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局经历了一个相当动荡的阶段。在国民党政权核心，在中央政权与地方实力派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较量。对于这段历史，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倾向于以“新军阀混战”进行界定，并受革命史叙事影响，倾向于采用毛泽东的论断，以“狗咬狗”来定性国民党各派之间的斗争。张同新所著《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是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记述从1927年国共分裂至1932年初蒋汪合流的历史，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历史的专著，具有一定影响力，2010年，复以《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之名再版。[※注]张同新还对“新军阀混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新军阀是国民党军事实力派背叛大革命的产物，并分析了新军阀混战的基本历史线索，提出1932年初，蒋汪合流，蒋出任军事委员长，非常会议瓦解，是新军阀混战历史阶段的结束。[※注]受革命史叙事的影响，作者对蒋介石其人及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大体均持否定评价，并作将国民党内部斗争视为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各国间矛盾的反映。此外，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第3卷、薛谋成的《论蒋桂战争——国民党新军阀史研究之一》、李静之的《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孙代兴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与滇系军阀的演变》、刘其奎的《蒋介石讨桂战略述论》等，亦是从“新军阀混战”视角出发对民国政治所做的考察。[※注]

自1990年初，研究者更多倾向于以“派系斗争”“派系政治”的视角来考察这段历史。“派系”是国民党政权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符号，体现于其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各领域，并贯穿于民国历史始终。之所以用“派系斗争”“派系政治”取代“新军阀混战”视角，一方面，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仅从“新军阀混战”角度理解，“会导致研究者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派军事实力的角斗上，而忽视它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注]；另一方面，以相对更为中性的“派系斗争”取代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新军阀混战”，也体现了民国史研究更加趋向客观。

1992年出版的由郭绪印主编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梳理自第一次国共合作至退守台湾后的20世纪70年代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研究著作。郭绪印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把持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之外的国民党派系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政治派别，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派、政学系等；另一类属于地方实力派，如冯玉祥系、阎锡山系、西南地方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由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特征之一是“各派斗争的主要对手都是蒋介石集团”，因而全书主要围绕蒋介石与各派系之间争夺权力的关系这条线索展开。[※注]此外，亦考察了蒋介石系统的黄埔系、两大特务系统、CC系、新政学系、朱家骅派、蒋经国系等之间的关系。该书以“派系斗争”视角取代“新军阀混战”视角，并提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性质是复杂的，以往将其简单归结为“狗咬狗”的权力之争，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然而，该书尚未完全跳出革命史叙事的影响。作者剖析了国民党派系斗争产生的原因、特点、结局及历史作用，提出，国民党派系斗争，既有破坏经济、给人民带来苦难、削弱国防力量等方面的消极作用；又有积极的作用，即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注]

金以林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是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国民党派系政治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作者主要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公开的大量海内外档案史料，主要考察自孙中山去世至1932年蒋汪合流，国民党内高层各派系以争夺“党统”“党权”为中心的分分合合、此消彼长、错综复杂的权力重组过程，探究蒋介石如何一步步取得“最高领袖”的地位。此外，作者引入了地域视角，考察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还对国民党的派系作了系统的分析，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很浅，如果没有党内原来就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派系势力的加入，他们很难发挥大的作用。第二类是指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已经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之间形成的派系。此类又可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为掌握党的正统权力机构而形成的派系，如汪兆铭、胡汉民、蒋介石、孙科、西山会议派等；另一种是以蒋介石为核心而分立竞争的派系。[※注]

对于1928年至1932年间国民党派系政治的研究，除上述几部进行总体探讨的著作外，亦有不少研究者对国民党政治人物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以下分述之：

（一）从蒋胡合作到蒋汪合作

1.蒋胡关系：由合作到破裂

二次北伐完成，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实现统一，国民党也成为统治全国的执政党。同时，蒋介石与胡汉民合作格局形成，蒋、胡关系走向也影响着随后数年间南京政府的政局发展。在最初的两年间，二人分工合作，胡汉民在蒋介石与其对手的斗争中始终站在蒋氏一方；此外，他倡导“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规划五院制度，主持立法，对初建的南京政府起了重要的擘画作用。然而这种合作关系终因约法之争而彻底破裂。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导致各派势力联合反蒋以及宁粤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团结御侮”的舆论压力迫使宁粤双方举行和谈会议，蒋介石迫于压力，第二次下野。其后经历短暂的孙科政府后，蒋、汪达成合作，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的六年合作格局。

