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原本是直系军阀的一位将领，后发动北京政变，独树一帜，把军队改名为国民军。此后，无论在军阀混战中，还是北伐战争前后，以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中原大战、长城抗战等，冯玉祥都可以算是一位风云人物。在民国时期，对冯玉祥就有人关注，并有所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基督将军”之名，冯玉祥引起了苏、英、日等国关注中国问题人士的注意，随后对冯本人及其军队进行研究的材料开始被汇集到国外。与此同时，冯玉祥部队中的很多人员，如陈崇桂等也纷纷撰写冯氏的文字材料，1930年北京大学教授李泰棻撰写《国民军史稿》后，研究冯玉祥及其军队的论著逐渐增多。

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将冯玉祥视为反蒋人物、统一战线的对象，故一直被尊为“爱国将领”，但缺乏真正的学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华民国史研究受到重视，冯玉祥研究也随之起步。冯玉祥的自传《我的生活》整理出版。[※注]1981年朱来常的《冯玉祥述略》一文，[※注]是一篇较早的论文，同年，冯洪达、余华心合著《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出版，[※注]次年，高兴亚的《冯玉祥将军》出版，[※注]1987年，郭绪印、陈兴唐合著《爱国将军冯玉祥》出版。[※注]这一时期，有近百篇关于冯玉祥的论文发表，主题涉及冯玉祥人生历程、基督信仰、革命道路，冯玉祥与曹锟贿选、北京政变、北伐战争、西安事变、抗日战争、中共的关系以及对冯玉祥的评价问题，等等。试举一例，关于冯玉祥与曹锟贿选的关系问题，冯洪达、余华心合著的《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认为，冯玉祥对“曹锟的贿选和军阀混战都极感厌恶”；高兴亚的《冯玉祥将军》一书中，承认冯玉祥“乘机参加了索饷运动”，但反对贿选；郭绪印、陈兴唐合著的《爱国将军冯玉祥》认为，冯玉祥“对曹锟贿选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不满”；刘敬忠在《冯玉祥与曹锟贿选》一文中，[※注]认为冯玉祥与曹锟贿选的实际情况是，冯部分地卷入了曹锟贿选，但没有支持具体的“贿选”。无疑，这些问题的讨论推进了冯玉祥研究。与此同时，一些相关的通俗普及读物也出版发行，如《东方怪杰冯玉祥》[※注]《冯玉祥在陕西》[※注]《冯玉祥将军传奇》[※注]《冯玉祥传说故事》[※注]等。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冯玉祥研究进一步深化。冯玉祥史料进一步整理编辑出版，特别是《冯玉祥日记》（5卷本）出版发行，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便利。[※注]该日记编辑说明中写道：“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可以说，这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冯玉祥的主流认识。这一时期，有关冯玉祥的传记读物继续出版，有谷丽娟著《冯玉祥传》，[※注]孟醒仁、曹书凡合著《冯玉祥传》，[※注]张传华著《民主斗士冯玉祥传》，[※注]等等，这些著作，大都以通俗的笔法，叙述冯玉祥军事集团的形成、发展、衰落、瓦解过程，并将冯玉祥与国民军放在当时历史舞台上，尽量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示这位历史人物的一生，并力图从其内心世界喜怒哀乐的变化中，揭示其思想演变过程，以及这种演变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深刻根源。这些论著一般都给予冯玉祥较高、正面的评价，称其为“爱国将军”“民主斗士”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冯玉祥的研究逐渐开始涉及一些具体的、原本敏感的问题。如孙泽学在《大革命后期冯玉祥联蒋清共的原因剖析》一文中，[※注]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随着蒋介石背叛革命，汪精卫立场的动摇，冯玉祥在政治上也急剧右转，最后与蒋介石一起，大举清共，加速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促使冯玉祥走向联蒋清共的原因为何？该文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蒋介石的拉拢、诱惑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冯玉祥自己。原先通常认为，冯是受了蒋的欺骗，一时未认清蒋的庐山真面目而误入歧途，如今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认识失之偏颇，也是与事实不符。刘敬忠、王树才合著《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一文，[※注]认为1925年至1927年，冯玉祥在政治方面的进步尽管不大，但特殊的政治形势决定其充当了独特的历史角色。当时的北洋各派别认为冯及国民军是北方“赤化”的中坚力量而大力“围剿”。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政治上一再倒退，但最终还是被逼到了国民革命的一方。冯玉祥加入国民党改变了南口大战的性质，使其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北方战场，故此，冯玉祥及国民军在大革命历史中应当有一席地位。但该文同时指出，冯玉祥及国民军能与北洋军阀决裂，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促成的：首先，这是因为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对冯玉祥所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他对国民革命有一定的认识，冯玉祥的转变是大革命中错综复杂阶级力量重新组合的直接反映；其次，冯玉祥虽然与阎锡山等其他军阀的易帜投机有本质的不同，但在其政治态度转变中被逼迫的成分占有很大的比重，其政治思想的基础很不牢固。