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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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共对垒的政治局势下，国共双方一面寻求政治上、军事上的妥协，一面为下一步的斗争积极准备， 1945年8月下旬延续至10月上旬的国共重庆谈判，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下进行的。杨奎松的《1946年国共两党斗争与马歇尔调处》，对1946年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冲突，以及美苏国共围绕和与战问题所展开的激烈斗争，作了详细的评述与回顾。汪朝光的《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一文，从军事角度研究了战后国共双方军事整编的过程、方法和国民党内部对于军事整编的争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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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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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 军事 政治协商会议 国民政府 整编 政治 谈判 战争 二中全会 内战 军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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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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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国共双方最直接的较量。战争的胜负最终决定了一个旧政权的覆灭和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在战后国民党相对于共产党强大的军事优势下，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手下军事将领，对于打一场全面内战，都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国共内战却以中共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国共战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就编写了《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97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全国解放战争史》5卷，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1990—1998年，解放军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第二野战军战史》《第一野战军战史》《第三野战军战史》《第四野战军战史》。从1998年到2004年，人民出版社共出版“解放战争历史纪实”丛书六卷，包括刘统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中原解放战争纪实》，袁德金、刘振华的《华北解放战争纪实》《西北解放战争纪实》，以及金立昕的《中南解放战争纪实》。[※注]对于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关于具体战役、战时地方经济社会状况，以及解放区建设的著作和论文更是不胜枚举。[※注]刘信军的《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述评》，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有关东北解放战争的著作、论文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整理和介绍。[※注]应指出的一个现象是，以往大量对于国共内战的研究都集中于“解放战争”的视野之下，对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民众运动比较重视，对于国民党军队及其战略战术的研究比较忽视。自2000年以后，这种现象逐渐改善，对于国民党军队及军事战略方针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国民党在内战中军事失利的原因探析，成为战后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民党领导人的指导方针、政治决策、战略战术、国民党的军事工业等问题，都有学者进行论述，这使我们可以将国共双方进行对比，较为全面地理解国共战争胜负的历史原因。
关于国共双方统帅的军事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金冲及《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胜负，同双方的战略指导方针是否正确直接相关。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根本不同。蒋介石以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力图先夺取重要城市，进而控制交通线，分割解放区，再进行“分区围剿”消灭解放军，变解放区为国民党统治区。而毛泽东却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只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指导方针的产生，植根于双方代表的不同社会力量。人民解放军并非蒋介石所认为的流寇，它的指挥员和战士来自土改后翻身的农民子弟，内部团结，士气高涨，能不怕疲劳地全面作战，又能得到当地农民的全力支持，能就地取得必要的人力和食品支援。这是蒋介石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无法做到的。国民党军队一时占领了地盘，也无法实行有效统治。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贯穿在整个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结局。关于双方统帅的作战指挥能力，作者进一步认为，衡量一个军事统帅是否具有远大战略眼光和驾驭复杂多变局势的能力，要看他能否对全局的发展变化及时掌握、清醒判断，并预见到下一步的可能发展，还要看他能否对面前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而有效的决策，不会因为形势稍有变动就轻易改变决心。而统观三大战役的实践过程，蒋介石作为紧握大权的国军统帅，其作战指导严重脱离实际，对战场局势缺乏客观而全面的了解，临时张皇，被动应付，又主观武断。这种军事指挥能力的高下，是决定国共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注]
对于国民党在内战中军事失利的原因，汪朝光进一步指出，国民党从未形成对战争指导的全盘战略部署和战术规划，而几乎完全依赖于蒋介石个人的认识和决断。而蒋虽然对战争有一套设想，却并未依此而制定出明确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在战术方面，国民党亦存在很多缺陷，例如：作战保守，主动性不够，尤惧夜战、近战和白刃战；协同作战能力不强，各站场、各部队之间缺少配合；指挥和情报能力低下，对战略战术的理解机械而教条；等等。战略既无章法，战术又不断失误，这是导致国民党在军事上不断失利的根本原因。一场战争的胜负，是包含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较量。国民党在准备发动战争之时，对其自身所面临的政治分裂、经济混乱、外交牵制、社会动荡等问题均无妥善应对，一心想以军事解决问题，陷入唯军事论的误区，又不善利用和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最终导致它的失败。[※注]
有关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军事工业发展和军事工业在国共内战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没有专著出版。上海大学王安中的博士学位论文《国民政府军事工业研究》独辟蹊径，从军事工业的角度，对国共战争的胜负进行探讨。作者指出，战后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为国民党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支持了对中共的战争。国民政府拥有完备的军事工业生产体系，照常理应比中共军队提供更加完备的保障，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方面，兵工署在供应武器弹药时，经常无法做到充足供给，三年间欠拨武器弹药数量不少。另一方面，在战场上，中共军队的火力也不逊色于国民党军。对此，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负有很大责任。战后国民党军队大量接受美式训练，导致其在作战方式上的重大变化，对军工生产的要求大幅提高。兵工署着力生产无后坐力炮、火箭弹、冲锋枪等美式武器，却没有顾及美式装备对弹药数量和质量的极高要求。子弹、火药生产恰恰是国民政府的弱项。兵工署对此并非毫无认识，却没有下大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仍然将主要精力用于高端武器的生产。随战争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又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军工生产能力，导致原材料、燃料短缺，愈加不能解决上述问题。所以在最基本的火药供应方面，国民党反而逊色于中共。这说明，国民政府战后的军事工业发展道路存在战略不清晰的问题，成为国民党军在战场上失败的重要原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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