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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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肇建之初，包括革命派和北洋派在内的各政治派别，虽然存在许多矛盾，但政治运作基本上是在宪政体制的框架之中。此后， “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等战乱相循，中央和地方军阀混战更是不计其数。然而通过军事实力和政治筹划而成为北京政府大总统的袁世凯，一心谋求个人专制统治，与寄望于民主政治的革命派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结果导致革命派发动“二次革命”，但因准备不周、实力不济而失败。此后，袁世凯和北洋政治军阀集团独掌北京政权，逐步废弃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各项民主政制，使民国初年的西式民主实验成为昙花一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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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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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 护国运动 帝制 政治 护国战争 资产阶级 二次革命 中华民国 革命派 党人 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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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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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指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院”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因掌握军政大权，处于强势地位；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因缘际会，并没有实际力量为后盾，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不甘心当个空头总统。因此，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引发府院之争。
杨西木在《黎元洪冬电真伪辨》一文中，[※注]根据新史料考辨了“冬电”真伪问题。1917年7月1日，张勋利用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发动复辟。事发后，黎元洪颇为后悔，鉴于在北京形势严峻，黎元洪决定以南京副总统冯国璋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并起用段祺瑞。7月2日，黎元洪手拟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并令段兴师讨伐张勋。同日，张勋令黎元洪24小时内搬出总统府，黎意识到总统职权无法在北京行使，于是又拟致南京副总统冯国璋的“冬电”，请冯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黎元洪把“冬电”和任段为国务总理的命令交人带到天津，任命令交段，致冯国璋“冬电”即在天津发出。问题是，张勋复辟之后，黎元洪左右为保黎的总统大位，做了一些手脚，其中重要的就是否认“冬电”为黎元洪所发，认为此系反黎元洪派伪造。反黎元洪派一口咬定“冬电”是黎所发。双方一直唇枪舌剑，争吵不休。该文作者在整理黎元洪的信札、电稿过程中，发现了三个原始稿件，并进行考辨，确认了黎元洪确实亲手拟过“冬电”，从而使这个长期以来存在的“冬电”真伪之谜得以解答。
汪朝光的《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一文，[※注]从北京政治内阁主导（常态）与总统主导（异态）角度着眼，对府院之争重新进行探讨。该文指出，除袁世凯主政时期外，本来北京政治的常态是内阁主导，唯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却是例外，可谓北京政治的异态。但是，黎、段府院之争的结果是，段祺瑞压倒黎元洪后，重新执掌北京政治权力，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段所依靠的武力支持。作者认为，经过此番波折，北京政治由府院相争的异态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但武力支配政治的原则不可动摇，内阁主导正向武人主导发展，并随着北洋军阀的分化和武人干政的发展而得以在其后有更多的表现。王雷在《非常状态下的决断——民初府院之争的新解读》一文中，[※注]借鉴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非常状态下的决断理论审视民初府院之争，指出府院之争表面上看，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角斗，实则是因《临时约法》在政体层面规划的重大缺陷所致。在北洋时期宪政民主实践的操作过程中，畸形的二元体制结构造成总统、总理权责不清；总统既不能解散国会，亦无紧急命令决断权，国家元首黎元洪在危机时刻没有任何的合法资源可资利用。作者指出，灵活的决断策略、决断时机的把握，无不考验着执政者的魄力、经验和智识，而这些要素正是北洋时期中国处于民主转型过程中所匮缺的。
