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正如薛衔天指出：东北东邻日本，南接朝鲜，西控蒙古国，北连苏联，又是京津腹地的屏障，是远东国际矛盾的焦点。抗战后期，苏联出兵扫灭日本关东军，苏联的势力也随之进入东北。东北又集中了战后最多的日本战俘，有日本本土之外最强大的日资产业和武器储备。因此，战后东北是国共两党、美、苏四方争斗的焦点。不但关系到中国的命运，还关系到整个远东的政治格局。[※注]关于东北问题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关系的角度

从四方三国或战后国际关系的角度涉及东北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注]薛衔天指出，战后围绕东北问题，曾出现过美苏联盟牺牲中国利益；美苏各自选择远东代理人并分别支持国共；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脆弱盟约最终又关系恶化；中共全面调整对美、苏关系最终形成对苏“一边倒”政策的复杂变化过程。国共在东北的斗争，是在美苏矛盾斗争的背景下展开的。蒋介石认为美苏必战，于是将解决中共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上。而中共则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不仅利用美苏矛盾，还巧妙地利用美蒋矛盾。并且不相信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说。正是中共正确的方针策略，使它从东北这一具有特殊国际背景的地区发展和壮大自我，促使战后“三国四方”关系不断发生新的组合。[※注]郑成以旅大地区苏军《实话报》的运营为例，考察国共内战时期东北地方层面上中苏合作的特点，以及苏联驻外机构的对外宣传，进而从地方政权层面来探讨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指出，当时中共与苏联在基层的合作体制是以苏联为主导建立的，双方在行政决策和经济利益方面都不对等，但考虑到苏军占领旅大后不断承受国民政府的外交压力，此种合作体制对苏联牢固控制旅大、巩固其在远东的势力，以及改善中共在东北局势中的地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邓野认为，战后东北局势的主导力量是苏联。在战后国共两党的东北军事与战略部署中，中共明确以“独占东北”为目标，这主要是基于苏军将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三个月内撤出中国、中共又得到苏军的协助承诺。蒋介石的总体战略考虑则分为两点，一是华北；二是东北。后来因为苏军不与国民党军配合，而转为搁置东北，集中力量解决华北，同时，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引动美国卷入。而苏联既不愿国民党将美国势力引入东北、建立反苏政权，又不愿意中共独霸东北而引起内战，还是要求国共都回到谈判状态，以获取其“双重利益”。这最终导致中共对“独占东北”的方针做出调整。[※注]

（二）中共利用美苏、蒋苏矛盾，夺取东北的战略

抗战一结束，东北就成了国共争夺的战场。牛军认为，从抗战结束到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结束，美苏和国共在东北地区斗争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中共在东北获得了稳固的地位，任何力量在解决东北问题时，都不能无视中共的存在。这不仅是改变国共对峙格局的起点，也是改变战后远东地区国际格局的起点。中共在东北的崛起，对于战后国际形势和国家力量对比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维护远东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注]王钦双研究了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认为，战后苏联美苏对抗的背景下，不断调整对华政策，为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提供了有力条件。中共利用美苏矛盾提供的契机，审时度势，在1945年8月—11月上旬，苏联对中共进军东北给予有限支持时，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在1945年11月中旬到12月底，苏联调整对华政策、限制中共力量发展时，制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方针；在1946年1—5月，美蒋合流，苏联加紧支持中共的情况下，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初步实现。[※注]

刘信君从中共东北战略的角度，重新研究了东北战争中的三个重要而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第一，关于中共“独占东北”的问题。作者认为，鉴于进入东北部队发展迅速、苏军友好合作及国民党军队积极准备进攻东北的情况，中共中央曾设想全部控制东北，由原来“争取东北”的基本战略发展为“独占东北”的新战略。但是，由于国民党军的美式装备远高于中共，杜聿明采取重点进攻、各个击破的战术，使中共的有限兵力难以集中以有效抵抗国民党进攻，加之战区的群众没有充分被发动，没有可靠的根据地作为依托等原因，导致中共“独占东北”的战略计划失败。第二，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作者认为，它是在马歇尔斡旋中共、停战协议签订、政协会议召开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但是对于东北战局产生了消极影响，使根据地工作被放在了次要地位。第三，关于四平保卫战该不该打，作者认为，四平保卫战有很多缺点，如被动防御、与本溪战场配合不够、撤退时机不当等，但是它大量歼灭国军有生力量、配合了东北停战谈判，为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赢得了宝贵时间，促使中共重新确立了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使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宝贵的阵地防御战经验。因此，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注]

