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两广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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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32—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表现出集权之势，但地方实力派对中央的挑战也从未停息过。毛泽东将其视为不同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又不同于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政权的中间力量。”[※注]1932—1937年，以胡汉民为首、以陈济棠军事势力为依托的西南政权是国民党内部最有影响力的反对势力，阎锡山、冯玉祥、龙云、张学良、刘湘、李宗仁、韩复榘等各省军事实力派也都有各自的地盘，实质上各自为政，只在表面上服从中央。在此期间， 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5年的两广事变、以及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三次公开的反蒋军事行动，都对南京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的权威，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胡汉民与“西南政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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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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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派 汉民 两广 抗日 福建事变 政权 两广事变 中央政府 国民政府 国民党政权 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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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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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胡汉民突发脑溢血去世，中央政府试图在胡死后解决西南政权的地方割据局面，两广“六一事变”正是对这一企图的因应。史学界最初将其作为反动军阀间的又一次争权夺力，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者开始强调两广抗日爱国的积极性。李静之认为，两广事变中粤桂以抗日为口号，是真诚的爱国行动，因此有别于1931年前的“新军阀混战”；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反映了当时国内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意，但由于其缺乏群众基础、没有提出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表现了其局限性。[※注]夏潮也同意两广事变中主张抗日的积极意义，并将其与此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此后的西安事变联系在一起，认为表现了“国民党阵营内爱国力量于国难当头时的正确选择”；他尤其指出中共在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共因势利导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成了“逼蒋抗日”，不仅联合了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激发了全国的抗战热情，而且也促使蒋介石提高了国共谈判的级别，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注]
陈鸣中的研究则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考察两广事变，他认为，蒋介石始终认为其心腹之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以不愿对两广轻易用兵，而是用“中央”的名义，在政治上对其施加压力，以收买陈济棠部下、分化其盟友等方式解决两广事件。[※注]但这一视角的研究很长时间里都未得学界重视，直到近几年来蒋介石日记和档案等一批新史料的开放，从才重新受到关注。罗敏的研究通过梳理蒋介石日记和蒋档中的《事略稿本》，厘清了学界很长时间以来基于当事人回忆而产生的几处谬误。她认为，蒋介石以传统权术解决两广事变，“对粤施以离间分化与策反收买，对桂则在优势武力之威慑下，以人事、地盘与金钱三者加以笼络与利诱”，因此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主要还是由于蒋介石的权谋，蒋也因此声望大涨。然而，罗敏同时也指出，正是因为两广问题的解决，蒋高估了其政治权威，也高估了“攘外必先安内”策略的正确性，造成了后来西安事变中戏剧性的逆转。[※注]
对两广事变的又一研究视角是从地方实力派的角度来考察。王静在分析两广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时，指出桂系的优越条件在于抓住了“抗日”这张王牌，获得了舆论的支持，而且桂系是久经沙场的地方实力集团，有更强的凝聚力，不容易被收买分化，广西的内政也成绩卓著；这些优势使蒋介石不便贸然出兵征伐，因而选择和平解决。[※注]更为系统地从地方角度来考察两广事变的是邓正兵。他的专著《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1927—1936）》以地方主义为线索研究广东地方实力派。他认为地方主义是由地方意识凝聚起来的地缘性利益集团，通过控制某地行政机关，脱离中央政府管辖，独立或半独立于中央政府。[※注]就两广事变而言，他强调当时南京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博弈，认为这不是“抗日反蒋”或“联日反蒋”，也不是单纯的派系之争，是蒋介石在“安内”政策下统一国内政权的意图与地方实力派希望继续保持独立地位的立场之间无法避免的矛盾冲突。陈济棠本意只是想保护其地方势力，他发动两广事变，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桂系的鼓励。[※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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