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对人物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洋政治史研究中，人物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与比重。在民国时期，日本佐藤三郎编辑的《民国之精华》（北京写真通信社1916年版），编辑者在绪言中说：“以搜集民国现代之俊杰为主，然尤以参众两院议员诸君，为中华民国五族亿兆代表之英俊”，可以说，该书是参众两院议员的集体传记。陶菊隐所著的《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46年版）与《督军团传》（中华书局1948年版），可视为洪宪帝制过程中的筹安会六人和北洋时期督军代表人物的集体传记。

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北洋人物研究论著并不多。20世纪80年代后，对北洋人物的研究论著大量涌现。仅人物集体传记、论著方面，就有不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民国人物传》，从1978年出版第一卷以来，陆续出版了十二卷，[※注]该套人物传选取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代表人物近千人，撰写人物小传。在民国人物传记中，此书颇具代表性。无疑，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北洋人物。此外，朱来常等编著《北洋军阀和民国将领》，[※注]辛培林编著《军阀列传》，[※注]刘建国等编撰《北洋政府总统总理生活轶事》，[※注]周军、周延柏主编《皖系北洋人物》，[※注]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六册，“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人物卷”），[※注]均为北洋人物的集体传记。当然，对北洋人物的个体研究的论著数量更多，涵盖人物也很多，在此不一一论列，本节仅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北洋重要人物为例，加以综述。

（一）袁世凯

对北洋军阀的创始人和首领袁世凯的研究非常丰富。1949年以前，对袁氏文稿、书牍就已进行一些整理和编辑工作，如《袁大总统书牍》《袁大总统书牍汇编》《袁大总统文牍类编》《袁氏家书》《养寿园奏议辑要》[※注]等，无疑，这些都是研究袁氏的重要原始文献资料。与此同时，对袁世凯也有一些初步研究，如黄毅编《袁氏盗国记》、野史氏著《袁世凯全传》、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陈伯达著《窃国大盗袁世凯》、黎乃涵（即黎澎）著《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注]等。其中，白蕉编著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史料较翔实，时至今日，仍常被人征引。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虽非历史研究著作，但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该书对此后袁世凯研究影响很大，在1949年以后被多次重版印刷发行。黎乃涵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重点并非袁世凯，但此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辛亥革命研究的开山之作之一，也对此后的袁世凯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1949年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出版发行了几本小册子，例如，向阳的《袁世凯丑恶的一生》，[※注]青谷、林言椒合著的《袁世凯》，[※注]秋楠的《袁世凯》，[※注]孙克复的《袁世凯尊孔复辟丑剧》，[※注]等等，毋庸讳言，这些书基本上不是历史研究著作。这时期，发表有关袁世凯的文章也不多，有二三十篇。

改革开放之后，李宗一的《袁世凯传》，[※注]史料丰富，书中称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此后，胡柏立著《袁世凯称帝及其灭亡》、[※注]侯宜杰的《袁世凯一生》[※注]和《袁世凯评传》两书，[※注]前书重史实考订，后书侧重理论评述。谢本书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注]值得提及的是，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把《养寿园奏议》整理，改名为《袁世凯奏议》出版发行。[※注]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注]叙述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统治的全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全面地研究袁世凯统治中国的著作。这些论著，为此后的袁世凯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关于袁世凯的论著层出不穷。张华腾的《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注]对袁世凯与徐世昌、张謇、唐绍仪、段祺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岑春煊、蔡锷、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关系做了论述，这无论对深入了解袁世凯本人，还是对了解清末民初政局，均有所助益。有的学者尝试从心理学分析角度对袁世凯进行重新审视，如马勇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一文中，[※注]就认为袁世凯加强个人独裁的做法，以及其内心深处的帝王意识，使他最终经不起帝王桂冠的诱惑，当各方面的压力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便放弃先前对民主共和的庄严承诺，走上了帝制自为的道路。对袁世凯研究的论文也很多，且居北洋人物研究之第一位。可以说，从袁世凯在朝鲜发迹、戊戌政变、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编练新军、辛亥革命、出任临时大总统，直至称帝自为，几乎每个阶段都有论文探讨。与此同时，坊间的关于袁世凯的传记、通俗读物等，数量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通过召开以袁世凯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是推动袁世凯研究有效途径之一。由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会、安阳师范学院、安阳市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于2004年4月在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和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安阳师范学院等20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会议，提交论文50多篇。经过与会学者的讨论，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与会学者一般认为，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要、复杂的人物，其给中国近代社会留下了多方面的影响。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研究清末民初社会，研究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研究辛亥革命等都离不开袁世凯。在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上，学者也有不少共识，多半承认袁世凯在中国军队近代化、清末新政、推翻清朝等方面的作用。会后，此次会议论文以《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为名结集出版，[※注]体现此次会议的主要成果。

