收东北的最佳时机，导致在与中共的较量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事实上，在谈判开始之前，苏军已经对东北的工矿业进行了大肆拆迁，70%—80%的东北工矿业机器设备已被苏联运走，随即苏联又以经济合作为名，试图控制东北地区的经济，进而控制东北地区的政治。从政治上讲，苏联提出中苏经济合作，是在与美国争夺东北亚地区的控制权。而从其对东北生产力的破坏而言，客观上延缓了东北的经济恢复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东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进而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注]

汪朝光认为，日本投降后，在东北留下的这笔庞大的日资产业，对于尚不发达的中国重工业而言非常重要，而且这些资产是日本军国主义剥削压榨中国人民所得，在日本投降后理应归中国接收。苏联强占所谓战利品并要求经济合作，既无法理依据，又缺乏道德立场，且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国民政府的拒绝理所应当。但是，国民党在战后东北处于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与维护党派利益的两难之中。苏联不但不帮助国民党接收东北，甚至还拒绝其军队在大连、丹东、营口等港口登陆，对其接收东北设置重重障碍。相反，中共军队却迅速进入东北并扩大势力范围，构成国民党恢复东北统治的严重威胁。经济合作问题是苏联全盘战略的一部分，所以简单的拒绝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增加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厌恶感，不利于其接收东北并确立在东北的统治地位。随后美国的插手，使问题更趋复杂化。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高度平衡的政治战略与外交战术。但国民党的对苏经济交涉与其战后东北决策一样，始终缺乏明确目标及全盘战略和具体战术设计，被动应对，徘徊在谈与不谈之间，前方谈判者与后方负责者对于问题的看法又不一致，意见分歧，互相攻讦，每一决策唯赖最高当局，而决策之际，又为党内主导舆论所束缚，最终导致交涉失败。[※注]

中苏经济合作受阻，苏军将东北工矿的机械设备大量拆卸搬运回国，引起了国内舆论的不满。加之1946年2月1日苏军撤离的最后期限，苏军并无撤退动向，加之2月11日雅尔塔密约公布等多种消息的共同刺激，2月16日，重庆一些东北籍人士举行了反苏游行，六天后的2月22日，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为首的重庆20余所大中学校两万多名学生投入到反苏游行之中，喊出苏军立即退出东北、苏联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等口号。随后又引发了北平、上海、南京、昆明、郑州等地的学生游行，西南联大百余名教授亦联名发表宣言，要求苏联撤军、归还工厂设备等。邓野认为，这次反苏游行，既是政治问题，又是民族问题。当时这两种性质的问题搅和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反苏游行的政治后果有两点：第一，它使政协会议的焦点问题——改组政府问题转移为东北问题；第二，借助这股反苏反共的社会力量，国民党内本来就存在的右翼不满情绪更加激动起来。而以上两个后果，直接体现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并促成了国共最终分裂的政治后果。[※注]

三 内战中的国民政府

（一）战后接收与对日处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一面在军事上受降，一面开始全面接收沦陷区日伪产业。1945年8月21日，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沦陷区重要工矿事业处理办法和收复地区土地权利清理办法。对沦陷区的接收工作全面展开。这项工作前后共经历约三年时间，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的腐败、系统紊乱、权责不明、遇利而争、遇事相诿的内部积弊得到了总曝光。许多国民党军政官员趁接收之机贪污中饱，被舆论讽刺为“五子登科”，蒋介石也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注]因此，战后接收，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对战后中国政治的走向，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战后接收问题的史料与研究，散见于《抗战胜利后受降与接收秘档》[※注]等资料汇编和有关战后金融与经济的各种专著与论文中。[※注]吕书额、吴子明的论文《试述战后国民党当局对北平敌产的争夺》表明，抗战后国民党在北平的驻军部队、国民党中央各部会、北平市当局、河北省当局、北平行营等各系统之间，围绕敌产接收问题展开了激烈争夺，这种争夺进一步助长了“劫收”之风，进而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与政治后果。[※注]包柱红、袁成毅的论文《国民政府战后对日伪财产的接收体制考察——以浙江省为例》从国民政府战后接收日伪财产的体制入手，分析战后接收过程中产生众多弊病的具体原因，指出：国民党在整个接收过程，几乎每一个阶段都有党与政、军与政、中央与地方以及相关部门之间所存在的体制上的混乱，从而导致接收变成了“劫收”，使国民党政治威信空前下降。混乱的接收体制既反映了国民党对抗战胜利的善后工作准备不足，也暴露了国民党自身的制度缺陷。归根到底，国民党政权事实上是各种派系和利益集团的松散结合，只有派系的意志与利益，而缺乏全党的意志与利益，缺乏高度集中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使得战后各种利益集团纷纷登台，把对沦陷区接收看成权力与利益重新分配的大好时机。虽然国民党通过接收日伪财产获得了大量的物资资源，增强了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但由于接收体制混乱，为接收官员的贪赃枉法打开了方便之门，结果不但未能通过接收实现经济的重建，反而在很短时间内丧失了民心，最终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根基。[※注]

