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下，近代史研究者一般都认识到，北洋军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能掌控中央政权长达16年之久的军事政治集团，其之产生、发展、鼎盛、衰落直至灭亡并非偶然，史学工作者的职责是必须探索其内在原因。

成因问题。长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从宏观上看，这样的观点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学界多半也以此为基本认识。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纲要）》一文中，[※注]就指出：“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加上地方的农业经济就成为中国近代各派军阀及其混战产生的原因。”李新在《北洋军阀的兴亡》一文中，[※注]也持与此相近的观点，认为北洋军阀的产生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密切关联。但无可讳言，此观点显得非常笼统，缺乏具体、实证的研究与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学者开始逐渐具体细化地讨论军阀的成因问题。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注]和任恒俊的《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两文之观点较为接近，认为：首先，由于鸦片战争后清廷的衰朽和旧军队的腐败，迫使统治者为维持其政权而需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其次，当时的社会思潮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再次，列强侵华策略的改变，即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重视和支持；最后，袁世凯掌握了一定的权势，并施展权术，抓住时机，使这支武装日益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一个特殊的军事政治集团。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北洋军阀的成因问题，不少学者从政治、社会、文化、地域差异等层次进行探讨分析。刘晓在《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一文中认为，[※注]从政治发展角度观察，军阀政治是中国由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向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立宪政治过渡的特殊政治形态，军阀政治是介于君主专制政治和近代民主立宪政治之间的政治形态，然而其基本政治资源即私人半私人性质军队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在旧的政治体系中完成的。该文指出，要说明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便要追溯到清末私人半私人性质军队的产生，同时，军阀政治也注定了其过渡性。从这点着眼，军阀政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任恒俊在《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一文中，[※注]考察了清末十年中清廷惨淡经营的新军。训练新军的本意是挽救危局，但因南北政治、经济、文化诸情势的不同，新军形成诸多差异，在辛亥革命中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北洋新军从右的方向、南方新军从左的方向结束了清朝统治。此后，北洋新军作为北洋军阀统治的支柱，伴随北洋政府走完全部历程；南方各省新军随着一些革命党人的蜕变开始向右转，衍化成割据一方的军阀武装，护国战争后南方军阀形成。南北新军的主要差异消失，成为“一丘之貉”的南北军阀武装。

一些学者还从文化学角度剖析民国初年军阀、军阀割据形成的原因。刘江船在《试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一文中，[※注]认为民初军阀分裂割据，首要原因，是根植于小农经济的皇权主义；其次，清末许多社会制度的变革，例如废除科举制度，对于知识分子说，意味着没有别的出路，于是从当时社会价值观因素考虑，他们进入军队中主要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升官发财，实现政治抱负；对许多民众来说，愿意当兵吃粮，这是军阀分裂割据的兵源条件；再次，地方主义，“有奶便是娘”的混世思想和“三多主义”（即军阀张宗昌所言：一生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亦称三不知主义）也构成了军阀主义的有机内容，这一哲学思想是军阀分裂割据的一大原因。张鸣的《“花样”年华——20世纪20年代军阀寻求维系道德资源的努力》一文，[※注]主要讨论在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时代里，北洋军阀寻求维系道德资源的努力：取资儒学和江湖义气，利用中国传统宗教和西方的基督教，甚至实行颇具现代色彩的组织、团体化和编村制度。该文认为，军阀们对治理资源的寻求，演示了中国政治进程的某种理路，军阀政治的余波远比今人预计的要大。陈晓枫、许驰的《论中国军阀政治的传统文化根源》，[※注]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几个特点，来论述中国历史上军阀政治的产生与发展的文化根源，以及集权与割据交替出现的传统文化因素。作者认为，不同历史时期，军阀政治的产生与发展体现其历史背景，权力的分配和重新整合是割据混战的最终结果。中国军阀政治源于传统文化土壤，其出现并不完全是政局不稳的产物，虽然从表面上看，军阀政治的出现必定伴随着国家分裂与社会动荡，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但是，传统中央集权主义在诞生之初就孕育了分裂割据的因素，它是传统大一统文化的必然产物，同时又与集权主义相对立。统一与割据往往在相互作用下交替前进，一旦到了军阀政治这种武化政治发展到极端的时候，距离新的和平与统一就不再遥远了。