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政要人物，一直是大陆史学研究的“禁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及史学研究的发展，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关于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的学术研究工作均陆续端倪初见。[※注]就1928年至1932年间蒋、胡关系的研究而言，亦发端于此时期。

1986年发表的陈红民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讨论“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以“抗日”“剿共”“倒蒋”为中心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活动，认为胡汉民此时期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注]周聿峨、陈红民所著《胡汉民评传》对1928年至1932年间胡汉民的言论及活动，如倡导训政、主持立法、与蒋介石的冲突，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反蒋活动，如组织“新国民党”等，皆有所考察。[※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海内外有关蒋介石、胡汉民档案资料的逐步发掘、整理、开放，极大推动了蒋胡关系问题研究；众多研究者在此领域的耕耘，又使相关研究不断推进。

1991年，杨天石的《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蒋胡和解》一文发表，首次利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披露胡汉民晚年，基于抗日和反对独裁的需要，曾数度联络、组织力量，准备军事倒蒋的史实。[※注]此后，杨天石进一步利用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及“国史馆”所藏胡汉民档案，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因不满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而产生的多股反蒋抗日潮流进行了考察。[※注]自2002年，陈红民亦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对晚年胡汉民做了一系列研究。他考察了1932年至1936年间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态度——他们以“抗日反蒋”为旗帜；同时，又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陈红民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进而提出，胡汉民与两广对日政策的主流是抗日的，应基本予以肯定。[※注]陈红民还考察了1932年至1936年间西南政权内部关系，[※注]以及1931年至1936年间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的演变脉络，即由激烈反张、拉拢联络到松散结盟等问题。[※注]2003年，陈红民所著《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出版。作者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展示晚年胡汉民等在野政治家以两广为基地，联合地方实力派酝酿反蒋运动的史实。对于1931年至1936年间的蒋、胡关系，作者从“在朝”与“在野”的角度，来探讨胡汉民政治态度的变化，特别是胡、蒋之间的微妙关系。2005年，陈红民辑注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出版，其中收录1931年至1936年间胡汉民与各方往来函电两千六百余件。[※注]

关于“约法”之争问题，杨天石利用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抄本、蒋介石致胡汉民函等材料，对“约法”之争及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作者提出，20年代末期，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和地方实力派相继掀起批判独裁，要求实行民主和法治的潮流。面对这一潮流，国民党主流派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蒋介石虽无多少民主思想，但他在中原大战后，转而倡导约法，这主要是由于中原大战和北平扩大会议的刺激，亦是“政治刷新”，借以争取人心，稳固自身统治；而胡汉民则坚持一贯主张，反对在当时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蒋胡矛盾还涉及其他许多方面，其中，胡对蒋的批评和牵制是招致蒋不满的主要原因。“软禁胡汉民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一次典型政治事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自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仅存的一点民主气氛扫地以尽。”杨天石以“追求法治始，破坏法治终”来评价蒋、胡之间的这场纷争，认为：“原本是追求民主和法治的努力（虽然是表面上的和形式上的）却变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这一事件深刻地说明了现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注]陈红民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档《事略稿本》，对“约法之争”的一些细节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究，考察了促使蒋介石下决心拘禁胡汉民的外部因素，以及他事前的善后安排。[※注]

2.从宁粤对峙到蒋汪合作的形成

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事件导致宁粤对峙局面的形成，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又促使宁粤双方坐到谈判桌旁，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由此发生了新一轮的权力重组。

