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对外在的异己力量采取“安内攘外”政策，同时对内也加强和巩固了对社会的统治。近年来，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如何治理社会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更丰富了我们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

（一）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及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根据张宪文、陈谦平对国民党政权研究的综述，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学界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政权性质及其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有过一次影响颇大的学术争论：一种认为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代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另一种则认为这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讨论的核心，其实在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及其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而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个非常含糊的概念，落实到具体研究中，焦点往往落在南京政府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江浙财团。正如张、陈二人的综述所评价的，由于江浙财团本身由诸多不同身份的个体组成，既可被归入买办大资产阶级，也可被归为民族资产阶级，而且由于缺乏客观、具体的分析，是否有这样一个财团存在仍需要进一步考量，其政治观点及其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复杂关系，更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注]

虽然近年来革命叙事日益式微，但对国民党政权性质及其阶级基础的讨论并未随之失去研究价值；相反，在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后，这方面的研究反而展现出更强大的问题意识。就1932—1937年而言，国民党政权在结束草创期，进入相对稳定的“训政”时期，同时又面对着国内外巨大的压力，如何充分有效地动员国内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个核心问题。现在大部分研究多集中于民众动员和民众治理，对于如何动员和管控资产阶级、乡绅阶层这样的精英群体，研究相当薄弱，但也不乏佳作。

王奇生通过对1932—1933年发生在上海的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的个案研究，生动地揭示了国民党政权、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他指出，在这场20世纪30年代最大的劳资纠纷中，劳资双方都表现出强烈的阶级认同和对立的阶级意识，而声称代表“全民”的国民党政权处于两者对立之中，未能使任何一方真正与该政权产生认同感，其对纠纷的处理方式也不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这一个案研究有力地挑战了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陈说。[※注]姜良芹对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的研究则指出，这次内债整理案是对江浙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又一次掠夺，很大程度降低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信用。虽然这一整理债务的举措缓解了当时政府的财政压力，对其实施统制经济政策、为抗战做准备有积极意义，但也使私营金融资本与政府日趋疏远，转而将资本投入工商业。姜良芹认为，此次公债整理案中，江浙财团表现出的配合和顺从也体现了其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转变，从1927年的支持、1932年内债整理过程中的对抗，转而沦为政府金融垄断政策下的附庸。[※注]冯筱才的近著《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则从虞洽卿这个核心人物着手，展示了“政商”这一民国时期颇为普遍的现象。在冯筱才看来，“政商”可谓是建立在政客与商人合作基础上的暴利生产平台，具体反映在虞洽卿与蒋介石的互利关系中：1927—1937年虞洽卿逐渐蜕变为依附于蒋介石政治权力的威权型政商，成为蒋在商界的代理人，而蒋介石也回报以各种牟利机会。他认为，政商化现象不仅侵蚀了政府合法性，也败坏了社会价值，对国家健康发展不利。[※注]

农村地区的情况又与城市不同。近年来，国民党政权代表所谓“大地主阶级”的说法已经逐渐消失。李巨澜的研究指出，国民党政权为了控制乡村地区，建立新的乡村基层政权，因此而培养了“一个受过新式教育、依附和服务于国民党政权、迥别于传统的新式乡村精英阶层”，其主体即是国民党政权的区级行政人员，他们确保乡村社会对国民党政权的效忠，以及国家政令的实施，是地方权力的真正控制者。然而，这些新乡绅往往堕落为贪污腐化的保守阶级，为了维护私利，阻碍了国民党政权进行社会整合、推动乡村改良的各种措施，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权农村政策失败的一大原因。[※注]此文虽然提出了“新乡绅”这一颇有解释力的概念，但对其产生的制度背景以及此阶层与上级政府和下属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表明，这一“新乡绅”的崛起，正与国民党政权的乡村基层国家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乡村基层国家建设

国民党政权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国家建设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宪政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县一级的地方自治，因此乡村基层国家机构的建设就变得尤为重要。1932—1937年已经进入训政时期，中央政府一直面临着如何将国家权力渗透入地方社会的挑战，“剿共”和“抗日”也都需要中央对地方社会更有力的控制，因此基层国家建设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行政改革。这方面研究近些年才日益受到学者关注。2005年8月，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历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合办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研讨会上，有三篇论文讨论这一时期的基层行政改革，包括曹成建对县政改革的研究、王奇生对区乡行政的考察，以及翁有为对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分析，将此课题从边缘推向了中心。