阶级属性与社会基础问题。20世纪80年代之前，很多学者认为北洋军阀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其统治的后果是强化封建势力。如荣孟源在《北洋军阀的来历》一文中，[※注]就指出北洋军阀“是保卫封建主义而又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支反革命部队，也就是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的武装。”彭明在《五四前夕封建军阀掠夺土地的状况》一文中，[※注]认为“封建军阀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时他们本身又都是大地主。封建军阀的出身各有不同，但他们在成为军阀之后即大量地掠夺土地，这又是共同的，可以说无一例外。”在另一篇论文《北洋军阀（研究纲要）》中，[※注]彭明进一步明确指出：“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它极力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北洋军阀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而且他们本身就常常是大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不同，但当成为军阀之后，他们大多数都成了中国的大地主。”与此观点相近，吴慧敏在《辛亥革命后军阀地主的形成及其特征》一文中，[※注]指出北洋军阀依仗政治、军事上的权势，大肆掠夺土地资源，成为新的地主，由此兼有军阀和地主的双重身份特点，并提出了“军阀地主”的概念。该文认为，军阀地主的存在严重摧残农业生产，破坏农村经济，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城乡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生活在日益严重的灾难之中。

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北洋军阀阶级、社会基础的看法与此前有所不同。不少学者认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一定的发展而使社会性质有所变化，故此，北洋军阀集团不仅是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且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色彩。这种观点，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而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沈家五的《从农商部注册看北洋时期民族资本的发展》，[※注]认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原因之一是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企业发展的政策法令，这说明北洋军阀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色彩。魏明在《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文中，[※注]通过对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发现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性质，认为：“军阀官僚中的一部分人基本上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这是与它以前的统治阶级很大的不同点”，而且这些军阀官僚私人资本的性质也应“属于民族资本”。王跃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意识变迁的趋势》一文中，[※注]一方面认为，北洋军阀统治“依然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也看到，若将北洋军阀和清末的封建专制统治相比较，就会发现，在统治方式上确有一定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标志是“北洋军阀统治者力图用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法统对社会进行控制，以达到其专制统治的目的”，统治方式的变化反映了观念的变化。因此，可以说，该文是从思想意识角度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给予考察的论文。此外，该文也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社会观念、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做了考察，总体上认为，北洋时期的“社会意识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向变迁的趋势，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不可阻挡的”。该文实际上肯定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些积极因素。唐学锋在《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一文中，[※注]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导致土地所有权的分化演变，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大量土地逐步转移到一批以军事起家的新兴军阀官僚政客手中，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日渐没落，从这一个角度考察，军阀政治的社会基础其实很难说是封建地主阶级，而应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作者认为，“这是旧中国社会病态的反映”。

章伯锋在《北洋军阀（1912—1928）》中，[※注]一方面认为，从阶级关系上看，北洋各系的大小军阀本身就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除经营工矿企业外，都是拥有几万亩至几百万亩土地的大地主。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军政大权，圈占荒地，兼并民田，或以强制买卖等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另一方面也看到，民国初年政治状况急剧恶化，但中国资产阶级办实业的热情并未因此减弱，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以往人们较多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因，即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入侵有所和缓，而忽略了辛亥革命后国内出现的一些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展的因素。例如，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公司条例》《商会法》等的制定和公布，虽然这些法规、条例未能全部贯彻实施，但也不能否认其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因此，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北洋政权并不是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积极力量，但在民国初年，民族工商业在艰难困苦之中却有所发展。该文实际上也是承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一面。虞和平在《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一文中，[※注]观察到北洋政府所施行的经济法制建设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所颁布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比较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其次，中西结合，广采众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再次，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可以说明，北洋军阀具有较多的资产阶级性质。徐进功的《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其原因》，[※注]根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农商部注册的顺序号码统计，自1912年至1927年11月，批准注册的工商企业共1627家，平均每年102.8家。从所注册的企业类别来看，纺织、矿业、化工、机械、电业、航运、火柴、医药以及农、林、牧、渔、水利等企业，均得到发展。该文认为，工商注册虽不能完全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状况，但从中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工业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此外，关于北洋军阀性质的讨论中，也有一些新奇之论，如潘敏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权性质再探讨》一文中，[※注]从剖析北洋军阀政府推行的政策的角度，考察北洋军阀政府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关系，所得结论是：北洋军阀政府既不服务于地主阶级，也不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是一种超越特定阶级利益的“波拿巴式政权”。

