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大陆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地方实力派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方面，各地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如：《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信》《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第4册及第5、6册合集等。[※注]自1959年起，各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整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此外，1978年后，相关人物的日记、回忆录、文集等资料亦有出版，如：《冯玉祥日记》《阎锡山日记》《陈铭枢回忆录》《邓演达文集》《中原大战内幕》等。[※注]

在地方派系研究方面，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第3卷考察了西南新军阀从形成到消亡的全过程，涉及1928年至1932年间蒋介石与湘、粤、桂军阀间的争夺，云、贵、川军阀混战，西南军阀对红军的“围剿”，以及西南的经济、教育、对外关系等问题。[※注]莫济杰、陈福霖主编的《新桂系史》则探讨了新桂系由兴起、发展到消亡的全过程，亦考察了30年代前期广西当局的施政状况。[※注]邓正兵著《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1927—1936年）》，由广东地方实力派着手，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主义。作者分析了广东地方实力派的组织结构、派系意识形态，考察了广东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广东地方社会的动员和控制，并论及广东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之外的外部力量之间的联系。[※注]罗敏的《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利用近年来公开的海内外档案等材料，重构1931年至1936年间西南与中央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一方面，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通过勾勒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应对和解决西南问题，揭示蒋介石作为政治领袖的成长与局限，分析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对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兼顾地方的视角，通过还原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来审视在中央集权重建过程中失势政治人物与地方政治势力的生存困境。[※注]

在地方实力派人物研究方面，大陆学界对于冯玉祥、张学良的研究开展较早，其中，张学良因其传奇的生命轨迹、在近代史中的独特作用，加之国家统一大业的现实需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民国地方实力派人物之一。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尽管许多民国地方实力派人物，在史学界内外引起广泛兴趣，围绕这些人物的生平，亦有大量传记文献出版，但以通俗性读物居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性著作仍较为缺乏。[※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高兴亚著《冯玉祥将军》，郭绪印、陈兴唐著《爱国将军冯玉祥》，蒋铁生编著《冯玉祥年谱》，景占魁著《阎锡山传》，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荣维木著《李宗仁大传》，肖自立著《陈济棠》等。[※注]

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学界习惯于以“新军阀”指称地方实力派，并认为其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剥削压迫，倾向于将其所作所为均视作以争权夺力、割据一方为目的，对其地方建设举措，亦评价较低。自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学者渐倾向于以“地方实力派”视角取代“军阀”视角，主张客观而具体地分析其作为、评估其地方建设成绩。例如，《新桂系史》提出，给地方派系人物一律扣上军阀的帽子，是不妥当的。“与其将新桂系作为具有完全意义的军阀集团来对待，不如视之为地方实力派，考察他们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更有助于获得切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认识。”[※注]

1978年以来，有关1928年至1932年间地方实力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这又涉及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以及中原大战问题；其二，则是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

1.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实现统一后不久，地方实力派与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骤然尖锐化，并直接引发了一系列战争。对于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学界将其简单地视作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狗咬狗”式的权力斗争而予以全盘否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简单化的研究模式逐渐让位于以事实为依据、并注意到历史复杂性的实证研究。近十余年来，学者更倾向以“中央—地方”视角进行考察，探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地方实力派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

郭绪印从经济、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三方面考察了地方实力派出现及其与把持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争斗的原因。[※注]邓正兵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主义的特点，将其归结为：政治性与军事化兼备，建设性与破坏性并存，与派系斗争共生互动，离心倾向与向心倾向同在。他进而提出，地方主义是使南京政府不能真正实现统一和最后败亡的重要原因，也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注]郭昌文从1928年至1936年间，蒋介石如何处理对付地方实力派与对付中共的角度，考察蒋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问题。[※注]金以林利用近年来海内外公开的档案材料，围绕宁粤对峙前后的国民党派系政治，做了一系列研究，展示各派系之间相互妥协和权力重组的过程。《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阎锡山档案，考察了宁粤和谈期间，下野的阎锡山积极参与反蒋倒张，并借机恢复对山西的控制权的经过。[※注]《宁粤对峙前后的冯玉祥》，利用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冯玉祥个人档案，考察了“非常会议”时期冯玉祥的反蒋活动。[※注]杨树标、杨发祥考察了1927年至1937年间冯蒋关系从联合到分立再到联合的历史轨迹，以及二者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注]徐辉琪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从呼号奔走，坚主抗日，到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勇举抗战大旗的一系列活动。[※注]陈济棠治粤八年间，始终与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以致两次起兵反蒋，梁广裁就此问题做了考察。[※注]金以林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档”，考察从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陈铭枢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揭示陈铭枢此时期对蒋介石的鼎力拥护。[※注]邓正兵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透视点，考察了1927—1936年两广地方实力派关系的演变，认为，粤桂关系的互动实际上是广东、广西、中央关系的互动，粤桂关系的亲疏，也反映了广东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好坏，此种情况反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地方主义势力的强大。[※注]郭正秋考察了东北易帜后到“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东北地方政权上的合作与争斗。他认为，蒋介石南京政府对东北地方政权的机构、体制、人事等方面谋求染指和控制。张学良东北集团一方面适应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对东北政权做了某些改革；另一方面将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南京的渗透、控制予以防范和抵制，并伺机加以扩展。二者总体上是合作的关系，但也不乏明争暗斗，从本质上说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团和地方集团在利益、权力上的分配与争夺。[※注]郭正秋还对1929年至1931年间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组织问题上的争斗做了考察。[※注]佟德元考察了中原大战后，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膨胀，以及在奉系进入华北的过程中，与其他势力特别是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冲突与博弈。[※注]