袁世凯，主要因称帝而臭名昭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反面人物，作为历史工作者，应该根据历史本来面目给他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分析。近二三十年来，对袁世凯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史料的整理、出版与运用更多，也更科学，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角更加广泛，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论述对象由笼统的袁世凯一生，变为具体地研究袁世凯的某一个方面问题，或袁世凯与某一事件的关系等；对袁世凯的评价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全面否定，80年代以来的评价趋于客观、公允。毋庸置疑，袁世凯研究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最显著者，目前尚未有一部完整的袁氏史料集（据悉，有学者已经在从事此项工作了），袁氏史料很零散，不少还有待于鉴定，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此外，关于袁世凯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政治现象的史实整理，而在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运输、行政制度等方面则相对缺乏探讨，新评价标准、新方法的运用尚显不够。

（二）段祺瑞

段祺瑞是皖系军阀的首领，也是一位颇受争议的北洋人物。对段祺瑞的评述与研究，其实在段生前已经开始了，除大量见诸当时报刊的各种文字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与段祺瑞相关的书籍也不少，如《段祺瑞秘史》《合肥执政年谱初稿》《前临时执政段公芝泉事略》《段氏卖国秘史》《段氏卖国记》《安福祸国记》《安福趣史》《安福痛史》《善后会议史》等，这些书籍很多是出于政治斗争而制作的宣传小册子，未必真实可靠，但毕竟为后来研究者留下了一些史料。

1949年后，由于坚持教条式的革命史观，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教学与研究，段祺瑞与其他北洋人物一样，成为“反动”的人物，在本已不多的相关论著中往往一笔带过，或简单给出结论，缺乏具体细致的研究。20世纪50—70年代，除陶菊隐的《北洋军阀史话》、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中关于段祺瑞的论述，以及荣孟源、彭明、章伯锋、汤志钧等学者的几篇文章涉及段祺瑞外，实难觅找其他的相关论著。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深人，有关段祺瑞的研究呈现崭新局面。除了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莫建来所著《皖系军阀统治史稿》[※注]等论著中涉及之外，大量的传记与论著涌现：黄征、陈长河、马烈合著《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注]季宇《段祺瑞传》，[※注]周俊旗、汪丹合撰《段祺瑞真传》，[※注]程舒伟、侯建明合著《北洋之虎：段祺瑞》，[※注]李勇、周波合著《北洋虎将段祺瑞》，[※注]苏飞《细说北洋——段祺瑞》，[※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从段祺瑞研究延伸开来的论著，如黄征等人合著《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书的第五章“皖系统治的三大支柱”，记述了皖系集团的三大构成板块：军事方面的北洋拥段督军将领、经济外交方面的新交通系、政治方面的安福系。该书指出，段祺瑞皖系统治时期主要人物，段祺瑞外，还有号称段手下“四大金刚”的靳云鹏、徐树铮、傅良佐、曲同丰；安福系头目王揖唐、曾毓隽、朱深、李思浩；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边防军师长马良、陈文运及第九师师长魏宗瀚；地方各省督军，浙沪的杨善德、卢永祥、何丰林，山东的张怀芝、张树元、田中玉，福建的李厚基，湖南的张敬尧、吴新田；袁世凯死后附段的北洋老将段芝贵、安武军倪嗣冲、振武军龙济光、毅军姜桂题；陕西陈树藩，甘肃陆洪涛、张广建等，共三十余人。此外，李庆东著《段祺瑞幕府》，[※注]将目光投放到对段祺瑞幕僚群体的考察，几乎涉及整个皖系集团。总体而言，现在关于段祺瑞的史料整理已不多见，但也有个别学者还在从事这方面工作，2007年胡晓编撰的《段祺瑞年谱》出版发行，[※注]该年谱与1938年吴廷燮编撰的《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相比，[※注]篇幅、内容均有较大扩展，也自然是研究段祺瑞及皖系军阀的重要书籍。