关于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受降、索赔、遣返日侨等对日处置问题，学界多认为，其指导原则是“以德报怨”方针。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即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书》的广播讲话，提出“不念旧恶”“与人为善”“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不要报复”等一系列原则，体现出“以德报怨”的思想，并被视为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宋志勇在《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一文中认为，战后国民政府在公开审判日本战犯的问题上，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角度出发，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原则，在犯罪调查、法律法规制定和审判过程中，既遵循了国际公法原则，又掺入了人道主义和宽容的伦理，采取了有别于国内军事审判的做法，实行了“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只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战犯处以极刑。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方面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审判过于宽泛，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注]渠占辉的《战后华北地区日侨的收容与遣返》一文，研究了战后国民政府如何在复杂的国内政治环境和艰难的经济条件下，动员各种人员、物资，遣送滞留华北的39万余名日侨回国的过程。认为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精神。[※注]

汪朝光则指出，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为何有“以德报怨”方针出台，这与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对日处置中的复杂政治考虑有关。在战后，国、共两党都将抗战胜利看成自己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历史契机，全力争夺在未来中国政治中的主导权，因此“中共”问题取代对日处置问题，成为蒋介石思考战后中国诸问题时的头号问题，致使蒋在日本问题上最终采取了“以德报怨”的基本态度和温和而低调的政治方略，例如对于天皇处置和日本国体问题，主张“由其国民自决，联合国不应干涉”，在战后审判中轻纵日本战犯，确保在华日军日侨平安遣返并且不受人身侮辱等。在接收过程中，蒋首先考虑的是利用日军，固守原防，不使其落入中共之手，这不但稳定了日占区，也使得数目巨大的军事装备和民用物资被国民党获取。为了应对国共战争，蒋还利用投降日军将领和专业技术人员为其服务。这都体现出，所谓“以德报怨”，事实上是利用日本力量以限制中共力量扩张的一种策略。[※注]同时，还有学者反对将“以德报怨”视为战后指导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理念。如袁成毅在《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通过具体研究战后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不参加占领日本本土、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要求以及日本天皇制得以保留等问题，指出：宽大对待并迅速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虽然体现了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品格，但它更与蒋介石反共战略及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影响的既定政策有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关于保留日本天皇制问题，完全取决于美国占领当局，与国民政府的态度并无直接关系。关于中国放弃占领日本本土，这是蒋介石基于战后国内政治斗争现实所做出的决定；有关战争赔偿问题，从积极争取到最终被迫放弃，是受制于美国政策又屈服于日本压力的结果，更非“以德报怨”。[※注]

