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中华民国的创立者，20世纪享誉世界的中国伟人。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初。早在1903年，黄中黄（章士钊）就撰写了《大革命家孙逸仙》，此后有关孙中山的书籍不断刊行，到20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一大批有关孙中山的书籍问世。据不完全统计，有关孙中山的传记、年谱等，就达四十多种，若加上有关三民主义及各种文集、信札、翰墨、图册、回忆录等，数量颇多。当然，这些书籍多半属于史实记述，以记录孙中山的生平事迹为主，缺乏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无疑，这些论著为1949年以后的孙中山研究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1949年以后的孙中山研究，虽然也几经曲折，但总体上讲，是不断深入、发展的，可堪称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显学”。故此，不时有学者对其进行学术回顾与总结。[※注]大体而言，1949年以后六十年中国大陆的孙中山研究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9年前后。

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1956年，在孙中山诞辰90年之际，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高度赞扬了孙中山生前的丰功伟绩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由此也激发了学界对孙中山研究的兴趣。《孙中山选集》和《辛亥革命》资料八册在1956年、1957年相继出版。五年之后，即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研究会召开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等资料出版发行，推动了以孙中山为核心人物的辛亥革命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中国大陆发表有关孙中山的研究论文近200篇，并有一些专著出版发行，如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注]王学华的《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注]

纵观而论，这一阶段有关孙中山研究主要集中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早期思想与活动。李时岳在《孙中山的道路》一文中，[※注]就指出兴中会成立及革命纲领的提出，是孙中山“革命活动开始”；陈锡祺在《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活动》一文中，[※注]认为孙中山要求革新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虽含有改良主义的成分，但已脱离改良主义的范畴，产生了革命的要求”；段云章在《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一文中，[※注]则认为1895年以前孙中山思想成分中改良思想仍然是主要的；秦如藩在《二十世纪前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一文中，[※注]认为直到1900年惠州起义时，孙中山思想中的“革命因素才处于压倒性的主体地位”。

其二，三民主义思想。这一时期，学者撰写的论著中一般都赞成毛泽东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评价，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可分为旧、新三民主义两个阶段。关于民族主义，在侯外庐主编的、影响广泛的《中国思想史纲》中，就认为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民族压迫的社会条件中产生”，反映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要求。[※注]不少学者探讨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反满”问题，认为其含有一定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这使得其民族革命具有浓厚的种族革命色彩，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反满”“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注]。关于民权主义，讨论多集中于建国程序论、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等问题上，学者们在肯定民权主义作用的同时，也运用阶级分析等方法讨论其局限性。如李光灿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一文中，[※注]就认为建国程序论、权能分开，是英雄创造历史而人民群众只能盲从的唯心主义观点，五权宪法实际上也不能补救三权分立之弊端。关于民生主义，很多学者对其内容进行讨论，不少学者探讨民生主义的思想渊源，例如，李泽厚在《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一文中，[※注]就认为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土地纲领和20世纪90年代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思想渊源；亨利·乔治的“社会主义”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办法，同时马克思主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也有影响。民生主义也有新、旧之分。关于新民生主义，作者指出，“把发展中国经济问题归结为必须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问题，前期游离不定的‘耕者有其田’的急进主张，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确定下来，并变为具体的政纲了”。

其三，哲学思想。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论述孙中山哲学思想问题时，就指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注]或许是受此影响，当时研究者都注意到孙中山哲学思想问题，且多半认识到孙中山哲学思想的复杂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话语中，学者们几乎都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加以衡量。侯外庐在《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同政治思想的联系》一文中，[※注]认为其“紧紧接近于唯物主义，虽有唯心主义的成分，毕竟是次要的。”杨正典在《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一文中，[※注]则认为其“对于物质是肯定的，而对于精神则强调得更多一些”，是“动摇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

从1949年至1966年的孙中山研究，大体而言，呈现以下特点：基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实证研究不多；研究以定性为主，缺乏量化研究；成果多为粗线条的，大致勾勒了孙中山一生的轮廓；歌颂了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立下的丰功伟绩，但缺乏扎实、细化的研究成果；关于孙中山的史料挖掘与整理尚待推进。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其他学术课题一样，孙中山研究也基本陷入停顿。