围绕粤方“非常会议”，1985年发表的闻少华、孙彩霞所著《“非常会议”中的几个问题》，考察“非常会议”反蒋运动的特点、失败原因，以及宁粤双方因何未发生军事冲突等问题。作者认为，此次反蒋运动，是国民党内部“狗咬狗”式的权力之争。宁、粤分裂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非常会议还削弱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力量，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注]1991年发表的金以林所著《胡汉民与“非常会议”》以胡汉民的人生沉浮为中心，考察了胡氏由助蒋到反蒋被囚，再到引发非常会议召开，直至蒋介石下野，胡本人退避香港的经历。[※注]近年来，金以林进一步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阎锡山档案和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等资料，围绕由宁粤对峙到蒋汪合作达成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各派系之间关系，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之间分化重组的过程进行了一系列考察。他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考察了从汪、胡联手反蒋到蒋、汪合作的过程。提出，和谈期间，蒋介石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并不断地分化各派反蒋势力的联盟。上海和谈是宁粤对峙事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前后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分化组合。[※注]他还对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及再起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展现了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一次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以及此过程中蒋介石精心擘画、以退为进、分化拉拢的政治运作。[※注]金以林的《汪精卫与国民党的派系纠葛——以宁粤对峙为中心的考察》，以汪精卫的政治抉择为主线，考察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的派系纠葛以及汪、胡、蒋三方关系的戏剧性转变，梳理从汪联胡反蒋，到汪、胡合作破裂，再到蒋、汪合作排胡的过程，展示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和权力转移，并揭示汪精卫的政治品格。作者的结论是，导致国民党派系之争的真正原因并非党内领袖间不同的政治态度。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胡汉民等国民党派系，彼此之间的政争焦点，更多的是集中于党的权力之争。此外，作者提出，汪精卫自视为国民党领袖，加以国民党的“党治”体制的存在，故而他为恢复在党内的权力，再次选择与蒋介石合作。但在蒋汪合作局面形成后，各项大权仍集中在蒋的手里，这时的蒋汪合作，已不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合作，汪精卫已不可能再从掌握“党权”进而获得政权和军权。[※注]

针对宁粤之争是蒋、汪、胡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而非领袖的不同政治态度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刘大禹认为，宁粤对峙除个人权力之争外，亦体现了不同的政治态度之争，宁粤和解以妥协方式避免了危机，并导致相关制度规范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重视以制度规范权力的现代政治理念。通过和解，蒋的第一次集权模式暂时受挫，蒋在冲突中作出了主动或被动的让步，从而维护着国民党的继续治理与危机应对。[※注]

对于蒋汪合作初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亦有一些学者做了考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张同新所著出版于1988年的《蒋汪合作下的国民政府》，是最早研究1931年至1938年间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的专著。段智峰的博士学位论文《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档”和《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等的文献资料，通过政治制度视角与国民党内政治生态、政党文化视角，考察1931年至1938年间蒋汪合作格局的基本面向。鉴于以往学界对蒋、汪合作研究存在过于强调蒋、汪间的政策差异与利益冲突的取向，作者以蒋汪关系中的合作面向为考察中心。他提出，蒋汪合作得以形成，既有二人各自权力考量、国民党内政治生态与权力竞争等现实层面因素的作用，又有蒋汪基本理念、政见的趋同等理想层面因素。“安内攘外”政策是构成蒋汪合作格局最为本的政治基础。[※注]

3.汪精卫及改组派

1928年至1932年间，汪精卫参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争夺，在民国政局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档案资料相对缺乏等原因，学界对于此时期汪精卫的研究，与蒋介石研究及胡汉民研究相较，总体上略显薄弱。尽管如此，近年来，不少学者尽力搜集材料，除前述蒋汪关系、蒋胡关系等问题外，亦对此时期汪精卫的政治思想、汪精卫与张学良关系、改组派等问题，做了探讨。

谢晓鹏的《理论、权力与政策——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研究（1925—1938）》，系统研究了汪精卫1925年至1938年间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注]谢晓鹏的《汪精卫与张学良关系之探讨》，梳理了从反直同盟到西安事变，汪精卫与张学良的恩恩怨怨，其中包括在中原大战中的结怨，以及“一·二八”事变中的矛盾、热河危机中的对抗。[※注]