（二）国民党的统治危机与危机因应

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自身却经历了空前的统治危机。尤其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和腐败问题，将国民政府自身拖向了垮台的边缘。抗战期间，由于集中资源应对战争的需要，国民党实施了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国家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整个中国经济中占据了垄断地位。战后，国民党当局又从接收日伪工矿金融产业中获得了大量资源，使得国民党控制下的国家资本迅速膨胀，并发展到高峰。随着战后通货膨胀和国民党贪腐激发的社会矛盾，官僚资本也受到社会各界批判，并广为舆论诟病。这种批判也影响到了国民党内。汪朝光研究了在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内关于“官僚资本”问题的激烈论争。指出，抛开党内派系矛盾与利益之争的因素不说，这场论证事实上反映出国民党高层对于党的性质蜕变及执政力弱化所造成的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在战后的社会现实和舆论语境中，官僚资本早已不全是经济问题，而实际成为政治问题，成为国民党备受社会各界抨击及失去民心人望的软肋。对此，国民党并非没有认识，但党内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和复杂的派系纠葛，使国民党这部庞大的官僚机器形成了久已为之的惰性与惯性，任何革新动议提出后都如石沉大海，难以付诸实施。这种充斥在高层的政治腐败，导致国民党在政治和社会中渐失其控制力，严重侵蚀了国民党的统治能力与执政能力。[※注]

1947年3月15日至24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时值国民党军队在对共鲁南会战中遭遇严重失利，上海爆发黄金风潮进而引发严重经济危机并导致社会剧烈动荡，制宪国大通过宪法、国民党面临结束训政、改组政府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国民党面临执政20年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危机，稳固国民党执政地位，成为此次全会的核心问题。汪朝光在《危机中的因应——中国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研究》一文中，研究了国民党在此次会议上对于结束训政、改组政府问题、党务问题、经济危机及其对策、外交问题、对共军事作战等问题的讨论，指出：从大会宣言、各项决议案和会上的发言可以看出，国民党内对其执政地位的危机感确已达到空前程度，但是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国民党多年垄断执政权力的惯性与定式，已经使其上下、内外、党政隔膜，深具惰性，以致所有这些批评和建议与以往类似，全会结束后即烟消云散，使我们很难体认国民党究竟将如何应对其执政危机，也无法解决国民党当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注]

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加速了国民党大陆政权的覆亡。汪朝光在研究1947年2月的黄金风潮之后指出：这次黄金风潮是战后国民党实行金融开放政策的一次重大挫折，是在通货恶性膨胀、政治形势不稳、内战烽烟四起、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经济信用已经大大下降的状况下导致的必然结果。此次风潮在经济上，造成物价暴涨，民怨沸腾，导致民众对国民政府统治失去信任。在政治上，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导致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黯然下台。同时，它使国民党政权在战后持有的空前数量的黄金外汇储备遭受重大损失，严重损耗了其赖以维持统治的经济本钱。此次以黄金风潮为表征的金融开放政策的失败，致使以后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更加混乱，直至发展到以国家政权的强力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从而彻底失去民心。[※注]

1947年7月，在对共作战失利，后方的社会、经济又陷入全面动荡之际，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国民党被迫实施“戡乱动员”，企图集中全力与中共一搏。汪朝光研究了“戡乱动员”实施前后的历史背景，以及“戡乱动员”的缘起、实施和影响，指出：国民党实施“戡乱动员”，首先是为了对付中共，但实际上对中共并无影响。受其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在严酷的战争和国共对立中仍然保持中立的党派团体、舆论以及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以严刑峻法为表征的“戡乱动员”，除了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支持战争外，还对人民各项自由权利予以严厉限制。结果非但未能实现国统区社会稳定，反而凝聚了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之心，加速了他们对国民党统治的背弃，最终加速了国民党的灭亡。[※注]