翻阅相关书籍与学术杂志，不难发现，近年来探讨北洋军阀及其性质的论著，已经越来越少了。不过，一些学者偶尔还会论及此问题，例如，张华腾的《封建买办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性质新议》，[※注]认为1912年至1915年间的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而不是封建买办政权，理由如下：一是北京政府虽然实行总统独裁制度，但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政体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更趋保守而已；二是不少资产阶级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政府，在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和法令法规，这些政策、法令、法规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北京政府的政策、法规、法令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四是执政的北洋集团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属于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

上下限与分期问题。北洋军阀的存在时段，研究者一般认为从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开始，直至1928年北洋军阀覆灭为止。如荣孟源在《北洋军阀的起源》一文中，[※注]就认为北洋军起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辛亥革命以后，成为北洋军阀，存续时间直至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产生以前；李新在《北洋军阀的兴亡》一文中，[※注]认为“武昌起义促成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形成”，1928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之死，宣告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最后结束”。李文所言与荣文观点相近。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例如，朱振国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始于何时》，[※注]认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应从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算起，理由是：当时革命党尚控制着南方数省的十几万军队，阻止袁世凯的军事势力向南扩张；革命党仍统辖影响着南方七八个省区，并利用国会、《临时约法》向袁世凯进行有力斗争，故从军事上、政治上说，袁世凯的统治还未最终确立，因此，该文认为，应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算起，中国历史才进入北洋军阀时期。

关于北洋军阀的发展阶段问题，即分期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纲要）》一文中，[※注]把北洋军阀的兴衰历程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止，这一阶段显著特点是北洋军阀的兴起与扩大；第二阶段，从1916年袁世凯死亡、北洋军阀分裂到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这一阶段特点是北洋军阀派系斗争与军阀混战的激烈化；第三阶段，从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到1928年奉系军阀败退东北为止，这是北洋军阀的衰亡时期。祝伟波的《北洋军阀各派统治的更替》，[※注]主要根据各派系掌控中央政权时间前后顺序，把北洋军阀统治分为四个时期：一是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年3月20日—1916年6月6日），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基本形成，北洋军阀政府的建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其失败；二是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6月—1920年7月），从包括北洋军阀的分裂，段祺瑞把持北京中央政权，到直皖战争皖系失败；三是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年7月—1924年10月），包括第一次、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等；四是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年1月—1928年6月），包括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的短暂联合，奉直联合反对国民军，到北伐成功奉系统治的结束。显而易见，这样的时段划分，基本体现了北洋军阀的兴衰过程，也大体概括了北洋军阀存在的不同阶段的特点。

