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洋时期的议会、政党制度及其实践问题，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关注了。

林长民的《参议院一年史》[※注]可视为当事人对国会的即时观察与记录；谷钟秀在《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4年版）一书中也论及议会活动与政党情况；日本佐藤三郎编辑的《民国之精华》[※注]，第一部分即有简明的“中华民国议会史”（日文）；谢彬的《民国政党史》[※注]，虽然篇幅不大，但收集的党派资料较为全面丰富，记载了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政治舞台上的各种主要政治团体，如中国同盟会、统一党、民社、共和建设讨论会、统一共和党、中国社会党、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进步党、公民党、民宪党、大中党、宪政商榷会、宪法研究会、民友社、安福俱乐部、新旧交通系、政学会、研究系，等等，并简要分析政党派系的演变与分化组合，是了解北洋时期政党、时局变化的一部较好论著。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注]对民国的议会与政党也多有论述；顾敦鍒的《中国议会史》[※注]较为系统地记述了北洋时期的历届国会，很值得后来研究者参考；杨幼炯的《近代中国立法史》[※注]和《中国政党史》两部专书，记述了清末之后30多年，特别是北洋时期的法制与政党变迁等内容。大体而言，民国时期关于议会、政党政治的记述与阐发已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内容相对较为简略，尚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的学者对民国议会与政党问题均进行研究。台湾方面，李守孔的《民初的国会》，[※注]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政党》，[※注]均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论著。大陆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真正起步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夏良才的《试论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党》[※注]、曾业英的《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注]查方奎的《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间的梁启超与进步党》等[※注]，对民国初年的社会党、进步党及政党人物做了初步探索。曾业英、徐辉琪合撰的《民初政党概述》系列论文，[※注]对北洋时期的政党状况做一鸟瞰，在大陆的这一领域研究中开风气之先。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关于民国时期的代议制度、政党政治研究逐步升温，学界越来越多关注这一领域。张亦工在《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一文中，[※注]对第一届国会进行考察，并有较深入的分析。宝成关在《民初国会述论》一文中，[※注]认为无论北京参议院，还是第一届国会，都不是袁世凯独裁统治的点缀品和遮羞布，其基本是按照孙中山让位前设计的防范袁世凯的方案塑造的，是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到二次革命前革命党借以制约袁世凯的主要阵地。李育民的《进步党述论》一文，[※注]初步讨论了作为民国初年政党政治一支重要力量的进步党的基本情况，认为进步党继承了清末立宪派以和平手段改造政府的传统，为维护民主进行斗争，联合袁世凯是进步党政治路线的重要环节，但联袁是为乘势发展本党实力，最终实现共和政体。进步党不是袁氏的御用党，而是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党。程为坤在《民初共和党的形成、组织及其派系》一文中，[※注]对民初共和党的形成原因、组织机构、内部派系、各地分支及其他诸多问题，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与论述，认为共和党的组成受袁世凯操纵，但该党并非前清立宪派的单纯延续，而是旧立宪派、失意革命党人、官僚政客的混合体。徐辉琪在《论第一届国会选举》一文中，[※注]从立法、竞选到结果等方面初步考察了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中华民国第一国会的选举及其相关问题，认为这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效法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选举，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反映了中国人要求民主的愿望，体现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但选举本身也明显暴露了诸多弊病，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选票的胜利不等于真正的胜利，企图希望走议会政治道路是不实际的。李学通的《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注]简要叙述了北洋政府（含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临时参议院、第一届国会、国会非常会议、安福国会、第一届国会恢复等情况，作者认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议会史证明了民主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悲惨命运。胡绳武的《梁启超与民初政治》一文，[※注]聚焦于梁启超身上，由此考察梁氏与民初政界的关联与互动。李书源在《民初民主党述略》一文中，[※注]认为民主党的形成，固然与旧立宪派人同袁世凯结盟有关，也是当时政党政治观念深入人心的一种反映，因此，在临时参议院已有国民党、共和党竞争的形势下，六政团合组民主党以充当国会中第三党。曾业英的《民国初年的民主党》《梁启超与民主党》两文[※注]，也对民主党做了较细致的考察。曾业英还在《关于民宪党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注]对长期不为人所注意的民宪党进行考辨，澄清以下问题：一是民宪党虽经发起，但并未正式成立；二是民宪党不是国民、进步两党谋提携的产物，而是两党部分党员各与本党决裂的产物；三是民宪党不是“无形解体”，而是自行宣布停办的。李书源在《民初政党史辨误二则》一文中，[※注]对1912年前后的共和俱进会与1916年前后国民党议员的政团组织分合情况，进行考辨，澄清了一些以讹传讹的史实错误。徐辉琪的《略论孙中山与民初政党政治》，[※注]对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关系做了辨析，认为孙中山对于民初政党政治总体上始终赞成，行动上往往不很热心，这是孙中山强烈的民主共和信念与当时错综复杂客观形势交织的反映。作者指出，对这一问题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简单认为孙中山一直抱积极态度，或表现冷淡、不热心，都不符合实际。此外，学界还开始了对北洋时期小党派和地方党派的研究，如陈长河在《梁士诒与公民党》一文中，[※注]对公民党做了较详细的考察与论述。

