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之起源与形成问题。学界相对一致的看法是，北洋军阀起源应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算起，乔志强的《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注]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注]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均持这一观点。但对北洋军阀形成的时间则存有多种看法：来新夏等人认为，应以袁世凯窃国为标志；任恒俊在《北洋军阀成因浅探》一文中，认为从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到1905年练成北洋新军六镇，北洋军阀集团已经形成；[※注]李新在《军阀论》一文中，[※注]则认为袁世凯利用辛亥革命“从清政府手中夺得全部权力后，他就成为一个拥有一支精兵而雄踞北方的大军阀了”。北洋军阀形成时间的早晚仅是表面问题，关键在于衡量其形成的标准。

从1912年袁世凯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至1916年袁世凯死去，共4年时间是北洋全盛时期。对北洋军阀的这一时段，李宗一著《袁世凯传》、[※注]侯宜杰著《袁世凯一生》和《袁世凯评传》，[※注]谢本书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注]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注]来新夏等主编《北洋军阀史稿》等，[※注]专书都有重点论述。关于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问题，过去多半冠以“窃国”之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周彦在《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问题之我见》中，[※注]认为孙中山是主动让位给袁世凯的，并认为这是孙中山为了适应客观历史条件而采取的灵活斗争策略，是其整个民主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常宗虎的《试论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的是非》一文中，[※注]认为袁世凯之所以能出任临时大总统，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南京临时政府从筹备组建就期盼袁世凯能反正归来；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政府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政权，袁世凯有能力将其置于死地，无须“窃取”；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因素都选择袁世凯作为新政权的核心。由此，作者认为，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并非窃取所得，而是历史机遇所赐，也是资产阶级拱手相让的结果。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开始分裂，主要有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在北洋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单宝在《皖系军阀的兴衰和特点》一文中，[※注]简单介绍了皖系兴衰过程，并指出皖系军阀明显带有自己的特点：以封建宗法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军事政治集团；热衷于扩充军队和抢夺地盘；善于玩弄政治手腕；主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黄征、陈长河、马烈编著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注]以段祺瑞为中心，叙述了皖系军阀兴衰历程。莫建来在《段祺瑞攫取统治权与皖系军阀的发展》《试论皖系军阀的形成》《皖系军阀的特点及其评价》等系列论文中，[※注]对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他从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段祺瑞的个人因素作用、清末民初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三个方面，对皖系军阀的形成问题作了论述，试图揭示皖系军阀的形成原因及其由胚胎脱胎成为军阀派系势力的形成过程。在多年研究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的基础上，莫建来所著《皖系军阀统治史稿》一书，[※注]较为系统深入讨论皖系军阀的兴起、皖系统治时的内政与外交、军事势力的扩展及其衰亡等问题。

胡晓在《论北洋皖系集团的形成、发展与衰亡》《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形成初探》《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失败原因探析》等文中，[※注]也对皖系军阀的兴亡历程作了叙述，并着重讨论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武力统一”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作者认为，武力统一政策不是段祺瑞上台后的“既定方针”和“基本国策”，而是在与国民党及南方阵营的诸多矛盾冲突中，在经历了一系列不满厌恶愤怒等心理刺激后，逐步形成的、明朗化的。武力统一政策的失败原因错综复杂，大体包括内因、外因两部分，内因指北方阵营内部，如皖系自身的问题，直系的干扰破坏，徐世昌的暗中作梗，奉系的阳奉阴违，研究系的反戈一击等；外因指南方阵营及国际方面，如国民党的坚决斗争，桂、滇系的联直倒皖，政学系的积极活动，海军的南下护法，非常国会的分庭抗礼，欧战风云的变幻，英、美等列强的干预，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等。同样是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胡晓编撰而成《段祺瑞年谱》一书，[※注]此书与1938年吴廷燮编撰的《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注]均是研究段祺瑞及皖系军阀的重要书籍。

