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和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活跃于政治舞台，是战后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战后风靡一时的民主化浪潮和党派政治重新组合的形势，为中国政治迈向多元化和民主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又给民主党派带来莫大的鼓舞，促使他们投入政治之中，期待自己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而影响中国的政局与前途。中间路线即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政治概念。它代表了一批既反对中共和共产主义，又不认同国民党一党独裁体制的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1946年张东荪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中将他们的政治主张表述为：“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审核主义。”[※注]接着，施存统又在1947年3月和5月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和《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进一步界定了中间路线的内涵，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并亲美苏”。随后，又有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文章拥护和解释中间路线，例如梁崇辅的《什么是中间路线》、孙宝毅的《何谓中间路线》等。所谓中间路线的内涵，简言之，就是多党合作、阶级调和、既非资本主义道路又非共产主义、融合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从新中国成立初至20世纪80年代前，学术界对于中间路线，持激进的批判否定态度。1950年联合图书出版社出版题为《中间路线为什么走不通》的小册子，将中间路线批判为“假和平的阴谋”[※注]。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辑《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批判了从胡适之、蔡元培到战后的一切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温和路线。[※注]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民主党派和中间路线的研究，对于中间路线的评价，也从单纯批判其改良路线和资产阶级性质，转为将中间路线作为一种政治路线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来评价。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仍有学者强调：“中间路线在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指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派和一部分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张，极力通过议会改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注]，“从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孵化出来的一部分坚持中间路线的社会力量，企图把这个幻想付诸实施，但无一不是碰得头破血流。中间路线的最后破产，敲响了资本主义道路的丧钟。”[※注]但这种视角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渐渐淡出历史研究的主流。

（一）对中间路线从否定到肯定

史学界对于中间路线的评价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折射出的是整个思想界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反思的日益调整和深化。1986年《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顾关林的《论中间派的历史性转折》，该文认为，在1948年5月，随着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拥护中共，在5月1日发布之《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这表明“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派主流已经彻底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抛弃了‘中立’的‘第三者’立场，承认并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是战后中间党派的“历史性转折”[※注]。1987年沙健孙发表《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一文，分析认为中间路线在本质上，是一种“十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它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以英美为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没有把农民放在自己视野的中心，它企图通过改良主义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不承认人民革命战争的必要性，最终必然走向破产。但是，作者同时提出，中间路线具有它的“两重性”，它在不同的形势下会起到不同的历史作用。虽然它的总体方案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害的，但“也不能简单地把鼓吹中间路线的人们一律视为国民党的帮闲。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也还是真诚地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希望中国推行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他们井没有为国民党帮忙这种不好的政治动机”，并且在遭到反动势力镇压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走向革命阵营。[※注]

比较早的肯定战后中国民主党派与中间路线积极作用的研究，如田武恩的《试述我国民主党派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贡献》，该文充分肯定战后几年民主党派的空前发展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大意义。[※注]又如曲青山、田常春的《论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主同盟与中间路线》，文章将民盟的政治路线视为中间路线，考察了其之所以产生的历史原因，充分肯定了中间路线的历史意义，认为它：第一，适合解放战争战略反攻以前我党对敌斗争的策略需要；第二，在国共斗争胜负未卜的情况下，民主党派的中间路线可以尽可能多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第三，中间路线是蒋介石独裁的障碍。[※注]左双文的《战后中间路线政治主张述评》，专注于探讨中间党派提出的民主、法制、政治开放、政治廉洁、舆论监督、政治非武装化等主张，认为这些主张既非英美式，又非苏联式，反对美国侵华援蒋，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明显同情中共。他们已经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损害政治民主表示失望，主张学习苏联计划经济、反对官僚垄断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发展民族工商业，这都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纲领相近，不能说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注]

徐山平、赵凌宇在90年代中期发表的《战后中间道路评议》一文中，则明确表达了对于中间路线同情、理解的态度，认为：中间道路是一种主观愿望、治国方策，它既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又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希望建立一个既不属于前者又不属于后者的融合美国政治与苏联经济的民主自由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中间道路和中间党派的研究失之偏颇，肯定少、否定多，这是不公平的。首先，抗战胜利后的世界潮流、国内形势和民心所向，都为中间道路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环境。在国共武力对峙的形势下，唯一可能恢复协作路线、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种种改革的道路就是中间路线。要走上这条道路，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派存在。其次，作为一种建国理论和治国方略，中间路线的内容非常丰富，其政治理论的核心是人民自由、政治民主，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实行多党政治、三权分立；军事主张的核心是军队国家化；经济主张是发展民族工业，振兴农村经济，保护劳动，改革土地制度，用经济的民主充实政治的民主，建设独立富强的中国。但是在实力决定命运、武力决定政局的战后中国政治格局中，中间党派既无实力，又不能发动农民、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它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受到国共斗争的制约，无法独立发展，因此也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注]