王奇生的《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一文，研究了1944—1947年国民党的党政革新运动。作者指出，4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党无论是在精神还是在物质方面都处于极度衰竭状况之中，党内认识对此亦有清醒认识。革新运动分为两个阶段，1944年前后，党内以CC系为主的一批少壮中委，开始聚而谋求一种振兴自救之策和政治革新途径。他们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孔祥熙、翁文灏等政学系大员。这在体制内自省之外，也反映出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与代际冲突的双重矛盾。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后，革新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发展为一场波及全党中下层党员的政治研讨与言论宣传运动，以《革新周刊》为阵地，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体制弊端展开猛烈攻击。但除清议与宣传之外，此次运动的成果却乏善可陈。这一方面是因为最高领袖蒋介石对革新运动的不认可；另一方面源于革新集团自身的局限性。革新集团是一个横跨不同派系的松散联合，本身也带有其所抨击的党机器的种种弊端。他们视国民党的主义为最好的主义，要求党内民主而非对党外开放、向人民开放的民主，他们只试图与政学系官僚争权夺利，并不怀疑党的意识形态和党国体制本身，最终因陷于派系斗争泥淖不能自拔而不了了之。[※注]

（三）战后学潮与民众运动

战后几年，随着国民党统治的一再恶化，民众的反抗情绪日益增长，特别是学潮接连不断。自1947年之后，国统区的学潮发展为不可遏制之势，席卷了许多城市。学潮的爆发，反映了一般青年学生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和黑暗现状的不满。在他们的身后，是一个更大和更不安全的社会。面对学生运动，国民党一直心存恐惧，唯恐其被中共所利用，因此态度十分强硬，而这更加激化了学生与政府的矛盾，并导致中外舆论和一些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的反感，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在以往的革命史叙述中，一般将国统区的学生运动称为中共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强调学生运动的统一性和政治性，认为它的核心诉求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它是国统区一切民众运动的先导，与工人、职员、教师、爱国民主人士、华侨等社会各阶层结成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有效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这一类的研究著述与史料出版，相对都比较丰富。[※注]

近二十年来的研究，研究范围有所扩展，研究内容也日趋丰富。开始关注学生群体的地域性和差异性，对流亡学生与政府关系的研究，国民党对付学生运动时的内部分歧，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分歧，学潮中学生、教授与政府三者的互动关系等。[※注]例如：王晴佳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对教授、学潮、国民政府三者的互动关系做了深入研究，通过观察学潮中教授们的不同立场及其转变，讨论国民党与知识界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及对国共权力交替所产生的影响，不但呈现了与学生亲近的激进教授的言行，也注意到那些接近政府、反对学潮的知识分子的言行，从学潮中看出教授群体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教授们在政治立场上的分化。[※注]闻黎明研究“一二·一”运动中昆明教授和联大教授会的态度，以此考察在战后国共斗争背景下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理演变和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注]杨奎松深入研究了昆明“一二·一”学潮中，以李宗黄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当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和以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清华校长梅贻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不同态度，以及身处旋涡中心的昆明各大学中国民党籍教授的反应。指出：“面对学潮，蒋介石一向态度僵化，必欲将之消灭于萌芽之中，惟恐被中共所利用。而地方军政当局因守土有责及利害所关，更不免反应强硬，往往大打出手，造成惨案。对此，身居教育系统的国民党负责人及国民党籍教授们虽不以为然，又无可奈何，只能亡羊补牢，居间调和，力求将损害减少到最小程度。但随着类似事件频频出现，一些国民党人由抱怨不满，到逐渐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几不可免。”[※注]

1946年12月24日晚在北平发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的事件，在战后国共武力对抗和中美不平等关系的背景下，迅速发展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反美反政府的民众运动。以往学术界对这一事件及其后续影响，多从学生运动和共产党领导下之“第二条战线”的角度进行解读，[※注]对国民政府如何应对和处理该事件缺乏研究。左双文的《1946年沈崇事件：南京政府的对策》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作者指出，国民政府对沈崇事件的处理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就案件本身与美方交涉，争取对肇事美军士兵绳之以法；第二，设法对汹涌而来的学潮加以监控和平息；第三，反击学潮背后中共的政治攻势，以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然而这三个方面的应对都未能获致其预想的结果，反而使一个偶然性的突发性事件演变成了南京政府的一场政治灾难。[※注]