继皖系之后，直系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关于直系军阀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果逐渐涌现。1987年公孙訇编著《直系军阀始末》，[※注]该书虽然作为《河北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发行，但具有专书的性质，从叙述作为直系军阀母体的北洋军开始，接着叙述直系军阀的形成，直皖战争，吴佩孚“武力统一”，曹锟贿选，两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至直系军阀覆灭，较为清晰地勾勒了直系军阀的兴亡历程。吕伟俊、王德刚合著《冯国璋与直系军阀》，[※注]记述了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直系主要人物的经历以及直系的兴起、发展、顶峰、衰落与灭亡的历史过程。该书认为，直系军阀集团大致上经历了四个阶段：从1895年至1916年为直系军阀草创阶段，即冯国璋等人追随袁世凯起家时期；从1916年至1920年为直系军阀形成阶段，即冯国璋出任副总统、代理总统时期；从1920年至1924年为直系军阀鼎盛阶段，即直系掌控北京中央政权，曹锟贿选总统时期；从1924年至1928年，为直系军阀的覆亡阶段，吴佩孚、孙传芳等人为维持直系军阀统治而垂死挣扎的时期。该书比较了直系与皖系、奉系的异同之处，指出直系内部结构比较松散，先后出现了四个代表人物，冯国璋死后，形成两个权力中心，等等。该书是直系军阀研究中水平较高的一部专书。郑志廷、张秋山著《直系军阀史略》，[※注]以清末民初军队演变作为考察对象，依据档案及历史资料，较为深入探讨了直系军阀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程。该书上溯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淮军进入直隶，下止于1927年直系军阀的覆灭，涉及这一时期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内容，并引入一些经济学理论方法加以诠释。此外，还有一些直系人物的传记与年谱，如蒋自强、余福美合著《吴佩孚》，[※注]公孙訇编撰《冯国璋年谱》，[※注]郭剑林著《吴佩孚真传》，[※注]周玉和、高乐才合著《贿选总统：曹锟》，[※注]岳谦厚著《曹锟家族》，[※注]等等，也对了解直系军阀颇有助益。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系掌控中央政权。奉系军阀在北洋军阀史和中华民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既是东北区域史研究的重点，也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从区域史研究角度看，其填补了东北地方史研究的空白，从北洋军阀史研究角度看，其是一个特殊且具体的军事政治集团。研究奉系往往与其首领张作霖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如常城主编《张作霖》，[※注]概括了张作霖的军阀生涯，从中也可以看到奉系军阀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线索。陈崇桥、胡玉海、胡毓峥编著《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一书，[※注]共十二章，采用传记的写法，较详细地介绍了张作霖五十四载的人生旅程，内容大致包括张作霖从投身绿林到被招安任清军统领，从辛亥中间绞杀奉天革命努力到夺取奉天省督军职位，从控制东北三省、形成奉系军阀、与日本人勾结、直奉战争，到掌控北京中央政权，直至命丧皇姑屯，等等。张伟在《试论奉系军阀的特点》一文中，[※注]认为中国近代军阀及军阀政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南北各派军阀，作为中国社会一个特殊阶层的军事集团，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各自也有不同之处。就奉系军阀而言，在形成的背景、政治理念、地理位置、发挥作用等方面，就有自身的特点。

奉系军事集团是一个缺乏统一政治理念的集团，没有思想上的一致性和始终追求的目标，但能统治东北长达十几年，并多次影响全国政局。很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探讨。胡玉海主编的《奉系军阀全书》，[※注]试图对此做较全面的系统化探索。该全书由六卷本组成：《奉系纵横》《奉系人物》《奉系军事》《奉系经济》《奉系教育》《奉系对外关系》。《奉系军阀全书》作者认为，这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特点和奉系军阀集团特别是其首领张作霖的主观能动性两方面因素促成的。奉系军阀是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军阀的主要特征是军事行为，而奉系军阀除军事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之外，其在发展经济和教育、开展对外关系方面，也起到了较积极的作用。