曹成建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国民政府的县政改革虽然表面上似乎是为地方自治做准备，但其实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使作为行政兼自治机构的县政府，在行政方面进一步加强，改变政令止于县的局面。具体的措施包括：县政府合署办公和裁局改科，将事权集中在县长之手；将县行政机构向下延伸到区一级，使过去作为自治机构的区变为协助县长推行政令的行政机关；加强对基层社会控制人员（如县长、区长等）的选拔、训练、考核。然而，曹成建同时也指出，国民政府这一系列对基层社会控制机制的改革，效果有限，尤其是在游击活动频繁的所谓“剿匪区”：一方面是旧的体制在崩溃，原有士绅阶层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新的官方控制机构引起民众抵制情绪，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注]

王奇生的研究也指出，国民党政权在“安内攘外”的压力下，需要大力汲取和动员乡村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必须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以江苏省为例的研究中，王奇生发现，由于国民政府时期县长必须回避本籍，平均任期也只有一年左右，地方行政往往由区长把持，而区长一职又多被当地土豪劣绅攫取。国民党政权为了向下延伸对社会的控制力，却缺乏理想人员作为权力的“支点”，因而选择不加甄别将所有基层行政人员都收容入党，反而为土豪劣绅提供了舞台。区乡保甲长越来越多地承担国家政权代理人的角色，并借机以权牟私；其作为地方自治组织的角色往往有名无实。[※注]王奇生的后续研究更进一步系统性梳理了民国时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蜕变，指出地方社会多被掌握武力和财力的豪强把持，本应作为地方自治核心的县级政权反而“空心化”了，县长在上层文官群体与下级区乡豪强势力的夹缝中，基本无所作为。所以，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基层国家建设的努力，基本可算是失败的，只是中国传统胥吏制度的延续，而非转向近代政治的过渡。[※注]

翁有为对20世纪30年代初到抗战前夕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一系列研究则着眼于县级政府如何向上与省级政府相联系。他认为，这一制度从1932年开始首先在“剿共”区域内实行，表现了蒋介石希望更有效使政令下达到地方的愿望，但由于执掌行政院的汪精卫和地方实力派的抵制，该制度的推行在各地区间差异较大，具有临时的性质，职权也不太明确，直到1936年3月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后，才正式制定了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推行到各省。翁有为指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制除了与“剿共”的军事需要有关，还与现代国家地方政府转型过程中对社会管理日益增长的行政需求有关，也体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舆论界流行的“提高行政效率”的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领导的抗战根据地的行政制度。[※注]翁有为及其研究团队的多年研究成果最近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也即《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该书系统地梳理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的历史渊源，创制背景和演变过程，与南京政府中央政府体制、省制、县制和地方自治的关系，以及这一国民党政权的制度如何影响了共产党政权内相似制度的建立、两者间又是如何通用和共生的。翁有为等的研究超越了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界，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思考两者的“制度选择”，寻绎出政治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理路。[※注]

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恢复的保甲制，作为国民党政权行政管理最底层的制度设置，也是基层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冉绵惠对国内有关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新趋势的综述，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保甲制的评价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蒋介石政权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一边倒的评价开始有所转变，学者也肯定了保甲制度在经济文化建设、防御灾害、农商合作等方面的一些积极作用，并认为它在组织民众、充实抗战力量上做出了一定贡献，这些基于实证研究的历史分析，丰富了我们对保甲制的认识。冉绵惠还指出，近年来新资料（尤其是地方档案史料）的发掘和运用，以及在社会史和社会科学影响下研究范围和视角的拓展，也有助于保甲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将保甲制的法规和制度设计与现实中地方实践结合起来，在近现代中国乡村基层管理体制变迁的大背景下，理解保甲制在国民党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种相互矛盾的治理蓝图中的作用。[※注]最近几年对南京政府时期保甲制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其与地方自治的关系，这与社会史领域近年来的学术热点有关。丰箫认为，理论上保长应该是乡土社会自治的代表，却在国家不断试图控制基层社会的压力下，尤其是在战争环境下，成为国家压榨社会的代理人。[※注]王先明则辩证地理解传统保甲与现代保甲在表面上的制度延续性，指出国民党政府用重建保甲制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是希望依托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使国家权力得以进入地方社会，但国家政权建设的不完备使乡村社会无法保障有效的“自治”，最终导致“劣绅”统治。[※注]

