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虽然也涉及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派系斗争问题，但其研究角度并非关注国民党，而是关注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划分国民党左右派的政治策略。[※注]在过去30年中，国民党研究日益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叙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观察中国现代史的视角，国民党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其内部的复杂性也得到了日益深入的认识和揭示。金以林在《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一书中指出，“国民党这个团体，成员本来十分复杂，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冲突”，他用“派系政治”来概括国民党高层政治的特征，虽然不可否认，这种派系政治一直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注]如今，对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复杂性的认识已成学界共识，在“派系政治”的视野下，许多发生在1924—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以往多被理解为国共斗争的事件，近二十年来，也在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框架下，得到了重新阐释。

例如中山舰事件，这一在国民革命时期改变了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之间力量对比的重要事件，传统的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多将其解释为国共斗争的一个回合。许多学者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左派、打击中国共产党的事件；是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等国民党右派分子所精心策划的一次反苏反共和反对国民党左派的反革命事件；蒋介石是这一阴谋事件的策划者和发动者。[※注]这一叙述模式，如今已经不被大多数学者采纳。如罗志田等人所著《中华民国史》第五卷（1924—1926）就从国民党派系“新陈代谢”的角度，而非国共斗争的角度论述中山舰事件。而早在1988年，杨天石已撰文对那些“阴谋论”观点提出了挑战，指出，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中山舰事件是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阴谋说，不能成立。第二，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命令，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诬陷李之龙“矫令”，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阴谋之说，也不能成立。中山舰事件是在蒋汪矛盾逐步升级的情况下，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的心理，散布苏联顾问拟联合汪精卫、利用俄国船只强虏蒋介石去苏联受训等谣言，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又出面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军舰，以便和谣言相印证。而蒋则相信“摆布”“陷害”他的阴谋的核心人物是汪精卫，遂导出了令人震惊的“三二○”事变。之后，杨天石又发表《中山舰事件之后》《中山舰事件三题》等文章，对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为何突然隐匿，继而悄然出走，蒋介石为何一路顺风掌握国民党和军队最高权力，在对蒋妥协退让的过程中苏联顾问的意见如何，中共中央起了何种作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注]李玉贞编译的《从俄罗斯密档看中山舰事件》一文，印证了杨天石对于中山舰事件发生过程、事后汪精卫为何隐匿、出走等问题的看法。[※注]

重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并非忽略国共斗争，而是在国共斗争的背景之下，强调对国民党内部复杂性的认识。事实上，对共产党的态度，一直是国民党内派系分裂的重要因素。杨奎松指出，从1925年3月至11月的十个月间，国民党内三度发生严重分裂，其原因几乎无一例外与怀疑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有关，与一部分国民党人反对阶级革命或因担心“党权”旁落而主张“分共”有关。[※注]对于1927年的国共分裂，以往学者也多强调国民党反共、“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的一面，认为以“四一二”政变为起点的国民党“清党”运动，其目的就是“肃清”共产党的势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恢复右派在国民党中的权力，“清党”就是“清共”的代名词。[※注]杨奎松对于国民党“清党”运动的研究则指出，“清党”的目标固然是清共，但它只解决了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人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夺回权力，以及“清除”隐匿在国民党组织中的共产党的问题，至于根本消灭共产党的目标，则无从实现。更重要的是，“清党”不仅打击了中共，也打击了国民党自身，造成本来已经内讧严重的国民党内部更加混乱，相互猜疑、争斗、诬陷之风日盛一日，动辄欲借“清党”置对方于死地。“清党”使国民党失去了大量精英，也失去了工农群众，与“清党”相伴随的地方权力重组，造成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对国民党的严重侵蚀，北伐期间许多已被颠覆的地方基层统治秩序又得到恢复，豪强士绅重新掌握了基层政权，军队、警察及地方政府权势部门迅速且变本加厉地走向腐化。这一“内部”视角，显然比单纯的国共斗争视角，更能揭示“清党”对国民党自身和对中国的政治文化造成的伤害，更有助于深入研究——曾经并肩作战的国共两党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这一中国近代历史上令人扼腕叹惜的转变。

进一步，杨奎松又指出，“清党”还造成了国民党“党格”的分裂。在联共期间，国民党整体“左”倾，经受了共产革命观念的熏陶，推行过激进的农工政策。“清党”之后，虽然在组织上割断了和共产党的关联，一些思想和语言却保留下来，即使在其实际内外政策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之后，仍时时把“世界革命”“扶助工农”的话挂在嘴边。许多国民党人甚至认为，要消灭共产党，唯有执行这些政策比共产党更认真，只有给工农以利益，才能真正战胜共产党。“清党”运动把县以下的基层政权还给了豪强士绅和旧的统治阶层，但在城市中的相当部分的党部和党员骨干还依旧保持着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心态和热情。这使得国民党一些党部在国共分裂之后仍然热心于工人运动，致力于推动减租减息，部分党员干部始终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存在敌对心理。这种现象，杨奎松概括为“党格分裂”，这既包括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相对保守腐化，也包括某些思想理念与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注]虽然很多学者仍倾向于从国民党“左/右派”的角度而非“党格”分裂的角度，对“清党”前后国民党的内部分裂进行分析。

对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性的认识，还带来对国民党左派的重新研究。何谓国民党“左派”，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定义为：“国民党左派，是指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所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其著名人物有廖仲恺（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革命右派合谋暗杀而死）、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注]这一界定长期支配着大陆学者对于国民党左派的研究。[※注]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国民党左派的演变过程和它自身的政治纲领。张光宇、钟永恒指出，国民党左派经历过复杂的分化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从“一大”至“中山舰事件”之前，是左派的形成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领袖是廖仲恺和汪精卫，其特点是支持国民党改组、拥护三大政策。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汪借助蒋的军事实力巩固了领袖地位，蒋借助汪的政治庇护成为军事领袖，形成汪蒋合作局面，直至中山舰事件爆发。第二，从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出走到1926年10月，是左派的“受挫阶段”，左派受到蒋介石的打击，组织涣散、彷徨无主。第三，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左派进入复兴阶段，形成了新的中心，以宋庆龄、邓演达、徐谦为政治首领，张发奎、唐生智为军事支柱，展开反蒋斗争和迎汪复职运动。10月，左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党部联席会议，通过《请汪精卫销假案》，“在此次大会中已企图由思想的倾向渐渐形成一种形式的组织，并特别规定了他们的政纲四条，在此四条政纲之下，团结各省左倾分子，以备第三次全国大会和中派、右派竞争。其政纲四条是：（1）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2）拥护孙（中山）、廖（仲恺）农工政策；（3）反对西山会议派；（4）拥戴汪精卫为领袖。”第四，1927年汪精卫返国之后，拉拢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孙科等，迅速形成了汪精卫集团，并取得唐生智、张发奎军事集团的支持，最终“叛变革命”，形成以汪为首的“假左派”和以宋庆龄、邓演达为首的“真正左派”。[※注]此文是较早而较客观地梳理国民党左派发展线索，并承认汪精卫是左派领袖的研究。李志毓进一步研究了一生以反共著称的汪精卫，为何在1925—1927年以左派领袖的姿态积极支持和维护了国共合作，指出这是汪在各种政治力量复杂交织的形势下，寻求苏俄势力支持，借助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和组织方式、利用共产党的话语以增强实力并推行其政治主张的一种策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