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遭遇严重的民族危机，亦直接影响了此后民国政局的演进。为应对日本的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及调整了一系列内外政策。围绕“九一八”事变，1949年以来，特别是近三十余年来，学界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工作，召集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大量文献资料与研究著述。在档案文献方面，相继出版了《“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九·一八”事变图志》《九·一八事变》；《满铁密档》《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等档案资料集。[※注]在回忆资料集方面，出版了《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资料汇编》等。[※注]在专题研究著作方面，有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刘庭华编著《“九一八”事变研究》，谭译主编《“九·一八”抗战史》，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俞辛焞著《唇枪舌剑——“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赵朗编《“九·一八”全史》，常钺、饶胜文著《九一八：事变背后的角力》等出版。[※注]在研究论文集方面，出版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九一八战争》《“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研究》等。[※注]

六十余年来，研究者围绕“九一八”事变作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事变的基本史实已渐趋明晰，学界对于一些问题已逐渐达成共识，但仍存在若干意见分歧。对于1949年以来的“九一八”事变研究，已有不少学者做了总结。[※注]本书所关注的是“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政局的影响，特别是南京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因应，以下即试着就此角度梳理六十年来研究发展脉络。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广受责难。1931年12月，蒋被迫第二次下野。杨天石认为，此时期是蒋介石开始调整国内外政策的起点。他利用蒋介石日记，考察“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于内外政策的反思与调整，显示出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虽痛愤于日本侵略，但下不了抗战决心；对内政策上，他与粤方和解，为学生运动所困扰，为化解与粤方冲突而被迫下野，在下野后，对其失败亦进行了反思。[※注]

（一）不抵抗政策与“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基调是不抵抗。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不抵抗政策产生的原因及责任等问题，研究者展开了一系列探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研究者提出，张学良只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例如，易显石等所著《“九一八”事变史》提出，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九一八”事变前和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张学良接受并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的思想与蒋介石有所不同，他主张的是“全国抗战”。[※注]至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之说，其主要依据是原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资料。这种观点一时间影响甚广，为许多研究者所接受。直到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公开表示，自己应为“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负责，而不能将责任推给国民政府。大致在此前后，一些学者就不抵抗的责任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例如，俞辛焞指出，对不抵抗问题进行研究，应注意甄别史料，尽量利用一手原始档案；应注意区别蒋、张二人在9月18日之前与之后的言论与指令；应区别二人在“九一八”事变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俞辛焞对以往论著中用以支撑蒋下令不抵抗论断的依据进行了辨析，认为，这些材料几乎都是蒋介石在事变前就中村、万宝山事件致张学良的电文和指示，将其用于证明蒋介石事变后的态度，并不具充分的说服力。他进而提出，张学良和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大体上是相同的，其不抵抗的原因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事变爆发后，蒋、张二人基本上一致认为，这是日军的局部军事行动，因而力避冲突，力求就地解决。这种错误判断，导致错误的对策，即不抵抗。事变发生后，二人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大体相似，直到面对防御锦州问题时，二人发生了分歧。俞辛焞认为，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并未要抵抗，亦未作抵抗的作战准备，他自觉、自主地奉行了不抵抗政策，不能把不抵抗之责完全归咎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当然，这并不能减轻后二者应负的责任。[※注]

针对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之说，曾景忠做了进一步的辨析，并试图澄清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误区。他提出，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所谓张奉行蒋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之说主要依据回忆资料，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漏洞。事变前，蒋、张二人已有共识，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但事变前蒋的“力避冲突”指示与事变发生后的“不抵抗”方针有明显区别。事变发生后的一系列电文证明，是张学良下了不抵抗命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九一八”事变的方针，不可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其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此外，张学良晚年一再说，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注]

冯筱才考察了“不抵抗主义”由产生到退出历史舞台的全过程，并探讨了其产生的背景、影响、教训等问题。他认为，在北大营及沈阳遭袭后不久，东北当局便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产生的背景是：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即认为，中国缺乏与日本作战的实力；中东路事件，更减弱了他对东北国防的信心；对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对策，亦反映出东北当局力避冲突的心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当晚并未下令不抵抗。东北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取得国民政府的默认。撤防锦州，是“不抵抗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热河之战，是“不抵抗主义”的最后一幕；直到长城抗战，中国军队才用鲜血洗去了“不抵抗主义”的耻辱。“不抵抗主义”执行的后果是：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引起全国舆论的广泛抨击，使国内政局更加混乱；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注]

杨天石则进一步探究了“不抵抗主义”的历史源头，提出，早在1928年，在处理“济南惨案”期间，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杨天石进而提出，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的责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与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即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此外，还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注]

（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确立

从“九一八”事变前后，一直到西安事变，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内政外交的一项基本准则是“攘外必先安内”。对于“攘外必先安内”，以往论者常简单将其解释为国民政府全力“剿共”，对日妥协投降，不抵抗，并予以全面否定。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0年至2000年间，学界围绕“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来龙去脉、产生原因、内涵、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逐步揭示出这一政策从提出到确立直至发生转变，所经历的复杂演进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攘外”“安内”的内涵、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衍化。

李明山提出，蒋介石正式提出“安内攘外”政策是在“九一八”事变前，1931年7月23日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文告，正式提出“安内攘外”的号召。[※注]