关于1946—1948年北平的学生运动，学者也渐渐开始重视从国民政府处置的角度进行研究。如严海建的《1946—1948年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一文，考察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北平当局在处置1946—1948年北平一系列学潮过程中的分歧，以及北平政府内部中央系与非中央系的派系斗争。[※注]贺江枫的《疏导与制裁的困境——国民党北平当局的“五二〇”学潮对策研究》，具体分析了李宗仁和北平当局的学潮对策。[※注]还有一些学者从流亡学生的角度研究北平学生运动。如张皓、陈银屏的《从期望到失望：1948年北平“七五”事件再探讨》注意到，从东北入关的流亡学生，原本对国民政府抱有期望，但是其入关后的处境及“七五”事件中国民党当局的处置，使他们放弃了对国民政府的幻想，转而支持共产党，这是北平“七五”事件不同于其他学生运动的一个特点。[※注]王春林的《国共内战中的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流亡学生——以1948年北平七五事件为中心》，通过考察1948年“七五”事件前后的事态发展，揭示国民政府与地方当局应对流亡学生问题的考虑及其各自的困境，探讨东北地方政治精英与民众的地方意识，以及流亡学生问题对东北民心的影响。[※注]

四 民主党派与中间路线

民主党派和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活跃于政治舞台，是战后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战后风靡一时的民主化浪潮和党派政治重新组合的形势，为中国政治迈向多元化和民主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又给民主党派带来莫大的鼓舞，促使他们投入政治之中，期待自己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而影响中国的政局与前途。中间路线即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政治概念。它代表了一批既反对中共和共产主义，又不认同国民党一党独裁体制的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1946年张东荪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中将他们的政治主张表述为：“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审核主义。”[※注]接着，施存统又在1947年3月和5月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和《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进一步界定了中间路线的内涵，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并亲美苏”。随后，又有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文章拥护和解释中间路线，例如梁崇辅的《什么是中间路线》、孙宝毅的《何谓中间路线》等。所谓中间路线的内涵，简言之，就是多党合作、阶级调和、既非资本主义道路又非共产主义、融合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从新中国成立初至20世纪80年代前，学术界对于中间路线，持激进的批判否定态度。1950年联合图书出版社出版题为《中间路线为什么走不通》的小册子，将中间路线批判为“假和平的阴谋”[※注]。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辑《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批判了从胡适之、蔡元培到战后的一切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温和路线。[※注]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民主党派和中间路线的研究，对于中间路线的评价，也从单纯批判其改良路线和资产阶级性质，转为将中间路线作为一种政治路线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来评价。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仍有学者强调：“中间路线在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指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派和一部分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张，极力通过议会改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注]，“从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孵化出来的一部分坚持中间路线的社会力量，企图把这个幻想付诸实施，但无一不是碰得头破血流。中间路线的最后破产，敲响了资本主义道路的丧钟。”[※注]但这种视角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渐渐淡出历史研究的主流。

（一）对中间路线从否定到肯定

史学界对于中间路线的评价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折射出的是整个思想界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反思的日益调整和深化。1986年《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顾关林的《论中间派的历史性转折》，该文认为，在1948年5月，随着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拥护中共，在5月1日发布之《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这表明“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派主流已经彻底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抛弃了‘中立’的‘第三者’立场，承认并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是战后中间党派的“历史性转折”[※注]。1987年沙健孙发表《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一文，分析认为中间路线在本质上，是一种“十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它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以英美为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没有把农民放在自己视野的中心，它企图通过改良主义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不承认人民革命战争的必要性，最终必然走向破产。但是，作者同时提出，中间路线具有它的“两重性”，它在不同的形势下会起到不同的历史作用。虽然它的总体方案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害的，但“也不能简单地把鼓吹中间路线的人们一律视为国民党的帮闲。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也还是真诚地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希望中国推行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他们井没有为国民党帮忙这种不好的政治动机”，并且在遭到反动势力镇压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走向革命阵营。[※注]

