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胡汉民与“西南政权”
|
来 源
：
|
民国政治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2 | ||
|
摘 要
：
|
虽然1932—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表现出集权之势，但地方实力派对中央的挑战也从未停息过。毛泽东将其视为不同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又不同于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政权的中间力量。”[※注]1932—1937年，以胡汉民为首、以陈济棠军事势力为依托的西南政权是国民党内部最有影响力的反对势力，阎锡山、冯玉祥、龙云、张学良、刘湘、李宗仁、韩复榘等各省军事实力派也都有各自的地盘，实质上各自为政，只在表面上服从中央。在此期间， 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5年的两广事变、以及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三次公开的反蒋军事行动，都对南京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的权威，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胡汉民与“西南政权”。 | ||||||
|
关键词
：
|
实力派 汉民 两广 抗日 福建事变 政权 两广事变 中央政府 国民政府 国民党政权 共产党 |
||||||
在线阅读
胡汉民与“西南政权”
字体：大中小
最初对西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研究大多基于前引毛泽东、周恩来从阶级分析角度作出的基本判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谢本书、牛鸿宾的《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此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抗战时期四川、贵州、广西、云南各地独立于中央军的军事集团，并上溯其历史渊源到北洋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一地区的各系军阀，时间跨度从北洋直到解放战争，勾勒出“代表封建地主阶级、集团利益”的西南军阀，向“代表资产阶级、地方开明士绅等阶级、阶层、集团利益”的西南地方实力派转化的历史过程，并以1937年的抗战全面爆发作为两个阶段的转折点。此书作者同时也指出了从西南军阀到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一脉相承的密切联系，围绕其与蒋介石的分合关系，深入讨论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这些地方实力派是否可算独立的军事集团、是否可算中间势力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并未完全被意识形态话语束缚了独立的历史思考。[※注]
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粤籍元老在1932年汪蒋合流后，在广州分别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合作，形成了与中央对峙的“西南政权”。因为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西南政权”有党统上的合法性，有别于表面上服从中央的一般地方实力派。由于史料所限，谢、牛所著《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一书对国民党内部权力博弈的探讨，尤其是对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政权的研究还很不足。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资料的公开，以及台湾国民党“党禁”结束后一系列党史档案的开放，学者开始利用新获得的档案深入研究西南政权，展现了国民党政权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如何与一般的中央—地方冲突纠缠在一起，对晚年胡汉民的活动也有了新的认识。
杨天石是国内史学界首先利用这批档案研究胡汉民晚年秘密“倒蒋”的学者，他指出胡汉民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以“反蒋抗日”为口号，广泛联络湖南与西南各省（何键、刘湘、龙云等）、华北（冯玉祥、张学良）、海外（美国华侨）的力量。趁华北冯玉祥等起兵抗日之际，胡汉民本想说服广东实力派陈济棠联合西南各实力派独立，但陈济棠消极抵制，错失联合反蒋的时机。至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胡汉民又由于福建方面激进的政治立场而选择保持中立，使中央迅速扑灭“闽变”。此后胡汉民虽然一直坚持反蒋抗日的立场，但是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他也开始寻求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合作，可惜的是1936年5月，他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使西南和中央在政治上的妥协无法实现。[※注]杨天石此后发表多篇论文，以美国、中国台湾各地所藏胡汉民未刊档案为基础，对晚年胡汉民的政治行动及其影响做了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使淞沪抗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激发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反蒋抗日”的潜流有了更清晰的呈现。[※注]杨天石的研究修正了以“剿共”为主线、以共产党政权为主要反对派的传统革命史叙事，凸显了这一时期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政府关系的重要性，并将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和内政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揭示出两者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陈红民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晚年胡汉民的学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依靠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胡汉民言论，揭示了胡汉民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政见变化，主要有抗日和反蒋两方面，并将胡定位为坚持“旧三民主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典型人物。[※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陈红民继杨天石之后，对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分析胡汉民晚年与几大重要势力的互动及政治活动对当时国内政局的影响。此书收录的专题研究都相当有新意，如1931—1936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关系从对立到互动合作的微妙变化、胡汉民对张学良从攻击到拉拢的策略转变、胡汉民组织的“新国民党”及其活动、胡汉民对海外华侨的争取、西南政权与福建事变的关系、西南政权从“抗日反蒋”到“联日制蒋”的秘密外交等。[※注]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陈红民进一步指出“西南”是个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西南政权依靠陈济棠在广东的军事实力，与南京政府对抗，其实质是“政客+军事”的派系集团。然而，胡汉民与粤系国民党元老派是“中央型人物”，其终极目的是回到中央，夺取国家政权；而陈济棠则自知实力有限，满足于偏安一隅，更热衷于地方建设。政治蓝图上的根本差异使两者的联合有着内在的矛盾。由胡汉民和元老派掌握的西南两机关虽然无法插手广州地方事务，但它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也为陈济棠的地方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保持了“西南—中央”的对峙局面。1936年5月，胡汉民因病去世后，这一脆弱的平衡就被打破，南京方面开始着手解决西南问题；在中央的压力下，陈济棠无奈背水一战，发动了两广事变。陈红民认为，胡汉民与陈济棠的关系类似于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合作关系，都是党与军的合作，也都有着“中央型人物”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政治蓝图差异的根本矛盾。这一观察为我们超越政权更替的框架限制，从地方视野重新关注两广地区的政治延续性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启发。[※注]
罗敏围绕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出发，更进一步指出，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后面，是军事实力的角力。胡汉民一方面试图借五全大会召开之际“以党取攻势”，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日本的援助与蒋介石相抗衡，皆为其缺乏军事实力支持而采取的无奈之举；蒋介石则利用陈济棠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离间西南政权内部各派系，借五全大会延期之机对西南施行缓兵之计，待“剿共”战事胜利后，才对失去军事缓冲带的西南实力派施加“和平统一”的压力，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注]
最近十几年史学界对胡汉民和西南政权研究的深入很大程度上仰赖美国和中国台湾的新出史料。这是新史料推动研究进展的一个典型例子。如何将这些有关胡汉民和西南政权的最新研究整合入民国政治史的整体叙事，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地方”关系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有新的全面梳理，是研究者今后面临的挑战。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