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冯玉祥等人发动的北京政变，是北洋军阀走向衰落的重要事件之一。20世纪80年之前，对北京政变就多有论述，但结论多半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多半认为此次政变为首都革命。80年代以后，不少学者认为北京政变为一次武装军事政变。王宗华在《试论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一文中，[※注]认为此次政变既不是一次革命，也不是反革命，而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武装政变，其历史作用应该给予肯定。赵晓天在《冯玉祥北京政变新探》一文中，[※注]也认为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班师回京的举动，既有倾向国民革命采取激进行动的一方面，也有软弱动摇和主张改良的另一方面，因此，北京政变的性质应该是一次“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良性质的军事政变。”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北京政变是直系军阀内部矛盾斗争发展的产物，王红勇在《北京政变性质与原因新探》一文中，[※注]从叙述北京政变之前冯玉祥与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吴佩孚之间的携手、合作、矛盾、离异的过程入手，认为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原因既不是不满于曹锟、吴佩孚所实行的“大政方针”，也不是有感于军阀割据混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样也不是受孙中山影响和革命形势推动而导致的，而是由冯玉祥与曹锟、吴佩孚因权势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矛盾引起的，当然，时值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各种势力联合反对直系，加之，战争为这次政变提供了各种条件与时机。因此，作者认为：“那种把北京政变说成是冯玉祥受孙中山和国民革命影响和推动而发动的一场推翻直系的进步运动的说法超越了一定的历史范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与北京政变相关联的是冯玉祥驱逐溥仪出故宫事件。一些学者对此事件给予正面肯定，例如，刘敬忠在《冯玉祥北京政变初探》一文中，[※注]认为把溥仪驱逐出宫，从根本上铲除了复辟祸根，使得封建顽固分子的复辟梦想最终破灭了。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喻大华在《重评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事件》一文中，[※注]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认为“这个评价不仅过高，而且完全忽视了这一事件所产生的恶果，即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拉拢、利用溥仪的机会”，该文还认为，当时中国的复辟祸根不仅表现在小朝廷的存在，“更主要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还深存于人们的头脑中，这是复辟祸根的思想基础”，从这点着眼，“不能认为驱逐溥仪出宫就等于铲除了复辟的祸根”。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之后，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与博弈中，11月，已经息影天津多时的原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入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组成新的中央政府，即通常所称的段祺瑞执政府。关于段祺瑞执政府，长期以来，学界多半将其认定为一个由军阀组成的卖国政府。例如，段祺瑞主导下试图解决北京政变后混乱的时局问题，召开了善后会议，学界就认为这是军阀官僚们的一个“骗局”。孙彩霞在《军阀与善后会议》中，[※注]考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于1925年2月至4月召开的善后会议，认为此次会议所谓“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和平统一”是一个骗局，事实上善后会议变成了各派军阀官僚争权夺力的战场，几乎不能收场，在段祺瑞的委屈求全下，善后会议终于闭幕。但它并未解决时局纠纷，反而成为军阀再次混战的导火线。近十多年来，对段祺瑞执政府及其主导的善后会议研究，逐渐趋于公允。杨天宏在《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一文中，[※注]对善后会议的研究不同于以往从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军阀”视角的论述，认为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就善后会议发生的争执，主要是在争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但由于国民党缺乏实力，未能迫使有奉系支持的段政府做出实质性让步，双方关系最终破裂。近年来，杨天宏进一步对段祺瑞执政府及善后会议进行探究，他的《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一文中，[※注]就指出段祺瑞执政府在整合北洋各派系问题上曾经做了多方努力。该文指出，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段氏试图通过召开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军阀之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此过程中，北京政权经历了不同政治体制的艰难选择，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分配，然而，由于段政府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整合北洋各派系的努力未著成效。作者认为，这一政治结局，使北洋时期的中国丧失了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预示着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将转而经由北洋体制之外的途径，同时也预示了北洋体系最终崩殂的历史命运。在另外一篇论文《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中，[※注]杨天宏指出，善后会议是直奉战争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的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善后会议旨在“收束军事”和“整理财政”，并为召开“国民会议”做准备，其性质偏重战争善后问题解决，与涉及国体建设的国民会议并不构成冲突。从议程上看，会议不涉及政治权力分配，因而与“政治分赃”也不发生关系。作者认为，由于中国政治权势的重心已经失却，善后会议未能实现主持者“和平统一”的初衷，但善后会议反映的中国政治语境变化及政治家的因应，值得研究者关注。此外，一些学者还尝试从其他角度探讨段祺瑞执政府的作为，如冯筱才在《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一文中，[※注]以段祺瑞执政府为讨论对象研究五卅运动，认为运动的扩大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相关，实际成为执政府可以利用的工具，因此，在近代中国，群众运动从来不是单纯的民意表达，忽略群众运动背后的力量，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群众运动的复杂内涵。