来新夏等人认为，关于北洋军阀史的分期问题，还应该考虑到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推翻2000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应该作为北洋军阀分期问题的一个重要标界，况且，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改朝换代过程中，北洋军阀集团从一个军事集团一跃而成为掌握中央政权的军事政治集团，由此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军阀政治时期。缘此，来新夏等人在《北洋军阀史》书中，[※注]把北洋军阀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可以追溯其继承源流），到1912年初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为止，这是北洋军阀集团兴起、发展和形成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袁世凯通过一系列活动，不仅使得自己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的首领，而且还培植了一大批军阀、豢养了一大批政客，这些人成为以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袁世凯正因为手中有了这样一个军事集团才能较为容易地取得国家政权。第二阶段，从1912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为止，这是北洋军阀集团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袁世凯领导并维系着北洋军阀集团，掌控着较为松散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北洋军阀集团运用手中掌控的武装力量，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与权势。第三阶段，从1916年袁世凯死亡之后，到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这是北洋军阀集团走向衰落的阶段。这一阶段，北洋军阀集团由于首领袁世凯的死亡而明显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主要派系，他们之间既为了争夺权力而相互混战，又为共同反对革命、镇压人民而有时联手，他们纵横捭阖，翻雨覆云，把中国带入一个颇为混乱黑暗的年代。但也应该看到，北洋军阀集团的黑暗统治未能阻止新事物的诞生，以五四运动为转折的新兴运动迅速兴起，有力地冲击了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曙光。这一阶段，先后由皖系、直系、奉系三个派别更迭或联合掌控着形式上的全国政权。第四阶段，从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到1928年张学良等人宣布“东北易帜”为止，这是北洋军阀集团的覆灭时期。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北洋军阀集团的各种势力相继溃败或变形转换，国民党政权取代了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社会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客观地说，相对于此前各说，来新夏等人的时期划分，更为细化，也更有说服力。

历史作用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基本认为，北洋军阀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早在20世纪50年代，来新夏在《北洋军阀对内搜刮的几种方式》一文中，[※注]认为北洋军阀内部有不同的派系（如直系、皖系、奉系），这些不同派系的军阀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他们为了满足各帝国主义要求和扩大自己势力进行军阀混战，同时满足自己奢侈淫靡的生活，必须不断搜刮民众。作者认为，北洋军阀的经济来源，除了用出卖主权换取帝国主义借款外，主要是对内搜刮财富，他们采取各种不同方式来搜刮，主要有举借内债、苛捐杂税、滥发纸币、种植贩卖鸦片、摊派兵差等。黄志仁在《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与《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两文中，[※注]认为“从袁世凯开始，到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个个都是绞杀民主制的刽子手，都是人民民主势力不共戴天的死敌”，“北洋军阀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制，推行了专制独裁的暴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作者还认为，北洋军阀是破坏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罪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北洋军阀顽固地推行媚外政策，疯狂出卖国家利益，极大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浩劫；北洋军阀的横征暴敛，鲸吞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的再生产；北洋军阀凭借反动政权竭力维持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完全否定的历史评价。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完全否定的评价逐渐转变为给予适当肯定的评价。来新夏在《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一文中，[※注]从五个方面论述北洋军阀的历史作用问题，指出：北洋军阀集团在清末是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力量；北洋军阀集团是统治中华民国统一政权的代表；北洋军阀集团所掌握的北洋政府是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一个过渡；北洋军阀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且陈旧的状态。吴兆清的《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注]邓亦兵的《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注]均对袁世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改革腐朽落后的传统军事制度，并在中国编练新型军队的历史实践给予肯定，认为此举在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陈旭麓在考察中国近代军事史问题时，也部分肯定了军阀的正面作用，他指出：“整个说来，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较慢，相对而言，军事方面的近代化步伐超过了其他各个方面。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到蒋介石，他们对促进中国军事近代化都做了一些工作。”[※注]郭剑林在《中国近代军阀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一文中，[※注]把中国近代军阀放在中国近代化进程来考察，认为军阀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从君主专制政治向军事分权政治过渡；二是从世袭政治权力向竞争政治权力过渡；三是从“以礼治国”向“中体西用”过渡；四是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五是从封建军队向资本主义军队过渡。无疑，该文较大程度上肯定了军阀的历史作用。虞和平在《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一文中，[※注]通过对1912年至1921年间北洋政府所颁布的40多项经济法律法规的分析，认为北洋政府这些经济法规发挥了较为良好的社会作用：政府经济管理法制化和经济化；企业和企业家法人化；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融资渠道的社会化和国有化。由此，作者认为：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