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孙中山研究的复苏与发展时期，可视为第二阶段。1979年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1981年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讨论会”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推动了孙中山研究的复苏。20世纪80年代，孙中山研究热度继续上升，1985年的“回顾与展望——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总结了30多年来孙中山研究的现状，对深入研究提出建议，可谓孙中山研究历程中一个里程碑。1986年的“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国际学术讨论会”，论题广泛，专题研究亦较多，且采用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使一些理论问题得以突破或深化。1990年的“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实现了两岸学者面对面交流的历史性突破，在共同的主题下，两岸学者求同存异，相互切磋孙中山研究。

近代史学工作者普遍意识到，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故必须把整理出版孙中山的著作和有关研究资料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这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整理、编辑、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注]这部全集在此前各种版本的基础上，从广泛收集孙中山的著作材料着手，包括：进一步发掘散落于各种报纸杂志上的孙中山著作，搜集分藏于各地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私人手中的孙中山未刊书札、批件、墨迹，将一些用英、日、法、俄等文撰写或记录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等。在体例编排、底本选择、考证辨伪、文字校勘、标题、注释等方面，都经过精心的斟酌。《孙中山全集》的出版发行，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该全集依然是孙中山研究中无法替代的权威资料。加上稍后出版的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的《孙中山集外集》，[※注]和郝盛潮主编的《孙中山集外集补编》，[※注]共同构成了孙中山研究的基本史料。

除此之外，其他有关孙中山的史料也陆续结集出版。各地政协文史机构出版了大量有关孙中山的史料，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在这方面贡献突出，出版发行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注]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主编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也出版发行。[※注]一些调查访问资料也相继面世，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黄彦、李伯新的《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注]早在20世纪50年代，黄、李等人就在孙中山故里翠亨村，在中山、珠海、顺德等地的乡镇，在澳门，访问数十位了解孙中山早期事迹的老人，对孙中山诞生前后的翠亨村情况、孙家早年贫苦的家庭状况及后来向华侨资本家家庭转变过程，孙在翠亨村的童年生活、两度去檀香山的经历，孙在香港和广州等地求学行医等问题，提供了许多原先不为人知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与孙中山有关的海外史料也被翻译成中文，如俞辛焞、王振锁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外务省档案编译的《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注]包括孙中山赴日与日本政府的对策；准备第三次革命；孙中山与日本军部、财界、政界的关系；革命党人办的三所学校；中华革命党；革命党人在国内各地的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革命党人的活动；日本预备役军人参与革命党活动；革命党人在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和袁世凯称帝时期的活动等内容，为了解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此外，全国和地方性的孙中山研究学会也陆续成立，推动了孙中山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学术活动的开展。

这一时期，孙中山年谱、传记、专著相继问世。魏宏运编著的《孙中山年谱》，[※注]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的《孙中山年谱》，[※注]尚明轩的《孙中山传》，[※注]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注]李时岳、赵矢元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注]肖万源的《孙中山哲学思想》，[※注]韦杰廷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注]王志光的《孙中山的反帝思想》，[※注]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注]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注]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册，[※注]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注]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注]张江明主编的《孙中山哲学研究》，[※注]刘枫、曹均伟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研究》，[※注]《孙中山军事思想与实践》编写组编：《孙中山军事思想与实践》，[※注]韦杰廷的《孙中山民生主义新探》，[※注]乔丛启的《孙中山法律思想体系研究》，[※注]等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的《孙中山和他的时代》，[※注]该书是会议论文集，收入论文109篇，围绕“孙中山和他的时代”这个主题，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涵盖了孙中山与政治、经济、军事及国际关系等诸多问题，在孙中山研究史上影响深远；针对学界尚无一部正式出版的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总目，苏爱荣、刘永为编成《孙中山研究总目》一书，[※注]收集了1900年至1988年3月国内外出版或发表的孙中山著作及其研究论著，全书分为五编：孙中山著作目录、孙中山研究图书目录、孙中山研究论文目录、台湾香港地区孙中山研究目录、孙中山研究外文目录，无疑，该书是研究孙中山的重要工具书；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注]根据国内外大量已经刊布和未曾发表的孙中山著述和有关档案材料，经过认真鉴别考订，全面、系统、详细地记述孙中山的生平思想、言论和革命实践活动，可谓1949年以来最完备的一部孙中山年谱。这些论著均反映孙中山研究的新进展。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论文大量刊发，研究较前广泛、具体、细致、深入。