随着肯定中间道路的观点日益增多，史学界对民主党派、第三势力、中间路线的研究也日益向客观、深入的方向发展。[※注]汪朝光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中间党派的政治抉择》一文认为，战后兴起的中间党派，试图以和平方式调和国共关系，为中国打开和平独立自由民主道路，但是在战后中国的现实环境中，他们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他们对于西方政治民主加苏联计划经济带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设想是肤浅的空想。他们坚持的自由主义理念与国共武力相争的现实之间形成巨大反差。中间党派之所以能在战后一度活跃，其实取决于国共两党的态度。由于国内外形势所迫，在战后中国，政治斗争一度代替武装斗争成为国共斗争的焦点，国共双方都需要扩大政治支持，因而为中间党派提供了活动空间，提高了中间党派的地位。而中共和中间党派都需要向国民党以争民主的方式争政治参与权，故而双方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但是，随着国共全面内战重启，1946年早春开启的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渐成强弩之末，以自由民主为依归的中间党派，便在国共的武力相争中进退失据，最终只能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被迫作出非左即右的抉择。[※注]

（二）知识分子研究与自由主义视角

近十几年来，有些学者开始注意自由主义与中间路线的关系，并从中国自由主义的角度，用中间路线的概念来论述战后历史大转折中自由主义者对于建设一个新国家的理论思考和政治实践。例如卫春回在《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与“中间道路”研究（1945—1949）》一书中提出，抗战胜利后特殊的民主建国历史契机，为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提供了大好的发展空间，使他们宣传理想和渴望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一方面通过创办报刊等舆论手段针砭时弊、抨击时政；另一方面直接组党参政，形成国共两党之外颇有影响的政治势力，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格局中引人注目的“第三种力量”。战后这几年是自由主义者充分传播其思想文化理念，并试图付诸实践极为活跃的一个时期。因此，作者将思想史研究与政治史研究相结合，从思想观念、公众舆论和政治运动三个层面，系统考察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理论、主张和实践，从中国自由主义主体性的角度，叙述了战后这个历史大转折年代中，自由主义者的建国理念和政治实践。[※注]

林建华的《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一书，则更加明确地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自由主义与中间路线的伴生关系。甚至“可以说中间路线就是自由主义的‘别称’”。作者从两方面论述了自由主义与中间路线的联系。第一，自由主义是中间派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是中间路线产生的思想基础；第二，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主义者，二者实际上是“名异而实同”。[※注]这一观点未必能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仅仅代表了一种关于战后中间路线的研究观点。李庆华在《抗战结束后中国自由主义政党意识形态研究——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中心》一文中，将民盟看成中国自由主义政党的代表，从民盟的建国理论和如何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如何制定宪法、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如何实行政党政治等理论出发，叙述民盟的政治纲领，并认为，民盟的自由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在民国意识形态格局上取得了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相颉颃的地位。[※注]还有学者研究民盟的人权思想，研究民盟与中国的宪政运动，并认为，民盟对于宪政的探索与实践，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遗产。[※注]

许纪霖擅长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研究中国政治，其《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一书，以黄炎培和张君劢为个案，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沉重历史使命和艰辛的心路历程。其中第四章“从独立到依归：不可违抗的必由之路（1945—1949）”，描述了在战后国共两党从尝试合作到走向武力对抗的过程中，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从幻想以一支和平的、在野的、改良的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取得一席之地，到这一第三条道路的希望最终幻灭，张君劢、黄炎培所代表的中间党派，不得不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历史过程。[※注]同样是知识分子视角，魏宏运则从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的角度，探讨战后中国政治变化的因素。在《1948年12月国共争夺知识分子的搏斗》一文中，魏宏运指出，一个政权的生存，知识分子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到1948年冬天，南京政府已觉察到平津难以坚守，幻想隔江而治，守住长江以南的大片江山，于是策划将平津高等著名国立院校迁到南京等地，国共对知识分子的争夺战亦随着“护校”和“不南迁”的斗争而展开。最终，在这场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中，广大知识界和南京国民政府渐行渐远。这些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从另一个角度呈现了战后政治格局的演变。还有学者认为，民主党派在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争夺，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民主党派这一政治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实现其政治抱负，同时，民主党派又因知识精英的良知和忧患意识，而显示出自身的特点及风貌。知识分子具有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能积极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诉求，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这正是民主党派的重要特征。[※注]