21世纪以后，对北洋军阀的评价更趋客观公允。潘国旗在《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一文中，[※注]根据“内债”这一概念的界定，北洋政府所发内债总额应为992725449.868银圆。以往学界在对北洋政府内债政策的考察和评述中，偏重于揭露其封建性、殖民地性、破坏性等消极作用，而对近代中国内债的两重性分析显得极其缺乏。该文指出，就事实情况而言，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有一定的积极效果：首先，北洋时期大量国内公债的发行，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古代惯用的捐输、报效等封建落后的筹款方式，而采用借债的方式应对政府的紧急财政需要，这在财政手段和财政观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其次，从内债的用途上讲，北洋政府所发行公债总额中的1.96亿银圆（约占总债额的20%）用于交通事业建设、教育事业和水利、赈灾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再次，北洋政府所发公债加速了银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再由银行资本投资工业资本，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徐勇指出：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完全沿用带有贬义的“军阀”以概括所有的军事势力人物或集团，显然有不公正、非学术的内容存在，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看到段祺瑞、张作霖等典型的“军阀”，在其辖治之内，文化、经济、军事各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并未终止；吴佩孚等不做外寇傀儡，不仅保住了晚节，亦不乏文化思想的贡献；冯玉祥、阎锡山等都在各方面有所建树。因此，徐勇认为：“从总体回顾，在中国晚清的现代化改革、推翻满清帝制，反对复辟、维护共和，完成政治转型等社会革命运动之中，现代军事力量始终是一支活跃的先锋力量。”[※注]

特点与概念问题。关于北洋军阀的特点问题，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纲要）》一文中，[※注]认为：一是军阀们各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二是各有一块可以任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三是军阀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来新夏等学者在《略论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注]认为：一是其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二是割据称雄，拥兵自卫；三是各树派系，荣损与俱；四是纵横捭阖，制造政潮；五是卖国媚外，残民以逞。李新在《北洋军阀的兴亡》一文中，[※注]提出四点看法：一是采用外国兵制；二是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其另一重要财源是向帝国主义借款；三是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也有无业游民，实行募兵制；四是各据一方，连年混战。由此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北洋军阀的特点问题观点相近。

此后，不少学者进一步讨论此问题。杨立强的《论近代中国军阀官僚集团组织构成的特点》，[※注]认为军阀官僚集团在主要成员的组织构成上，存在共同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一大帮操纵军务政务的高级成员以及本集团的主要首领所组成的主要组织，普遍存在封建宗族性质的关系。各个军阀官僚集团所控制的军事和民政各个重要部门的人员构成，主要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着宗族性的人际关系，并且以此结成一个得失相连、荣辱与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每个军阀官僚集团主要都是依靠这种宗族性的关系网，控制军事和民政的主要机构，以此构成本集团的基本组织网络：血缘关系；同乡关系；同僚、部属、同学（年谊）和师生关系。胡玉海的《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及特征》，[※注]认为近代以来封建社会的王统政权、道统文化、族统社会的三维体系发生裂变，是近代军阀政治产生的根源；军阀政治经历了滋生、雏形和最后形成三个阶段。该文认为，军阀政治具有四点特征：一是拥兵自重，控制政治；二是利用民主政治形式，实现军阀专制；三是个人及政治角色之间不受法律制度约束；四是中央权威弱化，军阀割据混战。袁文伟的《近代三维社会变迁与军阀政治的崛起》，[※注]进一步细化分析军阀政治的特点问题，认为军阀政治具有以下七点特征：拥兵自雄干预政治的称霸性、政治行为的投机性和无原则性、利权的攫取性与排他性、政治伦理取向的封建性、政治面目的虚伪性、对外关系中的严重依附性、军阀政权更迭的频繁性。在另一篇《论中国近代军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根源》中，[※注]袁文伟认为，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被摧毁，政治权威日渐式微，宪政成为历史潮流，但对民主、平等的过度追求，使中国陷入民主的困境，加强中央权威与建立民主政治成为思想吊诡。在近代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转换中，财政危机、渗透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参与性危机、发展危机五种危机并存，始终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成为近代军阀政治崛起的根本原因。

