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阶级分析观点认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是反革命营垒内部的狗咬狗之争，其后果是祸国殃民。学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起步。郭绪印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一书代表当时学界的研究水准。作者在书中强调，“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当中日民族矛盾尖锐，中国面临民族危机时期，又存在抗日派与投降派之矛盾。此时的抗日派能够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投降派却坚持反共，反对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者指出，分清国民党内部抗日派与投降派之间的区别，有利于研究国民党派系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注]

受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制约，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当时和后来的历史演进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王续添指出，“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危及整个民族的生存，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由对立转变为合作抗日了。但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止。蒋介石试图通过对日抗战来削弱地方实力派。抗战八年，除“守土抗战”的阎锡山的晋军未受分割外，其他各地方军队均被分散使用，地方实力派的地盘被借机渗透和兼并，财权被剥夺。作者对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的分析，依然受到传统阶级分析观点的影响，强调二者之间矛盾斗争的性质是长期以来国民党营垒内部争权夺力的继续。指出，从阶级属性上来说，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集团都同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是反共反民主的，所以当共产党和民主力量的发展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时，他们便和蒋介石集团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势力。[※注]

抗战初期，新当选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为了拯救国民党的组织危机，决定在国民党之外另组建一个新的统合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蒋本来希望通过成立三青团来消解国民党内部原有的派系纠纷，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三青团不仅没有为国民党带来新生，输入新鲜血液，相反却发展成为国民党的竞争者。战时党团之间的恶性派系倾轧加速了国民党的分裂与溃败。国内学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团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李路认为，国民党之所以组建三青团，是想通过团的各级组织的训练活动，向广大青年灌输其反动思想，把广大青年培植成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忠实信徒，成为其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的工具。[※注]马列指出，蒋介石建立三青团的原始动机，是要将国民党、共产党乃至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党派熔于一炉，铸出一个以蒋介石为唯一领袖，以三民主义为唯一信仰的新组织。[※注]

贾维从国民党自身组织发展脉络来具体分析三青团从成立到消亡的历史，指出：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的矛盾始终贯穿三青团的整个发展过程，党团矛盾之由来与时任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蒋介石关于三青团的设想是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新招牌、机构高度独立，并以复兴社为骨干的青年组织。蒋所设想的这一组织模式因对党团关系界定不清晰，在实践中造成了三青团存在严重的“第二党”倾向，并深受复兴社原有的宗派情绪与派系因素的困扰。蒋介石虽然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发表《党与团之关系》的讲话，并先后制定《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文件，试图调整党团关系，然而由于这一调整并没有取消三青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仍然维持了蒋介石一人之下党团分立平行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下，党团矛盾非但没有减少，相反却继续累积加剧，成为最终导致三青团结束的直接原因。[※注]

近年来受社会史研究取向的影响，学者对战时国民党派系问题的研究由中央政治层面的党团矛盾转为对地方层面政治资源的争夺。杨焕鹏运用浙江省档案馆、杭州市档案馆等所存的有关档案与资料，以浙江省三青团作为研究对象，论述了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权的渗透与控制。作者指出，浙江三青团积极运用“党团”的力量，通过举办各种培训班来控制地方保、甲、乡、镇长的人选，来排斥传统豪绅和地方党政方面原有的势力，加强了对基层政治的控制。浙江三青团对地方政治的参与破坏了浙江地方原有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均衡，造成了党政团绅四者在浙江地方政治的激烈争夺，给浙江地方政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注]余杰的研究以1941年3月国民党自贡市党部被毁事件为例，为从地方层面认识战时的党团关系，提供一个基层的观察视角。作者指出，为了适应对日作战和战时生产的需要，国民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组训”运动。自贡盐场的组训工作由党、团、局三方承办，结果纷争不断，最终导致自贡市党部被毁的恶性事件。这反映了党团双方均将自身权势的拓展放在优先位置，从而导致对地方政治资源的争夺日趋残酷，党团双方关系不断恶化。[※注]

贾维于2012年出版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史稿》一书，在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三青团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系统全面论述了三青团的历史。内容涉及三青团成立的背景和目的，三青团与复兴社的关系，三青团与国共合作及其斗争，各地团员的抗战活动，三青团组织活动和发展状况，党团关系及其矛盾，蒋经国势力的崛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和青年军的建立，三青团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团内的反腐败运动，三青团组建新党活动，抗战胜利后三青团在政治上的破产，党团矛盾激化与党团合并等等重大问题。作者通过还原三青团自身组织演变的复杂历史过程，揭示了其内在的矛盾性。如在三青团成立问题上，既考虑到当时团结抗战形势对它的影响，也看到它对复兴社传统的继承，它反映了抗战初期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既有所改变又保持延续的两重性。又如在三青团组织发展问题上，既重视党团关系和党团矛盾对它的影响，也注意到三青团内部矛盾对其影响。对于抗战时期的三青团，既指出它防共、反共的一面，也看到它抗日的另一面，避免简单化的倾向。同时注意分析三青团的变化，如抗战时期与抗战以后的不同，前期与后期的区别，其组织在后方与战地、地方与学校方面的不同，等等。在三青团结束问题上，注意从内外各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以说明在当时形势下，三青团对国民党政权如何从“自救”始而最后以“自害”终，它不仅是国民党政权崩溃的象征之一，而且加速了其灭亡。[※注]

传统国民党史的研究对象以“党治史”为主，主要研究国民党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将社会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从“治党史”的角度，着力研究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员构成与基层党组织的实际运行机制。王奇生指出，抗战八年中，国民党的组织规模空前膨胀，1939—1945年，国民党普通党员数量每年平均以30万—40万人的速度增长。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国民党党员在地域分布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动，国民党组织发展重心由东南沿海转移到西南内地。在党员地域布局变动的同时，其社会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教师、学生、自由职业者等都市知识阶层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政府机关公务员所占的比例急剧蹿升。这与战时国民党强制公务员一律入党有关。与战前相比，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以城市中上阶层为党员主体的政党。党员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而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整体教育程度明显下降。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的组织触角已经深入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其扩张和渗透能力达到了它建党和执政以来所未有的鼎盛。然而，战时党组织在量上的膨胀和扩张，不仅没有显示出党力的强健和壮大，相反由于滥征滥收的结果，国民党的组织更趋涣散和衰颓，甚至已丧失一个现代政党最起码的机能和活力。[※注]

抗战期间，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地方基层政权的统治，于193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县制。忻平认为新县制《纲要》，比以前任何一种法规更完整、更丰富、更系统，可谓集国民党前十年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统治经验之大成，成为它在大陆后十年主要的地方政治制度。作者认为，在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县制这一地方政制改革，蕴含着进一步集权、加强官僚统治的反动趋向和被迫开放民主、有可能进行地方自治的进步趋向。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两种本质上根本对立的趋向，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互相容纳，共同为抗战服务，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格局中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奇特的历史现象。[※注]国民党通过实施新县制加强对地方基层社会控制的同时，借鉴“剿匪”省份实施保甲制度的经验，重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复兴”这一制度，使之成为乡村社会最基本的控制制度。李伟中认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提倡“复兴”保甲，并不是对传统保甲制度的简单仿效，而是显现出一个从与自治相分离到相融通的历史过程，表现出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渗透不断加强的历史发展趋势。[※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