1928年冬至1931年初，国民党内活跃着一个由陈公博等人发起、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反对派——改组派，其政治主张及活动曾产生一定影响。大陆学界对于改组派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刘建皋的论文《改组派初探》考察了改组派的成员构成、政治主张及反蒋活动等问题。作者提出，改组派的成分复杂，大体可分为三类：改组派上层中既有试图与蒋介石争权夺力的失意的政客和军人，也有试图改组国民党，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人还有彷徨苦闷中的知识分子。作者认为，改组派“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主张具有欺骗性，其上层分子的目的是争夺党政大权。总体而言，对改组派持否定和批判评价。1992年出版的郭绪印著《国民党派系斗争史》考察了改组派的反蒋运动，对于改组派，特别是其领袖人物，给予了更为积极的评价，肯定其政治主张具有民主的一面。作者分析改组派产生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进而提出，改组派的领袖人物具有旧民主与改良主义思想，既不满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又不认同中共的理论，企图走一条中间道路，在权力斗争失败后转而鼓吹社会上业已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发起政治运动。郭绪印以社会成分将改组派划分为两类：其下层是处于彷徨苦闷中的知识分子；其上层分子政治倾向较为复杂，既具有一定的民主、进步思想，又在国民党内身居高位，属于党内在野派。后者之参加改组派，既是出于主义之争，亦是出于派系之争，随着运动的深入，其主义之争往往服从于派系之争。他认为，改组派的一整套政纲显示出，国民党内具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人，以在野身份对国民党“分共”以后的各项政策进行反思；亦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在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注]总的来看，20世纪80至90年代，学界对于改组派的研究仍较缺乏，2000年以后，相关研究有所增多，并趋向深入。田守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国民党改组派研究》系统研究了改组派产生的派系根源、社会基础，以及其组织体系、理论、政纲、军事反蒋活动等问题，重点考察改组派之所以迅速在国民党内获得广泛支持和较强政治影响力的原因，认为，这是由特定时代政治背景下多种复杂因素导致的。[※注]李志毓则以“国民党左派”来指称改组派，做了一系列研究。她考察了1927年武汉“分共”之后，以陈公博和《革命评论》杂志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所提出的论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理论以及联合工农小资产阶级、建设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认为这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中间道路”探求。[※注]李志毓还对国民党激进“左派”的“党治”理论做了考察，提出，1928年，在国民党面临腐化危机的背景下，以陈公博和《革命评论》作者群为中心的党内激进“左派”为恢复国民党“一大”的改组精神，从阶级成分、组织与训练、人才选拔机制等方面重新阐释了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论。其党治理论的特点是：援引唯物论和阶级论的视角，讨论国民党的群众基础问题，重视党内民主，试图通过“民主化”和“青年化”来解决国民党的腐化问题。[※注]

（二）地方实力派

1978年以来，大陆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地方实力派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方面，各地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如：《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信》《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第4册及第5、6册合集等。[※注]自1959年起，各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整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此外，1978年后，相关人物的日记、回忆录、文集等资料亦有出版，如：《冯玉祥日记》《阎锡山日记》《陈铭枢回忆录》《邓演达文集》《中原大战内幕》等。[※注]

在地方派系研究方面，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第3卷考察了西南新军阀从形成到消亡的全过程，涉及1928年至1932年间蒋介石与湘、粤、桂军阀间的争夺，云、贵、川军阀混战，西南军阀对红军的“围剿”，以及西南的经济、教育、对外关系等问题。[※注]莫济杰、陈福霖主编的《新桂系史》则探讨了新桂系由兴起、发展到消亡的全过程，亦考察了30年代前期广西当局的施政状况。[※注]邓正兵著《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1927—1936年）》，由广东地方实力派着手，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主义。作者分析了广东地方实力派的组织结构、派系意识形态，考察了广东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广东地方社会的动员和控制，并论及广东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之外的外部力量之间的联系。[※注]罗敏的《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利用近年来公开的海内外档案等材料，重构1931年至1936年间西南与中央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一方面，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通过勾勒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应对和解决西南问题，揭示蒋介石作为政治领袖的成长与局限，分析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对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兼顾地方的视角，通过还原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来审视在中央集权重建过程中失势政治人物与地方政治势力的生存困境。[※注]