关于军阀特点问题的讨论自然牵涉到如何定义“军阀”问题。“军阀”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军阀”的“阀”本意是官宦之家门前旌表其功绩的柱子，是指阀阅之家的“阀”，“军阀”意指有军功的军人世家，含有门庭显赫的意思，因此，大体是个褒义词。但到近代，“军阀”变成贬义词。1918年陈独秀就曾为军阀下过定义，认为：军阀是“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那弊端更是不消说的了”[※注]。在北伐战争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更是响彻云霄，军阀毫无疑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深深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1949年以后，“军阀”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但很少有学者细究其之定义。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学者开始考虑如何对军阀进行定义。李新在专门论述军阀概念的《军阀论》一文中，[※注]认为“军阀是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特殊的政治现象。军阀是一种特殊的军事集团。它拥有以个人为中心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它通常占据一片固定的或比较固定的地盘。在这块地盘上，这个军阀可以主宰一切”；李新还认为，军阀政治是封建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凡在封建社会中实行这种统治形式的，无论其大小乃至贵为天子的全国统治者，都可以称为军阀。简言之，军阀定义可以概括为私人军队、地盘、武力统治三点，其中，是否实行武力统治是判断军阀与否的最重要标准。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纲要）》一文中，[※注]提出军阀定义三条：“各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各有一块可以任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并认为前两条是一切封建军阀所具备的，后一条则主要明显表现在掌握过中央政权和驻扎沿海一带的大军阀上，至于内地的一些小军阀，有的则不具备或不明显具备。莫济杰在《新桂系史》一书中，[※注]也对军阀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军阀“依赖帝国主义的扶植，充当地主买办的政治代表，压迫剥削人民群众，拥有私人军队，以军队控制政权，割据地盘，实行‘武治’。在这些基本特征中，又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军事、政治特征，那就是军队私有和割据地盘”。与前述李新等人的观点有别，来新夏在《论近代军阀的定义》一文中，[※注]认为私人军队、地盘、武力统治只能作为近代军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决定本质的东西，以此三点与近代军阀，尤其是北洋军阀的情况相比，存在很多不相符合之处。在来新夏看来，最能体现军阀本质的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或说是行动准则。因此，他给军阀定义如下：“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不过，作者也承认，由于“军阀”这一称谓，从其产生和使用情况看，多半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因此，要对“军阀”给出科学的概念定义，并非易事。

21世纪之后，很多学者尝试从军事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角度，并采用前沿方法来讨论北洋军阀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张华腾在《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一文中，[※注]对北洋、北洋派和北洋军阀词语或政治概念的形成进行考察，针对国内外学术界对北洋军阀时期界定的不同，作者提出：使用中性词汇北洋集团来表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用中性词汇北洋集团来表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可以清楚地看出北洋集团发展演变的轨迹：北洋集团崛起于清末新政，发展于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及其以后，北洋集团演变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孕育了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是北洋集团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北洋集团走向灭亡的阶段。

在近年来探讨北洋军阀、军阀话语问题中，徐勇的学术尝试与努力值得关注，徐著《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注]是这一学术成果的集中代表。徐勇从近代中国军政关系演变与“军阀”话语传入、诠释、语义流变的角度，对包括北洋军阀在内的整个中国近代军阀做了动态考察与深入研究。作者通过对中日两国史料的梳理考订，追溯“军阀”话语源流，认为现代军阀概念产生于日本大正初年（1912）前后，其后，由李大钊、梁启超等各界人士从日语中移植进入中国，经由学界讨论及媒体宣传等多种渠道，在社会应用中较快地取得了“市民权”，并随着南方党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运动的推展，迅速传播开来，加之，政党执政后权力资源的支持，成长为现今常见的社会政治文化用语。徐勇认为，军阀话语不单是一个解释体系，其所发挥的最大的历史功用，是对于军人政治现象的批判性检讨。通过考察后，该书给出军阀的基本定义是，“实指社会政治转型时期军政关系失衡条件之下，逾越法制规则与文化道义而擅权干政的军事人物或其权势集团；军阀是含贬义的近代汉字概念，是同推进社会发展的健康的军事力量相对立的形象称谓。”该书特别指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止是研究‘军阀定义’，也需要持续地研究‘定义军阀’，即如何定义‘军阀’之方法”；并且认为，正确运用军阀话语，可以深刻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泛用则会导致政治批判简单化、扭曲或抹杀军事力量对于国家政治的健康作用。

