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蒋胡关系：由合作到破裂

二次北伐完成，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实现统一，国民党也成为统治全国的执政党。同时，蒋介石与胡汉民合作格局形成，蒋、胡关系走向也影响着随后数年间南京政府的政局发展。在最初的两年间，二人分工合作，胡汉民在蒋介石与其对手的斗争中始终站在蒋氏一方；此外，他倡导“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规划五院制度，主持立法，对初建的南京政府起了重要的擘画作用。然而这种合作关系终因约法之争而彻底破裂。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导致各派势力联合反蒋以及宁粤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团结御侮”的舆论压力迫使宁粤双方举行和谈会议，蒋介石迫于压力，第二次下野。其后经历短暂的孙科政府后，蒋、汪达成合作，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的六年合作格局。

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政要人物，一直是大陆史学研究的“禁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及史学研究的发展，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关于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的学术研究工作均陆续端倪初见。[※注]就1928年至1932年间蒋、胡关系的研究而言，亦发端于此时期。

1986年发表的陈红民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讨论“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以“抗日”“剿共”“倒蒋”为中心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活动，认为胡汉民此时期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注]周聿峨、陈红民所著《胡汉民评传》对1928年至1932年间胡汉民的言论及活动，如倡导训政、主持立法、与蒋介石的冲突，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反蒋活动，如组织“新国民党”等，皆有所考察。[※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海内外有关蒋介石、胡汉民档案资料的逐步发掘、整理、开放，极大推动了蒋胡关系问题研究；众多研究者在此领域的耕耘，又使相关研究不断推进。

1991年，杨天石的《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蒋胡和解》一文发表，首次利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披露胡汉民晚年，基于抗日和反对独裁的需要，曾数度联络、组织力量，准备军事倒蒋的史实。[※注]此后，杨天石进一步利用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及“国史馆”所藏胡汉民档案，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因不满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而产生的多股反蒋抗日潮流进行了考察。[※注]自2002年，陈红民亦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对晚年胡汉民做了一系列研究。他考察了1932年至1936年间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态度——他们以“抗日反蒋”为旗帜；同时，又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陈红民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进而提出，胡汉民与两广对日政策的主流是抗日的，应基本予以肯定。[※注]陈红民还考察了1932年至1936年间西南政权内部关系，[※注]以及1931年至1936年间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的演变脉络，即由激烈反张、拉拢联络到松散结盟等问题。[※注]2003年，陈红民所著《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出版。作者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展示晚年胡汉民等在野政治家以两广为基地，联合地方实力派酝酿反蒋运动的史实。对于1931年至1936年间的蒋、胡关系，作者从“在朝”与“在野”的角度，来探讨胡汉民政治态度的变化，特别是胡、蒋之间的微妙关系。2005年，陈红民辑注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出版，其中收录1931年至1936年间胡汉民与各方往来函电两千六百余件。[※注]

关于“约法”之争问题，杨天石利用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抄本、蒋介石致胡汉民函等材料，对“约法”之争及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作者提出，20年代末期，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和地方实力派相继掀起批判独裁，要求实行民主和法治的潮流。面对这一潮流，国民党主流派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蒋介石虽无多少民主思想，但他在中原大战后，转而倡导约法，这主要是由于中原大战和北平扩大会议的刺激，亦是“政治刷新”，借以争取人心，稳固自身统治；而胡汉民则坚持一贯主张，反对在当时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蒋胡矛盾还涉及其他许多方面，其中，胡对蒋的批评和牵制是招致蒋不满的主要原因。“软禁胡汉民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一次典型政治事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自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仅存的一点民主气氛扫地以尽。”杨天石以“追求法治始，破坏法治终”来评价蒋、胡之间的这场纷争，认为：“原本是追求民主和法治的努力（虽然是表面上的和形式上的）却变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这一事件深刻地说明了现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注]陈红民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档《事略稿本》，对“约法之争”的一些细节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究，考察了促使蒋介石下决心拘禁胡汉民的外部因素，以及他事前的善后安排。[※注]

2.从宁粤对峙到蒋汪合作的形成

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事件导致宁粤对峙局面的形成，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又促使宁粤双方坐到谈判桌旁，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由此发生了新一轮的权力重组。

围绕粤方“非常会议”，1985年发表的闻少华、孙彩霞所著《“非常会议”中的几个问题》，考察“非常会议”反蒋运动的特点、失败原因，以及宁粤双方因何未发生军事冲突等问题。作者认为，此次反蒋运动，是国民党内部“狗咬狗”式的权力之争。宁、粤分裂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非常会议还削弱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力量，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注]1991年发表的金以林所著《胡汉民与“非常会议”》以胡汉民的人生沉浮为中心，考察了胡氏由助蒋到反蒋被囚，再到引发非常会议召开，直至蒋介石下野，胡本人退避香港的经历。[※注]近年来，金以林进一步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阎锡山档案和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等资料，围绕由宁粤对峙到蒋汪合作达成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各派系之间关系，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之间分化重组的过程进行了一系列考察。他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考察了从汪、胡联手反蒋到蒋、汪合作的过程。提出，和谈期间，蒋介石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并不断地分化各派反蒋势力的联盟。上海和谈是宁粤对峙事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前后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分化组合。[※注]他还对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及再起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展现了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一次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以及此过程中蒋介石精心擘画、以退为进、分化拉拢的政治运作。[※注]金以林的《汪精卫与国民党的派系纠葛——以宁粤对峙为中心的考察》，以汪精卫的政治抉择为主线，考察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的派系纠葛以及汪、胡、蒋三方关系的戏剧性转变，梳理从汪联胡反蒋，到汪、胡合作破裂，再到蒋、汪合作排胡的过程，展示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和权力转移，并揭示汪精卫的政治品格。作者的结论是，导致国民党派系之争的真正原因并非党内领袖间不同的政治态度。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胡汉民等国民党派系，彼此之间的政争焦点，更多的是集中于党的权力之争。此外，作者提出，汪精卫自视为国民党领袖，加以国民党的“党治”体制的存在，故而他为恢复在党内的权力，再次选择与蒋介石合作。但在蒋汪合作局面形成后，各项大权仍集中在蒋的手里，这时的蒋汪合作，已不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合作，汪精卫已不可能再从掌握“党权”进而获得政权和军权。[※注]