综观此时期的孙中山研究，除了在三民主义、哲学思想等老议题领域继续推进外，还表现在许多新专题的拓展，其中相对论述较多的有以下若干问题：

第一，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等人对武昌起义的爆发和整个革命的到来缺乏应有的思想与组织准备。[※注]也有学者认为，孙中山还对武昌起义有过重要的指导作用，指出：辛亥革命中孙中山还被“当作革命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群众和组织群众”，孙中山的思想、同盟会的纲领与方略对武昌起义有过指导作用。[※注]对于辛亥革命后对北洋派的妥协，学者们也有热烈的讨论。金冲及、胡绳武在探讨妥协原因时，注意到了客观原因，指出：“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力量之间的对比，即革命的力量过于弱小，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所决定的”。[※注]不少学者注意到妥协的主观因素，认为是孙中山错误地“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方针。[※注]陈锡祺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注]吴雁南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注]以及稍后出版的沈渭滨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注]均讨论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活动及其伟大作用。

第二，孙中山与历次反北洋斗争。多数学者都肯定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中的作用，认为孙中山是“二次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注]；其斗争是“保卫辛亥革命成果，抵抗北洋军阀反革命暴力的义战”[※注]。反北洋运动中的中华革命党时期，王杰在《中华革命党论略》一文中，认为该党是革命低潮时的反袁旗帜，同时又指出其不足：纲领方面，缺乏号召力；党务方面，未能广泛地团结同盟军；军事方面，没有依靠和发动群众，是一个“秘密结社性质”的“排他性”团体。[※注]关于孙中山在护国运动中的活动与作用，谢本书等人在《护国运动史》一书中有所论述，[※注]指出：“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是护国运动中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但也指出，因其军事力量有限，“没有能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认为孙中山是护国运动中的“配角”，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取得了反袁世凯的领导地位”[※注]。对于护法运动，也有不少论著面世，多半肯定孙中山揭举护法旗帜的重要意义，其维护了“主权在民”原则，反对军阀割据和混战；另外，也对孙中山与陈炯明、唐继尧、陆荣廷、段祺瑞、张作霖等人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很多学者指出，孙中山对军阀的认识，经历了由认识不清到逐渐认识，进而清醒认识的变化过程。他与军阀的合作，有幻想的成分，也有策略运用的成分，越到后期，幻想成分越少，策略运用的成分越占主要地位。与共产党合作后，孙中山提出打倒军阀及其后台帝国主义的主张，反映了他的彻底觉醒。[※注]一些学者以西南军阀为研究个案，指出孙中山经历过多次的反复与挫折，才逐渐抛弃了对西南军阀的合作幻想，转而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和新生力量。[※注]

第三，国民党一大与国共合作。这一时期，学者普遍认为此乃孙中山晚年的伟大转变，一般都赞扬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认为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推进国共合作，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开创新的革命局面，采取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战略决策。[※注]关于三大政策的提出及概念的形成问题，不少学者有所讨论。林家有、周兴樑认为：三大政策一方面是“受各被压迫阶级民主联合战线形成的必然趋势所激发”，另一方面“受新时代潮流所促动”[※注]。黄彦在考察孙中山制定“一大”宣言的过程后，认为“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件事都是确认了的”，但“并没有把这三者联成一个整体，概括为‘三大政策’予以宣布”，“这种概括工作是由共产党人完成的”[※注]。鲁振祥认为，三大政策的形成“包含着国民党人探讨的成分”[※注]。