关于民初政党政治的评价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者居多，认为革命派政党演的是“闹剧”，立宪派政党演的是“滑稽剧”，袁世凯的御用政党演的是“丑剧”。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持肯定意见者逐渐增多，他们认为，民初政党政治对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打击袁世凯的反动复辟势力，传播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理论，推动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杨德山在《90年代“民初政党政治研究”述评》一文中，[※注]就指出上述研究状况，并认为，民初政党政治所表现出的多党林立、分合无常等特色，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原因外，还有中国人对政党功能认识上的误差；充当民初政党政治主角的不只是革命民主派的政党，还有立宪派的政党和买办官僚军阀的政党，这样才是完整意义的“民初政党”；民初政党政治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使中国民众初步了解了何为政党和政党政治等问题；民初政党政治失败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进入21世纪之后，对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研究更趋具体、客观，评价也更为公允。

与北洋时期议会、政党相关联的是政治派系问题。政治派系与政党有相似一面，但也颇为不同，派系往往不像政党那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也多半不严密，但它对中国政治的作用与影响却不容忽视。关于北洋政治派系问题，多年来，学界颇多关注。早在20世纪60年代，彭明的《“五四”前后的安福系》，[※注]就简要论述了北洋时期的重要政治派系安福系，特别是从1918年安福国会成立起，到1920年皖系失败、安福俱乐部被解散时止。作者认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安福系做尽了坏事”，主要有：一是按照日本主子和段祺瑞的意旨，极力破坏南北和谈；二是亲日媚日，破坏爱国运动；三是控制政权，极力扩大安福地盘；四是也谈社会主义，招摇撞骗。该文认为，安福系是皖系军阀为了控制国会而组织的一个政团，其是皖系军阀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果更多，刘桂五的《“交通系”论述》[※注]简要叙述了交通系的渊源，梁士诒与旧交通系、曹汝霖与新交通系的兴衰过程。李书源在《研究系述略》一文中[※注]，认为研究系是1916年国会重开后形成的政治派别，组织上是民国初年进步党的继续，政治上比进步党更为软弱，其不仅在国会上拥段，而且是皖系摧残国会的帮凶和策士，反映出资产阶级右翼及其政党的日益沦落。作者指出，研究系与封建军阀势力有别，因而后来又从拥段转为反段，并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反复是中国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典型体现。杨德山在《安福俱乐部与安福国会》一文中，[※注]简要考述了安福系的名称由来及其在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基本上也持否定性的评价。贾熟村在《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一书中，[※注]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以梁士诒、曹汝霖为首的“交通系”的形成、演变及其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一系列活动和作用，该书认为，交通系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治派系，也是一个金融财团，并对交通系集团的主要成员做了介绍。

