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非常关键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常常处于旋涡中心。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是孙中山最为倚重的得力助手，一度成为孙中山理论的代言人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后，胡汉民出任广东都督，成为革命成功后少数几个由国民党人掌握政权的地方最高长官。身为国民党理论家的胡汉民，在五四时期却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与介绍者。胡汉民对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态度稳健，但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胡汉民却力主“清党”，成为反共的急先锋。1927年至1931年间，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与军事领袖蒋介石合作，帮助蒋平定来自内部军政势力的挑战与反叛。然而，中原大战后，身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总设计师的胡汉民却因反对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被蒋介石囚禁于汤山。“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释放了胡汉民。胡获释后，远走香港，直至1936年5月病逝前，胡汉民晚年一直坚持“抗日”“剿共”“倒蒋”三大政治主张，借助西南政务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两个机构，成为以两广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政治屏障。

胡汉民可以说是解读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性政治人物。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胡汉民坚持反共、反蒋的政治主张，与胡汉民的相关史事成为海峡两岸学界研究的禁区。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才逐渐摆脱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反动右派的政治标签，客观研究胡汉民的生平史事与政治思想。随着学术研究恢复正轨，大陆学界对于胡汉民的研究经历了再认识、再发现的过程。

（一）对胡汉民的再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将近30年间，受革命史观的影响，作为国民党政治领袖的胡汉民一直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动派。政治批判扼杀了正常的学术研究。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才开始真正认识并研究胡汉民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周聿峨撰文肯定了胡汉民早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积极作用与贡献，指出：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是同盟会出色宣传家。发表在《民报》第三期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是胡汉民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写成的。胡汉民不仅在理论宣传上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而且，在革命实践上也成了孙中山的股肱。他策应黄冈起义，出任南洋支部的支部长。广东独立后被推任为都督。[※注]作者在此基础上，与陈红民合作，完成《胡汉民评传》一书。该书于198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系统论述胡汉民的生平与思想的著作。[※注]

董剑平、赵矢元通过论证孙中山与胡汉民的关系指出，胡汉民从同盟会成立至孙中山逝世，20年间始终是孙中山最信赖、最得力的助手。有些论著忽视胡汉民早期的革命历史，又把胡汉民在孙中山晚年的历史形象简单定性为反面角色，有失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胡汉民是当时以一种现实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支持了孙中山的决策。他对国民党存在的弊病有深刻认识，认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更需要苏俄的援助。在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中，胡汉民基本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中派。他凭借孙中山而形成的资望，使得他的取舍影响着政治天平的平衡，关系着新政策的实现程度。[※注]

冯崇义在《论1919—1927年的胡汉民》一文中，肯定了胡汉民在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研究，指出胡汉民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准确程度可以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相媲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然而，由于其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束缚和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先入为主的制约与局限，胡汉民在五四时期没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胡汉民在国民党改组中的作用与立场，作者认为，胡汉民是国民党改组过程中的“稳健派”，他对国共合作，既不像孙中山、廖仲恺那样坚定不移，也不像邓泽如、冯自由等人那样公开反对，而是表示有保留地赞同，对共产党人一面利用，一面防范。作者指出，大革命时期胡汉民转向反共的起点是1924年8月至10月发生的“广州商团叛乱”。在获得处理“商团叛乱”的授权之后，胡汉民便与共产党针锋相对，力促孙中山发还枪械以与商团妥协，很快成为国民党右派及广东地主买办集团所信赖的人物。胡汉民之所以在旅苏期间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是服务于他打击共产党、利用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注]

20世纪90年代初期，陶季邑发表一组文章，分别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的社会主义思想、五四时期胡汉民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对胡汉民进行再评价。[※注]陶季邑对胡汉民的再认识明显带有时代烙印，依循习惯将胡汉民定位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并根据他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他的政治主张与政治作为。陶季邑认为，胡汉民成为右派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还没有成为右派，而在孙中山逝世以后才开始成为右派。胡汉民转为国民党右派的原因，必须结合胡汉民等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当时民主革命形势才能加以说明。[※注]