第四，亚洲观与国际观。陈锡祺在《孙中山亚洲观论纲》一文中，[※注]认为孙中山的亚洲观包含以下内容：亚洲的复兴是必然趋势；振兴亚洲是亚洲人的责任；解决中国问题是复兴亚洲的第一步；特别注重“中日合作”“中日联盟”。关于孙中山备受争议的“大亚洲主义”，有学者认为其是“孙文学说关于东西方文化和亚洲问题的总纲”，实质上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矛盾、冲突和斗争问题”[※注]。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遗产，既有积极意义又带消极意义”，其是孙中山兴亚思想的核心，有别于日本国权主义者的观点。[※注]关于孙中山的国际观，桑兵在《试论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亚洲观》一文中，认为其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思想上以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导向；策略上以争取列强不干涉乃至支持中国革命为重心；行动上以寻求列强物质援助为重点，这种强国中心取向是为中国革命争取最大便利，并有助于世界上一切民族的独立解放，孙中山始终坚持两条原则：利用强权以打破强权；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注]

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孙中山研究，大体呈现如下特点：研究方法有所更新，既有系统的历史分析，又兼具比较视角；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不少专题研究有所深化；学术论著面世规模很大，大批专著出版，大量论文发表；与改革开放后总体的社会氛围相适应，学术氛围也较为宽松，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相互切磋，部分吸收了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9年前后，是孙中山研究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孙中山研究一方面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深入、拓展；另一方面不再如此前那般热闹，逐渐回归学术常态。

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等问题可谓孙中山研究中的老课题，在这一阶段对此都有新讨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基础上，杨天石在《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一文中，对“三大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细致考察与阐述，认为：“在孙中山著作和国民党‘一大’文件中，确实没有‘三大政策’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所包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又确实都来源于孙中山，是在特定环境下，从特定角度对于孙中山思想和主张的一个比较精炼的概括。”作者指出：“三大政策”这一概念形成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底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其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策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概括”，应该承认，所概括的三个方面确实都来自孙中山，不是赝品；也应该承认，三个政策均为孙中山晚年新增，而为前期、中期所无，反映出孙中山晚年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新发展。作者还认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作出这一概括时有一个从“二”到“三”的发展过程，其最初的目的是反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后来则是为了反对蒋介石等人。[※注]通过上述论述，杨天石肯定了“三大政策”确实是孙中山的思想。

孙中山与日本、共产国际等关系问题也是老课题，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研究。俞辛焞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注]和李吉奎的《孙中山与日本》，[※注]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品，两书大体上按时间先后顺序研究了孙中山与日本各界人士的关系。李著指出孙中山与日本在合作的同时，目的则大相径庭，“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期待日本援助，是利用外援以达到革命目标，而日本方面，尤其是军部和浪人，无疑是妄图利用他们的被支持者，达到对华扩张的野心”。俞著也指出：孙中山与日本的“根本目的始终是对立的。但是，两者在部分问题利害上有时又暂时一致，即两者为实现各自的目的，其手段和方法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时一致。”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孙中山在寻求政治盟友时，在政治上呈现出诸多理想主义，但在实践中又常常表现出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关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方面，李玉贞在《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专著中，[※注]根据丰富的中外史料，细致考察了孙中山与苏俄、共产国际关系的产生、曲折、发展的全过程，不乏创见。

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就开始运用现代化（近代化）理论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变迁，这一理论也被运用于孙中山研究中，到20世纪90年代延续下来。1996年，在广东召开“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结集出版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是这一主题成果的体现。[※注]有的与会学者指出，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近代化思想，既表现出与欧美各国近代化常轨“从同”，又包含在社会发展上迎头赶上但避免其弊病的“超越”思想。有的学者强调孙中山近代化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挣破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是前提；实业化构成方案中心；民主政治等同于杠杆；科学、教育和文化当是必要条件；正确的文化取向则是关于思想导向、精神动力和智力依托的重要关键”，近代化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还有学者指出，孙中山的一生的革命活动和斗争都是“围绕着民族解放与发展生产、实现近代化这两个宗旨去进行的”，其近代化思想“是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中最先进的，没有或很少有人超过他”。在现代化主题下，一些专书也相继问世，如林家有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注]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学者继续探讨这一主题，如黄德智主编的《孙中山、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注]王业兴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研究》，[※注]等等。