战后中共与苏联在旅大的关系，也是中共夺取东北战略的重要一步。[※注]根据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为自由港，旅顺为中苏两国共用的海军基地。但由于苏军进军东北后实际上控制了旅大，因此苏联因素在战后旅大的影响很大。中共则利用这一时机，与苏联合作，在旅大发展势力。这种合作，既服从于苏联的利益，也有利于中共的发展，双方的一致目标，是打消国民党接收旅大的企图。但是，当1947年中期，国民党接收计划彻底被打乱时，中共与苏军的矛盾就逐渐凸显，甚至导致党内分歧和旅大的战略地位改变。但作者认为，中共在战后旅大与苏联的交涉基本是成功的，是有利于实现其东北战略的。

（三）从国民党或国内政治全局的角度进行研究

关于东北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中共的立场出发，分析中共争夺东北胜利的原因。汪朝光、邓野等学者，则从国内政治和战略全局的角度对东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注]汪朝光认为，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政局中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东北是战后初期国共斗争和整个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关键，东北问题在战后国共双方的全盘战略部署，以及中国从和平走向战争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共迅速出兵东北，1946年1月停战令下达后，由于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导致东北战争的爆发。在马歇尔的调停下，东北暂告停战，但是美国前后不一的立场得不到国共双方的认同。综观东北停战谈判的全过程，虽然四平战役使中共对国民党原来就不多的信任更为动摇，但中共还是在谈判中做出了重要让步，以求得哪怕是短暂的和平。但国民党由于在四平战役中占了上风，心理上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不愿做出任何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使谈判未果。谈判失败即意味着战争，国、共双方对此都有充分的准备。全面内战的战火起源于东北，并因为东北停战谈判的失败而最终爆发。可见东北在战后政局中的全局性意义。[※注]

汪朝光还从国民党的角度，对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失败做出了分析。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由军事和政治决策中的失误所造成的。首先，国民党在战后的战略重点不明，并未将东北作为战略中心，没有一个与中共争夺的真正战略重点，而是急于在全国所有地区确立优势地位，四面出击，导致力量分散，顾此失彼。其次，国民党对苏联的判断失误，它希望借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完成对东北的接收，但对苏联的战略企图与利益诉求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结果苏方不仅没有帮助国民党接收，反而放任中共进入东北，而国民党不但不能设法补救，更出现对苏强硬、鼓动反苏游行等进一步刺激苏联的举动。相反，中共对苏联的判断却极为准确，即苏联会对中共进入东北寄予同情。并迅速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目标明确，行动果断，表现出高度的战略意识与主动性。再次，国民党轻率依靠武力解决中共，不在政治上做出任何让步，从军事角度而言，又没能把握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导致军事失利。最后，国民党内部缺乏协调，各行其是，官僚体制弊病丛生，外交与军事当局也缺乏彼此协调，结果军事行动受制于外交活动的因循敷衍，外交活动又被军事行动所牵制。[※注]

对于战后东北问题和对苏外交，汪朝光也从国民党自身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国民党内部对这一问题有着尖锐的分歧。他指出，国民党内部本来就有着复杂的派系关系，中苏双方在东北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使党内呈现出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分野。其中以CC系、黄埔系及若干坚持反共立场之高级官员为强硬派中坚，而以政学系、英美系及若干与蒋接近之高级官员为温和派代表。对东北接收问题的僵持不下及对苏外交的失败，使强硬派早有不满。对主其事者——外交部长王世杰、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政学系骨干，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各派系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这些论争中有明显的派系之争和个人情绪发泄，不利于凝聚共识，做出合理适当的对苏外交及解决东北问题的决策。争执的结果，使国民党对苏天平发生偏转，相关决策失去了应有的弹性而更趋僵化，使苏联对国民党疑虑大增，更不利于其接收东北。[※注]

（四）关于四平战役

1946年4—5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在四平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战斗，最终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进而撤出长春，退到松花江以北而告终。学术界普遍认为，此战不但对国共两党争夺东北，也对国共两党的战略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刘喜发认为，四平保卫战是解放战争时期时局发展的枢纽。这场战役让中共军队开始扎扎实实贯彻“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而国民党军在进入四平之后，普遍陷入盲目乐观状态，由此大大加速了发动全面内战的步伐。由此也加快了国民党政权走上覆亡的步伐。[※注]邓野认为，四平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由于战后东北政局中，国、共、苏三足鼎立、互相牵制、互相制约的复杂局面，使东北问题具有外交和内政双重性质，未能同步被纳入战后中国政治的一般进程，处于一种既不停战又不谈判且无人能够出面调停的局面。苏联撤军后，东北问题失控，国共两党在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上形成两个矛盾焦点，双方都需要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以将政局发展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四平决战是在这种政治要求下爆发的，它通过局部性的军事决战方式，体现全局性的政治决战意图。因此是国共战争史中一次特殊的战例。[※注]