比较早的肯定战后中国民主党派与中间路线积极作用的研究，如田武恩的《试述我国民主党派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贡献》，该文充分肯定战后几年民主党派的空前发展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大意义。[※注]又如曲青山、田常春的《论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主同盟与中间路线》，文章将民盟的政治路线视为中间路线，考察了其之所以产生的历史原因，充分肯定了中间路线的历史意义，认为它：第一，适合解放战争战略反攻以前我党对敌斗争的策略需要；第二，在国共斗争胜负未卜的情况下，民主党派的中间路线可以尽可能多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第三，中间路线是蒋介石独裁的障碍。[※注]左双文的《战后中间路线政治主张述评》，专注于探讨中间党派提出的民主、法制、政治开放、政治廉洁、舆论监督、政治非武装化等主张，认为这些主张既非英美式，又非苏联式，反对美国侵华援蒋，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明显同情中共。他们已经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损害政治民主表示失望，主张学习苏联计划经济、反对官僚垄断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发展民族工商业，这都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纲领相近，不能说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注]

徐山平、赵凌宇在90年代中期发表的《战后中间道路评议》一文中，则明确表达了对于中间路线同情、理解的态度，认为：中间道路是一种主观愿望、治国方策，它既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又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希望建立一个既不属于前者又不属于后者的融合美国政治与苏联经济的民主自由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中间道路和中间党派的研究失之偏颇，肯定少、否定多，这是不公平的。首先，抗战胜利后的世界潮流、国内形势和民心所向，都为中间道路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环境。在国共武力对峙的形势下，唯一可能恢复协作路线、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种种改革的道路就是中间路线。要走上这条道路，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派存在。其次，作为一种建国理论和治国方略，中间路线的内容非常丰富，其政治理论的核心是人民自由、政治民主，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实行多党政治、三权分立；军事主张的核心是军队国家化；经济主张是发展民族工业，振兴农村经济，保护劳动，改革土地制度，用经济的民主充实政治的民主，建设独立富强的中国。但是在实力决定命运、武力决定政局的战后中国政治格局中，中间党派既无实力，又不能发动农民、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它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受到国共斗争的制约，无法独立发展，因此也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注]

随着肯定中间道路的观点日益增多，史学界对民主党派、第三势力、中间路线的研究也日益向客观、深入的方向发展。[※注]汪朝光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中间党派的政治抉择》一文认为，战后兴起的中间党派，试图以和平方式调和国共关系，为中国打开和平独立自由民主道路，但是在战后中国的现实环境中，他们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他们对于西方政治民主加苏联计划经济带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设想是肤浅的空想。他们坚持的自由主义理念与国共武力相争的现实之间形成巨大反差。中间党派之所以能在战后一度活跃，其实取决于国共两党的态度。由于国内外形势所迫，在战后中国，政治斗争一度代替武装斗争成为国共斗争的焦点，国共双方都需要扩大政治支持，因而为中间党派提供了活动空间，提高了中间党派的地位。而中共和中间党派都需要向国民党以争民主的方式争政治参与权，故而双方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但是，随着国共全面内战重启，1946年早春开启的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渐成强弩之末，以自由民主为依归的中间党派，便在国共的武力相争中进退失据，最终只能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被迫作出非左即右的抉择。[※注]

（二）知识分子研究与自由主义视角

近十几年来，有些学者开始注意自由主义与中间路线的关系，并从中国自由主义的角度，用中间路线的概念来论述战后历史大转折中自由主义者对于建设一个新国家的理论思考和政治实践。例如卫春回在《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与“中间道路”研究（1945—1949）》一书中提出，抗战胜利后特殊的民主建国历史契机，为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提供了大好的发展空间，使他们宣传理想和渴望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一方面通过创办报刊等舆论手段针砭时弊、抨击时政；另一方面直接组党参政，形成国共两党之外颇有影响的政治势力，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格局中引人注目的“第三种力量”。战后这几年是自由主义者充分传播其思想文化理念，并试图付诸实践极为活跃的一个时期。因此，作者将思想史研究与政治史研究相结合，从思想观念、公众舆论和政治运动三个层面，系统考察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理论、主张和实践，从中国自由主义主体性的角度，叙述了战后这个历史大转折年代中，自由主义者的建国理念和政治实践。[※注]