胡汉民继1927年与蒋介石合作进行反共“清党”之后，1928年至1931年再次与蒋联手。传统说法认为，这时的胡汉民是蒋介石建立独裁政治的帮凶，后来由于蒋胡二人之间争权夺利，致使合作破裂。席富群认为，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合作，是想利用蒋手中的军权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胡汉民坚信自己对三民主义体认最深刻，只有他才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所以两人合作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作者认为，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质上是两条不同的建国道路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民主与封建专制之争，我们不能过分地夸大他的权力欲望。[※注]

1931年的“约法之争”是蒋介石与胡汉民关系破裂的导火线，也是导致胡汉民后半生政治主张发生转变的关键事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蒋、胡“约法之争”及其后的蒋、胡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关论文数量颇多。其中有几篇文章较少带有阶级分析的色彩，而是注重从蒋胡关系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探究。陈红民的《“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一文，运用《三民主义月刊》《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等原始材料，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的政治主张。作者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重返政治舞台的胡汉民，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及自身地位的变化，他的政治主张也发生变化。抗日、“剿共”、倒蒋是“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的三大政治主张。胡汉民的倒蒋，在很大程度上是“九一八”事变以前蒋胡矛盾在新形势下的激化和发展，是他政治思想与权力欲的结合。[※注]

金以林的《胡汉民与“非常会议”》一文，也是从原始资料出发，基本上摆脱了阶级观点，揭示出胡汉民与蒋介石二人内在政治理路的差异。作者以“党权”与“军权”之争为线索，架构蒋胡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乃至最终破裂的全过程。[※注]杨天石的《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一文，则以“党治”与“法治”之争为线索，既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由南京国民政府所力主的“党治”与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内反对派所倡导的“法治”之间的争论，又利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蒋介石日记类抄》等原始档案材料，分析了蒋胡在制定“约法”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得出结论认为，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多重交叉的。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围绕“民主”与“法治”问题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最后演变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这一事件深刻地说明了现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注]

（二）新时代的新视角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关于胡汉民的研究一方面受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跳脱僵化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重新认识和发现胡汉民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另一方面服务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胡汉民在立法院长任期内的立法思想以及立法实践开始受到学界关注。

春杨撰文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在1928年至1931年间，曾亲自主持立法院，参照大陆法系成文法的模式，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典，为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创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使中国近代法律在形式上趋于完备。胡汉民在致力于法制建设的同时，还系统阐述了三民主义的立法理论。[※注]赵金康的《胡汉民立法思想述论》一文，阐述了胡汉民的立法用人思想，以及立法指导思想、原则、方针、内容、目标，得出结论认为，胡汉民的立法思想是他长期追随孙中山并信仰三民主义的必然结果，奠定了国民政府的法制基础。[※注]

郑素一在《胡汉民的立法思想与立法实践》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代的立法，或是抄袭西方法律条款，或是照搬中国封建法律的规定，使所制定的法典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法律的大杂烩。胡汉民扭转了中国近代变革法律中的这种幼稚、盲目倾向，他根据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兼收并蓄，形成独自的法律体系，从而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封建家族本位与西方个人本位法律原则的冲突、妥协、共主中国法制的历史。胡汉民担任国民政府第一届、第二届两届立法院院长期间，不仅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确定了国民政府第一届、第二届立法院的基本框架，而且领导立法院制定大量的法律、法规，厘定和整理了当时的法律、法规，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雏形。胡汉民提出的“国家社会本位”立法方针，结束了清末以来的法制变革中，中国家族本位与西方个人本位法律原则冲突、妥协、共存的混乱局面，是中国法制变革由幼稚到成熟的重要标志。[※注]

韩久龙发表的《胡汉民法律思想述论》《论胡汉民的民法思想》《论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立法思想》等一系列文章，从法律史的角度，将胡汉民的法律思想放在20世纪中国法治社会的形成与世界法理学发展交错的时空背景下，肯定胡的法律思想开创了中国近代立法的新趋势，是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由幼稚到成熟的重要标志。作者指出，胡汉民的民法思想将三民主义与民事立法相结合，强调制定民法应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贯彻男女平等原则，改革中国传统家庭制度；既采用世界最新的立法例，又注重保留本国良好的习惯。[※注]

