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中展开的。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荣孟源的《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等著作中，都列有专门章节来叙述抗战史。李新等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设有专门一卷来研究抗战时期的历史。这一时期学界关于抗战史的研究，是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中心展开的，对国民党政权的研究主要是对其消极破坏抗战进行揭露与批判。当时许多著作中通行的基本观点认为，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它抗战完全出于被迫，因而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推行了一条单纯依靠政府和正规军的片面抗战路线，致使大片国土沦丧；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集团准备抢夺胜利果实，把中国禁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中。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强化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四大家族垄断中国经济、大发国难财。

受国共之间长期敌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20年间，大陆学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历史的研究存在严重的缺陷，真正研究性成果不多。[※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阶级状况、土地租佃关系以及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实征和粮食征购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扎实的研究。[※注]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成果，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于1959年选编完成的一套档案文件汇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全书共计244册，2190万字。其中第二、三、四辑共计214册，内容涉及1927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是研究国民党政权的第一手档案资料。

197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引下，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先生论及1979年的历史研究时指出：“1979年是在思想解放的高潮中度过的。历史学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进步，就是摆脱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开始抛弃过去那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方法，使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得到发扬。”[※注]1979年以后，抗日战争史研究也逐渐突破原先以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战场为主的研究框架，在坚持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同时，开始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作用，对国民党政权的评价也由全盘否定转向部分肯定，注意到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双重性格”。

1987年7月6日，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在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上发言强调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从宣布抗日的时候起，取得了全国承认、拥护。它这时有两面作用。一面作用，一重性格，在国内来说是爱国的和带着革命性的。在国际上说是站在反法西斯阵线一边的；又一面的作用，又一重性格，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是反民主、反人民和带着反革命性的。”刘大年先生指出抗战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性质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抗战初期武汉失守以前，蒋介石国民党对抗战态度比较积极，其政权爱国和革命性的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蒋介石国民党这时在政治地位和实力地位上都是向上的，得到发展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迅速逆转。“前一面的作用，前一重性格衰减下去，后一面的作用，后一重性格加强起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后期，“蒋介石国民党的变化——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充分暴露出它的双重性格中，后一面远远超过前一面。政治地位从高峰下落，一部分人还迷信蒋介石，整个国民党政权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声名狼藉，信誉扫地”。[※注]

刘大年先生对国民党政权“双重性格”的历史分析，较之此前简单全盘否定的说法，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此后抗日时期国民党史的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1985年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前后，学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已不再是一味揭露批评，而是开始强调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陈瑞云指出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治制度发展的两种趋向，国民党党政军大权高度集中构成了战时国民党政治制度演变的基本趋向。另一种非基本趋向是，在强大的民主呼声、民主运动推动下，国民党又采取向民主宪政过渡的某些步骤，缓慢推进民主进程。作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大权集中于蒋介石，并非仅由于他个人的欲望，更重要的是由当时社会和历史所造成的。[※注]陈廷湘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将已建立十年的国民政府改建为权力空前集中的战时政权，这是作为世界大国参战国所需要的非常政治体制。但是这个曾一度获得全国认可的战时政权并未利用其特有的机动性和战争带来的特殊条件把国家引向团结和繁荣。它经历了由有一定生气和权威性的抗战建国领导中心向日益专制和腐朽的一党专政工具转化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它在战后走向彻底崩溃的命运。[※注]