政学系是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治派系，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和社会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政学系又分旧政学系和新政学系，旧政学系始于北洋时期，新政学系活跃于国民党统治时期。苏元的《政学系始末》一文，[※注]对北洋时期的政学系作了考察，论述了政学系的形成、活动及其归宿，并剖析了其性质及其对民初政治的影响。作者认为，政学系属国民党人右冀，“实际上已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相对立。它的出现是资产阶级无力领导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表征。”作为一个政治派系，政学系是怎样在旧中国这块政治土壤中产生的？其政治活动主要为哪些呢？孙彩霞所著《新旧政学系》对此做了探讨。[※注]该书认为，1916年国会重开后，国民党内一部分稳健派因在副总统选举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故另行组织“政学会”，时人称之政学系。政学会成立后，一方面反对段祺瑞的专权行为；另一方面因其成员身为段阁阁员，也拥护段的对德宣战方针。张勋复辟时，政学系很多成员劝说总统黎元洪勿“引狼入室”。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政学系不少成员积极响应孙中山号召，纷纷南下，召开非常会议，助成建立护法军政府。

如果说，上述论著侧重于政治党派的一些个案的话，那么，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也尝试借鉴西方政治学、制度变迁、现代化等理论工具，对民初政党政治的进行宏观考察与整体把握。在《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从政治发展角度的观察》一书中，[※注]政治学者彭怀恩试图借鉴西方政党政治理论，从现代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特点，基本持较为肯定的态度，认为“清末民初是中国尝试以政党来从事政治参与的萌芽阶段，失败的结果，不能减损其在中国政治发展上的意义。”朱汉国所著《中国政党制度史》一书，[※注]从制度移植、近代大变革的视野下来讨论中国近代的政党制度变迁，其中很多涉及北洋时期的政党制度及其困境。刘伟、饶东辉的《中国近代政体发展史》，[※注]从制度史变迁的宏观视野对民国议会的选举、组成、设置等进行研究，作者对议会政治活动的简明叙述和中肯评议常为后来研究者所引用。

刘景泉在《北京民国政府的议会政治》一书中，[※注]用现代化理论来探讨1911年至1923年间的民国议会政治史。作者认为，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中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清末立宪派结盟，排除革命党中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合作，达成实行议会政治的协议，这是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现实主义来源。该书指出，袁世凯在1913年解除革命党武装后，回到了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的政治原则上来，将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同盟关系转化为主从关系，中国政治从此进入资产阶级自由派独立与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较量的阶段。此时，中国政治上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居于意识形态优势而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居于实力地位优势的状况。这就是北洋军阀在混战的同时，存在着有资产阶级自由派参与的理想主义的议会政治协商过程，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政治协商过程又必然以实力较量为依归的原因。该书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两党或多党制议会政治在中国行不通。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不能不提及重要人物宋教仁。刘景泉、张静、汪向阳合著《宋教仁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注]主要探讨宋教仁与民初议会政治的关系。内容包括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源流、革命思想初萌、优秀的宣传鼓动家、出色的革命组织者和领导者、民初“共和”的代兴与流变、民初的多党制政治生态、为“宋教仁模式”献身等章节内容。该书认为，宋教仁崇尚西方资产阶段自由分权主义议会政治，不仅将其作为重要的政治纲领提出、阐释，而且身体力行，坚持不懈。毋庸讳言，上述论著的分析探讨，带着浓厚阶级话语分析的色彩。