如《奉系纵横》即从政治角度阐述了奉系军阀的发迹、崛起，分析其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组织构成，总结其解体及特点，带有总论性质。《奉系军阀全书》作者认为，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妥协与勾结，不是军阀的特性与本质，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奉系军阀统治东北时，东北正处在日本和俄国两大强邻的挟制之下，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既要与之交往，又要抵制其侵略。考察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对外交往中，“既有妥协勾结的一面，更有据理力争、奋力维护国家主权的一面。而后者是主流、是本质”。奉系军阀中的很多人物出身草莽，又与北洋军阀没有多少渊源，但其却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跻身于北洋三大军事集团之列，成为一支影响和左右全国政局的军事力量。在分析奉系军阀的军事力量时，作者认为，军事力量是靠经济实力支持的，奉系军阀除拥有东北丰富资源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外，其掠财手段、经济政策，包括基础工业、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奉系军阀全书》对于了解奉系军阀全貌及其与日本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此外，关于奉系军阀某一方面的专门研究也值得注意。奉系军阀的军事方面，学者关注较多，许超英在《东北航空军发展史略》一文中，[※注]对东北航空军发展概况做了整理与介绍，认为东北航空军是中国历史上发展较早的一支空军部队，始创于1920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覆没。在约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产生、振兴、扩充及参战等阶段，成为中国航空史上第一支规模最大，具有现代化装备、战斗力较强的航空部队。高乐才、刘彬在《奉系军阀与东北海军的创建》一文中，[※注]从奉系军阀的海军建设方面进行考察。奉系军阀为壮大军事实力，于1922年8月接管吉黑江防舰队，改建为东北江防舰队，1926年春正式创建东北海军。东北海军是一支包括江防、海防、水上航空、陆战队、军事教育以及各种后勤支援在内的机制较为健全的近代化海军，为当时全国军阀中海军之最。该文认为，尽管东北海军充当了奉系军阀统治东北和发动内战的军事工具，但在对外战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中国近代海军史占有一定的地位。奉系军阀的经济方面，王德朋、华正伟的《论奉系军阀经济力量的构成》一文中，认为奉系军阀经济力量由税收、金融业、工商业、债券、种植鸦片五个部分构成。[※注]姚会元的《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辽宁纸币发行》，[※注]则指出了奉票在整个奉系军阀扩张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奉票的发行像一把双刃剑，在后期，由于巨额的军费开支，奉系军阀不得不大量印刷奉票，以至于奉票的急剧贬值在东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萧条。胡学源的《奉系政治舞台的支柱——边业银行及其钞票》，[※注]把考察重点放在边业银行及其钞票，认为边业银行对维持和巩固奉系军阀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阀混战。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可以说这三次较大规模的军阀战争代表着北洋军阀分裂后各派系力量的消长过程，与此相关的是军阀战争与帝国主义关系的问题。章伯锋在《直皖战争与日本》一文中，[※注]指出在直皖战争中，因日本支持直系而取胜。莫建来在《奉系军阀与直皖战争》一文中，[※注]简要考察了皖、奉联合抗直，皖、奉关系破裂，到直、奉反皖同盟的形成，并注意到奉张在直、皖间的纵横捭阖对战争爆发的作用。作者认为，直皖战争爆发是直、皖两派军阀间长期存在并日趋激化的矛盾和纷争的必然结果，但奉系军阀的居中挑拨、推波助澜以及直接出兵参战，对直皖战争的发生及其结局无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俞辛焞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一文中，[※注]指出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先后对奉系采取不同态度，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后果。李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一文中，[※注]认为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惨败，有其深刻的内部、外部原因。从内部原因来看，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内部因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最终导致矛盾斗争不断加深而出现分裂，大大削弱了直系自身的力量，内部已危机四伏；其次，财政危机和军队腐败也是造成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吴佩孚经营的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造成了有利于反直势力的客观形势。从外部原因来看，直系惨败是反直势力的共同打击造成的。作者特别指出，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对直系军阀的摒弃，致使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并导致政权倾覆。苏有全、孙宏云合撰《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注]指出影响第一次直奉战争结局的因素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直系在政治上处于人心所向的优势地位。除了三次大规模军阀战争外，一些小规模的军阀混战也有学者论及，例如，江浙战争、[※注]援鄂战争、[※注]浙奉战争[※注]国奉战争、[※注]等。