林建华的《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一书，则更加明确地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自由主义与中间路线的伴生关系。甚至“可以说中间路线就是自由主义的‘别称’”。作者从两方面论述了自由主义与中间路线的联系。第一，自由主义是中间派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是中间路线产生的思想基础；第二，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主义者，二者实际上是“名异而实同”。[※注]这一观点未必能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仅仅代表了一种关于战后中间路线的研究观点。李庆华在《抗战结束后中国自由主义政党意识形态研究——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中心》一文中，将民盟看成中国自由主义政党的代表，从民盟的建国理论和如何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如何制定宪法、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如何实行政党政治等理论出发，叙述民盟的政治纲领，并认为，民盟的自由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在民国意识形态格局上取得了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相颉颃的地位。[※注]还有学者研究民盟的人权思想，研究民盟与中国的宪政运动，并认为，民盟对于宪政的探索与实践，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遗产。[※注]

许纪霖擅长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研究中国政治，其《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一书，以黄炎培和张君劢为个案，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沉重历史使命和艰辛的心路历程。其中第四章“从独立到依归：不可违抗的必由之路（1945—1949）”，描述了在战后国共两党从尝试合作到走向武力对抗的过程中，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从幻想以一支和平的、在野的、改良的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取得一席之地，到这一第三条道路的希望最终幻灭，张君劢、黄炎培所代表的中间党派，不得不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历史过程。[※注]同样是知识分子视角，魏宏运则从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的角度，探讨战后中国政治变化的因素。在《1948年12月国共争夺知识分子的搏斗》一文中，魏宏运指出，一个政权的生存，知识分子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到1948年冬天，南京政府已觉察到平津难以坚守，幻想隔江而治，守住长江以南的大片江山，于是策划将平津高等著名国立院校迁到南京等地，国共对知识分子的争夺战亦随着“护校”和“不南迁”的斗争而展开。最终，在这场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中，广大知识界和南京国民政府渐行渐远。这些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从另一个角度呈现了战后政治格局的演变。还有学者认为，民主党派在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争夺，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民主党派这一政治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实现其政治抱负，同时，民主党派又因知识精英的良知和忧患意识，而显示出自身的特点及风貌。知识分子具有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能积极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诉求，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这正是民主党派的重要特征。[※注]

（三）民盟和民主党派

在战后中国的政治转型中，民主党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短暂时间里，也曾对民主党派给予过高度评价，例如1951年1月24日的《人民日报》曾发表《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前进》的社论，指出：“各民主党派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曾参加过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运动，并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合作奋斗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才在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增强了人民阵营，加速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这一前提下，民主党派研究得以开展。至1957年反右斗争前，先后整理出版《民盟文献》《中国致公党文件汇辑》《民建会八周年》等资料与论著。[※注]之后，随着政治环境日益“左”倾，对民主党派的研究也陷入停顿，至20世纪80年代后，又逐渐受到重视，研究也日益走向深入，出版了一系列《中国民主党派史》《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等研究论著和资料选辑，其中都有专章论述介绍抗战胜利后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建国主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与国际势力的关系，以及关于中间路线的论争等。[※注]还有一些通史类著作和资料集，如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蔡尚思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等书中，对战后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和思想也有介绍。此外，一些著名的民主党派领袖和民主人士也受到研究者关注，如张东荪、张君劢、梁漱溟、施存统、黄炎培、胡适等，相关文集和回忆录等史料的出版也为研究提供了基础。[※注]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最初是由三党三派（第三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组成的松散政治联盟，称为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原国家社会党）从民盟中分离，形成战后的中国民主同盟。它是国共两党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势力，素有第三党之称。在关于战后民主党派和第三势力的研究中，民盟也是研究热点之一。[※注]其中，关于民盟的政治纲领、组织演变，民盟的性质及历史定位，民盟与中共的关系等问题，是长期以来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注]关于民盟的政策主张和政治纲领的争论，主要围绕民盟是否主张过“第三条道路”或是否存在一条“中间路线”的问题。今天的学者大都认为，民盟的政策主张和纲领就是“中间路线”乃至自由主义政党意识形态的代表，只是由于历史环境和其自身的局限，这一政治主张最终无法成为现实。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则有学者根本否认战后的民盟提出过“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认为它的政治主张和活动，完全是配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民盟的政治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他们是自觉跟着中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存在所谓的中间路线。[※注]还有学者认为，民盟的政治纲领，主要是旧民主主义的，但也带有新民主主义的色彩。[※注]也有学者认为，民盟曾经主张中间道路，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关键首先在于，怎样评价中间路线；其次，经过残酷的历史教训，民盟最终放弃了中间道路，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注]很多研究民盟与中共关系、民盟政治态度的转变、民盟性质转变的论文，也持上述观点。[※注]