冯玉祥是在旧军阀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下投入革命战线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冯玉祥为什么又迅速蜕化为国民党新军阀了。李朝阳的《1926年冯玉祥访苏问题研究》，[※注]重新讨论了1926年冯玉祥访苏问题，作者认为，与苏联的实用主义合作遇到了挫折是冯访苏的重要因素。冯玉祥此行有学习苏联革命理论、红军经验的意图，但主要是寻求进一步援助；苏联方面很重视这一访问，力图从多方面影响他。对冯要求的援助，苏联仅原则上同意。在思想上，冯有所进步但有限，其扩张个人权势和救国救民双重目标的思想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实用主义合作态度没有根本改变，这是冯后来反动的重要原因。然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勃勃生机留给冯玉祥的美好印象及所受教育的影响是长远的，这也是冯后来逐渐觉醒，最终走向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重要因素。

显而易见，近年来的冯玉祥研究，颇有将冯请下“神坛”之势。除了前述几篇论文之外，刘敬忠、田伯伏合著的《国民军史纲》也体现了这一趋向。[※注]以往出版的有关国民军的专著，或为冯玉祥西北系军事集团人员撰写，局限颇多；或偏重于论述冯玉祥在国共两党帮助下的“进步倾向”，而较少论及其负面，对一些与其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略而不论。刘敬忠、田伯伏的《国民军史纲》一书，重新考察并研究了国民军及其统帅冯玉祥。该书指出，在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但冯玉祥在各方压力及名利诱使下，改变了政治初衷。冯原来设计拥戴段（祺瑞）孙（中山）合作，建立一个有“左”倾色彩的中央政权已不可能。冯玉祥发动政变时毅然反戈，表现不凡，随后却瞻前顾后，摇摆不定，拱手将政权交出。该书指出，冯玉祥一生中，在很多重大军政事件的处置上都有虎头蛇尾、瞻前顾后、摇摆不定的特点，这在北京政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书还指出，以往冯玉祥与国民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孙中山北上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段祺瑞则积极筹备“善后会议”与之在政治上相对抗，原先的研究多半认为，冯玉祥对段祺瑞主导的“善后会议”持反对态度，实际不然，国民军在总体上对“善后会议”是支持、捧场的态度，并力争在会上谋取更多权益。善后会议前后，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配合得相当默契和巧妙，使自己成为会议的最大受益者：会前，冯玉祥为急剧扩充到15万人的国民军第一军争得了较稳固的地盘和军队编制；会议期间，国民军第二军巩固了其在河南的统治地位，并为国民军第三军取得陕西奠定了基础。该书指出，冯玉祥《我的生活》及李泰棻《国民军史稿》中称国民军及冯本人对“善后会议”持反对立场，实属不实之词。多年以来，学术界对冯玉祥及国民军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评价甚高，认为是“国民军思想划时期之转变”，“从此，冯玉祥对基督教的信念彻底幻灭，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摘掉了自己“基督将军”的帽子。实际上，如此说法并不准确。关于郭松龄反奉事件，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将郭松龄反奉失败的罪责归于李景林，而闭口不谈自己的背约行动，实际上是替自己开脱责任。该书认为，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很多行为，其实是冯玉祥军阀实用主义立场及个人性格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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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制度与组织、北洋军阀、政治纷争与反北洋运动、人物研究等方面简要介绍了1949年至2009年的北洋政治研究概况，事实上，北洋政治还有其他内容，在此不能一一介绍了。如同近代史研究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北洋政治研究也深受时代学术大环境的影响。大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热衷于讨论北洋政权性质、北洋军阀反动性等问题，缺乏具体、细致的史实考察；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再热衷于讨论宏大的、带有政治定性的问题，逐渐走上了具体、实证研究之路。毋庸讳言，时至今日，关于北洋政治的学术研究，仍然薄弱，至少不能与其在民国政治史中的地位相匹配。当然，个中缘由很多，其中重要一点即史料原因，相对于其后的国民政府时期史料的丰富、多样、系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史料并不多、零散、不成系统。故此，欲推进北洋政治研究，不妨从搜集、整理、出版史料入手，从专题、具体研究切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立体；同时，处理好北洋政治与此前的晚清政治（尤其是清末新政）、其后的国民政府政治的关联，借此，北洋政治史研究将会有较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