在地方实力派人物研究方面，大陆学界对于冯玉祥、张学良的研究开展较早，其中，张学良因其传奇的生命轨迹、在近代史中的独特作用，加之国家统一大业的现实需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民国地方实力派人物之一。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尽管许多民国地方实力派人物，在史学界内外引起广泛兴趣，围绕这些人物的生平，亦有大量传记文献出版，但以通俗性读物居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性著作仍较为缺乏。[※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高兴亚著《冯玉祥将军》，郭绪印、陈兴唐著《爱国将军冯玉祥》，蒋铁生编著《冯玉祥年谱》，景占魁著《阎锡山传》，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荣维木著《李宗仁大传》，肖自立著《陈济棠》等。[※注]

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学界习惯于以“新军阀”指称地方实力派，并认为其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剥削压迫，倾向于将其所作所为均视作以争权夺力、割据一方为目的，对其地方建设举措，亦评价较低。自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学者渐倾向于以“地方实力派”视角取代“军阀”视角，主张客观而具体地分析其作为、评估其地方建设成绩。例如，《新桂系史》提出，给地方派系人物一律扣上军阀的帽子，是不妥当的。“与其将新桂系作为具有完全意义的军阀集团来对待，不如视之为地方实力派，考察他们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更有助于获得切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认识。”[※注]

1978年以来，有关1928年至1932年间地方实力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这又涉及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以及中原大战问题；其二，则是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

1.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实现统一后不久，地方实力派与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骤然尖锐化，并直接引发了一系列战争。对于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学界将其简单地视作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狗咬狗”式的权力斗争而予以全盘否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简单化的研究模式逐渐让位于以事实为依据、并注意到历史复杂性的实证研究。近十余年来，学者更倾向以“中央—地方”视角进行考察，探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地方实力派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

郭绪印从经济、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三方面考察了地方实力派出现及其与把持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争斗的原因。[※注]邓正兵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主义的特点，将其归结为：政治性与军事化兼备，建设性与破坏性并存，与派系斗争共生互动，离心倾向与向心倾向同在。他进而提出，地方主义是使南京政府不能真正实现统一和最后败亡的重要原因，也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注]郭昌文从1928年至1936年间，蒋介石如何处理对付地方实力派与对付中共的角度，考察蒋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问题。[※注]金以林利用近年来海内外公开的档案材料，围绕宁粤对峙前后的国民党派系政治，做了一系列研究，展示各派系之间相互妥协和权力重组的过程。《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阎锡山档案，考察了宁粤和谈期间，下野的阎锡山积极参与反蒋倒张，并借机恢复对山西的控制权的经过。[※注]《宁粤对峙前后的冯玉祥》，利用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冯玉祥个人档案，考察了“非常会议”时期冯玉祥的反蒋活动。[※注]杨树标、杨发祥考察了1927年至1937年间冯蒋关系从联合到分立再到联合的历史轨迹，以及二者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注]徐辉琪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从呼号奔走，坚主抗日，到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勇举抗战大旗的一系列活动。[※注]陈济棠治粤八年间，始终与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以致两次起兵反蒋，梁广裁就此问题做了考察。[※注]金以林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档”，考察从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陈铭枢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揭示陈铭枢此时期对蒋介石的鼎力拥护。[※注]邓正兵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透视点，考察了1927—1936年两广地方实力派关系的演变，认为，粤桂关系的互动实际上是广东、广西、中央关系的互动，粤桂关系的亲疏，也反映了广东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好坏，此种情况反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地方主义势力的强大。[※注]郭正秋考察了东北易帜后到“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东北地方政权上的合作与争斗。他认为，蒋介石南京政府对东北地方政权的机构、体制、人事等方面谋求染指和控制。张学良东北集团一方面适应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对东北政权做了某些改革；另一方面将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南京的渗透、控制予以防范和抵制，并伺机加以扩展。二者总体上是合作的关系，但也不乏明争暗斗，从本质上说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团和地方集团在利益、权力上的分配与争夺。[※注]郭正秋还对1929年至1931年间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组织问题上的争斗做了考察。[※注]佟德元考察了中原大战后，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膨胀，以及在奉系进入华北的过程中，与其他势力特别是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冲突与博弈。[※注]