（三）黎元洪

中华民国建立后，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士借助各种媒体，发表自己对局势的观察和思考，评价各位政治人物。著名报纸《申报》《大公报》等，就刊登大量与黎元洪有关的各种消息、报道与评论。在民国时期，一些与黎元洪相关的文献得以结集出版，如汪钰孙编《黎大总统书牍汇编》《黎大总统文牍类编》[※注]，这些文献为此后的黎元洪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此外，还有一些记述性的书籍，如《黎元洪二次出京记》[※注]，等等。

1949年之后，黎元洪长期被视为一个反动人物，不少著作称其为旧势力的代表，把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当作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开始妥协、丧权的标志，对黎在北洋时期政治中的所作所为持否定态度，视其为北洋军阀同类。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鲁永成主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注]书中作者多是有关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当事人或见证人，并有黎氏后人撰文，故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征集关于黎元洪的史料。这一时期，涌现出多本传记读物：刘振岚、张树勇合著《傀儡总统黎元洪》，[※注]李书源著《柔暗总统黎元洪》，[※注]苏源、戴忆绵、韩松合著《傀儡总统黎元洪》，[※注]葛培林、张玉芳、王勇刚合著《黎元洪家族》，[※注]等等，大体上都是以黎元洪的一生为线索加以叙述，然后再做出一分为二的评价。其中，李书源所著《柔暗总统黎元洪》，在20世纪90年代黎元洪传记中颇具代表性。该书认为，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逐渐实现了阶级立场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内在的合理性。黎在武昌起义中做了不少工作，顺应了历史潮流；他与党人有矛盾，但还未达到影响革命大局的程度；南北议和中，黎元洪有妥协倾向，却不是发起者，更不是决策者。洪宪帝制中，黎元洪拒绝受封，坚持了共和立场。两度出任大总统期间，黎元洪与段祺瑞、曹锟等人有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该书对黎元洪在民初政治中的负面作用也采取不回避写法。书中以相当的篇幅记述黎元洪在二次革命前后拥袁反孙，镇压首义之区革命党人，与段祺瑞、曹锟等军阀势力斗争中的软弱妥协性等，该书分析这既有黎自身的意识问题，也有外在的因素。黎元洪是被时势和革命潮流推着走的一种人，其之转变仓促又不彻底，选择是势与利的选择，不是情与理的选择，与革命党人有较大的距离，与革命党人不可能同心同德。黎元洪的性格柔暗，缺少机谋，易被人挟制，难以有所作为。从外部因素看，革命党人在处理与黎元洪的关系上也存在不少失误。总体而言，该书认为，从黎元洪在北洋时期政治斗争中的表现看，其既非旧势力的代表，也非介于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性人物，而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基本上是应该肯定的人物。

进入21世纪之后，有些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考察黎元洪，例如，刘丰祥试图从政治心理学与性格对人的政治行为影响的角度考察辛亥革命前后的黎元洪，在《性格与命运——辛亥革命前后黎元洪政治命运的性格因素》一文中[※注]，刘丰祥认为，黎元洪的性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为人谨厚；另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柔、懦弱。该文指出，谨厚的性格帮助黎元洪在革命前的湖北军界及社会上获得了声誉，也是其在革命发生后能够平步青云的一个重要原因。懦弱的性格使黎元洪在行动上表现出消极被动和犹豫不决，因而在政治上误过不少事；而且性格懦弱使黎元洪在行动上易受别人的影响，在政治上容易被人利用，对其在政府中形成位尊权小的傀儡地位有很大影响。此外，侯杰、姜海龙合著《百年家族黎元洪》，[※注]这些书籍一般都记述黎元洪的一生，还涉及黎元洪的妻妾、子女等家族成员。

（四）冯国璋

冯国璋是北洋军阀直系的首领，北洋三杰之一，也是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1949年之后很长时间内，冯国璋被定性为“反动军阀头子”，缺乏学术研究与分析。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冯国璋的研究逐渐起步，并部分肯定了冯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公孙訇在《冯国璋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一文中，[※注]认为在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过程中，做出较大贡献的人物应包括北洋三杰，即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尤其是冯国璋的贡献最为突出。公孙訇指出，冯国璋青年时代曾受到资产阶级军事教育，尤其是其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军事，使冯国璋大开眼界，促使其选择了军事救国的道路。回国后，从冯国璋辅佐袁世凯小站练兵到督办北洋将弁学堂，直至任代理大总统的20多年中，其以军事教育事业为己任，从传播和介绍资本主义的近代军事，到结合中国的实际编著中国近代军事教材，直接参与军队改革事宜，为管理军校和改革中国军队的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作者认为，“冯国璋是一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著述的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公孙訇编撰的《冯国璋年谱》，[※注]以冯国璋之演说、谈话、公牍、函电以及报纸杂志的报道为素材编撰而成，是研究冯国璋的重要史料。