与列强关系问题。在1949年以来的很长时间内，多数学者持各个军阀各有归属的观点，即某帝国主义是某军阀的靠山，某军阀是某帝国主义的走狗。例如，汤志钧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政府对五四运动的镇压和破坏》一文中，[※注]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帝国主义支持各派军阀，把中国变成好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日本全力支持段祺瑞以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美英则以直系军阀为“走狗”，以与皖系对抗。章伯锋的《试论一九一七年所谓“参战问题”的实质》，[※注]认为“参战问题”是美日帝国主义争夺对中国控制权尖锐矛盾的反映，皖系军阀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故唆使张勋复辟，后来正是在日本支持下打败张勋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军阀与列强关系的问题逐渐朝着具体化、专题化方向进行研究。一方面应当看到，很多军阀集团确实具有投靠帝国主义、卖国求荣、甘做走卒的历史事实。如章伯锋所撰《皖系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一文，[※注]就考察了皖系军阀投靠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事实，认为1916年6月至1920年8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着北京政府，在这一时期，中国表面上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处处依赖甚至听命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王仲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盐务和盐务改革》一文中，[※注]通过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的重要经济来源——盐税的管理与改革问题的考察，认为：袁的盐务改革在增加税收方面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其绝大部分被用作偿付以盐税担保的贷赔各项本息，即获利最大的是帝国主义列强，而袁世凯政府只是从中分得一杯羹。这说明袁世凯为了实现“武力统一”的美梦不惜出卖主权，也反映了军阀政权被帝国主义钳制的一个侧面。另外，很多学者也认识到军阀与列强有矛盾冲突的地方。孙思白在《试论军阀史的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注]认为军阀确有向外国势力投靠求助的一面，也存利害矛盾的一面，笼统地称其为帝国主义“走狗”“工具”不一定全合乎实际情况，两者之间的关系随时随地而有很多变化和复杂的内容，用一成不变的公式去硬套，往往是不恰当的。俞辛焞的《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注]娄向哲的《直系军阀政权的破产及其倾覆》，[※注]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与看法。上述论著说明，学界已经开始对原先那种简单化认为军阀都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主权的结论进行重新考察。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北洋军阀与列强关系问题的研究又有所深入。袁继成、王海林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一文中，[※注]通过对北洋政府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两个历史事件的是非得失的分析，提出新看法。作者认为这两个事件若放置于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社会进步的长时段历史过程来看，会发现中国参战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也是有失也有得的。车维汉在《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一文中，[※注]考察了1916年8月13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郑家屯事件，认为这是日本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妄图以军事暴力压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进而吞并“满蒙”，所实施的一个重要的侵华步骤。不过，通过考察时任奉天省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对日交涉过程，作者发现，张作霖存在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抵制与斗争方面，并分析了张作霖对日这一态度产生的诸多原因。所有这些说明，北洋军阀及其主导下的政府在处理与帝国主义关系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娄向哲的《北洋军阀与日本》一书，[※注]叙述1911年至1922年间，袁世凯、皖系、直系、奉系的北洋政权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该书除采用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档案等国内档案资料外，还利用了大量日本方面史料。该书在一些方面突破了旧有研究中的框架，把北洋军阀史研究置于国际背景，尤其是日本影响的背景下去考察，使该领域研究呈现出一些多元视角。来新夏的《北洋军阀与日本：20世纪末中国学者的研究》一文，[※注]对北洋军阀与日本的关系做了总结。该文认为，北洋军阀集团必然以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为其依靠，除了努力强化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力量外，还需要求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直、皖、奉三个主要派系都与英、美、日等国家，或明或暗地进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勾结，而列强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维护其势力范围也以经济援助和政治干预等不同手段与北洋军阀各派系进行交易。作者特别指出，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以及一战期间西方列强无力东顾所留出的空当，致使北洋军阀集团与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而日本从各方面对中国政局的操纵与影响也极为明显。显而易见，该文虽发表于21世纪，但带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北洋军阀研究的诸多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