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三 失败原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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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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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京临时政府失败原因的分析，一直是研究南京临时政府的重要议题之一。贾德臣在《财政问题对南京临时政府夭折的影响》一文中，认为由财政困难所产生的严重影响是多方的,对内而言，南京临时政府的领袖们，用极大的精力为解决财政问题而奔波，这势必分散了政治、军事诸方面的精力，客观上便利了袁的篡权活动。因此，该文认为，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施政活动中，虽然为解决财政问题做出了极大努力，但其始终没有从根本上依靠人民群众去动摇封建经济的根基，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财政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临时政府的夭折。列强吝啬，所借外债甚少，且引起了临时政府内部的政治危机，由此导致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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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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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 资产阶级 财政 财政问题 主观因素 外债 强人 反革命 大总统 客观因素 主观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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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失败原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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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京临时政府失败原因的分析，一直是研究南京临时政府的重要议题之一。大体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从敌我力量对比、主客观原因、资产阶级局限性等角度加以分析探讨。胡绳武、金冲及在《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一文中，[※注]就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力量过于弱小。该文指出，武昌起义之后，同盟会的迅速解体，内部矛盾、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妥协潮流的出现是迫使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一个方面，而帝国主义列强与袁世凯从外部，立宪派从临时政府内部对革命派施加种种压力，则是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的又一个方面。作者认为，孙中山最后与袁世凯实行妥协，绝非偶然，这既有内因（即孙中山本人认识上的弱点），又有外因（即同盟会内外的压力）。就孙中山本人来说，他是一个很有斗争精神、具有坚强性格的人。但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他在这一革命过程中，能否坚持把革命进行到底，并不取决于领导人物的性格，而是取决于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换言之，“孙中山所以将大总统的位置让予袁世凯，他认识上的弱点固然不无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力量之间的对比，即革命的力量过于弱小、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所决定的。”
不少研究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主观的妥协退让。孙中山并不是根本上反对议和、反对妥协，在孙看来，只要能建立共和，实行民主制度即可。宝成关在《论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一文中，[※注]就认为孙中山让位的根本原因是“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试图“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彭大雍的《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思想基础》一文中，[※注]指出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是迫使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因素，但决定因素是孙中山“不战而胜”的策略思想，从而使他以自愿让位、交出领导权为代价，争取袁世凯反戈一击，迫使清帝退位，所以“孙中山的让位，主要不是被迫而是主动的，不是外因，而是内因。”
当然，很多研究者从主客观因素结合的角度论述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原因。章开沅、林增平在《辛亥革命史》一书中，[※注]指出客观因素同时，也指出孙中山主观因素的缺陷，认为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巴黎就发出推举黎元洪或推举袁世凯的电报，孙抵达中国后，即有“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想法，孙担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时，有对袁世凯“虚位以待”的承诺，与此同时，孙中山在给一位美国友人信函中还表达了“我唯一的目的是使我千百万同胞获得和平与满足”的愿望，这些都表明孙中山在敌我关系上的犹豫态度，在这样心态下，孙中山自然“在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制约下，终于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中败下阵来。”林家有在《论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黄兴的政治倾向和建设思想——兼论二次革命的失败》一文中，[※注]也认为孙中山让位虽然是由于当时内外客观形势造成的，但不能认为与孙中山思想无关，“孙让权给袁世凯是他政治上的一个错误，是政治妥协和软弱的结果”。李益然在《简论南京临时政府迅速夭折的主观原因》一文中，[※注]认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是，“由许许多多客观和主观的必然因素促成的”，就主观因素方面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对袁世凯阴谋篡权没有采取正确、有力的对策；推翻清廷后就以为革命成功的自我窒息；没有建立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没有用正确的政策取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采取妥协退让的对外政策。此外，迷信议会政治，革命党日趋分化、堕落，大批遣散革命军队等，也是南京临时政府失败的主观原因。
其实，也有一些学者试图超越敌我力量对比、主客观方面来讨论南京临时政府失败的原因。例如，韩明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一文中，[※注]从分析辛亥革命期间国内阶级斗争格局的急剧变化入手，把孙中山和袁世凯一起放到被时代选择的地位，用长期历史发展和当时阶级斗争态势的纵横双重坐标测量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这一事件。作者分析到：资产阶级本身的变化，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和革命派相互融合，资产阶级内部的分野已经渐次转化为“地方性利益集团”，江浙地区资产阶级凭借雄厚的经济政治势力，而获得了在全国的领袖地位，他们非常希望像袁世凯这样的军政强人能出来“收拾残局”。与此同时，袁世凯刚好扮演了这样一位“强人”角色。袁世凯不同于完全的旧时官僚，他是旧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变的代表人物，其在直隶、北洋任上，积极推行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改革和政策，把自己塑造成革新派的一代强人，为中外各种势力所推崇，以致在辛亥革命前后能形成“非袁莫属”的社会心理。孙中山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诸多的“隔膜与疏远”，其主张的民生主义思想显得超前，不被资产阶级所接受。中外各方的合力，例如，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须维持社会秩序，国内各集团、群体和西方列强也试图维持自身利益，也要求中国和平过渡，在这样历史情境下，袁世凯就成了维持平衡的“保护神”。这样，就促成了南京临时政权必须交给袁世凯，造成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是无可奈何的“错误”选择。梁仲明在《南京临时政府夭折原因新探》一文中，[※注]也从所属阶级的角度加以讨论。作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是商业资本家，在你死我活的革命关头，这个阶层醉心于自己眼前的短浅利益，不愿承受革命的暂时痛楚，最后背弃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革命政权，容忍和拥戴袁世凯篡权窃国。因此，作者认为，失去资产阶级主体商业资本家的支持，是导致南京临时政府夭折的根本原因。
不少研究者从经济、财政或某一角度切入，来分析南京临时政府失败的原因。贾德臣在《财政问题对南京临时政府夭折的影响》一文中，[※注]认为由财政困难所产生的严重影响是多方的，对内而言，南京临时政府的领袖们，用极大的精力为解决财政问题而奔波，这势必分散了政治、军事诸方面的精力，客观上便利了袁的篡权活动。巨大的财政赤字使许多重大举措未能实施，如北伐的中途而止，给了袁世凯喘息之机；军费匮乏，迫使黄兴大量裁军；兴办实业，亦因没有必要的资金也只好搁浅。对外而言，全部财政收入中外债占61.3%，靠外债度日势必导致对外政策软弱，在南北和议中，财政困难迫使孙中山对和议之态度及议定之条件不得不屈就。因此，该文认为，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施政活动中，虽然为解决财政问题做出了极大努力，但其始终没有从根本上依靠人民群众去动摇封建经济的根基，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财政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临时政府的夭折。张世均、胡大泽在《论辛亥革命失败的经济因素》一文中，[※注]认为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解决对财经问题时，举借外债落空、控制关税失败；没能凭借东南富庶之区的优势，对清政府实行经济封锁；在处理敌人财产与前清银行问题上忍让妥协，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经困难增大。作者认为，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杨振华、杨德慧在《论南京临时政府失败的财政因素》一文中，[※注]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将政权让给袁世凯，最主要原因是严重的财政困难：一方面，临时政府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另一方面，包括军费在内的支出却十分浩繁。因为国民贫穷，所借内债有限；列强吝啬，所借外债甚少，且引起了临时政府内部的政治危机，由此导致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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