吕伟俊、王德刚《冯国璋与直系军阀》，[※注]介绍了直系军阀代表人物冯国璋等人的生平和直系军阀的兴衰，认为直系军阀的兴衰，大致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95年至1916年为直系军阀草创阶段，即冯国璋等追随袁世凯起家时期。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从1916年至1920年为直系军阀形成阶段，即冯国璋出任副总统、代理总统时期；这两个阶段直系的发展，离不开冯国璋的领导作用。1919年冯国璋死后，直系军阀在曹锟、吴佩孚等人带领下，继续向前发展。从1920年至1924年为直系军阀鼎盛阶段，即曹锟、吴佩孚等人掌控北京中央政权。第四阶段，从1924年至1928年，为直系军阀的覆亡阶段，吴佩孚、孙传芳等为直系军阀统治而垂死挣扎时期。该书注意到了直系与皖系、奉系的相同之处，也区别了直系与皖系、奉系的不同之处，指出直系内部结构比较松散，先后出现了四个代表人物，冯国璋死后，形成两个权力中心，等等。田胜武、田艳华编著《冯国璋全传》，[※注]记述了北洋军阀冯国璋代大总统的一生，基本上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一方面，记述冯国璋对社会的贡献，如对军事理论的建树，抵制洪宪，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等；另一方面，也记述冯国璋的丑恶行为，如屠杀义军，助纣为虑，火烧汉口，聚敛民财，贪赃枉法等。此外，该书还把与冯国璋同时代的一些人物传囊括进来，为研究冯国璋或北洋军阀史，提供了一定的方便。张立真在《冯国璋与中国早期的军事现代化》一文中，[※注]认为冯国璋对民初实行独裁黑暗的专制政治，北洋派系纷争割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冯国璋又是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致力于军队的全面改革，建树颇多，推动了中国早期的军事现代化。因此，作者认为，不能因冯国璋是军阀头目而一笔抹杀，全盘否定。潘荣、孙新、魏又行合著《冯国璋家族》，[※注]记述了冯国璋一生，从冯早年出身贫寒说起，青年时习武从军，到最终以军功为进身之阶登上民国代理大总统的高位。

（五）张作霖

张作霖，奉系军阀的首领，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早在1922年，就有《张作霖全史》[※注]出版发行，这本书主要是记录张作霖的一些奇闻逸事，并非学术论著。民国时期有不少这样的张作霖读物。1949年以后，张作霖，完全作为反动的军阀人物，受到广泛的批判，学术研究无从谈起。

20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环境逐步宽松，张作霖的研究才真正起步。常城主编《张作霖》，[※注]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部研究张作霖的专书。这部著作出版较早，基本观点仍保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观点，认为张作霖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祸国殃民的一生”，但这本书的出版具有拓荒意义。丁雍年在《对张作霖的评价亦应实事求是》一文中，[※注]指出评价既有分歧说明对历史人物张作霖还有深入研究之必要，认为对军阀的历史评价亦应实事求是。田胡甫的《张作霖传略》一文，[※注]对张作霖做了评价，指出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是评价历史人物的起码要求。王鸿宾主编《张作霖和奉系军阀》，[※注]也叙述张作霖的一生及奉系军阀的兴衰。这一时期，有关张作霖论文也不少，徐玲的《从町野回忆录看张作霖之死》，[※注]通过町野回忆录说明，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不是因张对日实行了强硬路线，而是因为日本内部“武力占领”派与“经济侵略”派之争。陈崇桥、胡玉海的《张作霖与日本》，[※注]认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二者之间既有勾结利用，也有矛盾冲突，随着张作霖实力的发展变化，张日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张作霖与奉系军阀的档案文献也开始整理出版，1990年，由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出版，[※注]该汇编采用影印原始档案的方式，收入1895年至1933年间奉系军阀从产生、形成、兴盛到衰亡全部过程的主要档案史料。从20世纪80年代起，辽宁、吉林、天津等省市政协文史委陆续编辑出版有关张作霖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开始刊载张作霖的有关资料起，到1999年《辽宁文史资料精粹》编辑出版，辽宁各县市文史资料，收录张作霖的资料达百余篇，其中收入《辽宁文史资料精萃——张作霖·奉系军事集团》的就达60余篇。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大大地推动了关于张作霖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张作霖研究逐渐深化。陈崇桥、胡玉海、胡毓峥编著《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注]无论史料运用，还是观点的客观性，均有所推进。近十几年里，关于张作霖的论著、传记陆续出版，有徐立亭著《张作霖大传》，[※注]陈崇桥、耿丽华合著《张作霖真传》，[※注]华强著《东北王张作霖》，[※注]孙其明著《东北王张作霖》，[※注]张正忠著《东北王张作霖》，[※注]文斐编《我所知道的张作霖》，[※注]徐彻、徐悦合著《张作霖传》，[※注]这些传记，多半用通俗文笔叙述张作霖的一生，一般也指出，张作霖作为军阀首领，确实有野蛮、凶残、反动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作为统治者、东北边疆大吏，张作霖对东北的社会经济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对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的重视与投入也是可圈可点，在对外关系上，张虽有投靠列强一面，但也存维护民族利益的另一面。