关于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的关系及在战后政治格局中的活动与影响，刘大禹、王球云认为，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是民盟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他们曾力促政协会议早日召开，在会前有充分的准备实现其民主政治理念，会议进行中又能在国共之间左右逢源，促成了五大决议的通过。然而政协决议缺乏实施保障与约束的机制，这导致民盟的政治参与遭受挫折。[※注]这两位学者还围绕“制宪国大”的召开，研究了民盟和国民党的关系。指出，在政协会议通过五项决议之后，民盟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积极呼吁和平建国，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改组政府。但是，国民党内对政协决议普遍不满，试图突破政协决议，召开“制宪国大”，对民盟采取了拉拢与分化政策，迫民盟参加“国大”，导致民盟内部分裂。最终，民盟经过艰难抉择，抵制了“制宪国大”，此后与国民党更加疏离，与中共更加接近。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疏离，细化了民盟与国民党关系的研究。

1946年7月发生的“李闻惨案”是战后中国政治史中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的著名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均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惨案发生后，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从自身立场出发，对事件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和反应。闻黎明的《李闻惨案之善后》一文，对于惨案初期各方有关事件性质的论争、责任追究中不同力量的博弈、国内外舆论对美国援华政策的影响，以及蒋介石处置方针的形成与实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和梳理，指出：中共和民主同盟围绕李闻惨案对国民党进行的斗争，是战后中国民主与反民主两大政治阵营的交锋。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这一事件，先是使用各种伎俩淡化事态、转移目标，继而又企图嫁祸于中共和龙云集团，但中共和昆明民主人士的斗争和美国的介入，使蒋介石不得不审慎对待，公审处决凶手，革封疆大吏之职，这在国民党大陆统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如此，“李闻惨案”对国民党的打击仍是不言而喻的。它在国内引起全国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责难和不满，在国外引起美国众多学府著名教授的联名抗议，要求干涉中国内政，断绝对中国的任何援助。正在调处国共纠纷的马歇尔将军也对蒋介石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李闻惨案对战后国民党统治造成的影响，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不同社会矛盾在战后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演变。[※注]

※ ※ ※

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战后国民政府与国共斗争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视角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经历了深刻的转变。统观60余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以下几种研究趋势。

第一，政治史研究受到社会史、新文化史、政治学等多学科视野与方法的影响，开始面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总体脉络，理解政治变迁并试图从具体的实证研究，升华出对某一时段政治主题或历史趋势的认识与把握。

第二，政治史研究中围绕某一个重要年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大历史转变进行探讨的“年份史”研究，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对于战后四年，每个年份都有一些重要事件被学者特别讨论研究。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论述了1948年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巨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不同选择。刘统的《中国的1948：两种命运的决战》，描述了1948年这国共“决战”的一年里，整个中国从战场到后方，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到经济，从舆论到思想，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三，国际视野的引入和政治、社会、经济综合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际势力对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海外文献受到重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视角的研究受到重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战术、国民政府的统治、国民党领导人的思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战后的政策调整等都有优秀的成果问世。

第四，在抗战结束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短短四五年时间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个时代的政治史研究，必将持续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在未来取得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