上述是关于军阀混战的论文，其实也有很多专书论及军阀混战问题。如郭剑林主编《民初北洋三大内战纪实》，[※注]就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京津直隶地区的直皖、两次直奉战争，这三次军阀大战都波及到全国，战争的影响与后果非常严重。该书试图对北洋三大内战作较完整、系统、立体的叙述，并旁及北洋时期的社会、内政与外交互动下的政局变化、南北和战、战后北洋多元化政治格局等问题，使人们加深对北洋时期战争、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理解。

北洋时期的很多军阀混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北洋军阀的范围，西南军阀、冯玉祥的国民军，甚至与改组后的国民党势力也牵涉其中，一些学者就关注到北洋军阀混战的新现象、新因素。例如，陈长河在《西南军阀与1920年直皖战争》一文中，[※注]认为1916年皖系控制中央政权后，主张对南方采取武力统一政策，为了对付皖系这一共同敌人，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西南军阀决定采取“联直制皖”的策略，与直系等建立反皖“三角同盟”。1919年秋，直系为准备同皖系作战，以驻湘直军“久戍思归”为由请求北归，让直系吴佩孚充当“兵谏”急先锋，反皖“三角同盟”发展为14省反皖同盟。吴佩孚接受军政府的军费补助后于1920年5月开始北撤。直军一撤，南军紧紧跟上，于5月、6月连克长沙、岳阳，皖系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垮台。与此同时，河南发生了更易督军问题，段祺瑞拟在吴师北撤途经河南时加以拦截，因此图谋撤换豫督赵倜，以皖系吴光新取而代之。赵倜除拟以武力抗拒外，又极力争取南方的支持。在各方的反对下，皖系的易督计划未能成功。直皖之战爆发后，为西南军阀所控制的军政府发表助直反皖宣言，唐继尧等也拟乘机扩展地盘。但战争于数日内以直胜皖败而结束，西南军阀什么也未能得到。作者认为，在直皖战中，西南军阀与直系的“合作”是出于各有所求，形势使然。但以彼此利害关系，在“合作”中又充满矛盾，“联直制皖”是一种权宜之计。

习五一在《论一九二七年奉吴河南战争》一文中，[※注]通过北洋军阀已经走向总体溃败时内部爆发的奉系与直系吴佩孚集团的河南战争的考察，认为这场战争总体上仍属于军阀之间的争夺战，但综合考察全国形势，这场军阀混战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其牵制了直鲁联军，使其不能全力支援孙传芳与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战斗，减轻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河南战争加速了北洋军阀的最后溃败。刘曼容的《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注]指出北伐战争可以分为南北两个战场，从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进行作战的南方战场；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进行作战的北方战场。该文论述了国民军北方战场的发展进程，和北方战场与南方战场的配合呼应，通过如此视角观察，为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行提供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在另一篇论文《略论北伐前夕国民军与奉直军阀联盟的战争》中，[※注]刘曼容考察了北伐前夕的1926年春国民军与奉直军阀联盟在华北、中原地区进行战争的背景、经过及影响等。国民军在与奉直军阀联盟的战争中，既要同中国的反革命军阀作殊死战，又要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通过这场战争，国民军由倾向革命发展为加入革命阵营。作者认为，这种表明北伐战争前夕，全国政治军事力量几经角逐、分化组合后，逐渐形成了明显的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该文认为，既然国民军与奉直军阀联盟进行的战争，是在国民军已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友军并进而结成联盟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这场战争，就不能单纯理解为军阀之间的混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具有国民革命意义的战争。因此，可以说，这场战争对奠定国民政府北伐出师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到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是北洋军阀的崩溃与覆灭时期，是国共合作北伐、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建立政权的时期。无疑，这是风雷激荡、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空前高涨的时期，也是风云变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因此，这段时期的内涵极为丰富，也非常复杂，近代史学者们自然非常关注并研究这一时段。