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偏重从权力与路线之争角度来分析蒋胡关系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则更多转向从南京国民政府自身寻求制度转型与调试，以及蒋胡对训政制度不同设计理念出发，来研究蒋胡围绕约法问题产生的矛盾与纷争。

黄东的《威权政治转型下的蒋胡约法之争》一文，从民国威权政治转型的角度观察，指出蒋胡约法之争体现出执政者寻求政治合法性的努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能主义政党政权的自我调试和完善过程。作者认为，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均对约法问题提出质疑，实际上，都是对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合法性提出质疑。然而，胡汉民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制度性基础考量不足，他所关注的，更多是政治合法性与绩效性基础。而蒋介石这一时期极力主张制定约法，更多看重的却是约法对合法性诉求的回应。至于约法是否崇高至上，相对并不在意，这也正体现出其政治家制法的实用主义特点。对于此前学界普遍认为蒋胡约法之争中的“专制与约法”“人治与法治”的观点，作者辩论认为，蒋介石坚持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从改变政府制度看，固然是集权，但这只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调整，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区别不大，谈不上胡汉民如果取胜，民众便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权力。相比而言，《约法》虽然对于民众权利的规定多为具文，但一定程度上也给予了人民争权的依据。因此很难说蒋介石主导通过的《约法》就比胡汉民所坚持的《训政时期纲领》要专制。[※注]

黎志辉的研究认为，以往学界对于《训政大纲》《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以及稍后公布的《训政纲领》，一般强调其“党治”取向。但细读这些文本，不难发现，就胡汉民欲借助“以党训政”的名义以保障南京国民政府对国家权力的合法垄断而言，这种意图确实昭然若揭；但就体制内部的权力构造和组织形式而言，《训政大纲》不但没有遵循一般意义的“以党治国”原则，反而在很多方面背离了这一原则。作者指出，胡汉民对训政体制的设计，主要目的在于借助国民党的权威资源和意识形态，构建一种五院制的民主政体。为此，他在训政体制的制度安排中，一方面公开尊崇国民党的“治国”地位，以此确立南京国民政府独占政权的正当性和巩固个人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却有意或无意地将国民党实体组织的权力虚化，以此便利五院制政府获得“万能”的权力以推行训政。胡汉民设计的训政体制，尽管未必完全符合孙中山的实用主义态度，但却从制度形式上巧妙地协调了“五权宪法”和“以党治国”两种原则的关系。胡汉民在训政设计中隐晦地对国民党组织的实际权力进行虚化的制度表达，不仅与蒋介石等军系首领的党政理念形成共识，而且衬托出他与孙中山在民主政治理想上的高度吻合，表现出一个现代政治家在国家转型时期的民主追求。[※注]

岩谷将的研究探讨了北伐后蒋、胡二人在训政制度设计理念上的对立。其指出，对胡汉民来说，训政的课题是将政治权利交还民众，为了防止军阀再次夺走政权，胡认为应该进行分权。他的这些政治意向都反映在其对训政的各项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上。而蒋介石则将排除共产党势力作为安定社会的首要课题，在构筑集权性质制度的同时，以政府为中心实施各项政策。作者并进一步分析指出，在训政实施过程中，蒋胡二人不同的训政理念产生碰撞，分歧日益加深。最终，蒋采取以实力来解决问题的手段。蒋软禁胡汉民后，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更改胡所设计的训政时期政治体制。蒋所主导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中，政治会议的指导性一节被删除，确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优先地位。约法还将原来主要由党进行指导的民权训练，改由政府实施，遂使原来对党政关系、职能分担的规定完全作废。蒋的政策实际上无异于使党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造成了此后党的地位衰落和凝聚力降低的问题。[※注]