在民初国会研究中，李学智曾发表过多篇专题论文，在此基础上，著成《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与法制建设——以国会立法活动为中心的研究》一书。[※注]该书从议会史与法律史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民国初年（主要是1912—1913年）的国会立法活动，除了论述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法律建设外，该书还考察了北京临时参议院与北京第一届国会（一期常会）的法制建设。从1913年至1923年，民国国会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两遭解散而两度复会，围绕内阁制与总统制、单一制与联邦制等问题，制宪议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此中多方政治势力在较量。为重建这一过程的史实并探究此中的经验教训，严泉在《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一书中，[※注]结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梳理民初制宪会议的原始记录，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策略互动论等分析工具，并试图拓宽视野，将民国制宪与美、法等国制宪过程相比较，以深化后人对民国初年制宪政治的认识。该书认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制宪议员选择的是封闭式的制宪模式和对抗性的制宪策略，他们排斥北洋实力派对制宪过程的合理介入，深陷学人式的学理空谈而不能合理地分配政治权力，这些因素是导致民初的制宪政治和民主转型终以失败结束的重要方面。

张永的《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注]以进步党为切入点，探讨了民国初年会议政党政治状况。该书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借鉴西方会议发展史和政治学力量，较深入地分析了民国初年议会实际运作中的因果关系。作者认为，进步党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国会及省议会；次要阵地是报刊舆论；第三阵地是偶尔掌握的行政权力。因此，该书以进步党在国会的活动为中心，结合其在舆论界和内阁的活动，展示其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及与其他政治派别，包括革命派、北洋派、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试图揭示进步党和会议政党政治制度走向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作者认为，民初国会的组成与政治力量格局的相背离，主要表现在最强大的北洋派在国会中没有相应的比例代表，这也是民初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之一。包括进步党在内的政党，本该成为议会制度中最活跃的主体，但这些政党组织松散，内部派别复杂，未能成为政治中心。清末民初新兴的士绅——知识分子群体还不足以支撑本质上需要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制度，这些均是民初议会政党制度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多年研究基础上，杨天宏把研治民国政治史的论文结集为《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一书，[※注]该书既有专深的具体研究，也有作者对民初政党政治的宏观整体思考。该书大体上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涉及民国时期政党与国会政治的论文5篇，偏重制度建设研究，可以了解当时国人在借鉴西方政治制度过程中的政治分歧与妥协；第二部分收录记述民国初年权势转移与政治格局变化的论文6篇，侧重民初政治的实际运作及变化；第三部分是收录有关民族主义与北伐前中国外交的论文5篇，意在揭示当时中国政治中的外国因素及中国职业外交家秉承民族主义进行的抗争；第四部分收录民国学术与宗教的论文5篇。通观全书，尤其是第一部分，作者集中于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政党、议会等论题，着力甚深，颇具启发意义，提高了学界对相关主题的认识水平。例如，作者对于在辛亥前后曾产生过重大政治影响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句政治口号，重新诠释了它的出笼情景。作者认为，章太炎提出这一口号，适应了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的需要，对民初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正是因为国民党的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泯，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虽然打击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但也阻碍了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向议会民主转型。此外，该书中对北洋时期走向衰亡的国会的分析讨论，也颇具启发意义。作者考察了曹锟“贿选”之后国会的党派构成和运作状况，记述了国会在责骂声中无望的求存挣扎过程。作者认为，北洋时期国会的消亡，国会自身固然难辞其咎，但很多是议员素质问题，是人的问题，而非国会制度的问题。舆论对贿选的抨击、牵连使得以国会制为代表的西式民主制度在中国声名狼藉，助长了整个社会对民主代议体制的怀疑，从而动摇了民国法统的政治基础，宪政法治岌岌可危。这是曹锟“贿选”引起的最严重政治后果，北洋时期的国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消亡的。

一般而言，关于国会与政党政治的研究，研究者多瞩目于中央层面，而关注地方的研究相对较少。沈晓敏所著《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注]则关注了地方的浙江省议会。该书利用很多档案文献，结合报刊、文集、日记、当事人回忆等资料，借鉴法学、政治学理论，较为深入探讨了清末民初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由盛而衰的复杂过程。浙江的咨议局和省议会，起初以“人民代表”自居，也被舆论视为“人民代表”，也力图有所作为，不失为各省典范，但最后却变为“万恶的议会”。该书对于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议会制度移植中国的曲折历史，呈现了一个典型的地方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