20世纪90年代，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注]对这段新旧交替、巨变的历史时期做了总体性研究，是一部史料丰富、论述严密、新意迭出的高水准学术论著。该书从1926年5月北伐先遣队入湘，到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京津，时间为两年多。这一时期，盛极一时的北洋军阀由撑持半壁江山到最终覆灭，国共两党由并肩对敌作战到彼此刀兵相见。北伐反映了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统一、独立、富强的伟大愿望，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十年之后，王奇生著《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一书，[※注]也专门关注这一时段。长期以来，在政治史领域，比较注意研究历史进程中取得胜利的一方，而对失败一方则多有漠视。因此，在研究北伐战争的历史时，学者们大多站在南方北伐军一方立论，很少关注北方军阀是如何应对的。王奇生认为，要对历史进程全貌作“复原”和解析，必须兼顾当时参与历史的各方，无论胜败，亦不论“进步”或“反动”，均应是史学研究关注的对象。与此前论述这段历史的著作有所不同，该书不仅关注“革命”和“进步”的一方，也关注“反革命”和“保守落后”的一方，内容涉及该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人物。具体到北洋军阀方面，该书对失败的北洋军阀进行了深入考察，向读者提供了更接近原貌的历史认知。书中指出，自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和割据时期，但没有任何一派军阀能够统一全局，军阀内部再也未能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但他们在名义上仍都奉中华民国之“正朔”，未有某派军阀公然将自己的防区宣布独立于国家主权之外，故这个时期国家虽然分崩离析，却始终存在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权，中华民国的国号与法统得以维持不辍，北京政府始终为各国所承认并代表中国国家主权，其内外政策与政治举措亦是当时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批评和关注的焦点。作者指出，在北伐以前，南方革命政权的实际管辖区域基本上囿于广东一省，不仅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在中国人眼中，亦始终未能摆脱“地方政权”的形象，国内外舆论关注的重心，仍是北方中央政局的变化，对革新之后的南方政府仍以普通地域性政权等闲视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这一局面才逐渐改观。作者还整体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问题，认为与晚清由单一党派主导革命不同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激变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中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同时并起。虽然三党的革命话语互不相同，而且中国青年党的“革命”仅停留在口头和笔端，且与国共两党的革命行动相对抗，但在当时中国社会，尤其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仍产生了一定影响。总而言之，该书在吸收近年来学术界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对一些长久以来认为是“已成定论”，甚至被认为是“常识性”的问题，加以进一步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可以说是一部有创见的专著。

标志着北洋军阀覆灭的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向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潘喜廷在《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易帜》一文中，[※注]就肯定了“东北易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作用，认为东北易帜结束了奉系军阀的武装割据局面，使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得以统一。杜连庆在《东北易帜：南北妥协与对日战争》一文中，[※注]认为东北易帜确实维护了国家统一，但同时也维护了东北军阀集团的利益，增强了张学良个人的权势地位。在多年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曾业英在《论一九二八年的东北易帜》一文中，[※注]细致地考察了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的全过程。该文指出，此前一般认为的东北易帜经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四个步骤”，实际上，这仅是研究者的臆想，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作者认为，东北易帜是北洋中央政权覆灭的产物，也是蒋介石、张学良本着国家统一方针，经过长达6个月的和平谈判，最后由蒋介石作出全面让步的结果。张学良多次推迟易帜，固然有日本干涉的外来因素，但不容否认也有其借此“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的主观意愿，张学良是东北易帜的最大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