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与其政治对手中共由对抗走向合作。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是国民党所面对的一大政治难题，既要严密限制对手发展，有时甚至要局部使用武力来解决，但在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下又不能导致公开的全面破裂。抗战后期，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的溃败导致国共实力对比的改变。1944年9月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是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最高的政治要求。此后，国共谈判的内容由原来的军队改编问题转变为要求实现联合政府。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兴衰消长影响到战后中国政治的走向。

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学界热点。1980年邓小平从和平统一台湾的角度公开讲：“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因此完全可以再有第三次合作。[※注]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信蒋经国称：“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事虽经纬万端，但综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注]服务于祖国统一大业的现实需要，学界掀起了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热潮。受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共党史叙述模式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的成果虽然颇丰，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一百余篇，还陆续出版几部学术专著，但整体学术水准处于起步阶段，基本观点大同小异，缺少新意。[※注]当时基本的学术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但是由于国民党上层统治者坚持错误方针，拒绝中国共产党关于全面合作、坚持抗战的正确主张，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抱着疑嫉、限制、压迫、消灭的政策，从而导致统一战线内部存在严重的缺陷；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系（特别是在军事上的合作抗日）一般是比较好的，并有某些发展。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日本的引诱和英美的撮合之下，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妥协投降的空气又开始抬头。蒋介石在得到了偏安西南、西北的喘息机会后，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共产党和敌后根据地方面来，反共活动日益加剧。双方在军事上的摩擦与反摩擦日益增多；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反共政策时，正确地处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始终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及时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坚持了两党合作原则；但是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逐步强化了它的反共、反人民政策，造成了两党关系长期的摩擦、停顿、僵持等不协调状态。国共关系的重大转折为皖南事变。事变之前的摩擦一般都表现为“地方性”的，皖南事变把蒋介石直接推到了被告席上。此后中国共产党即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直接的对等谈判，解决有关全国政治和两党关系的问题；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国共两党的斗争已进入了关于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的争论。[※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共方面原始档案资料的陆续公布，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在一些具体的专题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马仲廉具体地研究了国共两党抗战初期的军事合作问题，指出国共两军在忻口战役中不仅有战役上的密切配合，而且有战斗上的紧密协同，还出现了共同制订作战计划，两党军队相互指挥的团结局面。[※注]习五一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何没能实现党内合作作了具体深入的研究。作者指出，从1937年至1939年，国共两党为了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提出各种组织结盟的方案，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国民党试图“消融”共产党，而共产党也试图“改造国民党”，意识形态对立的两党一度令人惊异地试图共建一个“大党”，终因立场差异巨大，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转折点。共产党明确表示，拒绝两党合并方案；而国民党则郑重声明，拒绝国共跨党方案。此后，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继续以临时协商的方式维持，直至再度破裂。[※注]陈瑞云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否取得合法地位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不能简单用是或否来回答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究竟是法理上“承认”，还是“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实际情形介于两者之间。作者指出，国民党、国民政府没有也无意正面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在实际上拥有不完全的合法地位。所谓不完全，即合法的范围、限度、时间均由国民党、国民政府掌握，随意性较大；共产党对于本党的合法地位问题有一个认识过程；国民党不从法律上保证抗日救国的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巩固，表明内战隐患的存在，不利于抗日大业和政治的进步。[※注]刘以顺分析了皖南事变后中共反击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方针的确定过程，指出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共方针的确定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认真听取了党内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对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二是汲取了共产国际指示中的意见。[※注]杨奎松认为从1939年国民党开始具体策划和实施其“防共”“限共”的方针起，到1941年皖南事变结束止，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完成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策略的转变。作者指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放弃对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承认，放弃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想法，提出“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策略，无疑是决定着中国未来命运的一种重大的认识变动与策略变动。[※注]

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前后，学界出版一批关于抗战时期国共关系方面研究的学术专著，有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毛磊、范小芳主编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王功安等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概论》，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等。[※注]这些著作的出版推动了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的研究，但同时也应该指出，有些著作明显带有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中共党史写作模式的影响，习惯从概念化的政治术语和逻辑出发展开叙述，未能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去把握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内在线索。[※注]李良志的《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是这一时期成功运用中共方面的史料来研究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的代表性成果。杨书运用当时学界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原始档案资料，以国共两党为实现和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进行的秘密的、公开的谈判为线索，翔实系统地再现了十年间国共谈判的全过程，全面剖析了不同阶段两党谈判的特点，特别是对国共两党力量消长对谈判双方态度的影响作了深入的分析。[※注]李书侧重全面探讨第二次国共合作近十年间国共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该书列举了大量史实，论证了武汉沦陷后，在日本加强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的情况下，虽然蒋介石加剧了国共摩擦，共产党也多次进行反摩擦斗争，但是，“从国共关系的全局来看，两党合作抗日仍是主流”。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系统研究了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对日军进行的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指出，这些会战，规模都很大，会战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长者甚至达一年，国民党军付出重大伤亡，有些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注]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方面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国民党档案和“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档案”的陆续开放，为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的研究带来巨大转机。在此之前，中国大陆学界基本上都是利用中共方面的史料，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研究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史，对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缺少研究，从而影响到研究的准确性与客观性。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容共”》一书是大陆学界全面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结合参照共产党方面的史料，系统考察和研究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及其策略演变的代表作。作者在充分研读国共双方资料的基础上，重建了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基本线索。学界以往关于皖南事变的研究，大多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对于事变的发生，过多强调了蒋介石以及国民党方向处心积虑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作者依据国共两方最新公布的史料，客观详细地论述了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作者认为，1941年皖南事变的爆发虽然导致了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逆转，但事变本身带有一定偶然性，并不是国民党方面处心积虑精心谋划的。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对军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事变后蒋更不赞成进一步扩大事态，甚至对白崇禧的办法也一直态度犹疑。[※注]

近年来随着国共双方史料的公开出版，学界出现贯通民国史与革命史的研究取向。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在贯通国共双方的史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全过程来看，1944—1946年是国共两党关系最后的政治转型时期，其政治主题集中体现为两种国家整体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作者以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的对立作为基本历史线索，揭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政争走向战争的历史过程。[※注]1943年夏天，国共关系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共称之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已有研究关于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论述大多语焉不详，内容基本重复。邓野从抗战后期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角度，论述了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过程。作者指出，1943年4月、5月间，由于蒋判定日本即将进攻苏联，加之共产国际的解散，开始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行动计划。攻击延安的计划泄露后，蒋制裁中共的方案经历一个反复过程，从决心“肃清陕北”，最后又回到“政治解决”。作者认为，蒋的中共方针之所以在五届十一中全会前后发生如此剧烈的起伏，主要是出自蒋对当时国内国际一系列战略利益的判断与权衡。由于当时在四国协定的签署问题上有求于苏联，蒋在中共问题上不得不重新提出政治方式和平解决，以此作为与苏联的政治交换。第三次反共高潮，这场因蒋判断苏联将遭日军攻击而突发的国共政治危机，最终又因苏联的因素而逐步平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