2.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

1929年至1930年间，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接连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学界围绕这三场战争的探讨集中于1980年至2000年，在梳理战争经过之外，其研究重心在于探讨蒋介石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原因。关于此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学者倾向于强调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及对于权谋的运用，且在革命史叙事影响下，将这些战争归结为新军阀间“狗咬狗”的争斗。自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者逐渐跳出成说，客观地分析战争的起因，细致考察战争中各方行为，探究影响双方成败的具体原因。

关于蒋桂战争，1982年发表的薛谋成著《论蒋桂战争——国民党新军阀史研究之一》，从新军阀混战史的视角，对战争的原因、经过及结果做了考察。1986年发表的刘其奎《蒋介石讨桂战略述论》考察了蒋介石的讨桂战略，认为蒋介石为了实现削夺异己军权的预谋，在蒋桂战争中，运用政治和军事并重的战略手段，首先选定桂系为突破口，再借“湘案”发难，后发制桂，又施展各种阴谋诡计，分化瓦解桂系，然后以重兵讨伐，一举打败了桂系。[※注]对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获胜的原因，2000年发表的曾业英的《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依据台北“国史馆”所藏“蒋档”等史料，从军事学角度探讨了蒋介石在1929年讨桂战争谋略的运用。曾业英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在讨桂战争中获胜，除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外，善于运用军事谋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在战争爆发前始终坚持后发制人，为其武力讨桂赢得了部分时间和人心；战争将发未发之际，他又极其周密地在调遣军队、整顿纪律、瓦解敌军、争取友军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并在战争过程中灵活运用攻防结合的战略战术，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注]

关于中原大战，1984年发表的李静之的《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梳理了战争的全过程，并着重讨论了战争爆发的原因、性质以及蒋介石获胜的原因。受革命叙事影响，作者将战争原因归结为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矛盾的激化，认为其性质是“狗咬狗”的斗争。蒋介石获胜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武器、权术，以及张学良出兵等多方面的因素。[※注]郭绪印的《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决策》一文认为，对于蒋介石获胜的原因，以往研究较偏重于战争双方客观条件之分析，很少论及其主观指导方面的因素。冯玉祥在主观指导方面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不但使其丧失了克敌制胜或有限度的取胜的可能性，亦使其丧失了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注]

关于蒋冯战争，薛谋成的《蒋冯战争述论》讨论了蒋冯由合作走向决裂，以及两次蒋冯战争爆发的全过程。他认为，冯玉祥失败的原因有三方面：兵力不足，供应缺乏；冯军内部矛盾重重，将帅不和；阎锡山的背信弃义，使冯军孤立无援。[※注]孔天熹、段治文的《蒋介石与桂系、冯系、阎系——专论蒋氏取胜的原因》则对三次战争做整体的考察，认为蒋介石取胜的原因在于：他对南京中央政府的掌握；外交上取得英美等列强的支持；控制东南沿海一带的地域优势；获得张学良的支持；以及蒋氏在战略战术上的优势，即采取一系列“攻心战”，运用分化瓦解战术。[※注]

王方中就1920年的直皖战争到1930年的蒋阎冯桂大战期间，军阀混战对于交通、商品流通以及工商业城镇的破坏问题，做了考察。[※注]

3.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形式上统一后，特别是中原大战结束后，晋、桂、粤等系领袖开始谋划采取措施，整顿地方，在政治、经济、交通、军事、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加强建设。[※注]自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学界开始关注20世纪30年代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与经营问题。率先在此领域展开研究的是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的学者。1980年，邓小平在接见陈济棠之子——陈树伯时，评价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随后，广东学者对陈济棠主粤八年间的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做了一系列考察，对于其政策实施效果予以肯定评价，并分析其建设确有建树的原因。[※注]当然，陈济棠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总体来看，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学界在革命史叙事影响下，对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评价较低。[※注]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这种状况逐步发生转变，研究者围绕此问题，做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对其建设政策实施效果，亦倾向于给予更为正面的评价。近年来，20世纪30年代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各地高校及研究机构在此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亦有不少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围绕此问题做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