（六）曹锟

曹锟出身贫寒，后加入北洋新军，步步高升，最后成为民国大总统。在北洋时期，就有关于曹锟的一些通俗读物，如《曹锟张作霖轶事》[※注]。此后，曹锟长期被视为北洋（直系）军阀代表人物和贿选总统，在中国近代史上成为著名的“反动”人物，很少进行细致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坊间出现大量有关曹锟传记的书籍，例如，张洪祥、徐兴云、岳谦厚合著《布衣总统曹锟》，[※注]周玉和、高乐才合撰《贿选总统曹锟》，[※注]岳谦厚、李庆刚、张玮合著《曹锟家族》，[※注]田建群著《曹锟》，[※注]这些书籍的写法大同小异，主要是描述曹锟的一生：从跑街小贩如何一步步走上权力的高位，最终成为民国大总统。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对曹锟的评价渐趋正面、肯定。例如，张欣在《从曹锟的执政活动看军阀政治的时代性》一文中，[※注]对曹锟给予较多的肯定评价，认为曹锟在执掌北京政府期间，授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完成了自1913年以来的民主制宪，并把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地方自治”要求写进了宪法；在处理“临城劫车案”和完成中苏建交谈判的过程中，基本上坚持了民族主义的立场，维护了国家主权。因此，对曹锟的执政活动应给予客观积极的评价。当然，需要提醒的是，矫枉切忌过正。

（七）吴佩孚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吴佩孚是活跃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一度被公认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这一时期有关吴佩孚的文献读物很多：《吴佩孚正传》[※注]，《吴佩孚历史》[※注]；《吴佩孚政史：中国之华盛顿》[※注]，将吴佩孚比作中国的华盛顿；《吴佩孚全传》[※注]；得一斋主人所编《吴佩孚战史》（出版者不详，1922年），该书分吴氏之身先士卒、吴氏之奇谋神算、吴氏御下之宽严得当、吴氏之功成不居、吴氏行动之坦率、吴氏之勇于负责、吴氏之爱国天性、吴氏之实行军民分治、吴氏之重视民生、吴氏不争军饷、吴氏以舆论为战争之后盾等23章，较为详细介绍了吴佩孚的战史，是研究吴佩孚军事思想方面难得的资料。在吴佩孚生前，还有很多与其相关的文献问世，在此不一一论列。1939年吴佩孚死后，还有很多相关著述问世，著名的有，陶菊隐编写的《吴佩孚将军传》[※注]，全书分40节，详细讲述了吴佩孚逃出家乡、从军、升迁，直至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经历，并记述了很多吴佩孚的逸闻趣事（该书1998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发行）。