针对宁粤之争是蒋、汪、胡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而非领袖的不同政治态度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刘大禹认为，宁粤对峙除个人权力之争外，亦体现了不同的政治态度之争，宁粤和解以妥协方式避免了危机，并导致相关制度规范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重视以制度规范权力的现代政治理念。通过和解，蒋的第一次集权模式暂时受挫，蒋在冲突中作出了主动或被动的让步，从而维护着国民党的继续治理与危机应对。[※注]

对于蒋汪合作初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亦有一些学者做了考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张同新所著出版于1988年的《蒋汪合作下的国民政府》，是最早研究1931年至1938年间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的专著。段智峰的博士学位论文《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档”和《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等的文献资料，通过政治制度视角与国民党内政治生态、政党文化视角，考察1931年至1938年间蒋汪合作格局的基本面向。鉴于以往学界对蒋、汪合作研究存在过于强调蒋、汪间的政策差异与利益冲突的取向，作者以蒋汪关系中的合作面向为考察中心。他提出，蒋汪合作得以形成，既有二人各自权力考量、国民党内政治生态与权力竞争等现实层面因素的作用，又有蒋汪基本理念、政见的趋同等理想层面因素。“安内攘外”政策是构成蒋汪合作格局最为本的政治基础。[※注]

3.汪精卫及改组派

1928年至1932年间，汪精卫参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争夺，在民国政局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档案资料相对缺乏等原因，学界对于此时期汪精卫的研究，与蒋介石研究及胡汉民研究相较，总体上略显薄弱。尽管如此，近年来，不少学者尽力搜集材料，除前述蒋汪关系、蒋胡关系等问题外，亦对此时期汪精卫的政治思想、汪精卫与张学良关系、改组派等问题，做了探讨。

谢晓鹏的《理论、权力与政策——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研究（1925—1938）》，系统研究了汪精卫1925年至1938年间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注]谢晓鹏的《汪精卫与张学良关系之探讨》，梳理了从反直同盟到西安事变，汪精卫与张学良的恩恩怨怨，其中包括在中原大战中的结怨，以及“一·二八”事变中的矛盾、热河危机中的对抗。[※注]

1928年冬至1931年初，国民党内活跃着一个由陈公博等人发起、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反对派——改组派，其政治主张及活动曾产生一定影响。大陆学界对于改组派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刘建皋的论文《改组派初探》考察了改组派的成员构成、政治主张及反蒋活动等问题。作者提出，改组派的成分复杂，大体可分为三类：改组派上层中既有试图与蒋介石争权夺力的失意的政客和军人，也有试图改组国民党，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人还有彷徨苦闷中的知识分子。作者认为，改组派“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主张具有欺骗性，其上层分子的目的是争夺党政大权。总体而言，对改组派持否定和批判评价。1992年出版的郭绪印著《国民党派系斗争史》考察了改组派的反蒋运动，对于改组派，特别是其领袖人物，给予了更为积极的评价，肯定其政治主张具有民主的一面。作者分析改组派产生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进而提出，改组派的领袖人物具有旧民主与改良主义思想，既不满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又不认同中共的理论，企图走一条中间道路，在权力斗争失败后转而鼓吹社会上业已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发起政治运动。郭绪印以社会成分将改组派划分为两类：其下层是处于彷徨苦闷中的知识分子；其上层分子政治倾向较为复杂，既具有一定的民主、进步思想，又在国民党内身居高位，属于党内在野派。后者之参加改组派，既是出于主义之争，亦是出于派系之争，随着运动的深入，其主义之争往往服从于派系之争。他认为，改组派的一整套政纲显示出，国民党内具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人，以在野身份对国民党“分共”以后的各项政策进行反思；亦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在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注]总的来看，20世纪80至90年代，学界对于改组派的研究仍较缺乏，2000年以后，相关研究有所增多，并趋向深入。田守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国民党改组派研究》系统研究了改组派产生的派系根源、社会基础，以及其组织体系、理论、政纲、军事反蒋活动等问题，重点考察改组派之所以迅速在国民党内获得广泛支持和较强政治影响力的原因，认为，这是由特定时代政治背景下多种复杂因素导致的。[※注]李志毓则以“国民党左派”来指称改组派，做了一系列研究。她考察了1927年武汉“分共”之后，以陈公博和《革命评论》杂志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所提出的论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理论以及联合工农小资产阶级、建设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认为这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中间道路”探求。[※注]李志毓还对国民党激进“左派”的“党治”理论做了考察，提出，1928年，在国民党面临腐化危机的背景下，以陈公博和《革命评论》作者群为中心的党内激进“左派”为恢复国民党“一大”的改组精神，从阶级成分、组织与训练、人才选拔机制等方面重新阐释了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论。其党治理论的特点是：援引唯物论和阶级论的视角，讨论国民党的群众基础问题，重视党内民主，试图通过“民主化”和“青年化”来解决国民党的腐化问题。[※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