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不抵抗政策与“不抵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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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遭遇严重的民族危机，亦直接影响了此后民国政局的演进。为应对日本的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及调整了一系列内外政策。在档案文献方面，相继出版了《“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九·一八”事变图志》《九·一八事变》。他利用蒋介石日记，考察“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于内外政策的反思与调整，显示出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虽痛愤于日本侵略，但下不了抗战决心。针对这一论断，黄道炫提出， 1934年，蒋介石的政策倾向已经开始由“攘外必先安内”向“安内攘外”转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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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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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 国民政府 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 不抵抗主义 主义 安内 事变 学界 内外政策 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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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政策与“不抵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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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基调是不抵抗。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不抵抗政策产生的原因及责任等问题，研究者展开了一系列探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研究者提出，张学良只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例如，易显石等所著《“九一八”事变史》提出，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九一八”事变前和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张学良接受并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的思想与蒋介石有所不同，他主张的是“全国抗战”。[※注]至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之说，其主要依据是原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资料。这种观点一时间影响甚广，为许多研究者所接受。直到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公开表示，自己应为“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负责，而不能将责任推给国民政府。大致在此前后，一些学者就不抵抗的责任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例如，俞辛焞指出，对不抵抗问题进行研究，应注意甄别史料，尽量利用一手原始档案；应注意区别蒋、张二人在9月18日之前与之后的言论与指令；应区别二人在“九一八”事变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俞辛焞对以往论著中用以支撑蒋下令不抵抗论断的依据进行了辨析，认为，这些材料几乎都是蒋介石在事变前就中村、万宝山事件致张学良的电文和指示，将其用于证明蒋介石事变后的态度，并不具充分的说服力。他进而提出，张学良和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大体上是相同的，其不抵抗的原因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事变爆发后，蒋、张二人基本上一致认为，这是日军的局部军事行动，因而力避冲突，力求就地解决。这种错误判断，导致错误的对策，即不抵抗。事变发生后，二人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大体相似，直到面对防御锦州问题时，二人发生了分歧。俞辛焞认为，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并未要抵抗，亦未作抵抗的作战准备，他自觉、自主地奉行了不抵抗政策，不能把不抵抗之责完全归咎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当然，这并不能减轻后二者应负的责任。[※注]
针对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之说，曾景忠做了进一步的辨析，并试图澄清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误区。他提出，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所谓张奉行蒋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之说主要依据回忆资料，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漏洞。事变前，蒋、张二人已有共识，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但事变前蒋的“力避冲突”指示与事变发生后的“不抵抗”方针有明显区别。事变发生后的一系列电文证明，是张学良下了不抵抗命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九一八”事变的方针，不可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其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此外，张学良晚年一再说，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注]
冯筱才考察了“不抵抗主义”由产生到退出历史舞台的全过程，并探讨了其产生的背景、影响、教训等问题。他认为，在北大营及沈阳遭袭后不久，东北当局便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产生的背景是：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即认为，中国缺乏与日本作战的实力；中东路事件，更减弱了他对东北国防的信心；对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对策，亦反映出东北当局力避冲突的心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当晚并未下令不抵抗。东北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取得国民政府的默认。撤防锦州，是“不抵抗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热河之战，是“不抵抗主义”的最后一幕；直到长城抗战，中国军队才用鲜血洗去了“不抵抗主义”的耻辱。“不抵抗主义”执行的后果是：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引起全国舆论的广泛抨击，使国内政局更加混乱；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注]
杨天石则进一步探究了“不抵抗主义”的历史源头，提出，早在1928年，在处理“济南惨案”期间，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杨天石进而提出，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的责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与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即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此外，还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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