近年来，对北洋政局的探究，逐步走向多元化，这大大提升了人们对北洋政治丰富性、复杂性的认识。例如，有的学者尝试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结合的角度考察北洋政府后期的政局变化。北伐前数年的北洋政权更迭频繁，军事格局、政治态势、外交关系变化很快，罗志田在《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一文中，[※注]通过《申报》主笔杨荫杭在北伐前数年写的“时评”探索当时国人政治关注的问题，希望能借此揭示当时的军政格局及时代要求。该文指出，中央政府失控与南北分裂局面的复杂化、地方意识的增强、文武关系的诡论性演变，以及民族主义在政治中的有意识运用等问题较集中地体现了北伐战争这一民国政治大转折所处的时势语境。从杨荫杭所论可以看出，那时全国局势既然类似历史上的“五代”，也就出现与五代相近的时代要求，即向往统一。作者认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可视为北洋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其后的“善后会议”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努力的失败促成北洋体系的崩散，后来北伐渐得人心的部分原因即其昭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从宏观上方面考察，罗志田在《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与《“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论文中，[※注]认为北伐时期中国政治的主要区分和中外关注的重点是南北之争，而非通常所认为的国共之争或国民党内部矛盾，当时的中国局势与列强政策均以混乱多变为特征，北伐前数年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迅速而激烈，出现了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名义上仍居正统的北洋政府无力控制局势，而久居边陲的南方国民政府之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形成“有道伐无道”的态势。至于北伐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南北之分的地缘文化观念和南新北旧的社会认同，使北伐军获得南方民众的支持。在《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一文中，[※注]罗志田认为，是南京事件而非“四一二”及“清党”造成了美国政策的调整。其实，此项研究已经涉及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当时、当地的国内主要对立面与社会矛盾，从而提供了一个由小见大，从实际出发观察历史问题的例证。

一些学者尝试从具体的个案角度考察北洋政局变动。如经先静在《内阁、国会与实力派军阀——20世纪20年代罗文干案始末》一文中，[※注]与以往研究中侧重于分析实力派军阀的暗中操作不同，试图把1922年发生的财政总长罗文干被捕事件置于内阁、议会和实力派军阀三方博弈互动的格局中来演示，通过对这一政治案件全过程进行描述和剖析，来考察历史现象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作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军人干政，战乱不息，政府往往成为实力派军阀争夺私人利益的工具。罗文干案件本身的三起三落就体现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纷纭复杂的斗争，民主共和政治的衰微。但不能否认，在此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种追求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积极、健康的力量。李在全的《民初的司法、传媒与政争——对1917年一桩高官案件的考析》，[※注]通过对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司法档案的爬梳，和相关报刊、日记、回忆录等史料的钩沉索隐，来重构1916年财政总长陈锦涛案件与当时政局、社会、传媒的关联。1916年6月，具有国民党背景的陈锦涛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上任不久，陈即被北洋派指责和攻击，并于次年4月，以涉嫌贿赂和诈财罪的罪名将陈交付司法部门审讯，其实，该案是多种政治斗争和传媒力量介入的结果。该案研究表明，高官案件往往不是简单的司法案件，而是假手司法程序加以解决的党派纠纷和政治斗争，民国初年的传媒虽然表现出某种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独立性格，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卷入了政争。透过此案，还可看出民初的司法独立、民众法治心理和司法实践之间的名实不符。

不少学者从外交角度考察北洋内政与外交的互动。陈雁的《外交、外债和派系——从梁颜政争看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政府的外交运作》，[※注]是一篇试图连接理解外交与内政的北洋政治史论文。该文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在派系纷争、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主要由留学生构成的职业外交官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呢？作者以华盛顿会议期间围绕山东问题而引发的“倒梁（士诒）风潮”和“梁颜（惠庆）政争”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在这一裹挟着北京政府赖以维系的两大重要支柱——外交和外债的重要案例中，外交出身的颜惠庆在“梁颜政争”中不仅主动出击，把梁士诒拖入外交旋涡，还巧妙地利用军阀“电报战”，令梁内阁垮台。可以说，在这场“梁颜政争”中，颜惠庆成功地利用派系斗争，既争得了外交部对胶济铁路交涉案的控制权，也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外交界和政坛的地位。作者认为，在派系政治的文化环境中，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外交官们虽然表面上标榜独立与中立，但常常不得不依靠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外交实践，甚至主动参与到派系斗争中来。但问题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当这些外交群体越来越深地卷入权力斗争的旋涡中，对于权力的迷恋也日渐加深，这时候“独立”和“制度”都是可以搁置和牺牲的。杨天宏也尝试从外交与内政互动的角度考察北洋政局变动，其在《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注]认为1926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法权会议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撤废治外法权的一次尝试。在改变由不平等条约建构和规范的近代中外关系问题上，北洋政府并不像先前许多研究者一再批评的那样，仅仅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在法权会议过程中，北洋政府外交家付出了艰辛努力，以图撤废治外法权这一严重伤害中国主权的外人特权。法权会议折射出的北洋外交是一种带有改良色彩的“修约”外交。在中国尚不具备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实力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修约”应为务实的选择。虽然囿于内外条件，北洋政府未能实现撤废治外法权的初衷，但法权会议确立的一些中外关系原则，也为后来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法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