学术界对国民党政权城市基层国家建设的研究相对不足，成规模的系统研究更是薄弱。学术界研究国家对城市空间和城市居民的管理，大多从城市史和地方史的角度切入，缺乏与政治史的对话，因而无法在更高的层面上理解民国时期的城市化和市政管理。这应该是日后研究应该加强的方向。

（三）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纲领，从改造个人生活习惯的“规矩清洁”入手来复兴“民族精神”，意图对内稳定统治，对外抗御日本侵略，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良运动。这次运动是蒋介石治下规模最大和影响范围最广的国民教育和规训运动，一直延续到抗战以后，甚至在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都仍在继续，但其运动高潮时期还是在1934—1937年。

史学界最初对新生活运动的专门研究较少，一般将其看作“围剿”共产党军事行动的政治辅助。比如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就认为“新生活运动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特点。它以中国古代儒家礼义廉耻的教义为基础，又吸取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公共道德、卫生习惯等方面的某些精神文明，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精神产品”，其目的是“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注]张同新的《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一书对新生活运动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分析了新生活运动无法动员民众、改造民众的原因主要在于儒家思想的腐朽落后、人民要求停止内战的政治诉求、新生活运动的一些要求不切实际，以及国民党自身的腐化堕落。[※注]

20世纪90年代对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是对此前研究的深入和补充，但在基本判断上变化不大。其中比较有典型性的论文有左玉河的《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关志钢的专著《新生活运动的研究》等。[※注]然而，他们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解仍强调该运动加强国民党统治、有助于蒋介石的独裁和思想钳制，表现了保守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文明观念的混合。在周天度等人撰写的《中华民国史》中，对新生活运动的论述也大体不出此窠臼。[※注]

进入21世纪以后，对新生活运动的专题研究逐渐升温，年轻一代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出发思考新生活运动，更多地肯定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切入角度也更加多样，不仅局限于受蒋介石直接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也从妇女运动、国货运动等非政治角度来考察。这一趋势一方面可能受到最近几年学界内外对国民党政权基本判断的影响，对国民党政权从完全的否定向一定程度的肯定转变；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史、文化史等史学分支自下而上视角的影响，对政治史的叙事做修正和补充。

温波的《重建合法性》一书虽然只研究南昌的新生活运动，但从整体上提出蒋介石试图以新生活运动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看法。他的观点跳出了蒋介石为谋求个人独裁的狭隘判断，从政权巩固的角度去思考新生活运动，但他指出新生活运动无法获得民众广泛认同，因此并未有效实现重建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目的，对这一运动失败的基本判断与此前研究相似。[※注]夏蓉和周蕾研究新生活运动中针对妇女的内容，指出国民政府希望通过行政力量“塑造”和“规范”女性，固然是公权力对私领域的入侵，受到知识精英的抵制；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动员女性参与社会事业、提高女性国民意识、教育女性以承担家庭责任的方式为国服务的价值观。[※注]汪思涵通过对《教务杂志》中与新生活运动相关内容的考察，指出国民党政权和基督教之间有保留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基督教以精神理论和社会服务团体的身份加入新生活运动，而国民党政权则借用基督教作为新生活运动的补充和争取国外支持的辅助，二者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具体的服务工作上，并一起被整合进民族救亡运动中，呈现了复杂多元的政教关系。[※注]刘文楠的研究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出发，将这一运动置于从晚清到民国“德治衰退、法治未建”的大背景下，指出在“训政”阶段的威权政治下，新生活运动用警察等强制性国家权力结合传统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体现了国民党政府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意图，但这一治理手段并没有纳入法治的框架，也未能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日常生活设定明确的道德和法律界限，体现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特有的中间状态。[※注]