政治史领域对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重新评价，引发经济史学界对抗战时期“官僚资本”概念的质疑。丁日初、沈祖炜的《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一文援引当时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来说明“官僚资本”概念的不当，指出，“七七”事变之后，国家的总任务是抗日救国，政治结构是以国共合作抗日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济结构不可能将“官僚垄断资本”这一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基础。丁文进一步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分析了抗战时期国家资本在金融、工矿和贸易三个主要领域的发展，认为在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国民政府通过扩展国家资本来统制经济，使它有利于发展在大后方的生产和充实抗战实力，这是应当肯定的主要方面。虽然国家资本的活动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它在抗战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作者提出由于“官僚资本”这一概念带有反面政治标签的性质，使用这种“不明确”的概念会影响到经济史研究的科学性，因此在研究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时应当使用“国家资本”来代替“官僚资本”。[※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现代化史观的兴起，学界进一步摆脱运用政治标准来评价经济问题的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转向根据经济标准和经济法则具体分析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经济建设。传统观点认为，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主要是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对国统区的经济只有破坏，是民族工商业由盛到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使“大后方一切重要的工矿企业，从原料、燃料出售，分配的全部过程都在管制机关严格控制之下”。[※注]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仍有不少论者对抗战时期经济统制政策持否定的观点，但讨论开始活跃，研究也在深入。比如力图搞清列入统制的物资的品种类别和变化，实施统制的不同阶段，并且认为某些具体方面的管制还是必要的，有积极效果。[※注]黄立人、周天豹在学界较早提出要重新评价抗战时期国民党对西南的开发和建设，认为这一举措支持了正面战场的抗战，使大后方经济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免于最后的崩溃，并为四川的近代工业奠定了基础。[※注]程麟荪全面考察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经济统制政策的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资源委员会所制定的《重工业建设计划》和对外经济合作计划，否定了以往将这些活动斥为“卖国行径”的看法，并分析了它对提高中国近代工业的技术水平、加快重工业建设步伐、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及支援抗日战争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注]

至20世纪90年代，抗战胜利50周年前后，学界对战时经济体制的评价更多强调不能脱离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且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抗战作为衡量其功过的主要标准。据此标准，有学者认为，资源委员会作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最重要的筹办、主管、经营国防重工业的经济部门，增强了抗战和国防经济实力，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奠定了大后方的工业基础，推动了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区域间经济的平衡发展；同时还提供了部分民生必需品，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价。[※注]董长芝认为国民政府在战时实行了一系列紧急金融措施，包括成立四联总处，强化中央银行职能等。这一高度垄断的国家货币金融体制，虽然存在黄金存款营私舞弊等弊端与失误，但却使我国的金融货币制度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全部实现了现代化，对调动全国一切财力和物力、支援抗战、争取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注]

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要抵御现代化工业强国日本的侵略，如何在全国范围建立社会动员机制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与国民党认识到精神因素在抗战建国中的重要意义。故于1939年3月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学界以往对这一运动的研究多强调其思想钳制功能，而忽略其他方面。谷小水认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既是战前民族复兴运动的因循回归，又是战时国民政府在外援不足、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转向获取精神资源的尝试。但因机构不健全，经费短绌，加之与其他社会运动相互缺少协调，导致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推行不力，成效不彰。[※注]抗战后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在特定战争条件下，由国民党、三青团发动的一场涉及国统区全境的学生从军运动。以往学界对此运动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从军运动是国民党的一场阴谋，知识青年上当受骗充作了“炮灰”。江沛、张丹通过研究这一运动的缘起、在国统区的扩展以及运动背后的党团纠纷，比较客观地考察了当时国民党政权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目的与作用，指出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抗战后期影响国统区的一件大事。这场运动振奋了前方士气，换起了后方民心，有力地冲击了数千年来轻视兵役的恶习，表达了中国社会同仇敌忾的精神，是一个应该对其主流加以肯定的青年运动。[※注]

抗战时期，蒋经国借推行“赣南新政”之机，在赣南地区发动广泛的社会动员。黎志辉通过蒋经国主政赣南时期的相关史料，从干部动员、民众动员、动员的战时成效、动员的社会影响四个方面，尝试探讨抗战时期国民党地方政府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努力及与社会变动的历史关联。作者认为，蒋经国统治时期，国民党政府“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在赣南初步形成。政府前所未有地控制乡村的民众资源的同时，也承担起乡村社区的一切管理事务。中国数千年来政府与民间的政治畛域被全面打破，蒋家父子理想中的“万能政府”的统治模式在历史和现状均极其复杂的赣南得到某种程度的实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