有学者还对军阀当道下的内阁的构成状况进行考察，例如，鲁卫东的《军阀与内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与分析（1916—1928）》，[※注]认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人干政成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内阁作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不仅掌握着中央财力的分配权和地方督军、巡阅使的任命权，且作为正统的合法来源，成为军阀竞相角逐的对象。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表明，地域因素、同学关系、亲属关系等都是影响内阁群体构成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中国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关系对现实政治具有深刻影响。该文考察了北洋政府的内阁群体，其样本本身并不庞大，但在以军人、政客、专家与名流构成的混合体中，却存在着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构建了一张关系复杂却纹路清晰的社会网络。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多呈现“新瓶装旧酒”的面相。因而在内阁这一新瓶中，装的大多还是前清之旧官僚，在民主制的新外壳下，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在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具有现代专门知识的专家参与内阁，体现了军阀对于知识的尊重，但军阀政争、权力的私相授受，仍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
由于府（黎元洪）院（段祺瑞）之争，引起1917年6月、7月的张勋复辟。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张勋复辟并非一次简单的复辟事件，其有深层的社会、思想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就关注并考察了民国初年的复辟思潮与复辟活动。陈旭麓在《“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民国初年的反动复辟思想》系列文章中，[※注]讨论了民国初年的复辟思潮。该文指出，辛亥革命前的思想论战，虽然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有过一些非议，但没有给予有力的抨击，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无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还武装斗争，都是半途而废，没有将斗争进行到底，也不能将斗争进行到底。不要说旧的基础没有被摧毁，就是恶劣的君主观念也没有肃清，特别是遗老和封建地主阶级对民主共和的仇视。作者认为，民国初年的反动复古思潮，是围绕着“尊孔”问题提起的，是政治复辟阴谋的前哨战。复古者死抱着以孔子为依归的儒家学说不放，想把半封建文化恢复到原先的统治地位，为封建政治、封建经济服务，这种半封建文化又是和半殖民地的买办文化相互依存的。章开沅、刘望龄的《民国初年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注]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清朝遗老在民国初年的复辟活动，认为一切被推翻的反动统治者，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密谋恢复他们失掉了的“好时光”，而旧的反动思想的存在和继续泛滥，正是他们培养复辟骨干和争取社会舆论的重要依据。同时，社会基础极端薄弱的民初复辟派，又不可避免地要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企图依靠外力来实现他们的政治阴谋。刘望龄在《张勋与“丁巳复辟”》一文中，[※注]围绕张勋和复辟的有关问题进行论述，该文对张勋及其复辟活动完全做出了负面评价，认为张勋是“代表一部分最腐朽、最顽固的地主阶级的利益，更富于封建性，为了推护和恢复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毕生和人民革命为敌，成为封建帝制余孽的典型作表”。
“文化大革命”中，从学术角度论述北洋时期复辟问题的论著不多。到20世纪80年代后，不少学者再次关注到复辟问题，并试图进行较深刻的探究。焦静宜的《论“张勋复辟”》，[※注]对民国初年复辟思潮的发展和各种势力在“张勋复辟”过程中的作用，做了一些探讨。该文指出，辛亥革命之后，既没有发生农村的大变动以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基础，更没有比较彻底地触动旧的上层建筑，致使当时社会不仅有使旧势力复辟的思想资料可资“利用”，而现实状况也为复辟思想与行动提供了滋长、发展的“温床”。因此，辛亥革命后才不断发生复辟的历史现象。
一些学者对与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相关的人物，如梁启超、康有为、段祺瑞等做了考察。张守常、邢克斌合撰《民国初年梁启超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一文，[※注]关注了在民国初年反对帝制复辟（包括洪宪帝制、张勋复辟）斗争中梁启超的活动，认为梁启超反对帝制复辟的态度是明朗的，行动是果断的。虽然梁启超始终未能超越资产阶级上层或右翼政治活动家的基本立场，使其态度和行动所到达的高度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反对帝制复辟毕竟是有进步意义的，梁启超对此做出了贡献，应该给以肯定的历史评价。学界一般认为，在张勋复辟中，康有为是“文圣”，张勋是“武圣”，二者均是丁巳复辟的主谋，并且把康与张完全等同起来加以批判。王隆平的《康有为与丁巳复辟》，[※注]对此提出了商榷看法。该文认为，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复辟逆流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一派以张勋为主，包括部分军阀及清朝遗老，主张复辟封建帝制，可简称为帝制派；另一派是康有为，虽然也主张恢复帝制，但所主张的是“虚君共和”，可简称为虚君派。该文还较为细致地考察了康有为在此次复辟中的参与程度，认为在整个丁巳复辟过程中，主角是张勋，如果把康有为看作配角的话，也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配角而已。胡晓在《段祺瑞与张勋复辟》一文中，[※注]考察了段祺瑞在张勋复辟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段祺瑞与清室复辟派，段祺瑞与徐州会议，段祺瑞与“调人”张勋，段祺瑞马厂起兵，段祺瑞收复京城，段祺瑞的善后处理，等等。作者认为，总体而言，张勋复辟中，段祺瑞功远大于过，其粉碎复辟、捍卫民国的历史意义值得肯定和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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