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一 统一局面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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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间，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二次北伐，以北洋政府统治告终。对于东北易帜的历史作用与意义问题,以往研究者倾向于将东北易帜视为张学良投靠蒋介石之举，认为其结果是扩大了国民党的势力，不利于中共的革命事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研究者提出，东北易帜经历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四个步骤。对于东北易帜的“四个步骤”之说，曾业英认为，东北易帜与京津易帜是性质有别、方式不同和主持各异的两件事，所谓“四个步骤”仅是研究者的臆想，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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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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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帜 国民政府 济南惨案 北伐 外交 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四个步骤 政策 开端 斯坦福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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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统一局面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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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间，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二次北伐，以北洋政府统治告终。是年，新疆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同年底，张学良宣告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曾业英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七卷对这一过程作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注]而在此过程中，济南惨案与东北易帜是引起学者关注的两个事件。
杨天石利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及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黄郛档案，考察济南惨案交涉的过程，提出济案交涉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开端。济案交涉的基本方针是蒋介石确定的，在交涉过程中，蒋介石的对日、对外妥协性格已经须眉毕现，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正是由此继续发展。[※注]臧运祜根据日本已出版的外交文书等资料，探讨济南惨案的外交交涉过程及其“解决”问题。他认为，济南惨案发生后，在国民政府的坚持下，济案转入外交交涉，中日两国进行了近十次谈判，最终达成了“解决”协议。但对于中方而言，济案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解决”，相反，国民政府为了换取日军撤兵，不惜以保证取缔反日运动、继续履行北京政府在山东问题上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从一定意义上说，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实肇端于济案交涉。[※注]
陈谦平针对以往论者将济南惨案后蒋介石绕道北伐视为其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之开端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蒋介石在处理济南惨案时的决策是正确和适当的。蒋介石对于济案进行了冷处理，忍辱负重地做出绕道北伐的决策，避免了中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发生，使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占得先机。而田中内阁积极的对华干涉政策不仅未能将东三省同中国本土相分离，反而激化了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不信任和仇恨，在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影响下，柳条湖事件及东北易帜发生，加深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注]
罗志田则探讨了济南事件的影响。他将济南事件视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济南事件迫使国民党至少从两个方面做出政策调整：首先，国民党由重内争轻外事转向以消除外患为当务之急，由此，中国民族主义御外的一面亦压倒了其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面；其次，国民党的外交重心发生转移，由与日本维持一种稳定的工作关系，转向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以制衡日本在中国日益增强的侵略行动。[※注]
近30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围绕东北易帜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1998年，张学良研究会主持召开了“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档案资料方面，1999年，《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一：张学良与东北易帜》出版。在论文集方面，有《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学良与东北易帜》等出版。[※注]
对于东北易帜的历史作用与意义问题，以往研究者倾向于将东北易帜视为张学良投靠蒋介石之举，认为其结果是扩大了国民党的势力，不利于中共的革命事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者已普遍倾向于对东北易帜给予正面的评价。对于张学良实行易帜的出发点以及他在易帜过程中的考量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钱进认为，张学良东北易帜是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百般阻挠，维护祖国领土主权，捍卫民族独立，为现代中国作出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贡献，功不可没，值得称赞。[※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研究者提出，东北易帜经历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四个步骤。[※注]这一观点流行一时，亦为钱文所采用。曾业英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目前的东北易帜研究过于偏重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而忽视对事件过程的探究。他通过对东北易帜全过程的梳理，提出，东北易帜是北洋政权覆灭的产物，也是蒋介石、张学良本着国家统一方针，经长时间的和平谈判，最后由蒋介石作出全面让步的结果。张学良多次推迟易帜的原因，固然有日本干涉的外来因素，但亦有他借以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力的主观意愿。张学良是东北易帜的最大赢家。对于东北易帜的“四个步骤”之说，曾业英认为，东北易帜与京津易帜是性质有别、方式不同和主持各异的两件事，所谓“四个步骤”仅是研究者的臆想，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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