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对文化和舆论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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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对外在的异己力量采取“安内攘外”政策，同时对内也加强和巩固了对社会的统治。近年来，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如何治理社会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更丰富了我们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李巨澜的研究指出，国民党政权为了控制乡村地区，建立新的乡村基层政权，因此而培养了“一个受过新式教育、依附和服务于国民党政权、迥别于传统的新式乡村精英阶层”，其主体即是国民党政权的区级行政人员，他们确保乡村社会对国民党政权的效忠，以及国家政令的实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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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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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权 国民政府 社会史 民众 左翼电影 制度 文化史 政权 文艺 民族资产阶级 基层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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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和舆论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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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稳定，在意识形态上的管理也日趋严密，对文化事业的管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多从管控对象的角度出发，也即左翼文学和文艺、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舆论宣传等，研究的主要基调是谴责国民党政权的保守、专制和反动，对其管控政策和管控机制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略有进展，但整体而言仍处于比较薄弱的水平。
汪朝光对1934—1937年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研究表明，这一机构是由国民党党务、宣传系统的右翼势力主导，受CC系领袖陈立夫文化保守主义和党化思想影响甚深。它一方面承继了此前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政策，严厉查禁内容低俗却兴盛一时的武侠神怪片，以及含有“辱华”“肉感”内容的外国影片；另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对左翼电影限制得更为严密，甚至将此前教育、内政部电检会审查通过的影片再次复查删剪，还波及一些涉及共产革命的非左翼电影。汪朝光认为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虽然表现了国民党集中管理和控制电影的企图，在执行过程中也表现出与警察权相结合的强制性趋向，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左翼电影的勃兴；但在实际成效上，仍不能完全消除左翼电影的摄制、上映及社会影响。国民党既无力改变孕育左翼电影的社会现实，又缺乏足以与左翼文艺圈相抗衡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左翼电影里对爱国和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相通的，因此国民党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的电影检查，呈现出复杂的多重面相，不仅是单纯的通过或查禁。[※注]
在新闻管制方面，杨师群对1928—1937年国民党对新闻报业的管制进行了综览式的梳理。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管制政策主要针对的还是左翼和共产党的新闻舆论活动，对于民营自由报业的新闻管制并不成功。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统治不得不遵循《临时约法》中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而且社会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也已经习惯了新闻出版较为自由的氛围；另一方面也因为派系斗争和治理能力低下使国民党政府不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有效的报刊宣传网和新闻审查机构。与此同时，民营报刊界也善于利用舆论与政府对抗，因此，当时的新闻报刊出版业在一党专制下仍有生气。[※注]
牟泽雄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了1927—1937年国民党的文艺统制。他认为，国民党政权的执政理念和策略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既可以作为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结合而成为专制统制的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与民众和知识精英的爱国情绪结合，成为反抗政府统制舆论的基础，因此国民党的文艺统制呈现出暧昧和多变的色彩。他从文艺政策的制定、文艺社团的组建、文艺媒介的建立、文艺审查的施行几方面考察了国民党政权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艺统制，认为其倡导的民族主义文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很贫乏，在文艺审查上也效果不佳，因此整体而言其文艺统制是失败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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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近年来对这段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建设时期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多从史料出发，试图还原当时复杂的历史情境和各派人物和势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展现历史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也因此更为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事实。二是学者开始更多地采用国民党政权的“内部”视角，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来评价和分析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从“中央—地方”关系来考察南京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三是国共两个政权之间的意识形态壁垒逐渐打破，学者开始观察到两个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制度和政治文化上的相似、延续和共通之处，这不仅将有助于我们厘清近现代中国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对于党史和国史的研究也有助益。四是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史学分支，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对民国政治史的影响在逐渐增强，港台地区和海外的研究对国内研究也有诸多启发，为国内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新线索和新视角。
当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还有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首先，细部的实证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整合为对南京国民政府历史的新的叙事，基于个案的局部研究也需要有更清晰的问题意识，以免在“碎片化”的研究中失去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其次，政治史研究若要透过表面上的权力博弈和具体事件的展开深入到对结构性变化和历史大趋势的把握，还需要不断与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其他史学分支对话，取长补短，把政治史对权力关系的敏感与其他史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将精英与平民的历史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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