从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吴佩孚被贴上“反动军阀头子”的标签，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所见也多半是一些文史资料上的忆述文字，例如《全国文史资料选辑》收录韩定山的《吴佩孚过陕见闻》、汤乡茗的《直皖战后直系势力的扩张》、李炳之的《吴佩孚之再起与失败》、黄应乾的《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中的阴谋活动》、陶葊的《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等，从上述篇名可看出这一时期对吴佩孚基本持否定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吴佩孚研究逐渐增多，也逐渐步入学术轨道。首先是相关资料的出版，仅在荣孟源、章伯锋主编的《近代稗海》一书中，[※注]就收录了很多与吴佩孚相关的资料，如张一麐《直皖秘史》、无聊子《北京政变记》、陈冠雄《奉直战云录》、濑江浊物《吴佩孚正传》与《直皖战争始末记》等，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这一时期，有关吴佩孚的著作大量涌现，成为北洋人物研究中的热门。吴佩孚传记就很多：蒋自强、余福美编著《吴佩孚》；[※注]章君毂编著《吴佩孚传》，[※注]全书五十多万字，较详细介绍了吴佩孚的一生，重点介绍了吴佩孚的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围绕这些活动的历史背景和人物。黄国平、任雪芳主编《秀才军阀吴佩孚》，[※注]郭剑林著《一代枭雄——吴佩孚大传》，[※注]何士夫所著《儒枭——吴佩孚》，[※注]董尧著《北洋军阀吴佩孚》，[※注]王希亮著《直系儒帅：吴佩孚》，[※注]等等。进入21世纪之后，许多原先的吴佩孚传记，纷纷修订再版发行：郭剑林著《吴佩孚传》就分别于2000年、2006年再版，[※注]王希亮的《吴佩孚全传》于2001年再版发行，[※注]董尧的《北洋儒将吴佩孚》也再版发行。[※注]章君毂所著《吴佩孚传》也于初版20年后再版。[※注]这些传记多半是介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读物，易于被社会读者接受，这些书籍的修订重新出版，说明了社会上对吴佩孚的了解需求在增加。这一时期，与吴佩孚相关的史料也在整理出版，如唐锡彤、胡震亚主编的《吴佩孚档案资料选编》，[※注]等等。此外，大量有关吴佩孚的论文发表，其中不乏佳作，如耿云志的《吴佩孚与苏俄及北京知识界——军阀生涯的一段插曲》，[※注]考察了吴佩孚作为舆论界所谓“比较开明的军人”实力派，在1922年至1923年间与苏俄及北京知识界的交往，认为苏俄及北京知识界都曾非常关注吴佩孚，并力促其与孙中山合作，但最终归于失望。其他论文在此不一一论列。随着研究的深入细致，学界对吴佩孚的评价也日渐公允，如今一般认为：一方面，吴佩孚对历史有过负面作用，他参加了军阀混战，镇压过“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等；但另一方面，在面对日本疯狂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吴佩孚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日本入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拒绝出任伪职等，值得肯定。

学术研讨会也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1999年12月，中国史学会与烟台市历史学会合作在吴佩孚的故乡山东蓬莱举行首届“吴佩孚生平与思想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召开，对推动吴佩孚乃至北洋军阀史的研究，颇有作用。2004年4月，由山东省历史学会及其下属胶东人物研究会主办的第二届“吴佩孚生平与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蓬莱再次召开，此次研讨会对吴佩孚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化，有些学者独辟蹊径，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吴佩孚进行考察，寻找吴佩孚的思想渊源，剖析他的精神世界。这次研讨会的一项成果是《吴佩孚历史资料汇编》出版，共三辑：第一辑为唐锡彤主编《吴佩孚文存》，收录了吴佩孚的著作、演讲词、诗词、函电等相关资料，是研究吴佩孚生平与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第二辑《吴佩孚研究文集》，收录了与会40余位研究者40余篇文章；第三辑是马宣伟所著《吴佩孚在四川》，[※注]学界对吴佩孚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但对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逃匿四川及其逝世的过程，往往都是一笔带过，没有详细记载与考察，马著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在较为坚实的史实基础上，以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为主，在清末民国军事、政治的格局中，记叙了吴佩孚的生活趣闻、轶事、诗文、书画。2007年9月，第三届“吴佩孚生平与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蓬莱召开，会后出版了《吴佩孚研究——第三届吴佩孚生平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收集论文近四十篇，展示了近年来关于吴佩孚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2009年12月，“第四届吴佩孚研讨会”再次在山东蓬莱举行。与会期间，“吴佩孚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无疑，这将进一步推动有关吴佩孚的研究。

（八）冯玉祥

冯玉祥原本是直系军阀的一位将领，后发动北京政变，独树一帜，把军队改名为国民军。此后，无论在军阀混战中，还是北伐战争前后，以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中原大战、长城抗战等，冯玉祥都可以算是一位风云人物。在民国时期，对冯玉祥就有人关注，并有所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基督将军”之名，冯玉祥引起了苏、英、日等国关注中国问题人士的注意，随后对冯本人及其军队进行研究的材料开始被汇集到国外。与此同时，冯玉祥部队中的很多人员，如陈崇桂等也纷纷撰写冯氏的文字材料，1930年北京大学教授李泰棻撰写《国民军史稿》后，研究冯玉祥及其军队的论著逐渐增多。