2.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

1929年至1930年间，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接连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学界围绕这三场战争的探讨集中于1980年至2000年，在梳理战争经过之外，其研究重心在于探讨蒋介石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原因。关于此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学者倾向于强调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及对于权谋的运用，且在革命史叙事影响下，将这些战争归结为新军阀间“狗咬狗”的争斗。自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者逐渐跳出成说，客观地分析战争的起因，细致考察战争中各方行为，探究影响双方成败的具体原因。

关于蒋桂战争，1982年发表的薛谋成著《论蒋桂战争——国民党新军阀史研究之一》，从新军阀混战史的视角，对战争的原因、经过及结果做了考察。1986年发表的刘其奎《蒋介石讨桂战略述论》考察了蒋介石的讨桂战略，认为蒋介石为了实现削夺异己军权的预谋，在蒋桂战争中，运用政治和军事并重的战略手段，首先选定桂系为突破口，再借“湘案”发难，后发制桂，又施展各种阴谋诡计，分化瓦解桂系，然后以重兵讨伐，一举打败了桂系。[※注]对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获胜的原因，2000年发表的曾业英的《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依据台北“国史馆”所藏“蒋档”等史料，从军事学角度探讨了蒋介石在1929年讨桂战争谋略的运用。曾业英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在讨桂战争中获胜，除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外，善于运用军事谋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在战争爆发前始终坚持后发制人，为其武力讨桂赢得了部分时间和人心；战争将发未发之际，他又极其周密地在调遣军队、整顿纪律、瓦解敌军、争取友军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并在战争过程中灵活运用攻防结合的战略战术，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注]

关于中原大战，1984年发表的李静之的《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梳理了战争的全过程，并着重讨论了战争爆发的原因、性质以及蒋介石获胜的原因。受革命叙事影响，作者将战争原因归结为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矛盾的激化，认为其性质是“狗咬狗”的斗争。蒋介石获胜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武器、权术，以及张学良出兵等多方面的因素。[※注]郭绪印的《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决策》一文认为，对于蒋介石获胜的原因，以往研究较偏重于战争双方客观条件之分析，很少论及其主观指导方面的因素。冯玉祥在主观指导方面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不但使其丧失了克敌制胜或有限度的取胜的可能性，亦使其丧失了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注]

关于蒋冯战争，薛谋成的《蒋冯战争述论》讨论了蒋冯由合作走向决裂，以及两次蒋冯战争爆发的全过程。他认为，冯玉祥失败的原因有三方面：兵力不足，供应缺乏；冯军内部矛盾重重，将帅不和；阎锡山的背信弃义，使冯军孤立无援。[※注]孔天熹、段治文的《蒋介石与桂系、冯系、阎系——专论蒋氏取胜的原因》则对三次战争做整体的考察，认为蒋介石取胜的原因在于：他对南京中央政府的掌握；外交上取得英美等列强的支持；控制东南沿海一带的地域优势；获得张学良的支持；以及蒋氏在战略战术上的优势，即采取一系列“攻心战”，运用分化瓦解战术。[※注]

王方中就1920年的直皖战争到1930年的蒋阎冯桂大战期间，军阀混战对于交通、商品流通以及工商业城镇的破坏问题，做了考察。[※注]

3.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形式上统一后，特别是中原大战结束后，晋、桂、粤等系领袖开始谋划采取措施，整顿地方，在政治、经济、交通、军事、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加强建设。[※注]自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学界开始关注20世纪30年代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与经营问题。率先在此领域展开研究的是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的学者。1980年，邓小平在接见陈济棠之子——陈树伯时，评价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随后，广东学者对陈济棠主粤八年间的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做了一系列考察，对于其政策实施效果予以肯定评价，并分析其建设确有建树的原因。[※注]当然，陈济棠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总体来看，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学界在革命史叙事影响下，对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评价较低。[※注]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这种状况逐步发生转变，研究者围绕此问题，做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对其建设政策实施效果，亦倾向于给予更为正面的评价。近年来，20世纪30年代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各地高校及研究机构在此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亦有不少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围绕此问题做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