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打边谈”是战后初期国共关系的基本格局。在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共对垒的政治局势下，国共双方一面寻求政治上、军事上的妥协，一面为下一步的斗争积极准备，1945年8月下旬延续至10月上旬的国共重庆谈判，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下进行的。这次谈判是战后国共双方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与毛泽东亲自出席的、有关战后国共关系和中国政局的一次重要会晤，也是战后政治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关重庆谈判的论著亦比较丰富。[※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就战后国共交涉先后选编过《重庆谈判资料》《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停战谈判资料》等几部资料集。[※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撰出版了《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注]对重庆谈判的一些基本史实进行了呈现。还有一些专著中涉及有关重庆谈判的部分，例如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汪朝光的《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等，对重庆谈判的背景、过程、内容、性质、结果等问题，都进行了全面、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友岚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重庆谈判述论》中认为，在抗战胜利初期，国际国内形势普通要求和平，国共两党也均有进行和谈的诚意。中共希望通过和谈促进民主改革，成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则希望和平方式统一中国，收编中共军队。会谈中，中共提出十一项方针，包括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领导地位、和平建国，承认解放区政权及军队，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结束党治、召开国民大会、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蒋介石则提出四点原则，除对中共军队整编数字予以明确规定（最高保留十二个师）和指出解放区问题“绝对行不通”之外，其他均予以敷衍搪塞，并无平等协商精神。谈判中激烈争执的问题有：解放区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各党派会议问题。最终签订《双十协定》，主要问题未获解决，国共双方均不满意。后来的“停战谈判”和政协会议，是此次谈判的延续。纵观双方策略得失，国民党的和谈方针实质则为：对中共，或以和平方式“统一”之，或以武力消灭之，两者必居其一。重庆谈判没有达到蒋的目的，诉诸战争则不可避免。而中共对和平局面过于乐观，对国民党的战争政策估计不足，过早地肯定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反映了认识上的局限。[※注]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研究者对重庆谈判的国际背景、双方决策的制定过程、双方的得失和重庆谈判的历史影响，重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中指出，战后重庆谈判与战时国共谈判有着明显的连续性，蒋、毛会面的问题并非在抗战结束才提出来，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蒋、毛就设想过由他们二人直接会谈以解决国共之间的问题。双方会谈时由美国提供交通和安全保证，也是在抗战期间提出的。重庆谈判所讨论的关键性问题——中共军队、解放区政权、两党关系问题，与战时谈判也是相同的。就中共而言，对于战后政局有两种准备，一是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二是关系破裂，内战爆发。这两条思路一直伴随着国际上的美苏关系和国内国共关系紧张或缓和的状况交错发展，而力争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则是中共政策的主导方向。国民党则本着其一贯考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至少要将其变为没有武装、不掌握根据地、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党派。为此，蒋也准备了“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两种手段，并把军事解决置于首位。作者特别指出雅尔塔协议、中苏谈判及战后美苏对华政策与重庆谈判的关系，在美苏国共的复杂关系中，分析了国共两党对于谈判策略的制定和部署。与黄友岚不同，章百家认为，尽管国共双方都未能依靠谈判实现预定目标，但重庆谈判对毛泽东而言是一个重大胜利，对蒋介石却几乎是个彻底失败。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在1949年以前历史提供的所有国共和解的机遇中，这次谈判是最重要的一次，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最有利于双方实现某种历史性妥协的。战后中国的和平如果能够实现，它必定是与这种妥协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一个似乎是和解进程开端的重庆谈判，最终却成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的序幕。一次和平统一的机会是如何错失的，是我们回首这一历史事件时最值得深思的问题。[※注]