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将冯玉祥视为反蒋人物、统一战线的对象，故一直被尊为“爱国将领”，但缺乏真正的学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华民国史研究受到重视，冯玉祥研究也随之起步。冯玉祥的自传《我的生活》整理出版。[※注]1981年朱来常的《冯玉祥述略》一文，[※注]是一篇较早的论文，同年，冯洪达、余华心合著《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出版，[※注]次年，高兴亚的《冯玉祥将军》出版，[※注]1987年，郭绪印、陈兴唐合著《爱国将军冯玉祥》出版。[※注]这一时期，有近百篇关于冯玉祥的论文发表，主题涉及冯玉祥人生历程、基督信仰、革命道路，冯玉祥与曹锟贿选、北京政变、北伐战争、西安事变、抗日战争、中共的关系以及对冯玉祥的评价问题，等等。试举一例，关于冯玉祥与曹锟贿选的关系问题，冯洪达、余华心合著的《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认为，冯玉祥对“曹锟的贿选和军阀混战都极感厌恶”；高兴亚的《冯玉祥将军》一书中，承认冯玉祥“乘机参加了索饷运动”，但反对贿选；郭绪印、陈兴唐合著的《爱国将军冯玉祥》认为，冯玉祥“对曹锟贿选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不满”；刘敬忠在《冯玉祥与曹锟贿选》一文中，[※注]认为冯玉祥与曹锟贿选的实际情况是，冯部分地卷入了曹锟贿选，但没有支持具体的“贿选”。无疑，这些问题的讨论推进了冯玉祥研究。与此同时，一些相关的通俗普及读物也出版发行，如《东方怪杰冯玉祥》[※注]《冯玉祥在陕西》[※注]《冯玉祥将军传奇》[※注]《冯玉祥传说故事》[※注]等。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冯玉祥研究进一步深化。冯玉祥史料进一步整理编辑出版，特别是《冯玉祥日记》（5卷本）出版发行，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便利。[※注]该日记编辑说明中写道：“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可以说，这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冯玉祥的主流认识。这一时期，有关冯玉祥的传记读物继续出版，有谷丽娟著《冯玉祥传》，[※注]孟醒仁、曹书凡合著《冯玉祥传》，[※注]张传华著《民主斗士冯玉祥传》，[※注]等等，这些著作，大都以通俗的笔法，叙述冯玉祥军事集团的形成、发展、衰落、瓦解过程，并将冯玉祥与国民军放在当时历史舞台上，尽量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示这位历史人物的一生，并力图从其内心世界喜怒哀乐的变化中，揭示其思想演变过程，以及这种演变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深刻根源。这些论著一般都给予冯玉祥较高、正面的评价，称其为“爱国将军”“民主斗士”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冯玉祥的研究逐渐开始涉及一些具体的、原本敏感的问题。如孙泽学在《大革命后期冯玉祥联蒋清共的原因剖析》一文中，[※注]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随着蒋介石背叛革命，汪精卫立场的动摇，冯玉祥在政治上也急剧右转，最后与蒋介石一起，大举清共，加速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促使冯玉祥走向联蒋清共的原因为何？该文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蒋介石的拉拢、诱惑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冯玉祥自己。原先通常认为，冯是受了蒋的欺骗，一时未认清蒋的庐山真面目而误入歧途，如今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认识失之偏颇，也是与事实不符。刘敬忠、王树才合著《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一文，[※注]认为1925年至1927年，冯玉祥在政治方面的进步尽管不大，但特殊的政治形势决定其充当了独特的历史角色。当时的北洋各派别认为冯及国民军是北方“赤化”的中坚力量而大力“围剿”。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政治上一再倒退，但最终还是被逼到了国民革命的一方。冯玉祥加入国民党改变了南口大战的性质，使其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北方战场，故此，冯玉祥及国民军在大革命历史中应当有一席地位。但该文同时指出，冯玉祥及国民军能与北洋军阀决裂，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促成的：首先，这是因为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对冯玉祥所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他对国民革命有一定的认识，冯玉祥的转变是大革命中错综复杂阶级力量重新组合的直接反映；其次，冯玉祥虽然与阎锡山等其他军阀的易帜投机有本质的不同，但在其政治态度转变中被逼迫的成分占有很大的比重，其政治思想的基础很不牢固。冯玉祥是在旧军阀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下投入革命战线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冯玉祥为什么又迅速蜕化为国民党新军阀了。李朝阳的《1926年冯玉祥访苏问题研究》，[※注]重新讨论了1926年冯玉祥访苏问题，作者认为，与苏联的实用主义合作遇到了挫折是冯访苏的重要因素。冯玉祥此行有学习苏联革命理论、红军经验的意图，但主要是寻求进一步援助；苏联方面很重视这一访问，力图从多方面影响他。对冯要求的援助，苏联仅原则上同意。在思想上，冯有所进步但有限，其扩张个人权势和救国救民双重目标的思想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实用主义合作态度没有根本改变，这是冯后来反动的重要原因。然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勃勃生机留给冯玉祥的美好印象及所受教育的影响是长远的，这也是冯后来逐渐觉醒，最终走向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重要因素。