李松林认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文告表明，“攘外必先安内”作为一个方针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而其正式确立是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1932年6月9日的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上。他认为，蒋介石的“安内”主要指消灭中共及工农红军，同时也包括反蒋军阀。至于“攘外”与“安内”的关系，“安内”是第一位的，“攘外”是第二位的，只有先“安内”才能“攘外”。在他看来，此方针从提出到确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他对这三个阶段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的演变做了考察。他的结论是，“攘外必先安内”在实质上就是“攘外必先‘剿共’”，这一方针颠倒了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但把“攘外必先安内”说成是一个投降方针也是不妥的。[※注]

蔡建中提出，蒋介石在不同时期，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攘外”与“安内”内涵的解释有所变化，只有当它成为完整的规定并被国民政府接受之时，才标志其作为一项政策的形成和确立。他进而提出，“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开始酝酿“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年11月该政策初步形成，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党政府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正式确立。与李松林相近，他亦认为，以往论者把该政策解释为只“剿共”，不抗日的做法欠妥，“攘外”包括“战”与“和”两个方面，而以“和”为主；“安内”包括“剿共”和剪除反蒋势力、解决国民党内部矛盾两个方面，而以“剿共”为主。“安内”是“攘外”的前提。[※注]

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是否完全是一个妥协投降政策，亦有学者持不同见解。季云飞提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在1931年11月30日顾维钧署理国民政府外长宣誓就职所作的训词之中。他认为，“攘外先安内”实质上就是“攘外必先‘剿共’”。对于“攘外”与“安内”的关系，他不同意“安内”第一，“攘外”第二的看法，提出，蒋介石是把“安内”作为“攘外”的前提和准备，从“九一八”事变至西安事变，蒋介石严格遵循“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专意“剿共”，“攘外”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其实质就是投降。对于这样一个误国、祸国的政策，应予以全盘否定。[※注]

李云峰、叶扬兵认为，1929年10月28日的讨冯通电是蒋介石最早以“安内攘外”来概括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他们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将“安内攘外”理论分为具体政策理论和总体战略理论两个层次，认为，此理论在事变前，主要是为当时的具体政策服务的，是一种“剿共”、消灭异己的理论；事变以后，上升到总体战略的高度，成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作为总体战略，“安内攘外”的基本思想是：“安内”第一，“攘外”第二；对内“勘乱”第一，对外“御侮”第二。“九一八”事变后，蒋的“攘外”的解决方式分“战”与“和”两种。其“安内”内涵复杂，针对的是中共、国民党内反对派、全国民众三种对象，重点是对付中共。从具体政策实施来看，抗日救亡的新形势未能促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消灭异己、对民压迫的政策，反而成为其“剿共”与“统一”的有力理由。其具体对日政策虽不断变化，但妥协退让的基调贯彻始终。[※注]

黄道炫则通过梳理“攘外必先安内”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以展示此政策从提出到成形的复杂演进过程，揭示其内涵的复杂与衍化。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国尚未遭受外敌大举侵略的背景下，蒋介石两度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此时期，其“攘外必先安内”并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实际意义和影响均较有限。“安内”居于核心，“攘外”基本限于口号宣传，但亦体现了蒋氏的民族主义倾向。“九一八”事变后，“攘外必先安内”逐步确立为南京政府处理内外事务的重要政策。此时期，“安内”是中心，妥协是基调；但妥协又是有限度的，试图在妥协与抵抗、战与和之间保持一种艰难的平衡。“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既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当时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以往研究者倾向于认为，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导致“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重心开始向“攘外”方向转移。针对这一论断，黄道炫提出，1934年，蒋介石的政策倾向已经开始由“攘外必先安内”向“安内攘外”转移。[※注]

（三）“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

史学界传统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开端，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这种观念遇到挑战，一些学者就抗战的开端问题，提出了诸多见解，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观点为：应以“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战起点，并由此认为抗战历时十四年。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九一八”事变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策源地的形成，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注]“九一八”事变是抗战起点之说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先由一些东北学者提出，在随后的数年间，在学界引发了集中的理论探讨。到2000年代中期，此说已逐渐居于主流，特别是2005年，胡锦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述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然而，学界有关抗日战争起点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并未因此平息，甚至在2005年至2011年间一度更为活跃。

近二十年来，学界有关“九一八”事变是否是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的讨论，又涉及对“九一八”事变的定位、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及主要矛盾的判断、对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一系列反侵略斗争的认识、对国民政府抗日政策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

主张“九一八”事变是抗战起点之说的主要理由包括：（1）“九一八”事变不是一个“地方事件”或“局部事件”，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并非始于“七七”事变，而是始于“九一八”事变；（2）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开端，“九一八”至“七七”期间，东北人民、华北人民的抗战，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不承认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就等于把上述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排除在抗日战争之外；（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4）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以及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等著作中已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就开始了；（5）不能以国民党政府是否主张及参加抗战作为界定抗战起点的标准等。[※注]

主张“七七”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之说的主要理由则包括：（1）“八年抗战”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完全是历史地、自然地形成的，“十四年抗日战争”之说是人造的；（2）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家行为，“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虽有零星抵抗，但南京政府与东北地方政府实行了不抵抗方针，其后6年间，国家没有抗战，抗日战役战斗都是局部的、短暂的，并无连贯十四年的抗日战争；（3）“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改变，“九一八”后，中日民族矛盾有所上升，但并未即刻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4）毛泽东并未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相反，毛泽东的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大量文献，都是以“七七”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5）将抗日战争的起点提前，并不能增大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等。[※注]

总体来看，持两种观点的学者有其各自的出发点与侧重点，所列举的理由与依据均有其合理性成分，亦不无缺陷之处。2017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下发《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规定，从2017年春季开始，在中小学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