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及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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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对外在的异己力量采取“安内攘外”政策，同时对内也加强和巩固了对社会的统治。近年来，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如何治理社会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更丰富了我们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李巨澜的研究指出，国民党政权为了控制乡村地区，建立新的乡村基层政权，因此而培养了“一个受过新式教育、依附和服务于国民党政权、迥别于传统的新式乡村精英阶层”，其主体即是国民党政权的区级行政人员，他们确保乡村社会对国民党政权的效忠，以及国家政令的实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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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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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权 国民政府 社会史 民众 左翼电影 制度 文化史 政权 文艺 民族资产阶级 基层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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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及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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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张宪文、陈谦平对国民党政权研究的综述，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学界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政权性质及其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有过一次影响颇大的学术争论：一种认为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代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另一种则认为这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讨论的核心，其实在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及其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而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个非常含糊的概念，落实到具体研究中，焦点往往落在南京政府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江浙财团。正如张、陈二人的综述所评价的，由于江浙财团本身由诸多不同身份的个体组成，既可被归入买办大资产阶级，也可被归为民族资产阶级，而且由于缺乏客观、具体的分析，是否有这样一个财团存在仍需要进一步考量，其政治观点及其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复杂关系，更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注]
虽然近年来革命叙事日益式微，但对国民党政权性质及其阶级基础的讨论并未随之失去研究价值；相反，在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后，这方面的研究反而展现出更强大的问题意识。就1932—1937年而言，国民党政权在结束草创期，进入相对稳定的“训政”时期，同时又面对着国内外巨大的压力，如何充分有效地动员国内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个核心问题。现在大部分研究多集中于民众动员和民众治理，对于如何动员和管控资产阶级、乡绅阶层这样的精英群体，研究相当薄弱，但也不乏佳作。
王奇生通过对1932—1933年发生在上海的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的个案研究，生动地揭示了国民党政权、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他指出，在这场20世纪30年代最大的劳资纠纷中，劳资双方都表现出强烈的阶级认同和对立的阶级意识，而声称代表“全民”的国民党政权处于两者对立之中，未能使任何一方真正与该政权产生认同感，其对纠纷的处理方式也不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这一个案研究有力地挑战了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陈说。[※注]姜良芹对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的研究则指出，这次内债整理案是对江浙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又一次掠夺，很大程度降低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信用。虽然这一整理债务的举措缓解了当时政府的财政压力，对其实施统制经济政策、为抗战做准备有积极意义，但也使私营金融资本与政府日趋疏远，转而将资本投入工商业。姜良芹认为，此次公债整理案中，江浙财团表现出的配合和顺从也体现了其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转变，从1927年的支持、1932年内债整理过程中的对抗，转而沦为政府金融垄断政策下的附庸。[※注]冯筱才的近著《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则从虞洽卿这个核心人物着手，展示了“政商”这一民国时期颇为普遍的现象。在冯筱才看来，“政商”可谓是建立在政客与商人合作基础上的暴利生产平台，具体反映在虞洽卿与蒋介石的互利关系中：1927—1937年虞洽卿逐渐蜕变为依附于蒋介石政治权力的威权型政商，成为蒋在商界的代理人，而蒋介石也回报以各种牟利机会。他认为，政商化现象不仅侵蚀了政府合法性，也败坏了社会价值，对国家健康发展不利。[※注]
农村地区的情况又与城市不同。近年来，国民党政权代表所谓“大地主阶级”的说法已经逐渐消失。李巨澜的研究指出，国民党政权为了控制乡村地区，建立新的乡村基层政权，因此而培养了“一个受过新式教育、依附和服务于国民党政权、迥别于传统的新式乡村精英阶层”，其主体即是国民党政权的区级行政人员，他们确保乡村社会对国民党政权的效忠，以及国家政令的实施，是地方权力的真正控制者。然而，这些新乡绅往往堕落为贪污腐化的保守阶级，为了维护私利，阻碍了国民党政权进行社会整合、推动乡村改良的各种措施，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权农村政策失败的一大原因。[※注]此文虽然提出了“新乡绅”这一颇有解释力的概念，但对其产生的制度背景以及此阶层与上级政府和下属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表明，这一“新乡绅”的崛起，正与国民党政权的乡村基层国家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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