杨奎松认为，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国共两党在东北四平进行的大规模会战，是国共两党抗战结束后军事较量的第一个重大回合。这场较量的结果，中共以损失上万人的代价，被迫弃守四平街和本想立为“首都”的东北重镇长春市，仓促跨过松花江，撤至北满，且一度做好了被穷追时弃守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大城市，退往农村的打算。但蒋介石6月6日一纸休战令，使中共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并得以割据北满。四平之战虽以中共失利告终，却因美国干预和中共南满作战的牵制，没有给国民党独霸东北的机会，反而由于蒋介石坚持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促使苏方和中共内部都强烈主张对蒋报复。很快，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就东山再起，转入攻势，不仅国共在东北胜负易手，而且直接影响了此后整个国共内战的结局。作者指出，无论是毛泽东冒险守四平，还是蒋介石不敢挥师北上乘胜追击，都是受到他们当时所了解的敌我兵力状况和纷至沓来的种种情报影响所决定的。同时，他们的决定，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共两党内部多数人的判断和心理，并非二人独断专行的结果。作者对四平之战的经过及蒋介石、毛泽东决策的复杂背景都作了更为深入详尽的分析。[※注]

（五）战后中苏经济合作交涉

关于战后中苏经济合作与交涉，近十几年来开始受到学者关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薛衔天、汪朝光、邓野等学者，对此问题都进行过研究。邓野指出，所谓经济合作，简言之，就是苏联将日本在东北的产业视为苏军战利品，要求作为苏联产业与中方合作经营。而中方则认为，东北的日资产业，应作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归中国所有。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论争和交涉。邓野研究了国民党内部相关要人如宋子文、王世杰、张嘉璈、蒋经国等人对中苏经济合作的意见和分歧。当苏联提出双方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时，张嘉璈、蒋经国表示赞成，宋子文、王世杰则持反对态度。蒋介石倾向于王世杰的方案，即先接收，再谈经济合作。这使接收问题陷入僵局。蒋经国为此特地访苏与斯大林谈判，结果一无所获。这再次说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是国家利益至上，是通过国共双方来获取双重利益。[※注]

蒋清宏分析了中苏经济合作交涉的谈判过程和中、美、苏三国的博弈，认为这次中苏经济合作交涉的结果是一种“双败”局面：苏联方面失去了在东北获得经济统治的机会，从而在与美国争夺东北亚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国民政府方面失去了接收东北的最佳时机，导致在与中共的较量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事实上，在谈判开始之前，苏军已经对东北的工矿业进行了大肆拆迁，70%—80%的东北工矿业机器设备已被苏联运走，随即苏联又以经济合作为名，试图控制东北地区的经济，进而控制东北地区的政治。从政治上讲，苏联提出中苏经济合作，是在与美国争夺东北亚地区的控制权。而从其对东北生产力的破坏而言，客观上延缓了东北的经济恢复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东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进而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注]

汪朝光认为，日本投降后，在东北留下的这笔庞大的日资产业，对于尚不发达的中国重工业而言非常重要，而且这些资产是日本军国主义剥削压榨中国人民所得，在日本投降后理应归中国接收。苏联强占所谓战利品并要求经济合作，既无法理依据，又缺乏道德立场，且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国民政府的拒绝理所应当。但是，国民党在战后东北处于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与维护党派利益的两难之中。苏联不但不帮助国民党接收东北，甚至还拒绝其军队在大连、丹东、营口等港口登陆，对其接收东北设置重重障碍。相反，中共军队却迅速进入东北并扩大势力范围，构成国民党恢复东北统治的严重威胁。经济合作问题是苏联全盘战略的一部分，所以简单的拒绝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增加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厌恶感，不利于其接收东北并确立在东北的统治地位。随后美国的插手，使问题更趋复杂化。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高度平衡的政治战略与外交战术。但国民党的对苏经济交涉与其战后东北决策一样，始终缺乏明确目标及全盘战略和具体战术设计，被动应对，徘徊在谈与不谈之间，前方谈判者与后方负责者对于问题的看法又不一致，意见分歧，互相攻讦，每一决策唯赖最高当局，而决策之际，又为党内主导舆论所束缚，最终导致交涉失败。[※注]

中苏经济合作受阻，苏军将东北工矿的机械设备大量拆卸搬运回国，引起了国内舆论的不满。加之1946年2月1日苏军撤离的最后期限，苏军并无撤退动向，加之2月11日雅尔塔密约公布等多种消息的共同刺激，2月16日，重庆一些东北籍人士举行了反苏游行，六天后的2月22日，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为首的重庆20余所大中学校两万多名学生投入到反苏游行之中，喊出苏军立即退出东北、苏联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等口号。随后又引发了北平、上海、南京、昆明、郑州等地的学生游行，西南联大百余名教授亦联名发表宣言，要求苏联撤军、归还工厂设备等。邓野认为，这次反苏游行，既是政治问题，又是民族问题。当时这两种性质的问题搅和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反苏游行的政治后果有两点：第一，它使政协会议的焦点问题——改组政府问题转移为东北问题；第二，借助这股反苏反共的社会力量，国民党内本来就存在的右翼不满情绪更加激动起来。而以上两个后果，直接体现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并促成了国共最终分裂的政治后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