（三）民盟和民主党派

在战后中国的政治转型中，民主党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短暂时间里，也曾对民主党派给予过高度评价，例如1951年1月24日的《人民日报》曾发表《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前进》的社论，指出：“各民主党派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曾参加过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运动，并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合作奋斗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才在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增强了人民阵营，加速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这一前提下，民主党派研究得以开展。至1957年反右斗争前，先后整理出版《民盟文献》《中国致公党文件汇辑》《民建会八周年》等资料与论著。[※注]之后，随着政治环境日益“左”倾，对民主党派的研究也陷入停顿，至20世纪80年代后，又逐渐受到重视，研究也日益走向深入，出版了一系列《中国民主党派史》《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等研究论著和资料选辑，其中都有专章论述介绍抗战胜利后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建国主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与国际势力的关系，以及关于中间路线的论争等。[※注]还有一些通史类著作和资料集，如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蔡尚思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等书中，对战后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和思想也有介绍。此外，一些著名的民主党派领袖和民主人士也受到研究者关注，如张东荪、张君劢、梁漱溟、施存统、黄炎培、胡适等，相关文集和回忆录等史料的出版也为研究提供了基础。[※注]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最初是由三党三派（第三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组成的松散政治联盟，称为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原国家社会党）从民盟中分离，形成战后的中国民主同盟。它是国共两党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势力，素有第三党之称。在关于战后民主党派和第三势力的研究中，民盟也是研究热点之一。[※注]其中，关于民盟的政治纲领、组织演变，民盟的性质及历史定位，民盟与中共的关系等问题，是长期以来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注]关于民盟的政策主张和政治纲领的争论，主要围绕民盟是否主张过“第三条道路”或是否存在一条“中间路线”的问题。今天的学者大都认为，民盟的政策主张和纲领就是“中间路线”乃至自由主义政党意识形态的代表，只是由于历史环境和其自身的局限，这一政治主张最终无法成为现实。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则有学者根本否认战后的民盟提出过“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认为它的政治主张和活动，完全是配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民盟的政治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他们是自觉跟着中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存在所谓的中间路线。[※注]还有学者认为，民盟的政治纲领，主要是旧民主主义的，但也带有新民主主义的色彩。[※注]也有学者认为，民盟曾经主张中间道路，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关键首先在于，怎样评价中间路线；其次，经过残酷的历史教训，民盟最终放弃了中间道路，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注]很多研究民盟与中共关系、民盟政治态度的转变、民盟性质转变的论文，也持上述观点。[※注]

关于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的关系及在战后政治格局中的活动与影响，刘大禹、王球云认为，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是民盟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他们曾力促政协会议早日召开，在会前有充分的准备实现其民主政治理念，会议进行中又能在国共之间左右逢源，促成了五大决议的通过。然而政协决议缺乏实施保障与约束的机制，这导致民盟的政治参与遭受挫折。[※注]这两位学者还围绕“制宪国大”的召开，研究了民盟和国民党的关系。指出，在政协会议通过五项决议之后，民盟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积极呼吁和平建国，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改组政府。但是，国民党内对政协决议普遍不满，试图突破政协决议，召开“制宪国大”，对民盟采取了拉拢与分化政策，迫民盟参加“国大”，导致民盟内部分裂。最终，民盟经过艰难抉择，抵制了“制宪国大”，此后与国民党更加疏离，与中共更加接近。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疏离，细化了民盟与国民党关系的研究。

1946年7月发生的“李闻惨案”是战后中国政治史中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的著名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均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惨案发生后，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从自身立场出发，对事件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和反应。闻黎明的《李闻惨案之善后》一文，对于惨案初期各方有关事件性质的论争、责任追究中不同力量的博弈、国内外舆论对美国援华政策的影响，以及蒋介石处置方针的形成与实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和梳理，指出：中共和民主同盟围绕李闻惨案对国民党进行的斗争，是战后中国民主与反民主两大政治阵营的交锋。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这一事件，先是使用各种伎俩淡化事态、转移目标，继而又企图嫁祸于中共和龙云集团，但中共和昆明民主人士的斗争和美国的介入，使蒋介石不得不审慎对待，公审处决凶手，革封疆大吏之职，这在国民党大陆统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如此，“李闻惨案”对国民党的打击仍是不言而喻的。它在国内引起全国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责难和不满，在国外引起美国众多学府著名教授的联名抗议，要求干涉中国内政，断绝对中国的任何援助。正在调处国共纠纷的马歇尔将军也对蒋介石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李闻惨案对战后国民党统治造成的影响，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不同社会矛盾在战后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演变。[※注]

※ ※ ※

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战后国民政府与国共斗争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视角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经历了深刻的转变。统观60余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以下几种研究趋势。

第一，政治史研究受到社会史、新文化史、政治学等多学科视野与方法的影响，开始面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总体脉络，理解政治变迁并试图从具体的实证研究，升华出对某一时段政治主题或历史趋势的认识与把握。

第二，政治史研究中围绕某一个重要年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大历史转变进行探讨的“年份史”研究，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对于战后四年，每个年份都有一些重要事件被学者特别讨论研究。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论述了1948年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巨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不同选择。刘统的《中国的1948：两种命运的决战》，描述了1948年这国共“决战”的一年里，整个中国从战场到后方，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到经济，从舆论到思想，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三，国际视野的引入和政治、社会、经济综合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际势力对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海外文献受到重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视角的研究受到重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战术、国民政府的统治、国民党领导人的思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战后的政策调整等都有优秀的成果问世。

第四，在抗战结束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短短四五年时间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个时代的政治史研究，必将持续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在未来取得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