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重庆谈判的研究继续深入，观点再次更新。邓野将重庆谈判放置在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期到战后的总体政治发展脉络中，提出应在两个基本视角下重新观察重庆谈判。首先，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期（1944—1946），中共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对立面是国民党长期推行的“一党训政”。“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构成这一时期政治的基本内容。重庆谈判是在这一政治对立期间发生的若干对抗中的一个回合。而并非在一个全新的政治范畴之下举行的一次全新意义的谈判。其次，重庆谈判是在对日战争结束这一全新背景之下举行的谈判。抗战胜利后，国、共、日三方关系发生转变，原有日占区是变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共的战后地位。从日本投降到毛泽东决定赴渝谈判期间，国共为争夺日占区，在军事、政治、外交三方面展开空前较量。其结果决定了两党在谈判时的力量对比，这是观察重庆谈判的第二个视角。在这两个视角下，邓野认为，重庆谈判是在战后，因美、苏分别确认国民党的唯一合法地位，并决定日占区由国民党接收，由此在政治上，打断了原有的国共关系调整进程，造成中共试图打破国民党法统的政治进程骤然中断，在军事上，因日占区大部变为国统区，极大增强了国民党的实力，这样，在于蒋有利，于中共不利的基本条件下，一个合法的中央政府与一个拥有独立武装的地方政权，以一方对另一方的统一为主题，举行了一次不对等的政治谈判。中共一方面采取迂回方针，以收回“联合政府”口号和承认国民党法统作为谈判基础；另一方面在解放区问题上则寸步不让，最终以维持现状而结束谈判。重庆谈判的过程复杂，然而政治性质却不复杂。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视角来看，重庆谈判是“联合政府”口号在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政治逆流，是国共关系调整与反调整、旧有国家秩序破坏与反破坏的对抗过程之中，中共遭遇的一次严重政治挫折。它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称，而它在宣传上的意义远高于实际的意义。[※注]

重庆谈判之后，国共的基本矛盾并未解决，双方仍处于激烈的政治对抗与军事冲突之中，并以占领更多地盘、尽最大可能争取并确立未来的优势地位为基本战略方针。1945年12月27日，由美国居中调停的国共谈判正式开始。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署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除东北以外，全国基本实现停战。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杨奎松的《1946年国共两党斗争与马歇尔调处》，对1946年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冲突，以及美苏国共围绕和与战问题所展开的激烈斗争，作了详细的评述与回顾。[※注]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的时局变迁，汪朝光以“战与和的变奏”来描述和概括。他指出，重庆谈判之后，国共停战的实现基本上仍然是社会舆论和国际干预等外部因素造成的，缺少真正的内在动因。国共军事较量的相持不下，本可以使停战更具有内在动力，但是国民党自恃武力强大，并不因一时作战的失利而对其军事战略做根本的调整，也缺乏对其党内派系相争的政治生态与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刻反思。而与此同时，中共却从不因其自身力量的暂时弱小而屈服于对手的压力，内部又上下一心，并在其他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因此，在外部环境作用下实现的停战，其延续的环境十分脆弱，对国共两党战场相争的现实也缺乏有效的约束。停战的实现，政协的召开及其达成的协议，虽然为中国展现了和平民主的前景，但结果仍无法将国共两党纳入和平相争的轨道，国共两党最终仍回复于战争，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仍是武装斗争。[※注]

在国共和谈过程中，军队问题一直是双方争执的焦点。国民党试图将中共军队置于党国控制之下，中共则坚持军事独立。1946年2月，在马歇尔调停下，国共达成整军协定，对双方的军队整编原则和步骤达成协议。汪朝光的《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一文，从军事角度研究了战后国共双方军事整编的过程、方法和国民党内部对于军事整编的争议。汪文指出，在此次整编过程中，国共双方都减少了军队人数，国民党军队减员数量更大一些。军队整编给国共双方的作战能力都带来一定影响。特别是对于国民党，整编过程中因处理不当而造成的矛盾，使得人心浮动，军队战斗力下降。[※注]李宝明的《1945年国民革命军的整编》一文研究了1945年国民政府在军事整编中对以胡宗南、陈诚、汤恩伯三大军事集团为主的中央军和对阎锡山晋绥军、龙云滇军、李宗仁新桂系军、余汉谋粤军、西北马家军等地方军事集团的裁减政策。李文认为，在此次整编中，中央军被裁撤的主要是一些使用非正规番号的部队和所辖地方部队。国防部所标榜的“平均裁减”原则并未落实，整编绕开了敏感的军队派系问题，被裁减最多的是各地方军事集团的部队，中央嫡系集团则通过新建军队达到了扩充目的，并通过更换地方军队军师主官、调换编制等方式，加大了中央对地方军事集团的控制。从蒋介石对地方军事集团所采取的不同整编力度可以看出，整编工作同时也是在为内战进行积极准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