孙中山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课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不少学者就论述此问题。关于孙中山中西文化观的构成特点，陈旭麓将其归纳为“因袭”“规抚”与“创获”，认为孙中山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没有完全脱离“中体西用”的窠臼。章开沅认为，孙中山对传统文化存在一个从“离异”到“回归”的变化历程。[※注]20世纪90年代，在此前的基础上又有所推进。一些学者指出，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前后差异很大：辛亥前后，主张汲取西方近代文化，以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改造；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则提倡恢复和弘扬民族文化。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既不是完全离异传统的全盘西化者，也不是单纯固守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孙中山晚年有向传统文化“回归”倾向也有失偏颇。[※注]王垒在《传统儒学与孙中山对民族文化素质的认识》一文中，认为孙中山在近代文化变革中基本还停留在主张采纳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制度这一层面，缺乏对以个性原则为基础的近代思想学说这一更深层次的精神文化的汲取。[※注]桑兵在《孙中山与传统文化三题》一文中[※注]指出，孙中山长期客居海外，这决定孙所理解的主要是经西方文化“过滤”后的传统文化；孙中山一生对待传统文化既有一以贯之的坚信，又有因时而变的权通，这种态度使孙中山与反传统主义及文化保守主义区别开来。

值得提及的是，经过多年的酝酿，第一批孙中山基金会丛书于1996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刊行，包括金冲及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张磊的《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黄彦的《孙中山研究和史料编纂》、姜义华的《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段云章的《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李吉奎的《孙中山与日本》、林家有的《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邱捷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刘曼容的《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李志业等编译的《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这些论著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孙中山研究的新进展。但也应该看到上述作者多为孙中山研究领域的老学者，青年学者并不多，这似乎是孙中山研究领域的一个隐忧现象。

2001年茅家琦等人撰写的《孙中山评传》出版发行，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过去出版的著作，指出丰硕的成就和倾向性的问题；第二部分，分阶段分析孙中山的活动和思想发展；第三部分，对孙中山的思想作宏观的概括。在该书中，茅家琦等人指出，近50年来，孙中山研究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还存在若干问题，值得相关学者重视：第一，摆脱主观因素的干扰；第二，将具体分析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第三，打破封闭式研究，采取开放式研究。孙中山研究存在的三个问题，表明在研究工作中百家争论不足，研究工作不够深入。因此，作者用八个字来概括半个世纪以来的孙中山研究：“繁荣有余，争鸣不足。”[※注]此8个字确实值得孙中山研究者省思。

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尝试从新的角度研究孙中山，例如，从和谐社会角度研究孙中山思想与事业，集中体现在2007年11月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的“孙中山思想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多数与会学者从“和谐”角度切入研究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与实践，指出，孙中山为整合裂变国家，追赶世界潮流，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中国而努力奋斗，认为孙中山民生经济、文化等思想中均包含“调和”因素。[※注]近年来，孙中山研究领域虽仍有不少论著出版，如李吉奎的《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注]周兴樑的《国民革命与统一建设：20世纪初孙中山及国共人物的奋斗》，[※注]李本义的《孙中山对外方略》，[※注]汤锐祥的《孙中山与海军护法研究》，[※注]朱春晖的《从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的转化与跨越：孙中山伦理思想研究》，[※注]林家有等人的《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注]等等。但显然不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热闹，学者云集，而相对变得有点沉寂，虽不至于说处于急剧下行的状态，但也很难说依旧是一门“显学”了。个中缘由很多，例如，近代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若从事孙中山研究，要面对“汗牛充栋”既有成果，多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普遍认为超越既有研究颇为困难。近代史学者李文海就曾指出：“孙中山的思想、学说和他的伟大实践，是一个研究很久、为大家广泛关注、已经有了很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的老课题。很多问题已经讨论过了，很多问题也已经研究得相当深入了。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学术起点已经很高了。”[※注]这无形中造成青年学者对孙中山研究“望而却步”的心理压力。此外，近年来，史学研究的选题与路径日渐多元化，文化史、社会史、生活史、身体史等新领域的研究日渐活跃，客观上分流了不少学者，尤其是减少了青年学者对孙中山研究选题的重视。其实，对学术研究而言，这未必是坏事，甚至可以说是回归学术本应有的冷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