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新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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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对外在的异己力量采取“安内攘外”政策，同时对内也加强和巩固了对社会的统治。近年来，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如何治理社会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更丰富了我们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李巨澜的研究指出，国民党政权为了控制乡村地区，建立新的乡村基层政权，因此而培养了“一个受过新式教育、依附和服务于国民党政权、迥别于传统的新式乡村精英阶层”，其主体即是国民党政权的区级行政人员，他们确保乡村社会对国民党政权的效忠，以及国家政令的实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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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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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权 国民政府 社会史 民众 左翼电影 制度 文化史 政权 文艺 民族资产阶级 基层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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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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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纲领，从改造个人生活习惯的“规矩清洁”入手来复兴“民族精神”，意图对内稳定统治，对外抗御日本侵略，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良运动。这次运动是蒋介石治下规模最大和影响范围最广的国民教育和规训运动，一直延续到抗战以后，甚至在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都仍在继续，但其运动高潮时期还是在1934—1937年。
史学界最初对新生活运动的专门研究较少，一般将其看作“围剿”共产党军事行动的政治辅助。比如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就认为“新生活运动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特点。它以中国古代儒家礼义廉耻的教义为基础，又吸取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公共道德、卫生习惯等方面的某些精神文明，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精神产品”，其目的是“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注]张同新的《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一书对新生活运动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分析了新生活运动无法动员民众、改造民众的原因主要在于儒家思想的腐朽落后、人民要求停止内战的政治诉求、新生活运动的一些要求不切实际，以及国民党自身的腐化堕落。[※注]
20世纪90年代对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是对此前研究的深入和补充，但在基本判断上变化不大。其中比较有典型性的论文有左玉河的《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关志钢的专著《新生活运动的研究》等。[※注]然而，他们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解仍强调该运动加强国民党统治、有助于蒋介石的独裁和思想钳制，表现了保守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文明观念的混合。在周天度等人撰写的《中华民国史》中，对新生活运动的论述也大体不出此窠臼。[※注]
进入21世纪以后，对新生活运动的专题研究逐渐升温，年轻一代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出发思考新生活运动，更多地肯定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切入角度也更加多样，不仅局限于受蒋介石直接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也从妇女运动、国货运动等非政治角度来考察。这一趋势一方面可能受到最近几年学界内外对国民党政权基本判断的影响，对国民党政权从完全的否定向一定程度的肯定转变；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史、文化史等史学分支自下而上视角的影响，对政治史的叙事做修正和补充。
温波的《重建合法性》一书虽然只研究南昌的新生活运动，但从整体上提出蒋介石试图以新生活运动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看法。他的观点跳出了蒋介石为谋求个人独裁的狭隘判断，从政权巩固的角度去思考新生活运动，但他指出新生活运动无法获得民众广泛认同，因此并未有效实现重建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目的，对这一运动失败的基本判断与此前研究相似。[※注]夏蓉和周蕾研究新生活运动中针对妇女的内容，指出国民政府希望通过行政力量“塑造”和“规范”女性，固然是公权力对私领域的入侵，受到知识精英的抵制；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动员女性参与社会事业、提高女性国民意识、教育女性以承担家庭责任的方式为国服务的价值观。[※注]汪思涵通过对《教务杂志》中与新生活运动相关内容的考察，指出国民党政权和基督教之间有保留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基督教以精神理论和社会服务团体的身份加入新生活运动，而国民党政权则借用基督教作为新生活运动的补充和争取国外支持的辅助，二者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具体的服务工作上，并一起被整合进民族救亡运动中，呈现了复杂多元的政教关系。[※注]刘文楠的研究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出发，将这一运动置于从晚清到民国“德治衰退、法治未建”的大背景下，指出在“训政”阶段的威权政治下，新生活运动用警察等强制性国家权力结合传统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体现了国民党政府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意图，但这一治理手段并没有纳入法治的框架，也未能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日常生活设定明确的道德和法律界限，体现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特有的中间状态。[※注]
用社会史自下而上的视角也有助于纠正以往强调新生活运动加强独裁意图的单一叙事。张芳霖通过南昌商人对新生活运动的应对，指出不仅是新生活运动对商人和商业有加强控制的意图，商人也利用新生活运动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变商业凋零的面貌，争取新的盈利空间。[※注]皇甫秋实考察了新生活运动期间浙江的禁吸卷烟运动与国货卷烟厂商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指出对于中央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基层社会有不同的解读。浙江省、县政府的官员从恢复地方经济的角度要求民众戒烟，国货卷烟厂商又从提倡国货的角度推销卷烟，都是对新生活运动的宏观架构根据自身需求和理解，作富有创造性的诠释和利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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