（三）新史料与新发现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活动的研究，主要依据胡汉民当年的公开言论，以及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受史料方面的限制，胡汉民晚年在西南所从事的反蒋活动内情不为外界所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日渐增多，中国大陆学者杨天石首先利用珍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晚年未刊函电资料，在成功破解了函电中大量使用的化名、隐语后，揭开一段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胡汉民晚年曾经联络冯玉祥、张学良、韩复榘、阎锡山、何键、刘湘、刘文辉、龙云、王家烈等华北与西南的地方实力派，以北上抗日为由，准备以军事行动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权。[※注]此后，杨天石又利用在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发现的胡汉民旅欧期间往来电报等档案资料，先后撰写了《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抗日潮流》《1935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流》等论文，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涌动的多股反蒋抗日力量在暗中的秘密谋划。[※注]

20世纪90年代末期，陈红民利用赴美访学的机会，用八个月时间逐一辨识、点读、笔录两千六百余件“胡汉民往来函电稿”。陈红民在反复研读全部“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基础上，撰写完成了《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一书。该书一方面从函电史料的特性出发，揭示出胡汉民晚年的人际关系网络与社会沟通的方式；同时又利用档案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全面勾勒出胡汉民晚年的相关史事经纬。既勾勒出汉民与蒋介石、张学良等中央与地方军政人物关系的演变，又还原了胡汉民和两广当局争取海外华侨、联络第十九路军等具体反蒋活动，以及胡在“抗日”方面的主张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作者还运用新史料基本厘清了长期以来令外界模糊难辨的神秘组织——“新国民党”的组建过程以及在各地开展的党务活动。[※注]

2005年，陈红民辑注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不仅仅是研究胡汉民晚年的政治思想与活动的核心史料，更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史料宝库。陈红民利用这批资料，考察了胡汉民与西南政权、广东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出结论认为，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两机关控制在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手中，主要是负责联络、宣传与安插闲散反蒋人士的务虚机构，没有多少实权。但它在胡汉民与广东实力派的运用中，有其独特作用：对内是缓冲胡汉民与两广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对外联络时更具权威性与“合法性”，特别是在进行反蒋宣传、发表文告、通电时，比个人或一省政府更有力量。作者指出，西南机关并未如制度设计中所期待的，能够凌驾于西南各省之上，指导各省政务、党务。它接受胡汉民指导，由元老派控制，受到广东实力派的资助与制约，但实际权限很小，可以说更像是一个联络机关。[※注]

罗敏运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辅以相关档案、报刊资料，通过还原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后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呈现西南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揭示胡汉民等人在尴尬境遇下的矛盾心情。作者指出，1934年中，为应对西南的被动局面，胡汉民欲于“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既欲从军事上攻蒋，同时又注重与蒋交涉；既欲倒蒋以抗日，又思假日以倒蒋。“内忧”（对实力派而言）相煎益急，“外患”（对蒋介石而言）又侵逼不已。胡汉民于重重矛盾环绕纠缠中，身不由己。无奈之中，胡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从党找办法”，“以党取攻势”。未料，“自行开会”之举，锋芒所向，未曾伤及中央，却几令西南“散伙”。这一情形应是西南反蒋“表象”背后的真实底蕴。[※注]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陆地区关于胡汉民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受国共两党长期你死我活的斗争思维余绪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多年时间里，胡汉民一直被视作国民党反动派，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整个社会思想解放大潮中，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治人物开始受到学界关注。这一时期大多数研究成果虽然肯定了胡汉民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但依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当时的研究成果大多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解释胡汉民之所以走上反共道路的原因，或运用新旧民主革命二分法，肯定胡汉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贡献，否定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反共的错误。其中仅有以杨天石为代表的少数学者通过梳理当时所能利用的原始资料，跳脱胡蒋二人之间单纯权力争斗的叙述框架，从“党治”与“法治”、“党权”与“军权”之间的矛盾架构到蒋胡二人关系的发展线索，凸显蒋、胡不同的治国理念与政治性格。进入21世纪后，由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曾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立法思想与实践成为学界关注的重心。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发现与出版，改变了中国大陆学界主要利用胡汉民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研究其思想与相关史事的取径。根据胡汉民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同各方政治势力往来电文，胡汉民晚年所从事的反蒋活动之内幕不再神秘。不仅如此，这批使用了隐语、化名的密电还揭示出胡汉民与西南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胡汉民晚年的真实处境与尴尬心境，从而将大陆地区的胡汉民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