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政协会议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
来 源
：
|
民国政治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在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共对垒的政治局势下，国共双方一面寻求政治上、军事上的妥协，一面为下一步的斗争积极准备， 1945年8月下旬延续至10月上旬的国共重庆谈判，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下进行的。杨奎松的《1946年国共两党斗争与马歇尔调处》，对1946年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冲突，以及美苏国共围绕和与战问题所展开的激烈斗争，作了详细的评述与回顾。汪朝光的《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一文，从军事角度研究了战后国共双方军事整编的过程、方法和国民党内部对于军事整编的争议。 | ||||||
|
关键词
：
|
国共 军事 政治协商会议 国民政府 整编 政治 谈判 战争 二中全会 内战 军队 |
||||||
在线阅读
政协会议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字体：大中小
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很长时间的中共党史叙述中，被认为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处于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斗争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由中国共产党提议、国民政府召集的，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商讨国家大计的公开会议。[※注]因此很长时间里也是战后政治史研究的热点。[※注]20世纪80年代初，丁金平等学者在《四川大学学报》上发表《一九四六年政治协商会议纪略》一文，逐日记录了自1945年12月16日至1946年4月7日之间与政协会议有关的各种事件。当时的观点认为，这次政协会议，是蒋介石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召开的，历时22天，始终充满激烈的斗争，最终通过的五项决议，虽然与中共的要求还有距离，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和平、民主、团结。而无论会议召开前、会议中还是会议结束后，蒋介石都竭力阻挠达成协议，直至完全撕毁各项决议。[※注]1984年，同样在《四川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王干国的《试论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来》一文，对政协会议有关背景和史实作了更深一步的探讨。作者指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来，大约有四种说法，一说以王云五等为代表，系由国民参政会发动，并由迭次国共会谈所促成；二说以桂崇基等为代表，系由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于1945年2月向中共提出；三说始于六参政员1945年7月访问延安，此说以左舜生为代表；四说政协会议源于重庆谈判之《双十协定》，此说和者甚众。而作者认为，政协会议的由来，追根溯源，始于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随后，林伯渠又致函国民党，周恩来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皆号召国民党当局改变政策，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如果没有中共召开党派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提议，就没有以后政协会议的商讨和召开。[※注]
进入90年代以后，史学界对于政协会议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观点也有根本性的更新。邓野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间国共力量的“平衡”与政争》一文中，将政协会议的召开理解为一种“不期而至的西方政治原则”的体现，这就是多党制的政治原则。作者认为：政协会议本来是商谈重庆谈判的遗留问题，中共最初对此并不积极。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强调必须将一党训政制度加以修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发表，国际背景再度变换，中共态度亦相应转变，开始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重庆谈判时以军队国家化为主题，政协会议则变为以为政治民主化为主题。政协会议的实质是要求政府改组，与之相关联的便是如何对待一党训政的法统。国民党内部在这一问题上也发生了分化。政协协议是“政治方式”推行以来，国、共间唯一一次全面达成的协议。其实际成果主要体现为多党制理论在政治上战胜一党训政理论。但协议的形成主要是基于某种现实的、暂时的需要，如缓和武力对峙等，因而本质上是脆弱的。[※注]
汪朝光在《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以政协会议及国共关系为中心的研究》一文中则进一步指出：1946年早春，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各项决议，使中国出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难得的一次民主化进程。政协会议为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提供了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是在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产生的。战后中国人民普遍要求安定，国际冷战格局还未最终形成，这造就了以政协会议为开端的民主化进程。但是，这一契机稍纵即逝。在会后一段时间，中共希望由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国民党却囿于由一党独尊的“训政”和一党主导“宪政”统治理念和自身的既得利益，漠视这一来之不易的民主化契机，动摇反复，使两党之间一度缓和的疑虑又再度加深，导致政协会议所打开的民主之门又重新关闭。国、共两党，各有其所代表的利益，由于长期对立，缺少互信，又各有武装，最终由局部冲突演变为全国内战。政协会议前后的民主化进程，是近代中国不绝如缕的民主化进程中较为特殊的一次，它是在国共两党泾渭分明的政治分野以及长期武力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其可行性小而失败亦速。因此，对于国共两党而言，政协会议最终不过是提供了又一个政治斗争的舞台，根本的结局仍要靠战争决定。[※注]
政协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决议。如果这些决议付诸实施，意味着国民党将失去其一党独裁的地位，改变所谓的“一党训政”政体。因此激起了国民党内部强烈的不满情绪。邓野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一文中指出：在1月31日政协闭幕当天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谷正纲“反对宪草协议甚烈，至于流泪”。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2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以CC系为首的一些国民党人提出，政协宪草原则中关于省制定“省宪”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建国大纲》中的规定。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的条款，违反了五权宪法学说，因此违背了三民主义。于是在1946年3月1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政协会议问题与中苏条约问题、东北问题，共同构成会议的主题。作者指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国民党内部危机的爆发，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巅峰走向破裂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内各派系就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发生激烈争论，而蒋介石也被党内反对意见影响，反映出其在战后战略决策中没有重心、没有路线、政治动摇。各种矛盾冲突最终形成巨大的政治破坏力，使国民党从政协会议全面倒退。[※注]
汪朝光进一步指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战后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它不仅全面检讨了国民党的战后政策，确立了国民党战后政策的基本走向，而且着重讨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关系之相关问题，深刻影响了战后国共关系走向。汪朝光深入研究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于政协及中共政策的争论，指出：国民党内部关于政协的争论，反映了战后党内对内外环境和国共关系的不同看法。以CC系、黄埔系和若干坚持反共立场之高官为主的强硬派，视政协为应付时局之举，以和待战。以政学系、英美系和若干与蒋接近之高官为中坚的温和派，主张考虑国内外大势，与中共谋和。与邓野的看法不同，汪朝光认为，蒋介石对于政协决议也十分不满，感到“忍辱负重”“至感痛苦”，并谋划如何推翻政协决议。最终，主张对共缓和政策的温和派失势，强硬派全面反攻，在蒋的默认与支持下推翻了政协决议。重启了内战之门。强硬派的主张与行动，是国民党面临可能失去一党垄断权力时的本能反弹，他们对国民党特殊利益的维护，在党内有深厚的基础。政治斗争的结果说到底不过是利益的再分配，而政协决议及由此开启的民主化进程将要实现的利益再分配，对于国民党这样长期把持政权、沉湎于特权而不思进取的政党而言是不利的。因此引致他们激烈的反对也并非意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后果，使国共关系由相对缓和而急转直下，终结了自政协会议开始的战后政治民主化进程，最终导致内战战火再起。[※注]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