显而易见，近年来的冯玉祥研究，颇有将冯请下“神坛”之势。除了前述几篇论文之外，刘敬忠、田伯伏合著的《国民军史纲》也体现了这一趋向。[※注]以往出版的有关国民军的专著，或为冯玉祥西北系军事集团人员撰写，局限颇多；或偏重于论述冯玉祥在国共两党帮助下的“进步倾向”，而较少论及其负面，对一些与其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略而不论。刘敬忠、田伯伏的《国民军史纲》一书，重新考察并研究了国民军及其统帅冯玉祥。该书指出，在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但冯玉祥在各方压力及名利诱使下，改变了政治初衷。冯原来设计拥戴段（祺瑞）孙（中山）合作，建立一个有“左”倾色彩的中央政权已不可能。冯玉祥发动政变时毅然反戈，表现不凡，随后却瞻前顾后，摇摆不定，拱手将政权交出。该书指出，冯玉祥一生中，在很多重大军政事件的处置上都有虎头蛇尾、瞻前顾后、摇摆不定的特点，这在北京政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书还指出，以往冯玉祥与国民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孙中山北上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段祺瑞则积极筹备“善后会议”与之在政治上相对抗，原先的研究多半认为，冯玉祥对段祺瑞主导的“善后会议”持反对态度，实际不然，国民军在总体上对“善后会议”是支持、捧场的态度，并力争在会上谋取更多权益。善后会议前后，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配合得相当默契和巧妙，使自己成为会议的最大受益者：会前，冯玉祥为急剧扩充到15万人的国民军第一军争得了较稳固的地盘和军队编制；会议期间，国民军第二军巩固了其在河南的统治地位，并为国民军第三军取得陕西奠定了基础。该书指出，冯玉祥《我的生活》及李泰棻《国民军史稿》中称国民军及冯本人对“善后会议”持反对立场，实属不实之词。多年以来，学术界对冯玉祥及国民军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评价甚高，认为是“国民军思想划时期之转变”，“从此，冯玉祥对基督教的信念彻底幻灭，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摘掉了自己“基督将军”的帽子。实际上，如此说法并不准确。关于郭松龄反奉事件，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将郭松龄反奉失败的罪责归于李景林，而闭口不谈自己的背约行动，实际上是替自己开脱责任。该书认为，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很多行为，其实是冯玉祥军阀实用主义立场及个人性格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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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制度与组织、北洋军阀、政治纷争与反北洋运动、人物研究等方面简要介绍了1949年至2009年的北洋政治研究概况，事实上，北洋政治还有其他内容，在此不能一一介绍了。如同近代史研究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北洋政治研究也深受时代学术大环境的影响。大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热衷于讨论北洋政权性质、北洋军阀反动性等问题，缺乏具体、细致的史实考察；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再热衷于讨论宏大的、带有政治定性的问题，逐渐走上了具体、实证研究之路。毋庸讳言，时至今日，关于北洋政治的学术研究，仍然薄弱，至少不能与其在民国政治史中的地位相匹配。当然，个中缘由很多，其中重要一点即史料原因，相对于其后的国民政府时期史料的丰富、多样、系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史料并不多、零散、不成系统。故此，欲推进北洋政治研究，不妨从搜集、整理、出版史料入手，从专题、具体研究切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立体；同时，处理好北洋政治与此前的晚清政治（尤其是清末新政）、其后的国民政府政治的关联，借此，北洋政治史研究将会有较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