用社会史自下而上的视角也有助于纠正以往强调新生活运动加强独裁意图的单一叙事。张芳霖通过南昌商人对新生活运动的应对，指出不仅是新生活运动对商人和商业有加强控制的意图，商人也利用新生活运动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变商业凋零的面貌，争取新的盈利空间。[※注]皇甫秋实考察了新生活运动期间浙江的禁吸卷烟运动与国货卷烟厂商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指出对于中央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基层社会有不同的解读。浙江省、县政府的官员从恢复地方经济的角度要求民众戒烟，国货卷烟厂商又从提倡国货的角度推销卷烟，都是对新生活运动的宏观架构根据自身需求和理解，作富有创造性的诠释和利用。[※注]

（四）对文化和舆论的管控

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稳定，在意识形态上的管理也日趋严密，对文化事业的管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多从管控对象的角度出发，也即左翼文学和文艺、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舆论宣传等，研究的主要基调是谴责国民党政权的保守、专制和反动，对其管控政策和管控机制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略有进展，但整体而言仍处于比较薄弱的水平。

汪朝光对1934—1937年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研究表明，这一机构是由国民党党务、宣传系统的右翼势力主导，受CC系领袖陈立夫文化保守主义和党化思想影响甚深。它一方面承继了此前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政策，严厉查禁内容低俗却兴盛一时的武侠神怪片，以及含有“辱华”“肉感”内容的外国影片；另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对左翼电影限制得更为严密，甚至将此前教育、内政部电检会审查通过的影片再次复查删剪，还波及一些涉及共产革命的非左翼电影。汪朝光认为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虽然表现了国民党集中管理和控制电影的企图，在执行过程中也表现出与警察权相结合的强制性趋向，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左翼电影的勃兴；但在实际成效上，仍不能完全消除左翼电影的摄制、上映及社会影响。国民党既无力改变孕育左翼电影的社会现实，又缺乏足以与左翼文艺圈相抗衡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左翼电影里对爱国和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相通的，因此国民党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的电影检查，呈现出复杂的多重面相，不仅是单纯的通过或查禁。[※注]

在新闻管制方面，杨师群对1928—1937年国民党对新闻报业的管制进行了综览式的梳理。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管制政策主要针对的还是左翼和共产党的新闻舆论活动，对于民营自由报业的新闻管制并不成功。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统治不得不遵循《临时约法》中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而且社会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也已经习惯了新闻出版较为自由的氛围；另一方面也因为派系斗争和治理能力低下使国民党政府不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有效的报刊宣传网和新闻审查机构。与此同时，民营报刊界也善于利用舆论与政府对抗，因此，当时的新闻报刊出版业在一党专制下仍有生气。[※注]

牟泽雄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了1927—1937年国民党的文艺统制。他认为，国民党政权的执政理念和策略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既可以作为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结合而成为专制统制的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与民众和知识精英的爱国情绪结合，成为反抗政府统制舆论的基础，因此国民党的文艺统制呈现出暧昧和多变的色彩。他从文艺政策的制定、文艺社团的组建、文艺媒介的建立、文艺审查的施行几方面考察了国民党政权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艺统制，认为其倡导的民族主义文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很贫乏，在文艺审查上也效果不佳，因此整体而言其文艺统制是失败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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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近年来对这段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建设时期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多从史料出发，试图还原当时复杂的历史情境和各派人物和势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展现历史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也因此更为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事实。二是学者开始更多地采用国民党政权的“内部”视角，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来评价和分析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从“中央—地方”关系来考察南京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三是国共两个政权之间的意识形态壁垒逐渐打破，学者开始观察到两个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制度和政治文化上的相似、延续和共通之处，这不仅将有助于我们厘清近现代中国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对于党史和国史的研究也有助益。四是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史学分支，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对民国政治史的影响在逐渐增强，港台地区和海外的研究对国内研究也有诸多启发，为国内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新线索和新视角。

当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还有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首先，细部的实证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整合为对南京国民政府历史的新的叙事，基于个案的局部研究也需要有更清晰的问题意识，以免在“碎片化”的研究中失去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其次，政治史研究若要透过表面上的权力博弈和具体事件的展开深入到对结构性变化和历史大趋势的把握，还需要不断与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其他史学分支对话，取长补短，把政治史对权力关系的敏感与其他史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将精英与平民的历史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