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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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32—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表现出集权之势，但地方实力派对中央的挑战也从未停息过。毛泽东将其视为不同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又不同于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政权的中间力量。”[※注]1932—1937年，以胡汉民为首、以陈济棠军事势力为依托的西南政权是国民党内部最有影响力的反对势力，阎锡山、冯玉祥、龙云、张学良、刘湘、李宗仁、韩复榘等各省军事实力派也都有各自的地盘，实质上各自为政，只在表面上服从中央。在此期间， 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5年的两广事变、以及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三次公开的反蒋军事行动，都对南京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的权威，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胡汉民与“西南政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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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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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派 汉民 两广 抗日 福建事变 政权 两广事变 中央政府 国民政府 国民党政权 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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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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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共党史中的重大事件，因此研究得较为充分，但大部分研究都是从共产党的角度出发，从国民政府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1985年杨奎松《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一文将西安事变置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考虑。他指出，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已经有意与苏俄联合，试图借助苏联的力量来抗日，中共方面也表现了足够的灵活性，愿意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因此，1936年国、共两党又开始了重新接触。杨奎松敏锐地观察到中共提出统一战线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密切联系。然而，两广事变顺利解决，英美也开始对日本扩张采取强硬态度，蒋介石自觉有能力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在与中共的谈判中态度变得非常强硬，条件也更为苛刻，而且同时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施加压力，希望借他们的军队消灭红军。西安事变就是在这一情境下发生的。西安事变之所以没有像福建事变、两广事变那样酿成武力冲突，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积极与蒋介石谈判，作出必要的让步，寻求联合抗日。虽然西安事变后、“七七”事变前，蒋介石仍试图消灭共产党势力，但全国各党派舆论已经一致支持和平统一、联合抗日。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也终于完全同意与中共联合抗日。杨奎松在结论中赞赏蒋介石“在这一历史转折的最后关头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在当时民国史学界对蒋介石几乎千篇一律的负面评价中，无疑有着相当大的冲击力。[※注]
杨奎松对西安事变的后续研究，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解密的大量档案史料，指出张学良自1936年初就与陕北的共产党有秘密来往，他从“联蒋抗日”到“反蒋抗日”的转变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并打算在1936年秋与红军联合，攻占兰州，打通苏联，使东北军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下独立出来。共产国际考虑到现实的力量对比，指示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战略，联合张学良、阎锡山、刘湘等地方实力派。然而，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后就迅速转向西北，试图驱使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剿共”，迫使张、杨在没有与中共商量的情况下发动“兵谏”。杨奎松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因为缺乏政治经验而被蒋介石扣留于南京，中共与张、杨最初拟定的西北半独立的计划未能成功，张、杨也失去了对各自军队的控制权，从他们发动“兵谏”的本意而言，是失败的；然而，从大局上看，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停止大规模内战，使中共在绝境中获得生存机会，又可以说是成功。[※注]
黄道炫的研究则指出，蒋介石与张、杨之间的矛盾，并非投降和抗战两种原则立场的冲突，而是蒋介石以自我为中心的片面抗战与中共和张、杨要求团结全国力量全面抗战这两种不同抗战策略之间的冲突。两派分歧的关键在国内政局，而非对日抵抗的外交政策。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包括改组国民党和政府、中央军撤离西北、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联俄联英美法等，在西安事变后也基本被南京方面接受了。[※注]
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学界有各种说法。最初的研究多强调张学良、蒋介石、中共等主要参与者的作用，最近的研究开始关注其他一些牵涉其中的力量，比如宋美龄、孔祥熙等亲英美派、主张武力解决的讨伐派，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使我们对西安事变的理解更为丰富立体。刘家富认为，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细致分析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意图后，率先确定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压制南京的讨伐派，并利用一切力量斡旋于宁陕之间，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努力。[※注]罗玉明等人的研究则指出黄埔系将领虽然在西安事变后分为和、战两派，但他们大多以尽快营救蒋介石为目的，因此即使是其中的主战派也是希望用军事威慑促使和谈早日成功，他们的活动有效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注]左双文利用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史料，研究西安事变后以戴季陶为主的讨伐派，指出当时南京政府中主张讨伐的要人有数十位之多，其中不乏平时与蒋关系颇好的人物，如戴季陶、何应钦、陈立夫、陈果夫等，他们主张讨伐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党国威信和中央政府的尊严，导致内战一触即发；在宋庆龄、宋子文等人的竭力阻止下，和谈才得以成功。[※注]陈汉孝则强调了冯玉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冯玉祥不仅在事发后首先表示支持和平解决，以保护蒋的安全，而且还派部下专门与宋哲元、韩复榘等联络，说服他们不参与武力讨伐；他认为，冯玉祥是出于抗日的民族大义，在相信蒋介石在五全大会后已经决心团结抗日以后，才做出这样的努力。[※注]
由上可见，1932—1937年虽然国民党内部各实力派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内战，但各自为政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在革命史的叙事中，这段历史的主线被归纳为蒋介石使用权谋之术试图羁縻这些离心力量，以便专心对付共产党，但在国民党内部抗日爱国力量的共同反对下，终于转向了联共抗日。最近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论述尚有不足。国民党内部各派反蒋势力，虽然都打着抗日的大旗，但也都有其各自的利益和算计。中国共产党、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各地实力派，在“安内攘外”的大方针下，有着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以“中央—地方”的角力和“集权—分权”的矛盾冲突来补充革命史叙事，恐怕会更接近历史的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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